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太公王文甫
发布时间:2025-05-20 09:57 浏览量:10
我的太公王文甫,生于1898年10月,逝世于1990年1月25日,享年92岁。太公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湖北庄,小时候勤奋好学,读完私塾后被送往县城读高等小学,后考上海州十一中(今江苏海州师范学院)。毕业后在老师的鼓励下,他同好友顾锡九(原名顾祝如,顾祝同的堂弟)瞒着家人,一起南下广州,抱着一腔热血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太公与顾锡九通过层层考试,均得以录取入学。后来听父亲说,当年太公年纪已超龄,无法入学,但由于他写得一手好字,经考官上报后被破格特批录取。
太公在校认真学习,刻苦训练。他自幼爱好书法,每天坚持早起用毛笔蘸水写字,要一直写完一碗水后才洗漱出操,此习惯也带动了同宿舍不少同学晨起练字。太公性格刚毅,为人正直豪迈,在校期间广交好友,与顾锡九、文强、黄维等人结拜,相约共同为国家大业出生入死。
1926年7月9日,北伐誓师大会上的一个标语“还我河山 精忠报国”,便是由太公所写。誓师大会后,太公参加北伐,一路打到长沙,此时太公已由排长升到连长。后被调到南京军统从事情报工作。
1930年1月,我的奶奶在南京出生。太公为她取名为王宁芬,寓意在南京绽放的芬芳。幸福安稳的生活还没过上多久,1937年上海沦陷后,太公就被派到上海担任情报特派员,负责侦查、收集敌情。当时社会形势十分严峻复杂,他不幸被日寇抓捕,在狱中受尽了严刑拷打、非人折磨。太公坚贞不屈,日寇准备将他枪决,后幸而被营救出狱。出狱后太公奉命调入“忠义救国军”,继续打击日寇。
1940年,太公奉命前往江阴,任江阴县县长一职。皖南事变后,日、伪、顽相互勾结,大举进攻江阴抗日游击根据地。1941年1月下旬,太公作为“忠救军”澄锡虞(江阴、无锡、常熟三县交界地区)军事专员兼江阴县县长,不得不执行蒋介石攻打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命令。太公对蒋介石同室操戈的行径十分不满,最后毅然辞去县长职务,回归军队投奔老同学顾锡九麾下,在军部担任少将副官处处长职务,跟随当时隶属第五战区的89军在苏皖两省联合军政单位打击日寇,牵制日军主力。
1945年,抗战胜利在望。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特成立第五战区苏北挺进军海灌军区司令部,任命33师师长朱祥符为军区总司令,太公王文甫为军区副总司令。因此太公率部从安徽阜阳绕道河南商丘,直奔海州,前去先行部署,联络海州地区所有伪和平军组织。
太公所到之处,亲民廉政,深得百姓爱戴,陆续收编了伪和平军第71旅徐部、第72旅李部、驻扎新浦的杨部。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同胞欢喜若狂,放鞭炮庆祝。太公同时也收到苏北挺进军总司令部密电,命其率部向新海地区进发,去监视日军下一步行动。太公和参谋长密议后,集合人员于8月16日向新海地区进军,临时驻扎在城外东海县中,后命令李凤和部联络日军翻译官转告日军司令。日军司令此时早已接到命令,静候投降缴械。此时新海地区部队混乱,由于太公早期已部署联络完毕,所以大家能和平相处,安然无事。
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太公调任江苏省保安司令部任少将副司令。同年,太公到司令部报到,追随他的还有四位副官刘希琨、周士增、顾杰民和辛子方,辛子方后在司令部任太公秘书。太公的这段经历在《海州文献》中有详细记载。
在海州期间,太公忙于军政要务,家中事务由太奶掌管。太奶往返多地做煤炭、海盐的生意,时常用财物接济平民,还给当地八路军游击队提供煤炭和药品。据太奶讲述,在新浦期间,有位八路军连长一行8人,被驻沭阳县国军抓捕,关在海州司令部的牢中。经过多方协调周折,太公写了一个批条:“此人生性好赌,好赌之人哪有不聚众的,此事不能与共党相提并论,放之。”第二天连长一行就被放了出来。此事一直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太公一直坚持不打内战。淮海战役开打后,太公带领部队在南京。局势愈加严峻后,太奶当即决定带上家人前往南京。途中由于和太公联系不上,太奶最终决定先带领家人前往上海投奔亲戚。不承想,这一决定使得家人从此分隔两岸,多年杳无音信。
后来听太公的副官辛子方回忆,当年太公的部队受命押运重要档案文书等物资撤离,为严防走漏消息,全体官兵不得离开军营。回到徐州家中已空无一人,太公从此也落下心病,不忍提及。
1989年5月,家中收到政府来电,告知太公在台湾得了重病,需要家人尽快去台湾照顾。奶奶与太奶到台湾后,在台北国立医院看到相隔几十年未见的太公,此时他已中风瘫痪在床,身体十分虚弱。在台湾期间,太公由于多次在开会时当面斥责蒋介石,被关押在狱。出狱后,太公在台湾一直孤身一人,自取花名“孤僧”,几十年来他曾多次派人到大陆寻亲,均未果。
在家人精心照料三个多月后,太公身体好转一些,奶奶便向台湾当局申请将太公接回大陆。最终,太公乘坐飞机经香港转机到上海。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亲自到机场迎接,并提出希望其留在上海居住。但太公思乡心切,唯一的心愿是落叶归根,执意要回家乡。在上海休养一个月后便乘坐火车回到家乡,盘桓病榻数月后,太公于1990年1月25日在家中逝世。
太公回家那年,我才7岁,直到长大后慢慢了解到太公的经历,才体会到他孤身一人在台北几十年,是多么思念家乡和亲人。血浓于水的亲情让他在90岁的高龄还坚持要寻找亲人、回到家乡。从太公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华儿女同文同种,永远是一家人,相信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终将实现。(杨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