徐海东司令员

王首道/文

我和徐海东同志相处的时间不长，但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徐海东同志当过十一年窑工，从小饱受旧社会的欺凌，深重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使他具有坚强的斗争精神。他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大学校里锻炼成长，培养了他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很高的指挥艺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长驱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徐海东同志正在指挥红十五军团围歼进犯陕甘边区的东北军的榆林桥战役。他听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个莫大的喜讯后，立刻骑上他那匹枣红马，带了几个骑兵通信员，飞驰来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他紧握着毛泽东同志的一双大手,热情地问候，他注视着毛泽东同志消瘦的身体和战士们破旧的衣着知道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急需物资补充。他马上嘱咐陕北地方党和红十五军团的同志大量地供应中央红军粮食和猪羊，并补充服装，解决各种需要。并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详细地汇报了陕甘边区的情况。

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使向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的东北军大为震惊，但蒋介石仍驱使他们加紧向边区进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给予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亲自指挥中央红军一军团，迅速隐蔽地经过保安、安塞，来到鄌县西南的直罗镇与早就集结在该地区的红十五军团部队会合，部署一次歼灭战。

这是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会合后打的第一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这次战役非常重视。周恩来、彭德怀同志都亲临前线，直接领导和指挥。徐海东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第一次与一军团并肩作战，极为兴奋。红十五军团战士们见到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首长和一军团战友，欢欣鼓舞地高呼:“向中央红军学习!”

直罗镇是由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鄌县道路上的一个大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居民约二百户。该镇三面环山，南北有连绵的山岭对峙。两山之间为一狭长的河谷，仅有一条可供步兵和骡马蜿蜒行进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指示徐海东同志等带领团以上指挥员登上直罗镇附近的高山察看地形，大家都交口称赞这是个天然的口袋阵地。于是决定把敌人引进直罗镇，然后收缩口袋，从南北两面夹击，予以歼灭。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东北军一〇九师在师长牛元峰率领下，兴高采烈进到直罗镇。镇内看不见一个红军，连老百姓也走得干干净净。牛元峰盲目自大,轻视红军,所以他没有指示部下构筑工事。全师官兵连走带打劳累了一天，分头在老百姓家里搜索出一些米、面、鸡、鸭、小猪等，吃得心满意足，便倒头呼呼大睡。

入夜后，毛泽东同志按预定部署，下达作战命令。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当时急行军从隐蔽集结地连夜赶到预定阵地，将直罗镇严密包围起来。毛泽东同志向徐海东等指挥员一再嘱咐说:“要的是歼灭战!”二十一日拂晓，红军分两路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杀声震天。东北军一〇九师从梦中惊醒仓皇组织战斗，被压缩在两山之中的重围里,狼突豕奔都被红军由山头和山下卡住，纷纷交枪投降。牛部团长石世安，因见大势已去，自戕而死;另一团长郑维藩亦因伤重而亡。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已被我歼灭大部。

牛元峰带着师部少数官兵逃到镇南山一高地的土围子里喘息，企图顽抗待援。他万没料到援军还未到直罗镇，就被红军击溃。牛元峰眼看援兵无望，当晚率残部向西南方逃窜。我七十五师战士紧紧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条'牛’牵回来!”约摸追了四五里，牛元峰身边只剩下一个参谋处长和一个随从副官。当追踪的红军逼近时，他走投无路，只好自杀。直罗镇战役以敌一〇九师全部被歼而告结束。

徐海东同志在直罗镇战役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立下了大功。我听到他多次谈过直罗镇战役的经过，却从未提及自己。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地区，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毛泽东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一夜之间，我军就突破了阎锡山的天险河防，使腐败的阎锡山军望风披靡。我参加了这一行动，先在红一军团，后到红十五军团，和徐海东同志朝夕相处，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他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和作战方针进行的一系列战斗。在山西孝义县兑九峪战斗后，毛泽东同志决定，两军团分路活动: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进逼太原，直趋晋西北;红一军团沿同蒲路东侧南下，挺进晋南地区,“各撒一网”。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下，一直打到太原近郊的晋祠。

我军东征，扩大了抗日声势，打击了日寇的疯狂气焰,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利用阎锡山进攻陕甘边区的阴谋。我军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没收汉奸、卖国贼和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穷苦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救国政治主张，建立人民抗日救亡组织，扩大人民武装。我军的抗日行动引起蒋介石和阎锡山的极大恐慌，他们派遣了重兵阻止我军东进，并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积极向我陕甘边区进攻。为了保持抗日实力，避免与优势敌人决战和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在取得许多重大胜利后，我军于五月回师河西。

红十五军团回到陕北略事休整，五月中旬，又奉命西征，胜利完成了迎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光荣任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震撼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国民党亲日派分子张牙舞爪，调动军队威胁西安，企图发动“讨伐”战争。党中央主张南京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派了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前往西安参加谈判。由于红二十五军在与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时声誉好，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向周恩来同志建议，派该军协助他们抗击何应钦向潼关的进犯。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同志亲自向徐海东同志交代了任务，命令红十五军团马上出发去保卫西安，与张、杨部队共同打退亲日派的武装进攻。我们从甘肃海源急行军向陕西进发。徐海东同志过去在我印象中是一员虎将，他由于小时家穷，没有很好地上学，后来又投身军旅，戎马倥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青山大学毕业”，只是粗识文墨。但他对知识分子却极尊重。这次我们率部进入东北军、西北军防区，与友邻配合作战，有大量的统战工作要做，不但要开辟对东北军、西北军上层的统战工作，还要和东北军、西北军下层的广大士兵建立友谊。徐海东同志谦虚地对我说:“做统战工作要依靠你老弟和李克农同志，你是我的高级参谋。”沿途，我们共同分析将要接触的东北军、西北军上层人员的经历和心理，并研究了对待的原则和方法。由于我们坚决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路上都得到东北军、西北军有礼貌的热情接待，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部队开到咸阳时,周恩来同志特地从西安乘车赶来，告诉我们:谈判已初步达成协议，张学良不听劝阻，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去了;现在东北军与西北军内部很混乱，你们要迅速开到商州，坚决阻住向西安推进的国民党军，以全力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我们的到达，使东北军和西北军感到有所依特，他们极为兴奋。杨虎城将军见到徐海东同志时惊喜地说:“哎呀，你就是徐海东啊，咱们早合作就好了!”他把自己的警备旅,也临时拨归我们指挥，还主动送给我们一批弹药。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见到我们红军的态度那样和蔼可亲，纪律那样严明，大家都欢欣地奔走相告说:“好，好，蒋介石若打起来，我们和红军三军联合，就不怕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一面背信弃义地扣留了张学良，一面调派三四十个师分五路积极向陕西推进，威胁东北军与西北军。我们担负防务的商、雒方面，是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的国民党第五集团军，共有四个师的兵力。我们迅速赶到商州，抢占了城北高山构筑工事,严阵以待。我军开到商州，在军事上给蒋介石以很大的威胁。卫立煌得知东北军和西北军有红军作后盾，打起来对自己不利,便连夜后撤了。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根据谈判划定的防区，红军仍回陕北。周恩来同志从西安发来电报令我们在三天内撤过渭水。我们立刻整装出发,过渭水，经邠州，回到甘肃庆阳驿马关整训。

红军开到商雒一线威胁国民党军侧翼这一军事行动，是党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英明决策，有力地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党中央在西安事变中及其以后的各项正确政策和有力措施，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团结抗日的主张，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因此，中国革命开始了全国抗日战争的新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由红军改编成的我八路军、新四军相继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这时，我被调回党中央工作。以后，徐海东同志担任了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随后在朱德、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参加了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役。一九三八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和王震同志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一九三九年党中央派他随少奇同志去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艰苦转战皖东，劳累病倒在战场上。

徐海东同志不仅是位能征惯战的将领，在思想作风方面也堪称表率。他善于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疾苦。进入陕北后，他一直强调红二十五军要与陕北地方党、政府和红军搞好团结，对刘志丹同志很尊重和敬佩。与中央红军会合后，徐海东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红十五军团要向一军团学习，主动要求中央派干部到十五军团加强工作，对调来的干部都极为尊重和团结。我在十五军团工作时，他和我团结合作，相处亲密无间，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后来，红十五军团的政治工作、士兵工作、对敌军工作等作得和一军团一样。徐海东同志是从当士兵逐渐升上来的，作战时身先士卒，对部队各级情况都非常熟悉。他曾九次负伤，身上留下十七处伤疤。深知伤病员的疾苦，每打完一次仗，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伤病员，一一慰问，协助解决各种困难。体现了上级对下级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深得指战员们的信任和爱戴。

徐海东同志一心为公，严于律已，为人正派，处处顾大局。中央红军经过万里征程到达陕北时，供应比较困难，徐海东同志得知中央需要现金，即命供给部长把十五军团全部现金七千元上交五千元给中央，并把一批布匹、药品、武器、弹药送给一军团。在当时物资万分困难的情况下，这种识大体、顾大局，不搞本位主义和小山头的高尚品德，使中央同志深受感动。他平时个人生活节俭，严格要求自己。一九三九年，他由华北前线调回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身体状况很不好，他的爱人周东屏同志又正生孩子，加之当时边区物质条件很困难，他们生活非常艰苦，而他却咬紧牙关,从不向组织伸手我当时得知后，代表中央照顾了他们一点急需的物品，帮他们度过了困难，这是我应尽的职责，但他却认为是不应享有的待遇，深感不安。他经常感叹地说:“党组织和战友们对我照顾太多了。”

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奔忙，再未凑到一起工作。后来我从东北进关路过大连时去看望他一次，当时，他病得很重。

选自《王首道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