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官｜一位被《邹县志》轻描淡写的县太爷

在翻阅古籍时，我发现了一个值得被记住的名字——贾云鸾。这位明朝末年的知县，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为民请命”。 一切要从一本清代的地方志说起。我在查阅光绪年间的《保定府志》时，偶然看到了关于贾云鸾的记载：“贾云鸾蠡县人天启辛酉举人任蓟州学正苦心提斯升山东邹县知县蝗蝻为灾泣请免本年征税后闻蠡警以忧致疾卒，邹民建去思碑。”这段不足百字的记载，却蕴含着一个地方官员的完整人生轨迹。

作为一个经常查阅《邹县志》的研究者，我深知“去思碑”在邹县历史中的分量。邹县历代县令中，能得到百姓立碑纪念者屈指可数。贾云鸾这个名字在《邹县志》中的记载却异常简略，仅在清康熙十一年《邹县志·职官補遗》中出现：“贾云鸾，北直隶人，举人，崇祯九年任。”往后各版县志皆沿袭此说，再无更多信息。 这种记载上的巨大反差激发了我的考据兴趣。为何一位值得立碑纪念的知县，在地方志中只有寥寥数语？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谜题。

方志作为地方历史的重要载体，其编纂往往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贾云鸾在《保定府志》与《邹县志》中的记载差异，正反映了不同方志编纂的视角与目的差异。 《邹县志》对贾云鸾记载简略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贾云鸾上任之时（崇祯九年，1636年），邹县上一部县志（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早已修成，自然无法记载其后任职的官员。传闻清顺治八年曾修《邹县志》，但该志已佚，内容无考。清康熙十一年修志时，距离贾云鸾任职已过去三十多年，编修者仅能从残存档案中找到基本信息。 其次，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导致大量档案散佚。明清易代之际，邹县作为山东重要县域，历经战乱，官方文书档案难免损毁。编修者只能根据有限资料进行“补遗”，故而信息极其简略。

最关键的是，方志编纂有其地域性偏好。《邹县志》作为任职地志书，对官员的记载往往只记录基本信息，除非其政绩特别突出或建有重要工程才会详述。而《保定府志》作为贾云鸾的家乡志书，编纂宗旨之一就是“彰扬乡贤”，自然会不遗余力地收集其生平事迹。

为了解开这个历史谜团，我开始了艰难的寻证之旅。首先查阅《蓟州志》，却一无所获，反而意外发现了另一位邹县知县李奇的记载。 最终，在清光绪二年的《蠡县志》中，我找到了贾云鸾的完整记载：“贾云鸾，天启间举人，任蓟州学正，教本学廪生张甫冠等，月课二次，人才丕茂。任满，升山东邹县知县。驿路冲繁，驿马尽倒，鸾至设法买马，尽捐俸薪，自出马夫迎送，不累社甲。莅任秋蝗伤禾，申文免征。闻蠡变，虑成疾，卒于官，邹民建去思碑。” 这段记载与《保定府志》相互印证，共同勾勒出了一位勤政爱民、清廉自守的知县形象。

根据各方志记载，我们可以为贾云鸾重构一份详尽的生平档案：

贾云鸾，直隶保定府蠡县人，天启元年（1621年）辛酉科考中举人。明代举人资格足以出任地方学官，贾云鸾的第一任官职是蓟州学正。 在蓟州学正任上，贾云鸾展现了卓越的教育管理才能。他亲自教导本学廪生张甫冠等人，建立“月课二次”的考核制度，定期检验生员学业。在他的精心培育下，当地人才辈出，“人才丕茂”正是对其教育政绩的高度评价。 任满后，贾云鸾升任山东邹县知县。邹县地处南北要冲，驿路繁忙，政务繁重。他到任时面临的首要难题是驿政废弛——“驿马尽倒”，交通系统陷入瘫痪。面对这一困境，贾云鸾没有选择摊派于民，而是“设法买马，尽捐俸薪，自出马夫迎送，不累社甲”。这种自掏腰包解决公共问题的做法，在明代官员中实属罕见，充分展现了他清廉自守、爱惜民力的高尚品格。

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上任当年秋天，邹县遭遇严重蝗灾，“蝗蝻为灾，伤禾严重”。面对灾情，贾云鸾没有隐瞒不报或强行征粮，而是“泣请免本年征税”，含泪上书恳请免除赋税。这一举动需要极大勇气，因为明代官员考核以完成税赋为重要指标，请求免税可能影响其仕途。但贾云鸾将百姓疾苦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展现了他体恤民情、为民请命的担当精神。 然而，正值他全力救灾之际，噩耗从家乡传来——“闻蠡变”。据《蠡县志》记载崇祯九年（1636年）八月，兵乱保南。 贾云鸾闻家乡变乱，忧心亲人安危，又虑及时局艰难，“以忧致疾，卒于官”。一位勤政爱民的好官，最终因忧国忧民而殉职，令人扼腕叹息。

贾云鸾的事迹深深感动了邹县百姓，他们自发建造“去思碑”， 纪念这位为民尽瘁的知县。去思碑的建立需要经过士绅倡议、百姓响应、集资筹建等过程，是对官员政绩和品德的高度认可。贾云鸾在邹县任职时间不长，仅一年，却能赢得如此爱戴，足见其政绩感人之深。 可惜的是，这座去思碑未能保存至今，甚至连碑文内容都未见记载。我们只能从方志的只言片语中想象当年邹县百姓送别这位父母官的情景。

通过一步步挖掘贾云鸾的故事，我深深感受到： 故事虽然发生在四百多年前，但对今天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一个好的官员，不在乎职位高低，不在乎名气大小，而在于是否真心实意为百姓做事。即使过去再久，人民最终会记住那些真正对他们好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贾云鸾的故事写出来——不仅是为了还原一段历史，更是为了铭记一种精神。希望更多的人知道，在明末那个动荡的年代，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好官，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父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