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家做8年的保姆，走时顺走一个金镯，我没追究，她却打来电话

屋里少了一个金镯的时候，李桂香刚好把她那只蓝色的帆布包背上，站在门口，说她要回老家看看儿子。

我站在玄关，手里还拿着一把刚换下来的螺丝刀，胶布缠过的柄有些黏，指腹贴上去，像是按住了什么话。

“路上慢点。”我说。

她点头，看看我，又看看屋里，眼波像冬天的水面，暗暗的。

门轻轻一合上，我的心里生出一个小口子，往外漏冷风。

我没追究，但夜里手机亮了两次，都是陌生号码，我没接。

第三次，我在工具间里，手套紧着，还是接了。

“周师傅，”听筒里她的声音低得像被压住的草，“我做错了事，想和你说一声。”

第1章 金镯子的来历

金镯子放在客厅里那个红木小柜的第二层，木柜是我父亲生前用榫卯拼的，摸起来细致温润，说是红木，其实是老樟子木，时间久了，颜色红得像火里烤过。

镯子不大，金色不耀眼，圆圈里靠里侧有两行细小的字刻着，父亲年轻时学铜工，拿着小锉刀一笔一画刻的，“与君偕老”四个字，再下面是母亲的名字。

母亲年轻时爱戴，逢年过节就戴上在菜市场里转一圈，左邻右舍看见了，问你这可真好看，她就把手往袖子里一缩，笑，嘴角一翘，眼睛里的纹路都跟着弯起来，那是我小时候记得最清楚的一种笑法。

后来母亲老了，心脏不太行，有时候在沙发上喘，一只手按着胸口说别太紧，我看她的手腕，不再戴了，镯子收起来，轻轻放在红木柜里，像把一段旧日收在一个盒子里。

父亲的走得早，一场工地上倒了的塔吊把人压在下面，他踩着钢梁的脚下没抬起来，整个车间的人都哭了，母亲那天没哭，回家把镯子摘下，说这东西太亮不吉利，过几天又把它擦干净放回去，哪里舍得不看。

我读书的时候，工厂里还有表彰大会，一个红黑字的条幅挂着，风从窗子里吹进来，条幅边缘翻卷，在台上总会有名字叫“劳动模范”，父亲就站在队伍里，穿着蓝色的工装，手上缠着白纱布，他那时笑得不露牙，只是眼睛眯起来，我站在下面仰着脖子看，觉得父亲站得很高，像车间那架吊着的行车。

后来厂子变了，拆拆合合，新设备来，老师傅散，年轻人不爱学这些，去送快递，去开网店，速度更快，钱来得也快。

我跟着留下，转到地铁公司做设备维修，还是和铁打交道，机器的脾气有点像人，你跟它磨熟了，它就愿意在你面前动起来，生气的时候，你得哄哄，拿油擦，拿布擦，跟个老人似的。

我有时觉得自己身上也有一股老味儿，和父亲年轻时差不多，手上磨出硬茧，冬天的时候裂开，往里白乎乎，妻子高琴看了烦，总叮嘱抹护手霜，我笑笑，洗完手就忘。

那只金镯子，在我心里不只是金子，像一段话，父亲留下的，亮亮的，安静放着，提醒我们，不要忘了那四个字。

母亲现在记性时好时坏，有时候开饭了，她会问：“你爸回来没有？”我说不回来，她愣一愣，就去厨房里找碗，跟李桂香在锅灶边挤着，手忙脚乱地掀锅盖。

“别碰，我来。”桂香就会说，声音里有一种老实的急。

她是在我们家里呆了八年的人。

八年里，我儿子从初中毕业到上了大学，母亲从能自己去菜场买豆皮，到现在出门要有人牵着手，家里的窗帘换过两拨，电视从大屁股换成薄的，冰箱贴上小孙子的画，又被揭下来，老电扇冬天里用绣花的罩子罩着，像戴了个帽子。

这些变化里，有一个人一直在。

所以，当我看见红木柜里空了一层的时候，心里其实并不是只想起那圈金子。

我想起她一边包饺子一边哼京韵大鼓的曲子，手指翻飞，馅料切得细，又不糟。

想起她早起的时候在阳台收衣服，冬天的雾气打在脸上起细细的水珠，她把衣服摊开，像是捡起一段日子轻轻抖开。

也想起她前几天打电话回家，背对着我们，话不多，只是嗯嗯的回答，可背影有一种缩着的劲儿。

那种劲儿我懂，在车间遇到坚硬的螺丝，拧了半天不动，你的身体会先收一下气，收住力。

“周言，”那天晚上，妻子把碗刷完，擦干净洗碗池，看我发呆，“你知道吗，柜子里的镯子没了。”

她的声音里有着小心翼翼，也是有点怵。

“我看到了。”我尽量把声音放平。

“你说，会不会是……”她让那句话停下来，不敢出口。

我也没有接。

有些话说出来，轻，落地就散了，可在心里，像钉子一样，钉住了。

我把手伸进柜子里，摸那层原来的空，木头是干净的，像人脸，没什么可抓住的东西。

第2章 八年里的柴米油盐

第一次见李桂香，是在小区门口，她提着一个大袋子，里面灌的油蹭了出来，塑料袋透明的角上油花光亮。

“是你打电话找帮工？”她问门卫。

我刚好出来扔垃圾，垃圾袋里有早上打磨阀门剩下的一点铁屑，沉兴兴的。

我把袋子扔进桶里，转身看她，她四十出头的样子，人不高，脸庞白净，却有一种晒过的暗，她的手上又瘦又有力，青筋鼓着。

“是我们家。”我说。

她把袋子放在脚边，拿袖口擦了一下手，仿佛要把油的滑擦尽，她的眼睛望着我，有一定的直。

我们家那时正忙，母亲半年之前跌了一跤，髋骨裂了，动不了，妻子要上班，儿子要补课，我一早出门，夜里回家，家里乱成一锅。

她来以后，先换了厨房的抹布，锅底刷了，把灶台上的黑渍弄掉，拿小刀把角落里凝了一层的油污掀起来，像剥了谁的旧壳。

“你这煤气炉子眼儿堵了。”她找细铁丝通，火苗出来的时候，她笑了一下，“火还是蓝的，你看。”

那时候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照顾人比照顾机器难多了。

母亲不喜欢吃硬的东西，牙不好，桂香就把胡萝卜切得碎碎，把茄子剁得泥，把青菜用滚水过一遍再炒，说这样好嚼。

她会把肉沫炒熟，撒在米饭上，母亲用勺子舀着吃，舀得干干净净，碗底都透亮。

“你看，老太太爱吃。”她每次都笑到眼里，眼角的纹一层一层堆起来。

她会在阳台上摆一排泡菜坛子，像一个个小胖子站着，夏天开坛的时候，辣得让人打喷嚏，她笑她乡下的辣椒比城里的辣椒有骨气。

她也顽固，饭菜热着不让我们动，说凉了不好消化；她不许母亲在下午瞌睡太久，说晚上要睡不着；她给儿子夹菜的时候，儿子不爱吃青椒，她把青椒推到他碗边，又用筷子轻轻一拨，把青椒趟回锅里，说她忘了。

她的儿子在外地工地打工，她每个月寄钱回去，一开始不是很多，后来多一点，说儿子要成家，要见面礼，话里夹着喜。

她给我们讲她老家的山，山里水清，石头会开花，春天看着人整地，远处有人吹唢呐，声音飘过来，像天上的云拉了一条白线。

她还会讲她当年嫁人的时候，背着两床被子，一步一步走进婆家屋，人笑她脸红，她就把脸埋在被子里，心里乐。

生活里细碎的好，像小米粥煮久了，粘稠着，温温的下肚。

但这八年里，让人喘不过气的时刻一样不少。

母亲有一次夜里起夜，没穿拖鞋，踩到了湿地板滑了一下，差一点又摔倒，桂香抱住她，两个人跌坐在地上，她的手肘擦破了一长道皮，第二天还笑，手肘上贴着创可贴满屋子找醋，说老太太要吃酸。

我有一次加夜班，回家时太累，鞋也没脱，躺在沙发上睡着，第二天醒来，脚边摆着拖鞋，鞋上的灰擦了，茶几上放着一杯凉水，水里有一片薄薄的柠檬。

她起来总比我们早，冬天的时候，水龙头里的水哗地跑，屋里弥漫起热气，玻璃上起雾，像有人在玻璃上哈气，然后用手指画了一个笑脸。

她也会藏一点小心思。

有一次我在垃圾桶里看见两个塑料餐盒，里面挖得整齐，剩些酱肉和炒青笋，半盒米饭有碗底厚，她每次把剩菜收得很好，按规矩按时丢，可那天，餐盒的外面贴了一条她自己写的小纸，“给老李”。

我没说话。

她偶尔会把锅底里焦焦的米扒下来，用水泡，第二天早上用这个做个泡饭给自己吃，说她小时候最爱这个味儿，像抢来了的香。

还有一次，她拿了我们家一把旧伞，伞柄半截漆掉了，贴了胶带，她走的时候下雨，回来时把伞放在门口，伞上挂着水珠，墙上的钩子上多了一把新的。

不久她说她儿子那边有点麻烦，借钱，借多少的时候她不肯说清，只是来回绕，像在一片地里走路，老是绕回原来的脚印。

我看着她经常夜里往阳台站，电话贴着耳朵，冷风从她的头发里穿过去，我把窗稍微关了一点，她转过脸来给我一个谢的眼神。

她离开的前几天，做事有点磨，锅盖掀开又盖上，扫地扫到一半出来看电视，张望着时间，像有个钟在她的心里滴答滴答。

她站在红木柜前擦架子的时候，我看着她的背，她的手指从一层擦到一层，擦到第二层她停了一下，指尖轻轻戳了一下那层空。

那天晚上她拉了一下自己的袖口，把袖子套在手掌上，像是怕手碰到什么。

她跟我说她想回去一趟，说他们村里修路，说她也想回去看看老屋的瓦有没有掉。

我点头，说去吧，家里我和高琴轮着，没事。

她说回来，我说好。

她笑一笑，说给你蒸一屉馒头放冰箱。

她确实蒸了，胀鼓鼓的，一出笼的时候蒸汽冲得人眼睛都涩，她拿筷子夹了一个，吹了吹，递给我，馒头像刚出生的孩子一样，热呼呼的。

所以那天她背起帆布包的时候，我从她背影里看不出什么别的暗号。

只是门合上的那一下，我从红木柜前抬头，看见窗台上那盆绿萝的叶子上，有一滴水，停了一瞬，落下，砸在瓷砖上，碎成小小的花。

第3章 电话从远处打来

她走的第二天早上，母亲说要戴镯子，指指红木柜，说今天天气好，戴了去看看楼下花开到哪层。

我打开柜子，手伸进去时心往下一沉。

空的。

我把手收回来，又伸进去，在木板上摸了一圈，想起小时候玩捉迷藏，伸手摸过床底，摸到了灰尘和小人的玩具，这次手底只有木头明亮的干。

“没了。”我冲了母亲一笑，尽量让脸别紧，“我找找看，可能放错地方了。”

母亲看着我，她眼睛里的光有时像一盏灯的灯芯，忽明忽暗，那天恰好明了一下。

“你别骗我。”她说。

我心里一抽，想说些正经话，又怕把事情抡得太大。

晚上我和妻子说了，她把围裙解下来，拿毛巾擦手，毛巾上有洗洁精的泡沫，她把毛巾拧得很干。

“是不是她？”她的声音低下来，“周言，我们信她这么多年。”

“我知道。”我说。

“你打个电话问问？”妻子鼓起勇气。

“问什么？”我说，“你拿了没？这话问出去，她就不会回来了。”

“她已经走了。”妻子说，“可能也不会回来了。”

我盯着餐桌上的花色塑料桌布看，桌布上的小花被水渍浸过，有些发白，像在冬天冻过的一树叶的边缘。

我没有打。

夜里十二点，手机亮了一次，陌生号，我没接。

过了半小时，第二次，还是那个号，我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朝下，灯光打在桌面上，像藏起一个小湖。

第三次，我戴着手套在阳台修一个插座，他们说漏电有火星，我把电笔插进去试，安全。电话震动，我把手套在腿上蹭了蹭，接了。

“周师傅，是我，桂香。”她的声音从那头跑过来，带了风。

我不自觉地站直，像在车间里上班铃响了。

“桂香。”我尽量把语气放平。

她沉了一下，说了一句：“对不起。”

那句“对不起”像块石头扔进水里，没有溅起花，只在水底上砰的一声。

我没说话。

“我做错了。”她继续，“我想打电话，跟你说清。”

我在阳台上看着远处，一排排楼亮着灯，像每一户人家都把自己的一点温暖抬在窗台上，有的明，有的暗。

“你说。”我说。

她深呼吸了一下，手机那头像是有个小孩在哭，细细的呜咽，压着，“我拿了你们家的镯子。”

每个字都握着拳头一样，憋着劲。

“为什么？”我问。

她停了一下，“我孙女生病了，医生说要动手术，急。我……我没别的办法了。”

她的声音越说越低，最后两个字几乎是贴在我耳朵上。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我控制着自己的声音，就像在拿一只还在转的螺帽，缓缓稳住它。

“我……”她无措，“张不开口。说出来丢人，我做了八年，拿人家东西，什么脸。”

她说到这里，似乎被自己堵住了。

“钱不是问题。”我慢慢说，“你回家了？”

“回来了。”她说，“镇上医院住着，我把镯子拿去当，老板不肯收，说上面刻了字，说是……说是可能不是我的。”

她在这句话上顿住，像脚踩到了坑边。

“他打了个电话，要警察，我害怕，就跑了。”她的声音开始抖，“我到现在都在村头，小路上黑，狗叫。”

我闭了一下眼睛。

当铺老板叫警察，不一定是为了正义，有时候只是为了甩开麻烦。

但她拿着镯子，在那里就是一个麻烦。

“你在哪个镇？”我问。

她说了名字，是我们省边上的一个县城，火车过去五个小时。

“你去医院？”她问了一句，“我怕。”

她把“怕”字说成了小孩子的音，拖长了，有点发飘。

“我明早去。”我说。

挂了电话，我回身进屋，妻子看我，没问，端了一杯热水过来。

“她？”她问。

我点头。

“她说了？”我点头。

妻子把杯子递给我，我的手心凉，杯子把热贴上来，人一下子缓过来，“你别一个人去，我陪你。”

“你明天要上班。”我说。

“明天请假，陪你去。”她说，眼睛里的光定定的。

母亲在房间里咳了一声，窝在被里躺着，望着天花板。

“妈。”我走进去。

她转头看我，“镯子，有消息了？”

我点头，坐在床边，拿起她的手，她的手瘦了，皮下的骨头像一堵小墙，“桂香拿了，她孙女病了。”

母亲“哦”了一声，过了一会儿说：“拿就拿了。”

“妈。”我喊她。

“啥？”她看我，眼里又糊起来。

“没事。”

她闭着眼睛说了一句：“她给我洗过好多次头发，水温总是刚刚好。”

那句话像一根细线，把一些散着的东西串起来。

第4章 乡下的路

第二天一早，我和妻子坐上去那边的火车，车厢里有酸蒸馒头和泡面的味道，孩子在走廊跑，老人抱着鸡坐在角落里，鸡的眼睛圆圆的，看我们。

我靠窗坐，窗外是一道道被冬天风刷洗过的田地，空着，零星的秸秆像被剃了毛的头一样扎在地里。

妻子把包放在腿上，她手里攥着那个小方巾，是她结婚时娘家绣的，洗得发得了白，她每次紧张都会握着这个，我心里有点酸。

到县城的时候刚过中午，街上有卖糖葫芦的车，红梅一样挂着，我孩子小时候最爱这个味儿。

我拨通桂香的电话，她很快接了，声音从路口那边传来。

她站在一棵没有叶子的槐树下，穿着红棉袄，脸明显憔悴了，眼眶青青的，看到我们，唇动了一下，没敢笑出来。

“在那边。”她指医院方向。

医院是县里的老楼，墙皮上斑驳，玻璃窗上的胶条被太阳晒得脱色，门口的检疫台上摆着一瓶测温枪。

我们在内科门口找到她儿媳，一个年轻姑娘，抱着孩子，孩子头顶贴着一小片纱布，睡着，脸白得像纸。

“低烧反复，医生说还是要做个小手术，不严重，都说不严重。”儿媳说话的时候努力让自己声音不抖，可眼睛里的一个位置还是像雪下的水坑，踩上去就要塌。

“钱……”妻子掏包，我把她的手按住。

“先问问。”我说。

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戴着口罩，眼睛里有倦，给我们看了检查单，解说简洁，“不是大手术，但是要住院观察，我们不建议拖。”

费用不算太高，但对于一个靠工地打零工的家庭来说，已经是一个压在胸口的大石头。

“当铺……”我问桂香。

她点头，低声说了地址。

镇上的当铺在一条旧街上，木牌匾上写着“典当”两个字，笔画肥肥瘦瘦，像有年头了，门口风扇上落着灰。

老板看起来五十来岁，戴金边眼镜，向后梳着油亮的头发，见我们进门，先是客气，“贵客光临？”

我说来赎东西，他眼神落到我的手上，又看向我旁边的桂香，嘴角微抬。

“按规矩，凭票赎。”他说。

“票在她手里。”我看向桂香，她往身上揣了揣，从棉袄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黄色小单子。

老板拿过去，瞄了一眼，“哦，这个啊。”

他把我们领到柜台后一角，从一个铁抽屉里翻出镯子，放在毛毡上。

阳光斜斜照在镯子上，它平平躺着，像一条小鱼，内侧的刻字那么熟悉，一下子把我拉回父亲的车间。

“这镯子上有字。”老板用手指甲轻敲了一下，“不是你本人，不能收，懂规矩吧？”

他看我，带着一点试探，像看一个不会开口的鱼儿。

我没理他的眼神，伸手把镯子拿起，将内侧的那几个字轻轻摸了一遍。

“我知道。”我说。

“那你们……”老板把“们”拖得很长，意思是说你们想怎么办。

“你当多少钱？”我问。

他报了一串数，不多不少，压得很低。

我不吭声，只在心里算了算赌场里的筹码，知道他是在拿中间的空。

“不借了。”我把镯子放下，“我们把镯子带走。”

“哎，这可不行。”老板伸手摁在镯子上，像按了一块肥肉，“不是赎的流程，我不能给。”

“那按赎的流程。”我把小单子推过去。

“也不行，要本人。”他瞪着眼镜内侧的眼，我的脸在他的镜片上变形。

“本人在这。”我指向桂香。

“不是本人。”他笑着摇头，“镯子的本人。”

话锋一转，他又凑近一点，“我这是看你们守规矩，给你们条路。要不这样，按我现在的价，你把钱放这，我把东西给你，清楚？”

他把话说得像他在帮我们的忙。

妻子一边看一边在旁边走动，像是撑不住这股气，转头看我。

我心里翻了一下，像压住了一个旧年糕。

“你既然说规矩，”我慢悠悠拿出证件，“你看，这镯子的刻字是我父亲刻的，这是我母亲的名字，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我母亲的户口簿复印件，我们也可以报警，按规矩来。”

我说“报警”两个字的时候，眼睛没动。

老板笑了一下，笑得嘴角有一点僵，眼睛里却没有笑，“哎，这有什么好争的，都是为了孩子，上次不是我小心，我们也怕有来路不明的东西。你看，有字，这不是你们也敏感？”

他看了一眼我，“要不这样，我们走个赎当的流程，你按券上利息算钱，东西马上给你。”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可能摸了摸周围，看看有没有别人进来。

我们把钱掏出来，按上面的利息多加了一点，他把镯子放在红色的小布上递过来，我拿在手里，内心里那根弦才轻了一些。

出门的时候，我没有回头，门口风一吹，布帘碰着门框，发出轻微的响。

桂香站在门外，手有点抖，“周师傅……我……”

“去医院。”我说。

医院的走廊里，因为是冬天，窗户关着，空气里有消毒水味和榨菜味混在一起，怪异又熟悉。

给孩子办理了住院手续，医护动作熟练，儿媳忙乱中连连说谢谢。

妻子去找了医生，说起我们是从城里来的，医生点头，说按流程来，不会难。

桂香拿着镯子，靠在走廊的墙上，墙砖冰凉，她的手有些发红，她把镯子递给我，“你拿回去。”

我看着她的手，忽然觉得这只手握过无数次葱花的刀，挤过无数次抹布，扶过我母亲的十几次起坐，如今在墙边抖。

我把镯子拿回来，没把它立刻放进包里，而是握在手里，感受那种从金子里传到手心的冷。

“你也许会说我坏。”她低着头，“我自己也这样骂自己。”

她呼了一口气，“昨晚我在村头坐着，看见小孩子们放鞭炮，我想起你家小杨小时候在阳台上拿塑料杯敲水，一敲一敲的，”她笑了一下，“你还说他有节奏感。”

她说到这里，人突然没撑住，眼泪顺着往下。

我没有去安慰她，只是站着，让泪掉完。

她擦了下脸，“我不敢跟你们说，是我心虚，我心里装着我自己的脸皮，岂不可笑。”

“人呐，”我说，“脸皮有时候也不值钱。”

她抬头看我。

“但命值钱，孩子值钱，老人的头发一根也值钱，”我笑了一下，“人活着，才有以后。”

她抿住嘴角，点头，又点了一次。

我们在医院过了一个晚上，孩子的烧退了些，小手抓着儿媳的袖口，睡得不稳，咿咿呜呜地梦着。

妻子在椅子上打个盹，头靠在墙上，我把她的头拿我的外套垫着，窗外的霓虹灯时亮时暗，像在流动。

凌晨的时候，走廊外突然一阵吵，有人高声说话，夹着一个粗嗓门，我走出去是一个男人带着两个伙计，手里拿着木棍，拍得墙咚咚响。

“你别在医院闹。”我挡了一下。

男人瞪着眼睛，“关你啥？”

“她儿子欠钱？”我看向门里，桂香紧张地把手里的帆布包抱紧。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男人声音大。

“你说得对，”我点头，“但是这里是医院，里边有孩子，你把话放低一点，出去我们谈。”

我把他带到楼下，站在医院门口的小花园，冬天的荒草枯了，风从草丛里穿过去像有人在刷刷的扫地。

“欠多少钱？”我问。

男人把数字报出来，我心里打了个鼓，这数不小，但也不是天。

“他在工地上做事，一点点来还。”我说。

“我不要一点点。”男人说，“我今天拿不到，我就拿他妈的东西。”

“东西我现在拿不出来。”我看着他,“你愿不愿意给我两天？两天我给你一个答复。”

他说：“两天？”

“你也知道，催急了也没用，散了，钱没了，你压力更大。”我看向他两个伙计，“这位兄弟的车胎不便宜吧？”

他哧地笑了下来，看着我，“你倒会说话。”

“这是我的号，”我把名片递给他，“我在地铁公司，你可以查，明天下午五点前，我给你打电话。”

他接过卡，抖了一下，“两个意思，你别耍我。”

“我不会。”我平声，“你也别在医院里喊，吓着孩子，我不答应。”

他盯了我几秒，嘿了一声，带着人走了，走到一半，又回头，“别让我找你麻烦。”

“好。”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心里有一种同时被操场跑步和拧螺丝拧累了的疲。

回到楼上，桂香站在门口，眼里还有余惊，“对不起……”

“别说了。”我拦住她的话。

我站在窗边，窗外开始蒙蒙亮，我们每个人都要把手伸进这一天，哪怕手心里不热，也要往里探。

第5章 技术、良心、传承

第二天，孩子进了手术室，医生说半个小时就好，老婆在门口来回走，我站在手术室门口的灯下面看着那盏“手术中”的灯亮了又亮，心里把螺丝拧紧。

我给那个讨债的男人打了个电话，他手机那头声音吵，我猜他在麻将馆，我把话说清，他笑，“你想走银行那条路？难。”我说我们没有别的路，还是钱还钱，他那边静了一下，说：“下午五点给我消息。”

我给单位请了假，主任在电话那头说，“家里事大，忙完就回来吧，老刘他们今天下夜班，让小彭跟着。”我说好，谢谢，心里松了一下。

“你那小彭，”主任在电话尾说，“念叨着要跳槽，说外面一个做智能化的公司给他开价了。”

我笑了一下，“父亲说过，师傅带徒弟，是两条腿走路，能走到哪儿看他。”

“哎，你这口气和你爸一样。”

我看着走廊里擦地的阿姨，她把地面擦得亮，拖布在水桶里拧得干干的，一圈一圈的水纹在桶里荡。

手术室的灯灭了，医生出来，眼睛里有些累，但微笑，“顺利。”

儿媳把孩子抱出来，小脸上还是白白的，但呼吸平稳，妻子这才坐在椅子上，嘴里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安顿好之后，我拿出镯子，端详那几个字，父亲刻的时候一定也在台灯下，把眼睛眯起来，手扶稳，我几乎能听见金属与锉刀摩擦的细小的轻响。

“这镯子，”我对桂香说，“是我父亲刻给我母亲的，我小时候经常拿起来看，拿了就放回去，从没想过它有一天会出去转一圈再回来。”

“我对不起……这个。”她看着那四个字。

“你对不起不是这个。”我说，“金子不会疼。”

她抬头，眼里有疑惑。

“对不起的是我们这八年坐在同一张桌子前的饭。”我说，“我们吃的是饭计量，是信任。”

她默然点头。

“但我要说，这八年你做的饭，让我知道了一个人的良心是什么味道。”我看着她，“这个味道，会把别的味道压住。”

她眼里有水光，不让它掉下来，只是把头点了两下。

“你把镯子拿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会打电话给我？”我问。

“有。”她说得很快，像铺路，“我拿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声音，说你终究得打电话。”

“那就好。”我说，“人与人之间，最怕的是连打电话的勇气都没了。”

我们在走廊里坐着的时候，医护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一个年轻的小护士把针管交给对面的医生，眼神利索。

我常常想起车间里的场景，学徒手抖的时候，我站在他的背后，告诉他手怎么拿，眼睛看哪儿，声音放慢，相信眼前的东西会因你的手而顺服。

这是技术。

技术不只是手上的工夫，还是心里的稳。

当年父亲带徒弟，厂里的人说他严，他在班组会上把坏了的一台泵拆开，里面发黑的油流出来，他不骂人，只说：“这油为什么黑？我们给它喝了什么？”

这一句话，把全班组人心里敲醒。

良心，藏在每天做的事里。

我用这话和小彭说，他坐在我的工位上，把他的跳槽信拿给我看，说他要出去看看。

我说看是好的，但你得知道你出去看什么。

他去了，三个月以后给我发信息，说每个城市的风刮在脸上的感觉都一样，不一样的是你在做什么。

传承这两个字，说起来很大，其实是你用你的手把你的经验放在另一个人的手上，用你的眼神把你的原则放在他的眼睛里。

屋门开开合合，家里每次收拾打扫，桂香的手实际是在帮我们把生活重新放好，这也是一种传承。

妻子从窗口看出去，说：“人要是能把心传给下一代就好了。”

我说：“那太难了，心这么软。”

她笑了一下，回头看我，“你这几天讲的话像八股。”

我笑了，心里却知道，镯子这件事，不可能一句话过去。

晚上我把那个讨债男人约到医院门口，他靠着车子，夹着烟，“怎么样？”

“我们现在把医院费用付了，其他的东西不能马上给你。”我开门见山。

他皱眉。

“但我可以做担保，”我说，“你让我去工地找你们老板，我们说个分期，签个条子，我出面担保，时间你定。”

他想了想，把烟掉在地上，脚一蹭，“你图啥？”

“图我回家能睡着。”

他嘿了一声，大概没听懂。

我们去了工地，风沙大，钢筋在地上躺着，像冬天里脱了叶的树枝，工地的负责人沉着脸坐在板房里，听了我说，把手机摁灭了，“这事他欠你的，不欠我的。”

“你把动工人名单给我，”我说，“他在你这儿出力，你不能丢人。”

他说：“这话说得像人话。”

他扔了一个薄薄的文件给我，我签名按手印。

我们出来的时候天黑了，工地边上的面馆开着，暖黄色的灯，里面的人小声说话，蒸汽饱满，我们随便点了两个面，男人拿筷子猛挑，汁溅在桌上。

“你是做啥的？”他问。

“修机器。”我说。

“修机器的人也管人的事。”他笑，“有趣。”

“机器也会出事故。”我说，“人如果像机器一样好修就好了。”

他点头，面吃了一半，突然停住，眼神柔了一点，“我有个儿子，五岁，爱玩打陀螺，转起来他的眼睛也跟着转，这两天，我老婆说他发烧，怕。”

我看着他，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突然近了一点。

回到医院，孩子已经睡得沉，鼻子里呼呼的声，我把镯子放在包里，打算明天带回家，放回它的位置。

桂香站在窗前，望着黑，像望着一条岔路口，她转身看我时，眼里有光，“周师傅，我想把那只镯子……你母亲如果——”

“她会明白。”我说，“没有人天生只看东西，不看人。”

她低头，说了句：“谢谢。”

这两个字轻得没有重量，却敲在心上。

第6章 家里的对话

回到家是一个晴天，冬末春初，风里有一股好闻的湿，像土壤被浇了一瓢水。

我把镯子拿出来，放回红木柜里，木柜还是那个木柜，镯子还是那个镯子，好像它从没离开过，只有我的心，像走了一个远路回来，鞋上沾着泥。

母亲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旧相册，翻到一张时候，指着上面说：“你爸把我背过跳。”

照片里的父亲年轻，背着母亲，站在河边，河水静，岸边的芦苇飘着，那个笑从纸片上跳出来。

我忍住眼里的湿，笑着说：“妈，镯子回来了。”

她看一眼，点头，“我就说。”

“你知道？”我问。

她眼神飘一下，过了几秒落在我脸上，“她拿去救孩子，这我不是不知道。”

我愣住。

“她偷吃过一次东西，我一看就知道她小心，”母亲说，“这么多年，她偷偷吃过什么？锅底那点焦米，她自己吃着笑。”

母亲说话的嘴角有一些骄傲，那是老人的一种安静的明白。

“那你……”我问。

“我要是早几年，就直接把镯子塞她手里，”她说，“我好意思的时候多，她也不记得吃过我一回漂亮。”

我听着她笑。

“我老了。”她又说，“好多东西，拿得起，放不下。”

“妈，”妻子从厨房出来，笑着，“你又讲话有理。”

母亲点她，笑，说：“你别哄我。”

晚上吃饭，桌上热气腾腾，炖了一锅排骨萝卜，萝卜心透了，汤白，我端着碗，把汤舀给母亲，她喝一口，眯眼。

吃到一半，儿子从学校回来，身上背着大包，锅铲一落，他一声“妈”，又一声“爸”，声音还带着少年气。

“你怎么提前回来？”妻子问。

“学校安排志愿活动，周末要去养老院，我要回来拿吉他，”儿子取下包，“给老人唱歌。”

他说得轻松，表情真挚，我看着他，心里有一点暖。

饭桌上，我把这几天的事讲给他听，他听完，脸上浮起复杂的表情，年轻人的情绪都写在脸上，他说：“爸，这件事要是放在我们学校里，很多人会说你太傻。”

我笑。

“没见坏人，不要被人骗。”母亲插一句。

儿子看着她，笑，“奶奶懂网上流的梗。”

“你们说什么，我不懂，”她笑，“我懂人。”

儿子顿了一下，低声说：“我懂一点。”

晚饭后，妻子拿着手机在客厅里来回走，她在和单位的人说加班安排，转头对我说：“主任说让你休息两天，精神缓过来。”

“我哪里精神扛不住。”我装作轻松，心里却感激。

我回房间拿出父亲留下的那个老工具箱，打开，里面摆着小锤子、钳子、锉刀，已经镜面般亮，边上一个小木盒，上面刻着小花。

“你每次打开这个箱子，都有点仪式感。”妻子靠着门框笑。

“这是传家宝。”我笑，“我们家没有别的。”

她走进来，摸一摸那把锉，指尖滑过，发出一点细微声。

“你怎么看桂香以后？”她问。

“总要回来的。”我说。

“她会回来吗？”妻子有一点担心。

“她跟我打电话了，就会回来。”我说。

“你怎么这么确定？”

“因为她能从人面前擦拭东西的人，是懂得干净的人。”

我说完自己也笑，“这话讲得像你说的八股。”

她笑着打我一下。

第二天上午，我去单位把这几天耽误的工作补齐，小彭坐在工位上，拿着一张表格在填，见我进来，站起来，“师傅。”

“跳槽的事……想好了没有？”我问。

他抿嘴。

“我知道你想出去试试，”我说，“年轻人不出去看看，心里总会痒，但你别把痒当成病。”

他愣了一下。

“你知道我们这个工种，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我问。

他想了一会儿，“细致？”

“还有，”我说，“把别人交给你的东西，当成你自己的东西，保护。”

他点头，眼神里有一丝认真。

“传承不是把我的工具给你，”我指了指车间里的那台老机床，“是把我的态度压到你心里一点。”

他笑，“师傅，你今天有点能说。”

我笑。

中午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桂香，“周师傅，医生说明天能出院。”

“好。”我说。

她沉了一会儿，又说：“周师傅，那个……我能回来吗？”

我的心里缓了一下。

“你知不知道你问了一个多难的问题？”我笑。

她沉默。

“回来吧。”我说，“家里多一个人，多一碗饭，多一副筷子。”

她不说话，过了十几秒，低低地说：“谢谢。”

我挂了电话，望着车间门口那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安全生产”，这四个字像镶在我的日常里，亮着。

第7章 镯子和电话

桂香回来是在一个雨天，小区里行人躲在廊下，雨点抽在地上，花坛边的泥溅到鞋面。

她站在门口，还是那个帆布包，颜色洗得淡了，她脱了鞋，换上拖鞋，动作熟悉，像一段久违的戏出来再演，表情却拘谨。

“进来吧。”妻子把抹布放下，笑着。

她低着头，“我回来，是讨骂的。”

“你回来，是讨喝的，”母亲从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羊角木梳子，“喝粥。”

她把那碗粥端出来，白粥上漂着两根青菜叶，蒸汽冒着，桂香接了，碗口在她手心里烫，她低头喝了一口，眼里泛的水不关粥的温度。

她走进厨房的时候，下意识地把水池里的碗摆了摆，拿抹布把台面上的水擦干，我看着她，突然意识到，家这个东西，有时候就在这样一个动作里，铆上了。

下午，我把镯子从柜子里拿出来，放在桌上。

“你看看。”我对她说。

她不敢看，最后还是看了一眼，手挂在身侧，抓着衣角。

“我妈说，她早几年就想把这个给你，”我一字一顿，“我没有意见。”

她抬头，眼里一下子满了泪，“我不要。”

“这不是要不要的事，”我笑，“我妈老了，她想把她心里的东西传给谁，她最有资格说。”

母亲坐在沙发上，拿梳子梳她自己的头发，梳子一根一根地过去，“给她，她会戴的时候再戴，会不戴的时候放着。”

桂香抿住唇，“我怕。”

“怕就先放着。”我把镯子叠到红布上，又放回柜子，“我知道它在哪儿，你知道它在哪儿，不用每时戴在手上。”

她笑，笑得小心。

很多事情，必须经过一个曲折的弯，才到达终点，这个弯上的风雨，是旁人无法分担的。

那周末，儿子真去养老院唱了歌，回来时嗓子哑了一点，他背着吉他，脸上兴奋，给我们讲一个老人听歌的时候眼睛发亮，突然跟着唱曲调，他说那一瞬间，他感到什么东西在传，像一条细小的电流，从他指尖穿过去。

我听着笑，心里也觉出了那点电。

生活开始回到轨道，桂香依旧早起，我依旧出门，母亲有时候还是问父亲回来没有，妻子在厨下叮叮当当敲锅铃，儿子在房间里弹了一首又一首歌。

那只金镯，在柜子里躺着，像河床底那一块石头，水流过，石头不动，自有千条水痕在上面划过。

一天晚上，快睡的时候，手机又响，是桂香，她在隔壁房间，小声，像怕惊醒谁。

“周师傅，我想说。”她说话前停了一下，“我那天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会不会打扰了你？”

“你觉得呢？”我笑。

“我那天，在村头，手冷，心里乱，我怕你不接，我又怕你接了骂我，”她说到这里，吸了吸鼻子，“你接了，我就知道，这个家没丢。”

这几个字像在夜里点了一个小灯。

我意识到这个电话不仅是她向外伸出的手，也是她心里对家的确认。

“以后别再做出让自己心里难过的事。”我说。

“嗯。”她说。

“如果要救人，先找我们。”

“嗯。”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她突然说：“周师傅，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没戴过金子，那天我拿了镯子在走廊上跑，镯子一碰一碰我的手腕，冰冰凉凉，像敲我的骨头，我一路上听着它响，心里也跟着响，我在想，我做了什么啊。”

“你总归回来了。”我说。

又过了几天，她接到她儿子的电话，说工地把他的工钱分期了，经理态度也没那么硬，她知道是怎么来的，她没说，只是把饭多盛了一碗，端在我面前，说：“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笑，她笑。

有一天，我去给地铁站一个总开关做保养，站点里人流密集，脚步声像潮，年轻人拿着手机往前看，老人拉着小孩，孩子在笑。

我蹲在地上看一根线的损耗，眼前的东西忽然像放大，那个世界里只有一段铜线和我的手，远处的声音都像过了一层布。

我想起父亲，也想起桂香，也想起那只金镯和刻在底部的字，觉得这世界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是在你手心里抚过一遍，才能留下味道。

那天晚上，我拿出父亲的工具箱，给儿子看，儿子摸着，每件都新鲜。

“爸，这个你以后要给我吗？”他问。

“你好好用心，我就给你。”我说。

“你说话像考我。”他笑。

“我就要这么考。”

我把箱子合上，感觉像把一段故事收在里面。

生活没有波澜的时候，往往是最安稳的时候，哪怕常常以为波澜才有风景。

后来有一天，门铃响，是快递，快递员递来一个小小的包裹，上面写着外省的地址，寄件人：李桂香。

妻子打开，里面是一条手织的围巾，颜色朴素，灰里夹着一点蓝，织得密密实实，还有一张纸条，字写得笨，认真：“给你们，冬天围着暖。”

我把围巾绕在母亲的脖子上，母亲笑，说：“暖。”

桂香那天又打来电话，她没有说谢谢，也没说对不起，她只说：“周师傅，我们明年春天路修好了，你们来我家吃毛豆。”

我问：“你家门口那棵槐树还在吗？”

“在。”她说，“树下的地我用扫帚扫了，土都亮了。”

我笑，说好。

挂了电话，窗外的风从窗帘里借过来，吹得我脸上凉凉的，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平静。

给我们家做八年的保姆，走时顺走一个金镯，我没追究，她却打来电话。

这件事像我们墙上那只钟走过的几点，滴答滴答，正好响在我们每个人应当听见的那刻。

许多年后，如果有人问我，你记住了谁，我会说，我记住了一个会把水温调到刚刚好的人。

她在一个冬天，把锅盖掀开，看见蒸汽，退了半步，又上前半步。

人这一生，退一步，进半步，进退之间，最难的是守住那个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