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骨山：如何发现“北京人”

作者：[美]诺埃尔•T.博阿兹、[美]拉塞尔·L.乔昆

译者：陈淳、陈虹、沈辛成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协和医学院

与非凡的解剖学家步达生

20世纪初，中国深陷经济和政治动乱之中。广袤的国土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促使帝国主义列强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瓜分势力范围，尤其是港口。但与此同时，西方人和他们的一些机构也以各种“人道主义”理由来到中国。一个庞大的美国基金会——约翰·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建立了一所英语授课的学校，旨在培训年轻的中国医生。由于薪金丰厚，协和医学院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师资，不过主要是来自北美的教授。

步达生（Davidson Black）于1919年被医学院聘为解剖学教授。步达生是加拿大人，在多伦多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又游学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德国的顶尖体质人类学实验室，潜心研习人类进化。他找到了一位导师——格拉夫顿·埃里奥特·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博士（后成为爵士），后者是伦敦大学学院一位杰出的解剖学教授。正如他的信函所示，步达生对中国的工作充满兴趣，主要是因为他想尽量接近在他看来可能含有人类祖先化石的遗址。几乎可以肯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官员在决定聘用年轻的医学博士步达生就任解剖学教职时，断然想不到他的解剖学研究将会涉及在距北京新建的医学院几十公里的几十万年以前的老旧尘封的采石场里挖掘骨骼化石的工作。史密斯为步达生写了封郑重的推荐信。

在京的最初两年，步达生全身心投入筹建医学院的工作中，尤其是解剖学系。他的解剖学课程进展顺利，他与同事也相处和睦。他的工作之一是为医学院学生获取解剖用的尸体。北京警方自然高兴，有天他们给解剖系送来了多具被处决犯人的无头尸体。震惊之余，步达生仍很有礼貌地访问了警局，解释医学院需要完整的尸体。警长听后点了点头。几天后，一行上了镣铐的囚犯从警局来到步达生办公室门前，一张便条上写着“随你处置”。事件竟如此曲折，步达生显然不得不再次造访警局了。

步达生有令人瞩目和外向的性格，他和妻子在北京的外国人社交生活圈中很是活跃。他同时与国外的朋友和同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协和医学院对步达生十分满意，他被委任为解剖学系主任。

步达生与安特生的合作始于1921年北京东北部满洲沙锅屯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无疑，两人之前是在社交场合相识的，因为在形容他们的初次合作时，安特生称步达生为“我的朋友”。安特生曾一直勘探煤矿资源，但却让他的助手前去挖掘附近有趣的沙锅屯洞穴。从煤矿返回之后，安特生兴奋地发现，他们找到了大量的人类骨骼。安特生立刻发电报给步达生，请求协助对人类骨骼的发掘和解剖学研究。这些骨骼的历史只不过数千年（与龙骨山化石的数十万年相比），但是步达生仍然十分关注。他搭乘火车于1921年6月22日抵达遗址。这些骨头被转移至步达生在医学院的实验室，并在那里被清洗和研究。步达生发现这些骨头来自大约45个个体，但是这批遗骸杂乱而破碎，有可能是同类相食所致。他最终将结论刊发在安特生牵线的中国期刊《中国古生物志》上。

协和医学院的管理层对步达生在体质人类学方面新表现出的爱好感到不快。院长胡恒德（Henry Houghton）博士告诉他，他必须无条件地将他的研究限于医学课题，而不是“神秘的山洞”。胡恒德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培养的医学博士，对体质人类学及其与解剖学的紧密关系几乎一无所知。与已经历经两代、将体质人类学作为必修课程的大多数欧洲大学和医学院不同，在美国，美国体质人类学家学会的成立仍遥遥无期（该学会于1930年成立）。如果步达生在其他所有方面不是那么能干，而且如此广受爱戴，医学院的管理层很可能就会设法赶走这位初露头角的古人类学家。沙锅屯的骨骸到达步达生的实验室之后，他才能与基金会方面敲定一项协议。他同意将人骨的研究推迟两年，在此期间，他将致力于医学院的教学和解剖学系的事务。1922年，步达生还拒绝了安德鲁斯让他以解剖学家的身份加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缺环远征队”的邀请，这要么是因为他与医学院有协议，要么是因为他在一年前就已经与安特生建立了一种稳固的工作关系。

然而，即使是两年期限已过，步达生发现自己仍然面对着来自管理层的阻力，反对他的古人类学研究。举例来说，胡恒德博士在得知某次讲座的主讲人是一位来自史密森研究院的著名体质人类学家阿莱斯·海特列希加（Aleš Hrdlička）时，他拒绝为此支付费用。最终，纽约方面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向史密森研究院致歉，并补上了海特列希加巡讲的开销。显然，步达生遇到了麻烦。人们不禁好奇，传说他在死亡那夜仍在进行研究工作，是否是因为他想要保持低调，以避免与医学院管理层发生冲突。当步达生在研究他的头骨与骨骼之时，这些人肯定全都躺在家里的床上了。

大约1926年，步达生发表了他对沙锅屯骨骸的分析结果。当安特生邀请他参加为瑞典王储筹办的科学会议时，步达生同意了，不过他也意识到安特生对他也很有帮助。在组织1926年10月22日的媒体发布会上，安特生和步达生显然协作默契。

安特生将师丹斯基和维曼在乌普萨拉拍摄的两颗古人类牙齿的幻灯片交给步达生。步达生为安特生写了一份牙齿的简短描述供其在会议上发布，随后将一份报告寄给《自然》杂志，并于一个月后发表。会议议程由地质学会的中方领导——一位中国政治改革家——翁文灏的致辞拉开序幕，随后是法国耶稣会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讲话，最后是安特生，他汇报了维曼的古生物学研究以及他本人的考古发现。会议的压轴大戏是龙骨山古人类的幻灯片。

安特生故作平淡地总结道，他原本无意追寻这些惊人的发现，但若不跟进，则为大憾。他建议，以与会的步达生博士为代表的协和医学院，和以安特生的老友兼同事翁文灏博士领衔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一起，合作开展研究项目。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有鉴于会议的氛围——这实际上是一场皇家听证会——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王储，期待他的反应。王子本人就是一位业余考古学家，熟知安特生过去十几年里的不懈努力，并给了他热情的支持。对安特生自身而言，他还需要王子的撑腰，希望其回国后继续通过瑞典的立法程序支持并提供经费来建立他的东方古物博物馆。王子毫无疑问支持安特生继续在中国工作。毕竟，没有要他来建这个博物馆（尽管所有与会者的心里都明白，正是王子领衔的瑞典中国研究委员会提供了迄今为止的所有费用）。王子也敬佩安特生通过长期而复杂的探索取得的科学成果。在能干的加拿大解剖学家的帮助下，在中国科学部门和进步政治人物的支持下，在杰出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的全力参与下，安特生的国际地位就这样树立起来了。安特生在这次会议上如愿以偿，这也是中国方面赠予他的一份大礼。

步达生也借此会议成全了自己。到1926年，他已在协和医学院七年，在此期间他工作出色，却并无放弃人类学研究的打算。所以，该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步达生的人类学志趣达成和解的时候了。他出席了有瑞典王储参加的会议；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个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教员；周口店附近新遗址的重要性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同。所有这些结合到一起，令洛克菲勒基金会转到步达生的想法上来。基金会同意出资在协和医学院筹建“新生代研究室”，任命步达生为荣誉主任，并为龙骨山的发掘提供资助。中国地质学会、协和医学院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三家机构在龙骨山的合作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在九年后被迫中断。

为瑞典王储举行的北京会议，给古人类学留下了另一项更为长久的遗产。在对会议的广泛报道中，“北京人”一词应运而生。在会后的即兴采访中，德裔美国古脊椎动物学家、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葛利普（Amadeus W.Grabau）博士就用这一名称来指称师丹斯基发现的两颗化石牙齿的属主。这一口语化的名称自周口店龙骨山古人类发现起一直沿用至今。葛利普也是安特生的密友，在自己的著作《黄土的儿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一书中有一幅安特生的素描像，并形容他为“天才的学者、热诚的教师和乐天的人”。

“北京人”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师丹斯基最担心的事，也就是龙骨山古人类遗存的鉴定问题还是发生了。有些人，不过并非所有人，对鉴定提出质疑。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神父德日进教授，他在王储会议的两天后致信安特生。这封信言简意赅，直指要点。对于两颗周口店的化石牙齿，他“并不完全相信那两颗牙齿具有那种假设的人类性质”，反之，他认为两件标本可能是食肉动物磨损或破碎的后齿。他也确实指出，他并未见到实际标本，仅凭安特生的照片，他“殷切希望能证明自己的批评并不成立”。

德日进的批评像惊雷一般震动了当时北京的科学界。德日进和他的法国同事考古学家桑志华（Emile Licent）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显然安特生和步达生并没有料到会这样。也许德日进因被排斥在外而有点生气，又也许他真的觉得牙齿并非古人类的，认为他有责任与安特生交换这一看法。无论如何，德日进对龙骨山两颗牙齿鉴定的质疑威胁到了整个事业，尤其是步达生的声誉，因为他刚刚在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支持师丹斯基的鉴定结果。不过，就算步达生有点担心，他也不露声色。而在葛利普当着德日进和来访法国科学家的面向安特生开玩笑，质问他北京人究竟是（男）人（man）还是食肉动物时，虽然没有可靠的根据，但是安特生迅速反击道，两者都不是，而是一位女士（lady）。这个幽默果真应验了，不过北京人和步达生的头上始终疑云密布，直到遗址出土了确凿无疑的古人类遗骸，才使所有的怀疑者哑口无言。

中国猿人的现身

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步达生的支持，以及对龙骨山联合发掘的资助进展顺利。不过瑞典人的投入也是旗鼓相当。安特生和维曼按合作项目的要求，协同组织发掘。洛克菲勒基金会则尤其关注步达生不要被调离他在医学院的教职。当时，师丹斯基已经发表了遗址初步研究结果的论文，并无意返回中国。维曼的另一个学生伯格·步林（Birger Bohlin）博士，于1927年来管理龙骨山的发掘，他此前已经研究过一些中国出土的长颈鹿化石。

步林是个精力旺盛的田野工作者。他与妻子一起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妻子住在北京，他在龙骨山。倘若他更老到和世故一些，他就很可能会对他即将面临的境况更加忧心忡忡。彼时，中国的部分领土被英、德、法、日、美等列强的军队侵占，而入侵者受到由武力强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清廷268年之久的统治垮台之后，民族主义者孙中山于1912年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1925年去世。1927年的中国，国共合作破裂，各地军阀都在为地盘、势力和霸权互相竞斗。在周口店都能听见张作霖和阎锡山两大军阀对峙的枪战声。步林常常看见部队在往返行军，听见远处战斗的隆隆炮声，偶尔还得对付途经发掘工地的土匪。但是，他的田野工作竟奇迹般地并未遭受重创。他于1927年4月16日开始发掘，直至六个月后的10月16日，他发现了期盼已久的古人类。步林和他的团队总共挖去了3000立方米的洞穴堆积。

受权刊发，选自《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美] 诺埃尔•T.博阿兹、[美] 拉塞尔·L.乔昆 著，陈淳、陈虹、沈辛成 译，陕西人民出版社·一读 2025年6月。

步林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只不过是一颗牙齿。但他仍难以抑制对这项发现的喜悦。在龙骨山的工作一结束，他就立即赶回北京，一路避开士兵和土匪。他于10月19日晚上六点半抵达步达生的实验室，甚至还没来得及洗尘或是告知妻子他已返京。步达生形容他“满身灰土却喜不自禁”。当步达生察看了这颗保存良好且无疑是古人类的牙齿之后大喜过望。此时距离王储会议已有一年，发掘也长达六个月。步林从野外运回了大量装有含化石堆积物的箱子。步达生曾提道：“步林十分肯定，他能发现更多的北京人化石。”

对步达生下一步做法的见地因人而异，它或被认为极具先见之明，或被当作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或被看作鲁莽而不负责任。单凭步林拿来的一颗牙齿，步达生就命名了人科动物的一个新属新种：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并在发现之后几周内就发表在《中国古生物志》上。也许更负责任的做法，应该是至少等到步林有充裕时间从沉积物里发现古人类其他化石之后再发表，但是步达生决定马上出手。他之所以这么做，无疑是想要驱散一年来笼罩在北京人真实性上的疑云，还因为需要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更多资助来继续下个季度的发掘。带着一个正式的拉丁学名和发现更多化石的信心，步达生远赴北美和欧洲。他的任务是去游说新的分类名称获得认可，并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新的资助。等他再回到中国时，他的外交努力和游说都得到了回报。继续发掘的资金到位了。基于一颗牙齿的中国猿人竟获得了比另一人科动物新属新种的南猿非洲种（Asutralopithecus africanus）更广泛的科学认可，后者是基于一具完整的头骨化石和齿列完好的下颌骨而命名的，于两年之前由同在埃里奥特·史密斯门下的解剖学家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发表。

裴文中发现第一具古人类头骨

步达生自掘的科学深渊，就像周口店发掘的洞穴一样深不可测。为了不让其成为他职业生涯的坟墓，他需要更多的化石。头骨将对中国猿人的最终认可至关重要，因为哺乳动物种类的许多特征都反映在脸部、脑部、眼鼻部分和牙齿的构造上。第一件破碎的北京人头盖骨最终在1928年被发现。

在实验室工作了整个冬季之后，步林已准备于1928年春重返野外。杨钟健博士和裴文中（后来取得博士学位）被派来协助本季度的发掘，前者是刚毕业的古生物学家（中国第一个），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并由葛利普教授推荐而来，后者也是葛利普的学生。最多时，遗址总共雇了60名工人。

1928年的发掘从去年出土臼齿化石的地点附近开始，也就是洞穴的西北部。在石灰岩剖面高约十米处，出土了更多的牙齿、破碎的上颌骨和头骨的碎片。步林给已返回瑞典的安特生写信，汇报这“整个就是中国猿人遗骸的窝”。北京的实验室里，正在对出土第一颗臼齿的遗址堆积物进行仔细的剥离和修理工作，不出步林所料，发现了更多中国猿人的牙齿和骨头。研究者把产化石的“窝”（nests）称为“地”（loci）。“A地”（Locus A）是1927年第一颗臼齿的发现地，而“B地”则是古人类化石的新堆积地。

下颌骨是最先发现的北京人头部化石。A地的堆积出土了一块成年个体的右半片下颌骨，B地则出土了一块未成年个体的下颌骨，下巴颏完好。步达生以其特有的敏捷，于次年早些时候发表了对这些标本的描述。他的结论颇为有趣，未过多着墨于对直立人的最终鉴定，却着意阐述化石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他对新物种外貌的想象。

步达生在1929年刊于《中国地质学会志》的文章中强调，B地未成年中国猿人下颌骨部分的轮廓与猿类十分相似。从他所绘的图版来看，其下颌骨角度与年轻黑猩猩的十分接近，而与现代中国儿童外突的尖下巴颏相去甚远。作为一种推测的进化过程，他绘制了石器时代晚期一个中国人的下颌骨，介于龙骨山标本和现代人下颌骨之间。

令步达生感到困惑的是，何种头骨才能与这种像猿的下颌骨相匹配。只有几块头骨碎片能为他提供颅骨形态的想法，因为B地出土的I号和II号头骨在1928年时还未清理完毕。这些骨头相当厚，但是却极为破碎。安特生概括了步达生的结论：“中国猿人在脑量方面与现代人十分接近。”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个极其惊人的推论，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该物种的平均脑量只有现代智人脑量的四分之三。步达生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几乎可以肯定，步达生当初对北京人的观念来自道森曙人（Eoanthropus dawsoni）——皮尔唐人——猿类下颌骨和现代人头骨的合成物，这件赝品被英国人伪装成人类的始祖，直到1953年才被揭穿。他明白，他对中国猿人头骨的真正构造所知甚微，因此需要在龙骨山发现完整的头骨，以便解开这个谜题。最终现身的中国猿人与皮尔唐人大不相同，这是令步达生最为震惊的。

1929年的野外工作见证了龙骨山洞穴遗址守护者的更迭。最后一支瑞典团队撤离了，在他们的守护下，龙骨山从具有魔力的龙骨开采场，变成了世界闻名的古人类化石遗址，现在他们把田野工作交到了能干的杨钟健博士和裴文中先生手里。步林在结束了1928年的工作之后，就加入了前往中国西部的另一支瑞典野外远征队，并最终返回瑞典。因此龙骨山的发掘成了中国人的事业。这项工作由新生力量继承下来，于1929年4月重新开始。

杨钟健和裴文中扩大了发掘范围。老的洞穴遗址中，化石成堆出土，尽管大多数都很破碎，但是仍有许多保存下来很好的标本。其中发现了一具完整无缺的更新世巨型鬣狗的骨架，现在被称为中国鬣狗（Pachycrocuta brevirostris）。龙骨山出土动物的标本名单越来越长。他们还发现了更多非人灵长类的化石，找到了一种已灭绝的猕猴。但是在整个漫长的发掘过程中，能够敲定北京人身份的古人类头骨却一直与发掘者失之交臂。

在老资格的古人类学家中，普遍流传着一个古老的迷信——最好的化石总在野外发掘的最后一刻出现。它曾在1927年时在龙骨山发生过一次，当时步林找到了第一颗牙齿；1929年，事情再度上演。

12月的华北，周口店四周的山丘迎来了初雪。桶水一夜成冰。研究队在洞穴中挖掘时碰到一条裂隙，里面堆满了化石，并向洞穴深处延伸。狭窄阴冷的洞底，只容得下三人向下掘进通向所谓的“下洞”。他们借着烛光挖掘。他们比平时挖的时间更久，因为裴文中有一种直觉，他们将要发现重要的东西。12月2日下午，裴文中的岩镐掀开了一块坚硬的砂岩和洞穴砾岩堆积，一块引人注意的圆形骨面露了出来。他心跳不止，开始仔细地清理化石的边缘，它仍嵌在洞壁上。曲线渐渐显露。不见鹿角，也没有牛角，亦不见长长的吻部，更没有延伸的头冠。纯粹是古人类头骨那种浑圆、漂亮的简洁线条。裴文中意识到他真的发现了头骨——苦苦寻觅的北京人头骨。但是他很快抑制住内心的狂喜，开始沉思眼下他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裴文中发现自己位于一条长而崎岖的坑道底部，如果处理不当，手里这块无价的纤细化石很可能会碎裂成几百块无法辨认的碎片。夜幕正在降临，由于裴文中和工人们从一早就在洞穴工作，他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他本想把化石盖起来，等到次日早上恢复了精力再回来，但是这样太危险了。松动的岩石可能会砸到头骨上，也可能有人深夜溜进来试图把它偷走。他必须坚持下去。点亮了更多蜡烛后，裴文中全神贯注地彻夜工作，取出分成了两块的头骨，并小心地用胶将碎块接上，同时尽量保留附着的洞穴堆积以供支撑之用。他采用石膏绑带护套，然后等它们凝固。随后，头骨由人手传递被慢慢送出洞穴。裴文中把它带到野外住所，立刻放在火边，以便让胶水和石膏变干变硬。

翌日清晨，裴文中赶往周口店火车站，给步达生发了一封电报，并给北平的杨钟健博士和地质学会的翁文灏博士发信，通报龙骨山古人类头骨的发现。回到办公室，他把头骨化石和堆积物用棉纸包裹起来，随后又糊上石膏加麻袋片，以便从外部加固。天气如此之冷，即使在相对温暖的办公室，粗麻布外壳也还是干不了。直到第三天，裴文中在头骨周围放了三个火盆，才终于使其变硬。

准备出发时，他又在化石外面包了床旧棉被，随后再用毯子捆好，像是一个普通的行李。他希望，如此这般隐藏无价之宝，能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赴北平沿途的几个关卡而不引起注意。12月6日一早，他从周口店坐火车出发，中午前到达了50公里之外的北平。他直奔步达生的实验室递交头骨化石。

当步达生看到裴文中放在他面前的完整（尚未修理）化石时，他不禁欣喜万分。这位年轻的中国同事则满怀喜悦，笑容满面，在交出了这件宝贝之后如释重负。裴文中把步达生从科学的深渊边缘救了回来，确保了他在古人类领域中的崇高地位。而步达生也深知这一点，他毫不吝惜自己的夸奖，也完全明白这一发现需要怎样的技巧和运气。他保证，以后中国地质学会在为这项发现给他颁发勋章的时候，也会给裴文中发一块。步达生还安排地质调查所在其《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刊登裴文中本人对这项发现的陈述。

步达生用老练的解剖学目光，反复端详着头骨古老低平的弧线和原始突出的眉脊，甚至他的政治头脑也开始兴奋地酝酿怎么写寄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他海外同事的信。他冒险但深思熟虑地为北京中国猿人命名替他赢得了基金会两年的资助，现在一切都得到了回报。他迫不及待地要着手研究这件标本。它是那么美丽而原始，让人怦然心动。

在裴文中仔细完成了标本的清洗和加固之后，步达生开始了研究。他把每块骨片分开，确保破损的边缘不带有黏着物，小心翼翼地把每块骨片重新拼合成一个整体。他工作了三个月，在修复的每个阶段都制作了头骨的模型复本。步达生的原始模型至今仍在北京，其背面的石膏上有他的签字，现存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甚至在他工作完成之前，他就已经于1930年完成了三篇关于头骨的初步论文。他有关北京人头骨的主要论文于次年发表。不过那时，第二块较为破碎的龙骨山古人类头骨已在1930年的发掘中出土，步达生也将这件标本写入了他的报告。

1929年，后来北京人化石术语称之为“Ⅲ号头骨”的发现，标志着周口店遗址和步达生职业生涯的巨大转折。此后，重大发现源源不断。1930年，许多牙齿和另一具头骨出土。1931年，周口店在石器和用火证据上有了重大发现。1932年，一件保存完好的中国猿人下颌骨出土。这件标本是步达生研究的最后一块周口店古人类化石。

不详究工作的进度和深度的话，步达生所有的梦想都已成真了。他旋风般地巡游中东和印度，返回故乡加拿大，然后前往伦敦，在他刚刚受邀加入的皇家学会上做报告，并于1933年秋回到中国。尽管已是筋疲力尽，但他仍于1933年发掘收尾时前往周口店。他曾在洞穴中晕倒，但仍继续考察。回北平后，他秘密就医，医生确诊他患有轻度心脏病。他隐瞒了病情，甚至没有告诉妻子。但是到1934年2月份，他在北平住了三星期医院。鉴于他父亲49岁就死于心脏病（当时步达生离49岁生日只差4个月），而且他的预后被诊断为“严重”，他似乎已经注定要死在工作台上了。1934年3月15日下午五点左右，步达生如往常那样进入实验室，打算通宵工作，这是他出院后第一次这样做。据说，工作之前，他与系里的同事相谈甚欢。杨钟健博士是他的最后一位访客，他回忆道：“他坐在桌前，那个他年复一年进行科学研究的地方。他谈到了他的焦虑，担心他为新生代研究实验室制定的计划能否顺利进行。”这些焦虑的念头与步达生的死难脱干系。约半小时后，当解剖学副教授保罗·史蒂文森（Paul Stephenson）进屋时，步达生已经倒在了他的桌前，身上仍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他戏剧性地倒在了两项最伟大的发现——中国猿人Ⅲ号头骨和周口店山顶洞的智人头骨旁。步达生的最后一篇论文是他在伦敦皇家学会的演讲，原本要在当年晚些时候发表，现在竟成了他留给化石的遗言。

步达生最后的岁月一直身陷发现的躁狂和激动之中，同时令他和同事们始料未及的惊人事实也初露端倪，龙骨山逐渐向人们显示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类进化模式。尽管中国猿人令人惊奇，但这一物种却没有如步达生和他英国导师所预期的人类始祖那样，具有隆起的头盖骨和高鼻的面相。中国猿人与皮尔唐人很不相同。不过，成见总是根深蒂固的。龙骨山的发现源源不断，必须有人继承故去的步达生的事业，描述新化石的解剖学特点，并解说它们的意义。

一位“高人”接手周口店的工作

步达生的离世，让周口店的研究工作失去了一位充满魅力的领衔人物，这本可能意味着发掘的终结。但正是工作伙伴的忠诚和周口店遗址丰富的材料，使发掘工作得以继续着。从未把人类进化作为主要关注点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继续资助发掘，也许是出于对步达生及他在医学院的综合研究工作的支持。关键在于，基金会资助的这一教职，是为了研究和描述古人类化石，而这些化石正在不断地出现。但是，寻找一个完全能胜任步达生之职的科学家并非易事。他确实是个难以替代的角色。

步达生去世后不久，他的故交与同事德日进暂时接管了周口店的工作。1934年3月19日，也就是在步达生故去的四天之后，在写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生物学家葛兰阶的信中，德日进写道：“我失去的不只是一位兄弟。中国的科研工作更是失却了一半灵魂。”德日进担心的是，哪里才能找到“步达生这般水准的人类学家”来接替他。此人必须是个“高人”，他请葛兰阶帮忙推荐。德日进与裴文中一起，于次月开始了周口店的发掘。20世纪初，德国是体质人类学和解剖学研究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20世纪30年代，德国正处于经济和政治的动乱中，许多最杰出的专家都因纳粹的反智运动和种族迫害而远走高飞。有两个因素——德国在解剖科学上的杰出地位以及逃离纳粹控制的大量移民——共同促成了最杰出的德国科学家之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教授成为步达生的继任者。在德日进发自北平的求援信中，也提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学部主任、葛兰阶的助手威廉·格雷戈里（William Gregory）。这位造诣深厚的解剖学家曾一度是奥斯朋馆长的门生，很可能在魏敦瑞与周口店的结缘之中助了一臂之力。在几个街区之外的曼哈顿中心，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医学部正在组建一个委员会来接替步达生的工作。

1933年4月，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政府广泛纠集警力，解除了所有犹太人的大学教职。魏敦瑞是解剖学的全职教授，也是犹太裔，他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教授资格并且失去了他的祖国。我们可以想象他的苦楚：他年近花甲，将其在学术界、医学界和政界的全部生涯奉献给了国家。但是德国的损失却是世界科学的福音。1934年，他永远离开了德国，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的访问教授之职。他在美国同事中的亮相，引起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注意。1935年，基金会委派他为北平协和医学院的解剖学访问教授和新生代研究室的荣誉主任，填补了步达生留下的空缺。

步达生与长他九岁的同辈魏敦瑞从未谋面。他们最可能相遇的时候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当时步达生正在阿姆斯特丹师从艾里斯·卡佩斯（Ariëns Kappers）博士，学习神经病学和化石脑颅模型，而魏敦瑞则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任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解剖学教授。1899年，魏敦瑞在斯特拉斯堡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写的是现生哺乳动物的小脑。之后，在他的导师——传奇人物古斯塔夫·施瓦博（Gustav Schwalbe）的关照下，学术晋升一帆风顺。当施瓦博在1904年退休时，年轻的魏敦瑞被指定为斯特拉斯堡的解剖学教授。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他创建起扎实的学术体系，包括血细胞、骨骼组织、骨骼整体形态和人类进化领域，并研究和描述了众多欧洲的古人类化石。但是一战的爆发，使魏敦瑞的职业与个人生活发生巨变，他开始热衷于政治。作为一名热诚的德国人，他扔下科学研究数年，成为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民主党的主席，并在1914年至1918年间出任斯特拉斯堡市政委员会委员。当法国于1918年战胜并接管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后，魏敦瑞被解除大学教职，他携家人逃到德国。魏敦瑞用了三年时间重获教职，这次是在海德堡大学。海德堡是著名古人类化石“海德堡下颌骨”的故乡，该化石1907年发现于毛尔（Mauer）的沙砾石层里，多年来一直是欧洲地质年代最古老的人类化石。1926年，他发表的关于歌德故居附近魏玛—埃灵斯多夫（Weimar-Ehringsdorf）地区出土的尼安德特人头骨化石的研究，令他在法兰克福声誉鹊起，该城市是与德国伟大诗人和博物学家关系最为密切的城市之一。魏敦瑞被聘为法兰克福解剖学教授之职时，他正在法兰克福，并于1928年移居该市。魏敦瑞那时首次读到了步达生在中国的发现，他立即意识到周口店的发现与爪哇猿人和毛尔下颌骨三者之间的共性。

魏敦瑞被威廉·格雷戈里形容为“德国文明与真正文化的奇葩”。但是在1934年，他与他的祖国彻底决裂，甚至拒绝在德国发表文章。1935年之后，他的48篇文章和著作都以英语写就，而在1935年前，他发表的144篇作品中有143篇是用德语写作的。魏敦瑞得以将妻子玛蒂尔德（Mathilde）和一个女儿带出德国，并与她们一起来华，但是他另两个女儿和玛蒂尔德的母亲则被送往集中营。当他专注于周口店的古人类研究时，他的个人生活却阴霾重重。他努力多年才得以将自己家人从德国解救出来，并最终与女儿们在美国重新团聚。可悲的是，他的岳母死在了纳粹的手里，而他的一个女婿也惨遭枪杀。魏敦瑞于1935年4月到达北平，时值步达生死在工作岗位后的第十三个月。1935年的发掘工作早已启动。裴文中和发掘主管贾兰坡娴熟地调遣已经十分默契的发掘队伍，发现了各类哺乳动物的新化石，包括保存状况良好的古人类化石。德日进和他的古生物学同僚们则从旁辅助，努力确保无论在洞穴里发现了什么，都能立刻根据最新的古生物学知识加以阐释。步达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原班人马仍在，魏敦瑞只需加入，就能承担起步达生这一古人类学家和古人类化石阐释者的角色。在这方面，他将被证明是大师级的人物。

周口店1935年的发掘工作收获丰硕。贾兰坡发现了中国猿人V号头骨的更多部分。返法三个月后，德日进7月25日在巴黎谈道：“魏敦瑞的工作方式令人称奇，既从容又积极。不过，我们还是非常怀念戴维（步达生）。”

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周口店发掘工作于1936年春再度开始。夏天发掘受酷热所阻，不过到9月又继续进行，这也是最后一次发掘。又是由贾兰坡新发现了三具古人类部分头骨（Ⅹ号、Ⅺ号和Ⅻ号头骨），并伴有一些单颗牙齿。周口店所在的西山随后爆发了游击战，周口店的工作不得不停止。

魏敦瑞在华的主要工作不是发现新化石，而是对自1932年发现下颌骨——也是步达生描述的最后一件标本——以来的所有材料进行研究，做详细的解剖学描述并加以阐释。

德日进这位不知疲倦的通信者1936年初从北平致函道：“魏敦瑞对中国猿人新旧材料的研究堪称完美，并得出了许多关于形态特征极其原始的新颖且坚实可靠的结论。”然而，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

新生代研究室是否会解散，也是步达生最后的担忧之一，1941年12月，随着日军占领了北平城，它终于还是发生了。魏敦瑞夫妇已经在4月离开了北平前往纽约，随身带走了周口店标本的石膏模型，还有他根据原始标本写成的解剖学记录副本。通过格雷戈里的热情帮助，魏敦瑞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谋得了一个访问性职位（没有工资）。奥斯朋已于1936年去世，但是他肯定会含笑九泉，因为他的博物馆终于接纳了周口店古人类化石的研究者。多年以前，安特生曾老练地抢占先机，使得美国博物馆团队无缘染指这处洞穴遗址。

1941—1948年间，魏敦瑞在纽约完成了周口店古人类的系列专著，确保了它们在人类进化阐释中的一席之地。魏敦瑞成为人类进化最壮丽诗篇之一的诠释人。

到20世纪中叶，北京人的名称在全世界已是家喻户晓。但是，尽管魏敦瑞的骄人工作令北京人名扬四海永垂青史，他却无法保住龙骨山洞穴出土的古人类化石的实体遗存。1941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从重庆来信，请求仍留在日本占领下的北平的魏敦瑞随身携带化石前往纽约。魏敦瑞心中一沉，因为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胡恒德当时不但决定让魏敦瑞博士即刻离开中国，还不允许他随身带走化石。当魏敦瑞离开北平，将无价的化石留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库房里时，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它们。而胡恒德做出的，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

本文选摘自《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第一章，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