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座无后：无嗣之殇与帝国棋局——印度土邦继承断绝的政治史（1848–1971）

摘要

在19世纪的印度次大陆，王公的死亡本应是王朝更迭的寻常时刻，却因“无男性继承人”这一条件，成为英国殖民帝国扩张的合法借口。本文以“继承断绝”为核心线索，揭示印度土邦在殖民与后殖民时代如何因“无嗣”而被吞并、因“无男”而被边缘化。研究发现，所谓“自然绝嗣”实为政治建构的产物——英国通过“失联附庸”政策（Doctrine of Lapse），系统性否定土邦的收养继承权，将“无男性继承人”转化为领土吞并的法律工具。而当“无嗣”无法实现时，殖民与后殖民国家仍通过性别排斥与宪法废除，确保王权的彻底终结。本文结合萨塔拉、詹西、奥德、纳格浦尔、桑巴尔普尔、巴利亚、塔拉康达等典型案例，剖析“继承”如何从家族事务演变为帝国博弈的核心议题，最终在1971年印度宪法修正案中，所有王公头衔与特权被正式废除，一个时代就此落幕。

一、引言：王座的空缺与权力的真空

在印度传统政治秩序中，王位继承并非简单的血缘传递，而是一套融合宗教法、地方习俗与宗主承认的复杂制度。印度教法允许无子王公收养养子作为继承人，以“延续血脉、守护达摩”。这一制度在拉杰普特、马拉塔等王族中根深蒂固，维系了数百个土邦的存续。

然而，当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印度的最高宗主时，这一传统被彻底颠覆。1848年，总督达尔豪西勋爵（Lord Dalhousie）推行“失联附庸”政策，宣称：若土邦统治者去世后无“自然出生的男性继承人”，且未经英国事先批准收养，则该土邦将自动“失联”，其领土并入英属印度。这一政策表面上是法律原则，实则是殖民扩张的战略工具。

本文聚焦于“无男性继承人”这一条件，探讨其在殖民与后殖民语境下的政治意涵：它如何被建构为“绝嗣”的象征？如何成为帝国吞并的借口？又如何在民族国家建构中被彻底终结？

二、“无嗣”即“失联”：达尔豪西的帝国算计

达尔豪西推行“失联附庸”政策，动机清晰而冷酷：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大领土扩张。当时，英属印度面临财政压力、战略安全与行政效率三重挑战。吞并非直属土邦，可直接获取土地、税收与兵源，同时削弱潜在反抗力量。

“无男性继承人”成为这一政策的关键触发点。英国刻意无视印度传统中的收养制度，将“无亲生子”等同于“王朝终结”。1848年，萨塔拉土邦末代大君去世，无亲生子，但已收养继承人。英国以“未获批准”为由拒绝承认，直接吞并。此举开创先例，宣告英国对继承权的绝对控制。

1853年，詹西大君兰·辛格（Ran Singh）去世，无任何子嗣。其遗孀拉克希米·芭伊（Lakshmibai）请求收养继承人，遭英国拒绝。1854年，詹西被吞并。这一事件激化了土邦贵族与民众的愤怒，成为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重要导火索。

拉克希米·芭伊：从王后到民族象征

拉克希米·芭伊本为瓦拉纳西一婆罗门之女，14岁嫁入詹西王室。她精通骑射、剑术与军事策略，深得军民爱戴。丈夫去世后，她以摄政身份主政，力图维持詹西自治。当英国拒绝承认其收养子并吞并土邦时，她毅然反抗，成为起义军核心领袖。1858年，她在瓜廖尔战役中英勇战死，年仅29岁。她的形象被后世塑造为“印度的圣女贞德”，象征着女性力量与民族尊严。

三、更多“失联”案例：被吞并的土邦群像

“失联附庸”政策并非仅作用于个别大邦，而是系统性地重塑了印度的政治版图。除萨塔拉与詹西外，至少有五个土邦因“无嗣”而被吞并，构成一幅完整的殖民扩张图景：

1. 纳格浦尔（Nagpur）（1854年）：位于中印度，是马拉塔联盟的重要残余势力。末代大君巴尔·拉奥·辛迪亚（Bhao Rao Bhonsle）去世后无亲生子，王室已收养继承人。英国以“未获批准”为由拒绝承认，直接吞并该邦，将其并入中央省。此举彻底瓦解了马拉塔人在中印度的影响力。

2. 桑巴尔普尔（Sambalpur）（1849年）：位于今奥里萨邦西北部，战略位置重要。末代王公去世后，继承争议浮现。英国以“无明确男性继承人”为由介入，拒绝承认收养子，于1849年正式吞并。当地民众长期不满英国统治，成为日后部落起义的温床。

3. 巴利亚（Balia）与塔拉康达（Tarakunda）（1860年）：这两个位于今北方邦的小型土邦，统治者相继去世且无任何子嗣。英国于1860年12月同步吞并两地，将其划入英属印度的普通行政区。尽管规模较小，但它们的吞并表明“失联附庸”政策在地方层面的广泛适用。

4. 奥德（Oudh/Awadh）（1856年）：虽名义上以“治理不善”为由被吞并，但末代大君瓦吉德·阿里·沙阿无合法男性继承人，成为英国行动的隐性理由。奥德是印度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其吞并极大增强了英国的财政与军事实力，但也激化了穆斯林精英的离心倾向。

这些案例共同表明，“失联附庸”并非偶然政策，而是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殖民治理模式。英国通过选择性地拒绝收养继承，将“无男性继承人”转化为系统性吞并的合法外衣。

四、“无男”之困：继承断绝的性别政治

“失联附庸”政策的核心，是将“无男性继承人”建构为“绝嗣”的法律事实。但这一建构具有强烈的性别偏见。在印度传统中，女性虽不直接继承王位，但可通过摄政、辅佐养子等方式维持家族权力。英国的政策则彻底剥夺了女性的这一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并非一律拒绝收养。在瓜廖尔、巴罗达、海得拉巴等战略要地，英国选择承认养子继承，以维持亲英政权。这表明，“无男性继承人”并非吞并的充分条件，而是服务于帝国战略的选择性工具。

五、从“失联”到“终结”：后殖民时代的继承废除

1857年大起义后，英国意识到“失联附庸”政策的危险性，于1858年正式废除该政策，承认王公收养继承的权利。此后，绝大多数土邦得以延续至1947年印度独立。

然而，独立后的印度共和国并未恢复土邦的自治权。在萨达尔·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的主导下，562个土邦通过《加入协定》并入印度联邦，王公仅保留“私人财产”与“头衔津贴”（Privy Purse）。

1971年，英迪拉·甘地政府推动《宪法第二十六修正案》，正式废除王公的特权、地位、头衔与津贴。所有前统治者及其后代在法律上成为普通公民。至此，无论是否有男性继承人，土邦王权在法律上彻底终结。

2024年，拉贾斯坦邦乌代普尔的梅瓦尔王室爆发继承冲突，两派支持者因头衔与遗产分配发生冲突。尽管头衔已无法律效力，但王室后裔仍借助文化遗产经营与政治参与维持社会影响力。现任拉贾斯坦邦议员维什瓦拉杰·辛格即为一例。这表明，“继承”的象征资本仍在延续，但其政治权力已被彻底剥离。

六、结论：王座之后，是帝国的棋盘

“无男性继承人”在印度土邦史上，远非一个简单的家族悲剧。它是殖民权力介入本土政治的切入点，是帝国将“传统”重构为“现代”法律的典型案例。

从达尔豪西的“失联附庸”到1971年的宪法修正案，印度土邦的终结过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逻辑：当“继承”被政治化，王座的空缺便不再是王朝的终结，而是新秩序的开端。无论是殖民帝国还是民族国家，都通过控制继承规则，实现对地方权力的收编与重构。

拉克希米·芭伊的抗争，不仅是为了一个王位，更是对“谁有权决定继承”的质问。她的失败，标志着传统王权在现代国家面前的溃败；而她的传奇，则成为印度民族记忆中不灭的火焰。

王座之后，不再是血脉的延续，而是帝国的棋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