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17-19世纪东南亚华人开拓史诗，越南河仙镇鄚氏家族兴衰史

一部17-19世纪东南亚华人开拓史诗，越南河仙镇鄚氏家族兴衰史

◎思恩编辑部（阿素喇）

明末清初，中原大地战火纷飞，政权更迭的动荡浪潮席卷四方，大批华人被迫背井离乡，远赴南洋寻求生机。在这股移民潮中，雷州人鄚玖及其家族四代人，在真腊（今柬埔寨）属地河仙（今越南坚江省）开启了长达百余年的开拓历程。其家族的命运沉浮，不仅是一部华人海外创业史，更深度卷入了越南阮朝边疆治理、暹罗（今泰国）与真腊的势力角逐，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越南阮朝官员武世营于1818年（阮朝嘉隆十七年）以文言文撰写了一部《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越南语：Hà Tiên Trấn Diệp Trấn Mạc Thị Gia Phả，简称《鄚氏家谱》），记录下了这一家族史诗。本文主要依据此家谱，并结合河仙镇相关历史细节详细讲述河仙鄚氏家族的兴衰史。

一、乱世南渡（约1671-1735）

1655年，鄚玖（原名莫玖）生于广东雷州府海康县黎郭社东岭村（今广东省雷州市白沙镇东岭村）。其父莫仕平为南明官员，因抗清失败而死，国仇家恨自幼根植于鄚玖心中。彼时明清政权交替，清军南下引发的战乱持续蔓延，中原与南方多地民不聊生，白骨露于野。1671年（康熙十年），十七岁的鄚玖目睹家园遭胡虏侵扰，庐舍焚毁，不愿接受清政府统治，遂率宗族、乡党400多人，毅然越海投南真腊国为客。

初到真腊，鄚玖赴乌顿（Oudong，今柬埔寨金边北）朝觐真腊国王巴隆·拉嘉五世。成规模的华人移民能带来先进农业技术与劳动人口，深受东南亚君主重视，鄚玖凭借诚信经商、善待乡邻的品性，在当地民众中迅速建立声望，“乡居而有宠”的他很快被巴隆·拉嘉五世委以总理商贸事务之职，掌管真腊与周边地区的货物贸易往来，常能出入王宫。

身处异国，鄚玖深知孤身远涉，无亲族甲兵之恃，若长期寄人篱下，一旦势弱宠衰，或遭谗言构陷，恐难逃灾祸。为谋长远，他决心先机自为，另辟基业。他看中了湄公河下游三角洲邻近柴末府（今柬埔寨贡布省金船）的茫坎地区（古称方城，高棉语中“方”意为“港口”，即“港口城”，后定名河仙，传说茫坎河上有“仙人”出没，故得此名）。河仙由湄公河下游泥沙堆积而成，水网密布，平坦宜耕，且位于后江（湄公河下游支流）进泰国湾入海口西侧，来自中国、柬埔寨、爪哇等地移民众多，发展潜力巨大。

通过以财货贿赂巴隆·拉嘉五世的宠姬及近臣，鄚玖以“招徕商旅、增加政府收入”为由，成功说服国王，获准前往河仙开拓，获封河仙“渥牙”（Oknà，相当于总督、太守）。

获准开发后，鄚玖充分发挥商业头脑与治理才能。他在河仙开设赌场，征收“花枝”（博彩税），后又在当地发现银矿，迅速积累财富；利用河仙濒临南海、扼守东西贸易航线的地理优势，以低关税吸引外商，招徕海外诸国商船，一时间帆樯连络，货栈林立，使河仙成为“雷琼会馆、潮州会馆”林立的繁华商埠，有“小广州”之称；同时从西属菲律宾及荷属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欧洲人那里学习武备，用商贸利润装备炮队，筑起堡垒、凿掘城壕，强化防务；对流民采取包容政策，招徕华人（多为广东同乡）、马来人、柬埔寨人、越南人等各族移民开荒，给他们分配土地、农具，按籍贯聚居，建起7个村社，其中华人多为前明遗民，所居村社称“明香社”，居所“庯、所、土古、属”多冠“明”字，如“明渤大庯、明渤新庯”等，华、唐、獠、蛮流民丛集，皆予安置。短短数年，河仙从荒无人烟的边陲之地，崛起为东南亚繁荣的商港与移民聚居地，成为货物集散、商旅云集的重要枢纽。

好景不长，1679年（康熙十八年），暹罗（今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纳雷王乘柬埔寨内乱，以援助“正统君王”阇耶·哲塔四世为借口，大肆东侵。河仙地势低平，首当其冲被攻破，鄚玖被俘往暹罗万岁山海津。暹罗将领见其形貌雄毅，言谈有谋略，对其颇为赏识，将其引荐给暹罗国王。暹罗国王亦惜才，任命鄚玖管理暹罗南部商贸。但鄚玖始终牵挂河仙，日夜思归，谋复旧业。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纳雷王驾崩，暹罗内乱，鄚玖趁机潜挈部众，携幼子鄚天锡逃到真腊隆奇地（今柬埔寨白马市）。因真腊仍处内乱，暂无法回归河仙，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初七夜，鄚玖之妻裴氏廪（今越南同奈省边和市人）在隆奇为他生下唯一的儿子鄚士麟（后改名鄚天锡），成为颠沛岁月中的慰藉。

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前后，真腊内乱稍定，隆奇地地域狭小，发展受限，重返河仙的想法始终萦绕在鄚玖心头，鄚玖从隆奇返回河仙，又乘清朝开放海贸之机，与广东同乡缙绅密切联系，招徕商旅、游民，重振河仙。但他鉴于原宗主国真腊受制于暹罗，难以为恃，谋士苏公亦进言：“高绵（真腊）素性狡诈，无忠厚之心，非久依之势。不若南投大越（越南），叩关称臣，借其势以固根基，万一有变，亦有援可依。”此建议正中鄚玖下怀。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鄚玖转而投靠越南广南国，为区别于被视为篡逆的越南莫朝莫氏，改姓“鄚”。广南王明主阮福淍（1691-1725年在位）遂在河仙设“镇”，委任鄚玖为“河仙镇总兵官、玖玉侯”。1714年（黎朝孝明皇帝甲午年）秋八月，鄚玖整修船只，携玉帛、表文，率属下诣阙称臣，正式归顺越南黎朝。黎朝皇帝见其相貌魁杰，进退恭谨，对其忠诚颇为赞赏，当即敕封河仙为越南属国，授予鄚玖总兵爵位及印绶。获封后，鄚玖返回河仙，筑城郭，设官署，招贤才，定赋税，河仙镇作为越南藩属的政治实体自此确立，虽名义臣属广南国，实为一方军阀，依违于越南、柬埔寨之间，是越、柬、暹争夺湄公河下游三角洲的重要中间势力，广南国为争取河仙支持，给予鄚氏诸多优待，使其地位超然。

此后四十余年，鄚玖秉持仁政爱民理念治理河仙：他恤孤贫，惩奸邪，深得百姓爱戴；兴农桑，扩商贸，让河仙民殷财阜，仓廪充实。1735年（雍正十三年），81岁的鄚玖病逝，河仙远近居民闻之哀痛，若丧考妣，足见其在百姓心中的崇高地位。

▲鄚玖塑像

▲鄚氏河仙势力范围

二、文武兼施（约1735-1770年代）

鄚玖去世后，其子鄚天锡（原名鄚士麟）承袭父职，成为河仙新统治者。广南国网主阮福澍（1725-1738年在位）赐其名“鄚天锡”，将河仙镇升格为“总镇”，封鄚天锡为“河仙镇总兵、大都督”。越南朝廷念及鄚玖开拓河仙的功绩，敕诰鄚天锡为“开镇上柱国大将军”，任命其“世袭总兵大都督营”，并赐予红色蟒袍与印绶，以示对鄚氏家族的认可。1736年（乾隆元年），阮福澍又授予河仙镇更多自治权与优待政策：加封鄚天锡为“钦差都督（正三品）、琮德侯”；赐3艘“龙牌船”（龙牌为免税贸易许可证），免船货税；允许河仙镇开1处铸钱局，自行铸币（所铸钱币为“安法元宝”）。1744年（乾隆九年），广南国武主阮福阔（1738-1765年在位）自立为王，将“阮主府”升格为“殿”，刻“大越国王之印”，分辖境为“一镇十二营”，“一镇”即河仙镇。

鄚天锡自幼受父亲熏陶，赋性忠良，文武双全——既博通经史、百家诸子之书，深谙文治之道；又精韬略，善治军，具备出色军事才能。他深知人才为治世之本，建“招英阁”，奉先圣孔子像，厚币招贤，吸引中越及东南亚各地有识之士前来投奔。自清朝及诸海表俊秀之士，闻风来会，河仙一时人才济济，文教大兴，被誉为“东南文教之始”。同时，他广兴学校，教授儒家经典，使河仙“德洽化行，人多美行，女习幽贞”，从商业重镇逐步转变为东南亚南部的文化中心。

为巩固与越南朝廷的关系，鄚天锡主动上表，提出每三年向朝廷进贡税赋，永为常例，表文中称：“河仙之盛，赖朝廷庇护，若专享其利，非臣子之道。”此举获越南朝廷高度嘉许。此后，他积极遵从阮主（孝武皇帝）改革政策，定衣冠制度，兴学校教育，使河仙在制度与文化上与越南深度融合。“蛮獠诸国闻之，莫不钦仰畏服”，河仙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18世纪中叶，广南国的强盛打破了印支半岛东部的实力平衡，柬埔寨在湄公河下游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河仙作为当地强藩与越、柬两国间的缓冲，外交空间日益扩展，迎来崛起契机。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武主阮福阔令“嘉定五营”西侵柬埔寨，柬埔寨国王匿螉源逃奔河仙。在鄚天锡斡旋下，阮福阔答应柬埔寨以补缴前3年贡品、割让寻奔府、雷峯府为代价，撤军。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匿螉源驾崩，亲广南国的匿螉润“权监国事”，却被女婿匿螉馨所杀。在鄚天锡建议下，阮福阔打败匿螉馨，扶植匿螉噂为柬埔寨国王（即帕·乌迭二世，1758-1775年在位）。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帕·乌迭二世投桃报李，将后江以西、湄公河下游濒海的磅逊（香澳，今柬埔寨西南云壤港）、芹渤府（今柬埔寨贡布省贡布）、柴末府（今柬埔寨贡布省金船）、灵琼府（今柬埔寨贡布省隆东）、真森府（今柬埔寨茶胶省朔苏）5府割给河仙镇。鄚天锡将5府转献给广南国试探意向，阮福阔做顺水人情，准许河仙镇接纳，此后鄚天锡疆域倍增，实力骤涨，自称“高棉王”，河仙镇迎来鼎盛时代。

经济上，河仙在鄚天锡治理下持续发展，尤其在锡料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18世纪下叶，广州锡器工艺精良，有“苏州样，广州匠”之谚，锡既是器具原料，也是茶叶包装重要材料，需求量大，但广州缺锡矿，锡料依赖进口，主要来源为印尼巨港（占59.38%）与河仙镇（占30.89%）。据瑞典、丹麦、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18世纪中叶，每年广州“十三行”派往东南亚的约30艘帆船中，85%-90%开往河仙与广南国会安庯；18世纪70年代，河仙镇来船消息甚至会引起广州锡价下跌。不过河仙本身不产锡，转销清朝的锡料仰赖印尼邦加岛锡矿供货，亦有巨港苏丹默许售卖的锡，形成“印尼—河仙镇—广州”锡料贸易环，华商走私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

1747年，真腊国王去世，诸子为争夺王位爆发内乱，国内饥民流离，盗匪四起，大量百姓逃往河仙避难。鄚天锡开仓放粮，设棚安置，救济流亡民众；真腊王子昭螉（昭螉尊）在战乱中走投无路，亦来河仙求援，请求帮助复位。鄚天锡认为此举既可助真腊稳定，又可扩河仙疆域，遂立即奏请越南朝廷出兵支持。获朝廷同意后，他亲自率领河仙镇兵万余人，在嘉定兵协助下，挥师真腊，助昭螉平定内乱，成功复位。昭螉为报答恩情，割泳、芹渤、真、柴末、宁琼五州之地予河仙。此后，鄚天锡继续开拓真腊荒地，将龙川、坚江、镇江、镇彝等地纳入河仙版图，并设官职，定赋税，编户籍，实现有效治理，河仙势力范围大幅拓展。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三月，缅甸（古称花肚国）贡榜王朝国王孟驳（辛标信，1763-1776年在位）乘暹罗内乱，围困暹罗首都阿瑜陀耶城（大城府，今曼谷北）。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四月，阿瑜陀耶城陷落，阿瑜陀耶王朝灭亡，缅军大肆杀掠，暹罗“疯王”武通贲、大王子昭督多被缅甸掳走，二王子昭翠投奔河仙；东南海港尖竹汶府（庄他武里）领主披耶尖竹汶因拒绝华人郑信（祖籍潮州，其父为暹罗富商郑偃）驻军，被郑信强占，亦逃奔河仙。缅甸灭暹罗颠覆印支半岛平衡格局，威胁清朝远东霸权，也令河仙倍感压力。清高宗传檄暹罗支持当地人反击缅甸，令两广总督李侍尧派人到河仙镇打探缅、暹情报，同时派兵直攻缅甸首都阿瓦城（今缅甸曼德勒）附近，缅甸被迫调主力回防，仅留少量军队守暹罗。鄚天锡选择充当耳目，用情报便利清朝制约缅甸。同年十一月，郑信利用父亲人脉，吸收暹罗潮州商帮财力，扩充军力，驱逐缅甸，统一暹罗，开创吞武里王朝（1767-1782年）。郑信崛起后，视收容披耶尖竹汶与暹罗前朝王子昭翠的河仙为威胁，双方矛盾一触即发。

鄚天锡还曾庇护暹罗遗孤。1767年，缅甸大举进攻暹罗，暹罗都城沦陷，国王战死，王子昭华、昭侈腔等皇室成员逃亡至河仙。鄚天锡怜其孤危，以国王之礼厚待，为其提供安全住所与物资，并奏报越南朝廷，谋划助暹罗王子复国。

吞武里王朝初立时，广南国权臣张福峦希望通过河仙干涉暹罗内政，清高宗视郑信为篡逆，拒绝册封，有中、越两大宗主默许，河仙与暹罗开战再无顾忌。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鄚天锡派妹夫、“胜水队该队、丑才侯”陈大定（郑成功部将陈上川之子，今广东湛江市吴川县人）率水、陆军5万，北伐暹罗，驻尖竹汶府，大破郑信派来的3000援兵。但郑信坚壁死守，河仙大军被耗在尖竹汶府2个多月，军中流行疫病，每天病死上百士兵，鄚天锡被迫撤回1万余残兵，郑信因担心缅甸背后偷袭，中止追击。此次战败令河仙镇元气大伤，境内人心惶惶，原被湛江—雷州乡党压制的潮州乡党和柬埔寨土著蠢蠢欲动。同年，河仙接连发生白马山土匪（潮州人）陈大政变、下柬埔寨900多个土著暴动、海盗霍然（潮州人）割据等事件，鄚天锡向广南国上疏请罪，定主阮福淳（1765-1775年在位）的权臣张福峦一面劝慰，一面令嘉定随时援救，但嘉定府官员屡屡借机索贿，令鄚天锡苦不堪言。

▲图中下角的“莫氏”应为“鄚氏”

▲港口国城市图

▲鄚天赐时代最大疆域图

三、沦陷暹罗（1770年代-1780年代）

就在河仙处于鼎盛之际，暹罗政局剧变，为河仙命运埋下危机。郑信建立吞武里王朝后，实行高压统治，河仙因收容暹罗流亡势力，成为其心腹之患。暹罗国破后，华商郑偃之子郑信（郑新）趁乱崛起，他以权谋夺位，僭称牧长，实行高压统治——“服者厚待，不服者举众戮之”，暹罗国内“人心惶惶，怨声载道”。郑信得知河仙庇护暹罗王子后，视其为“心腹之患”，决心铲除河仙。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郑信假意派遣使者前往河仙，提出“两国议和，共分贸易之利”，试图麻痹鄚天锡。鄚天锡素知郑信奸险，识破其谋，决定先发制人，先后派遣女婿徐侯、妹夫陈大定（此前为“胜水队该队、丑才侯”）率领河仙军北伐暹罗。第一次北伐因“消息泄露，郑信早有防备”，河仙军“攻城不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第二次北伐时，军队行至暹罗边境遭遇飓风，“船只损毁，粮草断绝”，加之士兵“不服暹罗气候，瘴癧盛行，日死以百计”，战斗力锐减，再次败给郑信军队。两次北伐失利，河仙军事力量大损，元气更伤。

同年，郑信见时机成熟，率军2万东征河仙，鄚天锡急向广南国嘉定府求救。但此前河仙多次误报“暹罗来攻”的错误军情，嘉定守将宋文魁执意等消息坐实后再出兵，且嘉定五营官员因与鄚天锡“有旧怨，恐其势大”，竟“寝其报檄，拒不发兵”，对河仙求援置之不理。十月初三，暹罗兵临城下，河仙仅1000余兵力。孤立无援的河仙守军虽“凭城固守，列大炮铳御敌”，多次击退暹罗军进攻，但“双方兵力悬殊，粮尽兵疲”。十三日夜，河仙城内出现内应，“夜间纵火焚城，城防崩溃”，暹罗军队趁机攻入城中，河仙沦陷。

城破之际，鄚天锡被迫带领家人与部分追随者撤离。撤离途中，暹罗军一路追击，“军民溺死、践踏而毙者不可胜计”，鄚天锡的子女、妾婢多死于战乱，仅世子鄚子潢等少数人侥幸逃脱。十五日，鄚天锡逃到前江新洲道，被“龙湖营留守”宋福洽所救。郑信攻占河仙后，任命部将陈联驻守，对当地民众“横征暴敛，肆意杀戮”。

广南国不愿坐视湄公河下游沃土落入暹罗之手，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定主阮福淳派嘉定五营10万大军反击，郑信不敌，令部将陈联留守河仙，自己撤回暹罗。鄚天锡抵达嘉定后，立即向越南朝廷“上表请罪，详述河仙沦陷缘由”。越南朝廷派人调查，查明嘉定五营官员“因私废公，拒不援救”的真相后，将相关官员“革职查办，流放边地”，并令嘉定大军协助鄚天锡收复河仙。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越南大军抵达河仙，与河仙残部合力进攻陈联守军。陈联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最终被迫撤离，郑信也率部退回暹罗，河仙得以收复。

收复后的河仙“城郭残破，百姓流离”，越南朝廷拨给鄚天锡“民丁三千、火炮百门”，命其暂驻镇江，安抚流民。在鄚天锡治理下，镇江“流民渐归，商旅复至”，秩序逐步恢复。同时，西山军攻占归仁城（今越南平定省归仁市），广南国需全力对付西山阮氏，急需与暹罗言和。鄚天锡按宗主国指示，带文书、钱帛到暹罗卑辞求和，不敢再称“高棉王”，郑信欣然应允，令陈联从残破的河仙撤回。经此一役，河仙人口流散，只剩残垣断壁，鄚天锡选择留驻镇江道，派儿子鄚子潢留守河仙，河仙暂时恢复平静，但已元气大伤。

▲暹鄚战争形势图

▲暹鄚战争形势图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除了暹罗的威胁，越南国内也爆发了足以颠覆政局的动乱——西山起义。云屯镇税吏阮岳因赌博输光所收税银，被督税官通缉，逃回原籍归仁府西山邑（今越南平定省怀仁县），联合弟弟阮惠、阮吕，以铲除权奸张福峦为借口，率农民暴动，掀起越南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郑圣祖郑森（1767-1782年在位）乘广南国陷入西山起义之机，派大将黄五福、黄廷体、黄廷宝率3万大军南侵，围困广南国首都富春府（今越南顺化市）。富春官将将张福峦绑送黄五福，却未能阻止郑主军队，次年十一月富春府陷落，郑主军队还与西山军联合剿杀广南国残部。定主阮福淳逃往广南省，称“太上王”，封侄子阮福旸为“东宫”；不久西山军阮岳打到广南省，阮福淳令阮福旸留守，自己带另一侄子阮福映逃到嘉定府。

鄚天锡得知阮福淳流亡嘉定后，率诸子到嘉定牛渚拜谒，被封为“国老、都督、郡公”，其诸子也分别受封官职，各回镇江道防守。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阮福淳辗转逃到镇边（今越南同奈省边和市）；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八月，阮岳全据嘉定府，处死俘虏的阮福旸、阮福淳，称帝定都阇槃（今越南平定省归仁市），建立西山朝。西山起义席卷越南，暹罗深感威胁，开始收容广南国流亡势力以制约西山阮氏，九月，鄚天锡率部投奔暹罗，泰王郑信在金殿亲迎，以王侯规格接待，不久广南国阮福氏王子阮福春也逃到暹罗。

1777年底，广南国部将杜清仁收复嘉定，次年拥立阮福淳侄子阮福映为“大元帅”，并派兵入驻河仙。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在河仙巡海的杜清仁部下误将暹罗派往中国广东省的商船当作奸细，连杀50多个泰商。当阮福映派使者赴暹罗，欲接回阮福春和鄚天锡时，郑信刚收到商船被截杀的消息，怒而扣押阮福映使臣。同时，西山阮氏怕暹罗出兵帮助阮福氏，故意让柬埔寨王子匿螉蟜查获一封假密信，信中谎称杜清仁打算与鄚天锡里应外合攻打暹罗。郑信获信后，立即抓捕鄚天锡等人，十月初五，鄚天锡服毒自杀。其庶子鄚子泩、鄚子浚、鄚子添被柬埔寨官员高罗歆藏匿，幸免于难。

▲泰国吞武里街头的郑信雕像

四、家族离散（1780年代）

鄚天锡死后，河仙鄚氏家族陷入群龙无首的离散困境，而东南亚地缘政治格局仍在剧烈变动。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暹罗禁军将领披耶讪在首都兵变，逼迫国王郑信退位。此时正在柬埔寨与西山阮氏对峙的暹罗将领昭披耶却克里（后称拉玛一世）率军回国夺权，杖杀郑信，自行称王，迁都曼谷，开创曼谷王朝（1782-至今）。郑信的暴虐统治引发朝野不满，昭披耶却克里（史称“二王”，与其兄弟共同掌权初期）兄弟趁机发动政变，当众“数郑信专权跋扈、滥杀无辜、苛待百姓之罪”，随后“命卫士将其引出城门诛杀”，正式掌权。

同年，阮福映被西山朝打得节节败退，逃奔暹罗，被拉玛一世安置在曼谷郊外的龙邱。二王继位后，为稳固政权并维护与周边势力的关系，决定“重启与越南阮主朝廷的旧约”。此时，流亡的越南太上皇（原阮福淳，此前被阮岳处死，此处应为阮福映所拥流亡宗室）已辗转抵达暹罗莲城，得知二王掌权后，立即“遣使者携国书前往交涉，乞暹罗出兵助其复国”。二王出于“制衡西山军、扩大暹罗影响力”的地缘考量，爽快答应，承诺派遣大军护送流亡宗室返越。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越南景兴四十五年，甲辰年），暹罗为加强对河仙的控制，委派在暹罗长大的鄚天锡庶子鄚子泩统领原属阮福映的河仙镇。阮福映虽对暹罗的任命感到愤懑，却因自身实力虚弱不敢发作。同年，暹罗二王派遣侄子昭曾、昭张率领水师万余人，与越南流亡势力组成联军，开启助阮复国之战。鄚子泩时年十六岁，此前已被越南朝廷封为“参将理政侯”，此次随军出征，肩负“重振家族声威”的重任。联军起初进展顺利，凭借暹罗水师的强大战力与越南流亡军队的本土优势，“连克坚江、茶温等河仙旧地”，士气高涨。然而，在关键的斜律之战中，暹罗将领昭曾“贪功冒进，不听联军指挥”，还纵容士兵“在占领区掳掠百姓，欺压商户”，导致“民心倒向，怨声载道”。西山军名将阮惠抓住机会，率领大军突袭。联军“阵脚大乱，士兵溃散”，昭曾的部队因“军纪涣散，不堪一击”，最终全线溃败。斜律之战惨败后，流亡宗室被迫再次流亡，命鄚子泩“携国书前往暹罗，向二王责问昭曾、昭张失职之过”。二王得知战败详情后，怒于昭曾“损暹罗声誉，坏复国大计”，当即下令将昭曾、昭张处死，以平息越南方面的不满。直至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阮福映才不情不愿地承认了鄚子泩统领河仙的任命，河仙暂时处于暹罗间接控制之下。

1785年（乙巳年），流亡宗室再次流亡至暹罗，继续寻求二王支持。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年），在二王再次援助下，流亡宗室率领联军第二次返越作战。此战中，鄚子泩“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却不幸“染瘴疾，病逝于军中”，这位承载鄚氏复兴希望的年轻子弟，未能见证家族重返故土。同年，西山朝的阮惠率部攻占后黎朝首都升龙城（今越南河内市），消灭郑主势力，威望日隆。次年，阮岳怕弟弟阮惠尾大不掉，派阮有整接管升龙城，强令阮惠南撤，兄弟间嫌隙渐生。同年，阮岳在归仁府称帝，封阮惠为“北平王”、阮吕为“东定王”，但阮惠此前希望获封广南，封地要求被拒且不满兄长压制，怒而率军攻至归仁城，西山朝陷入内斗。阮岳紧急调回嘉定都督邓文真救驾，导致嘉定兵力空虚，阮福映趁机来攻，却遭西山守将范文参顽抗。1788年（乾隆五十四年），范文参因兵力不足投降阮福映，旋即被杀，阮福映占据嘉定地区，将其作为反攻西山朝的根据地；与此同时，阮惠无视兄长阮岳，公然称帝，年号“光中”，西山朝内部分裂进一步加剧。

也是在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河仙领主鄚子泩已病逝，拉玛一世意图直接掌控河仙，任命泰国人吴魔为“钦差、暂管河仙镇务该奇”，驻军河仙，流露出吞并之意。阮福映虽不愿放弃对河仙的宗主权，但因需借助暹罗力量对抗西山朝，不敢与暹罗公开决裂，遂提出折中方案——建议拉玛一世在鄚天锡孙辈鄚公柄、鄚公榆、鄚公材中选一人担任河仙长官，既拉拢河仙鄚氏家族，又避免直接与暹罗冲突。拉玛一世接受了这一建议，令本国官员陈亨、陈苏父子监送鄚公柄赴任河仙镇长官，同时送回鄚天锡的尸骨。随着战局逐渐向阮主势力倾斜，越南朝廷与暹罗二王协商达成共识：允许鄚氏幸存子孙“护送鄚玖、鄚子泩遗骸返回河仙安葬”，以告慰先祖。鄚氏子孙鄚公柄、鄚公榆、鄚公材、鄚公栖等人奉命执行此事。当他们带着先祖遗骸抵达河仙时，昔日繁华的城镇虽历经战火摧残，“城郭半毁，瓦砾遍地”，但鄚氏族人仍在此感受到了故土的归属感。鄚公柄亲自主持安葬仪式，将鄚玖与鄚子泩葬于河仙屏山，完成了家族“归葬故土”的夙愿。

然而，鄚公柄赴任后，又接受了阮福映授予的“留守、柄正侯”官爵，并改驻龙川道，此举引发拉玛一世不满，降旨怒斥。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阮福映为全力对付西山朝，不愿因河仙问题惹怒暹罗，令鄚公柄返回河仙赴任，且双方暂不通讯，避免刺激暹罗。同年，鄚公柄将祖父鄚天锡安葬于河仙屏山（今越南坚江省河仙市），完成了鄚氏家族归葬故土的心愿。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鄚公柄病逝，河仙控制权落入此前监送鄚公柄赴任的暹罗官员陈亨、陈苏父子手中。阮福映见状，立即另派官将驻守原属河仙镇的龙川道、坚江道，形成暹罗与阮福氏对河仙镇辖境的事实分割。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西山朝光中帝阮惠驾崩，15岁的嫡子阮光缵继位，是为景盛帝。景盛帝根基浅薄，重用太师裴得宣压制功臣勋贵，大将吴文楚又与武文勇、陈文纪等宿将内斗，西山朝内乱频发，摇摇欲坠。次年，西山朝中央皇帝阮岳驾崩，其子阮小朝继位，景盛帝仅封阮小朝为食邑1县的“孝公”，并派官员接管阮岳旧地归仁府，阮小朝怒占归仁城，派使者向阮福映求救。阮福映令尊室会、阮文诚率军相助，然大军未到，阮小朝已被景盛帝擒杀，但西山朝的衰落已不可逆转。

1799年（嘉庆四年），拉玛一世为继续掌控河仙，选派亲近暹罗的鄚天锡庶六子鄚子添为河仙领主。迫于暹罗压力，阮福映加封鄚子添为“河仙镇钦差镇守、该奇、添禄侯”，作为交换，阮福映将原属河仙镇的龙川道、坚江道正式划归自己辖下的永镇营，并将河仙镇每年可到阮福氏地盘买粮的数量限制在1万斛以内，河仙鄚氏家族的权力进一步被削弱，需在暹罗与阮福氏之间艰难平衡。

▲泰国拉玛一世雕像

五、阮朝统一（19世纪初）

1799年（嘉庆四年），阮福映乘西山朝内乱，再次进攻归仁府，其部将阮文诚在广义大破西山朝大将武文勇所率援军，西山朝守将黎文清弹尽粮绝被迫投降，阮福映将归仁城改称“平定城”。1800年（嘉庆五年），西山朝陈光耀、武文勇反攻，占领平定城附近城镇，围而不攻试图逼降旧阮守将；1801年（嘉庆六年），阮福映北上支援平定城，却采纳守将武性的建议，乘西山朝主力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西山朝首都富春府，景盛帝逃到升龙城，投奔北河节制阮光垂。1802年（嘉庆七年），阮福映攻占升龙城，阮光垂自杀，景盛帝被五象分尸，西山朝灭亡。阮福映正式称帝，年号“嘉隆”，定都富春府，开创越南阮朝（1802-1945年），越南重新实现统一，“天下归心，四方安定”的局面终于形成。

阮朝建立后，对功臣旧臣进行大规模封赏。鄚氏家族因“世代忠事阮主，助平内乱，开拓边疆”，再次获得朝廷重用：鄚子添继续担任“河仙镇正钦差”，重返河仙主持政务——此时的河仙虽不再是昔日半独立的藩镇，而是阮朝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但鄚氏仍保有对故土的治理权，负责“安抚百姓，征收赋税，维护地方秩序”；鄚氏后裔鄚公榆、鄚公材等人被授予“叶镇”“该队”等官职，分管河仙周边乡镇事务；鄚氏孙辈鄚侯爔、鄚侯耀、鄚侯烽等年轻一代，亦凭借家族荫庇与自身才干进入官场，或任地方佐官，或入军中任职，延续了鄚氏家族与越南朝廷的紧密联系，真正实现了“世受国恩，代代相传”的传承。同时，阮朝开始逐步收回河仙的控制权，调整对河仙鄚氏家族的政策。1803年（嘉庆八年），嘉隆帝阮福映为压制亲近暹罗的河仙镇守鄚子添，将河仙镇降为嘉定城下辖的“附镇”，削弱其政治地位；1806年（嘉庆十一年），嘉隆帝虽加封鄚子添为“钦差、掌奇”，继续授予免税特权，但将原属河仙的龙川道、坚江道税收附在永清镇名下，上交中央，剥夺了河仙的财政自主权。

1809年（嘉庆十四年），暹罗拉玛一世驾崩，其子拉玛二世（1809-1824年在位）继位，内政未稳；1810年（嘉庆十五年），亲暹罗的河仙钦差镇守鄚子添病逝，嘉隆帝抓住这一良机，委任“该队、严正侯”吴依俨为“参论”、黎进讲“权领河仙镇事”，接管河仙，本应继任领主的鄚公榆被撤职查办。此时暹罗正与缅甸交恶，后方受制，虽对阮朝接管河仙不满，却无力干涉，河仙正式纳入阮朝直接统治体系。

1811年（嘉庆十六年），嘉隆帝委派“嘉定城总镇、钦差、掌振武军、仁郡公”阮文仁、“钦差、户部尚书、协总镇臣、安全侯”郑怀德（祖籍中国福建长乐县）镇守河仙，进一步巩固对河仙的直接管辖；1812年（嘉庆十七年），鉴于河仙统治已稳固，嘉隆帝取消针对鄚子添的粮食限购政策，将原属河仙的龙川道、坚江道从永清镇划回河仙镇，恢复河仙完整辖境。

为表彰鄚玖开拓河仙、忠心事主的功绩，同时安抚鄚氏家族，阮朝朝廷特意下旨，在河仙屏山脚下为鄚玖建立“忠义祠”，许以春秋二季官方祭祀，让后世百姓铭记其开拓之功；同时恩赐峰岸一地，令鄚氏子孙世代收取此地赋税，作为忠义祠香火之资，给予鄚氏家族荣誉上的最高认可。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嘉隆帝为尊重河仙鄚氏在当地的传统地位，封鄚玖曾孙鄚公榆为“河仙镇叶镇”（“叶”为“协”的越南俗体写法）；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又加封为“河仙镇镇守”，让鄚氏家族保留一定的地方职权，延续与阮朝的联系。

▲1820年的河仙地图（金楼白象 绘制）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嘉隆帝去世，其子阮福晈继位，是为明命帝（1820-1841年在位）。明命帝继位后，开始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1825年（道光五年），鉴于阮朝在河仙的统治已稳固，明命帝削减河仙镇的免税特权，按嘉定城税额的30%对河仙镇商船征税，河仙的经济自主权被进一步压缩。

1830年（道光十年），河仙镇镇守鄚公榆退休；1831年（道光十一年），明命帝封鄚公榆之兄鄚公材为“河仙镇镇守”，作为名义上的河仙统领，鄚氏家族的实际权力已大幅缩水。1833年（道光十三年），嘉定省藩安城（今越南胡志明市）爆发黎文俚起义，农民军全据嘉定省，并占领定祥镇（今越南前江省美萩市）、河仙镇等重镇。河仙镇镇守鄚公材、前任镇守鄚公榆（鄚天锡孙）、鄚公榆之子鄚侯熺、鄚侯燿全部接受了黎文俚所授官职，卷入叛乱。

1835年（道光十五年），藩安城被阮朝政府军攻陷，此时黎文俚已病死，明命帝将其余起义领袖押送首都升龙城处决，接受伪职的鄚氏成员也被押回首都受审。鄚公材、鄚公榆病死狱中，鄚侯熺、鄚侯燿入狱不久后获释；嗣后，鄚侯燿借出使暹罗之机，投奔曼谷王朝，鄚侯熺后又入狱，最终莫名死去。经此一役，河仙鄚氏家族遭受重创，彻底失去政治地位，虽未完全消亡，但已风光不再，再也无法恢复往日作为河仙实际统治者的荣光，其百余年的开拓与统治史，就此落下帷幕。

▲1869年的河仙地图

▲河仙郑公庙

▲越南坚江省河仙市今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