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兴衰史】第十六回 永嘉之乱，洛阳陷落，司马炽被俘

当时各地灾荒频发，战乱不断，粮草与兵力均无法调往京城，洛阳上空仿佛被沉重的阴云所笼罩，局势岌岌可危。公元310年，即西晋永嘉四年，朝廷紧急派出使者，携带插有羽毛的“羽檄”——一种象征军情紧急的文书，命令各州郡速速发兵运粮，支援京师。

羽檄中写道：

“国纲倾颓，祸难四起，朝野上下，忧心如焚。望各州郡一见此令，立即出兵输粮，共拯晋室于危亡之际！”

临行之际，晋怀帝面色凝重，亲自嘱托使者：“替我传话给各地守将：若能即刻出兵勤王，朝廷尚有转机；倘若再拖延不决，大势去矣，悔之晚矣！”

然而，这些使者出发后，音讯全无。有的地方官员阳奉阴违，不愿出力；有的则自身困于战火，自顾不暇，根本无力支援。

最终，洛阳未等来一兵一卒，也未收到一粒粮食。昔日的中央朝廷，竟落得孤立无援、形同虚设的境地，沦为风雨飘摇中的残破孤城。

早在西晋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国库尚存锦缎四百万匹，金银珠宝多达百余斛，可谓富庶充盈。然而历经十年战乱动荡，这些积蓄早已消耗殆尽。朝廷上下终日争论不休，热议迁都以避祸乱。当时唯一可能的迁都之地是长安，可那里也正遭遇严重饥荒，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镇守长安的南阳王司马模束手无策，只得将前代帝王遗留下来的铜人、铜鼎、铜钟等礼器尽数砸毁，熔铸成锅碗瓢盆，运往各地换取粮食维持生计。此举引发朝中一些自诩清高的官员激烈批评，讥讽他“饥不择食”，竟将千年文物化为炊具，形同“吞食古物”。

与此同时，掌控朝政的东海王司马越坚决反对迁都。尚书令王衍更是变卖家中的车马，公开表明绝不弃守洛阳的决心，试图以此稳定百官人心。

某日，东海王身着戎装入宫觐见晋怀帝，主动请缨出征抵御汉军入侵。晋怀帝面色凄然地劝阻道：“天下处处动荡，京师人心浮动，你可是国家的顶梁柱，怎能轻易离京远征？”

司马越答道：“困守洛阳，坐等灭亡，不如奋起一战。若能取胜，朝廷或有转机！”

当时，西北方向有并州刺史刘琨与汉国刘聪对峙，东北一带王弥则被青州刺史苟晞所牵制，而石勒却在襄城、宛县之间流动作战，哪里有粮就奔向哪里，极有可能从东南方向进逼洛阳。

公元310年十一月十五日，东海王司马越决意亲自出兵阻击石勒。他率领朝廷几乎所有文武重臣随军出征，将有才能的文官悉数任命为军中僚属，并以太尉兼尚书令王衍为军司，统领军政事务。临时在周边郡县集结了约四万将士，挥师东南，进驻项县（今河南沈丘东）。

表面上看，此举似为孤注一掷，实则暗藏战略考量：东海王此行不仅带走了朝廷中枢、精锐兵力和仅存的粮草资源，几乎相当于另立了一个流动朝廷。驻守项县后，他既可向东南与建邺的琅琊王司马睿取得联系，也可向东退守自己的封地——东海国，进退皆有余地。

晋怀帝司马炽被孤零零地留在洛阳，既无实权，又无军队，更无粮草供应，处境极为凄凉，可谓求助无门。

此时，扬州都督周馥上表朝廷，建议将都城迁至扬州治所寿春，并主动提出愿率三万精兵护驾。他还提议，请荆州、扬州、湘州、江州四地预先调运四年赋税，共计十五万斛粮食，以及帛、绢各十四万匹，以供朝廷所需。这一计划若能实现，本是挽救危局的良机。

然而，东海王司马越与琅琊王司马睿却强烈反对迁都，反而指责周馥此举居心叵测，意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犯上作乱。二人联合出兵讨伐周馥，致其兵败。周馥悲愤交加，忧恨成疾，不久便含恨而终。

此后，洛阳朝政由东海王亲信——河南尹潘滔一手掌控，守卫京师的将领何伦、李恽也皆为其部下。

然而，洛阳早已陷入绝境，城中粮尽，宫内到处可见饿殍遍地。盗抢横行，秩序崩坏，昔日帝都已形同废墟。官府与豪族纷纷筑垒设防，自保家门，国家体制名存实亡。

右卫将军何伦趁乱率兵劫掠公卿大臣府邸。前司隶校尉刘暾、御史中丞温畿、右将军杜育等人的宅院均遭洗劫焚毁，刘暾之子刘向更不幸遇害。士兵甚至闯入皇宫，对广平公主、武安公主（均为晋武帝之女）及宫女大肆侮辱欺凌。晋怀帝司马炽虽心怀愤恨，但因何伦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心腹，不敢追究，只能隐忍不发。

曾与东海王结为兄弟、后反目成仇的青州刺史苟晞，眼见司马越专权跋扈、政局混乱，便向各州郡发布檄文，历数自身功绩与司马越罪行，痛陈道：“东海王身为宰相，却致使天下动荡，民不聊生。我岂能坐视不理？今日起兴兵讨逆，只为清除国贼，匡扶皇室！”

晋怀帝见到此檄文，欣喜万分，当即下诏嘉奖苟晞：“昔日朕欲命你统领六州军事，你谦辞不受，虽出于谨慎，却非共忧国难之举。如今时局危急，望你传谕六州，号召群雄共举大义，共平祸乱！”

随后，晋怀帝又亲笔写下密诏，授意苟晞出兵征讨东海王。

苟晞本有望大展宏图，然而局势突变。匈奴汉国六州都督王弥派长史曹嶷东进青州，围攻城池。守将苟纯正是苟晞之弟，情势危急之下向兄长求援，苟晞只得率军驰援。

起初战事顺利，苟晞连战连捷，士气正盛。但到了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正月的决战之际，天公不作美，战场上骤然狂风卷地、飞沙走石。

曹嶷所率多为北方将士，早已习惯此类天气，依旧阵型严整；而苟晞军中多为中原士兵，难以睁眼，阵脚大乱，终遭惨败，被迫放弃青州，向西南方向撤退。

与此同时，石勒也乘势南下。正月十五，他攻陷江夏，随即挥师北上，接连攻克新蔡，斩杀镇守当地的司马确（即司马腾之子）。随后又分兵夺取许昌，形成对项县的战略包围，彻底切断了东海王司马越退回洛阳的退路。

此时的东海王司马越，前有石勒重兵压境，后有内忧外患不断，昔日权倾朝野却积怨甚众，如今陷入孤立无援之境，悔恨交加，忧愤成疾。终于在同年二月十九日，病逝于项县军营之中，一代权臣就此落幕。

东海王去世后，群臣公推太尉兼尚书令王衍为统帅，但他极力推辞，试图将此重任让与襄阳王司马范（即楚王司马玮之子）。

然而襄阳王也无意承担这一危局，婉言推却。由于王衍官居太尉，位高权重，最终只得由他牵头，率领众人护送东海王灵柩返回其封国——东海国。

王衍（256–311），字夷甫，自幼出身名门，备受宠爱。他容貌俊美，肤色白皙，手持麈尾扇时，手掌与扇柄上的白玉几无二致。他以擅长清谈著称，尤其精通老庄玄理，讲论时条理清晰、言辞华美。即便偶有疏漏，也能立即察觉，并当场更正。

古时书写常以“雌黄”涂改错字，因此时人称他“口中雌黄”，意指其言语如笔墨般可随时修正，反应敏捷、口才绝佳。起初此语并无贬义，专赞其辩才无碍；但后世逐渐演变为“信口雌黄”，反而带有不顾事实、随意妄言的贬义。

王衍的妻子郭氏是贾后（晋惠帝皇后贾南风）的亲族，性情酷似贾后，为人强势而狠辣。在贾后掌权期间，郭氏倚仗宫中势力大肆聚敛财富，横征暴敛，名声颇劣。

王衍一向自诩清高，对世俗的铜臭味极为鄙夷，尤其厌恶谈及“钱”字。他的妻子郭氏却偏偏喜欢试探他，故意命婢女将大量钱币堆满床周，堵住他清晨起身的去路。

王衍见状，只得皱眉吩咐：“把这些阿堵物拿走！”始终不肯亲口说出一个“钱”字，以此标榜自己的超然。

王衍的女儿嫁为愍怀太子妃，后来太子遭贾后构陷，王衍为求自保，竟主动请求让女儿离婚，此举令世人不齿。贾后倒台后，他也受到牵连，被赵王司马伦罢免官职，并终身禁仕。

司马伦篡位期间，王衍为避祸端，甚至不惜用刀划伤婢女，装疯卖傻，侥幸逃过杀身之祸。待司马伦败亡，他又重新出仕。成都王司马颖掌权时，他历任尚书仆射、吏部尚书，后升任尚书令、司空，位极人臣。

然而王衍虽居高位，却终日沉溺于浮华玄远的清谈，不务实事。他出身名门，地位显赫，言行备受推崇，成为众多官员与文人争相效仿的对象。

西晋末年，士风日益颓废，许多士大夫只顾个人安危名利，漠视国事民生，竞相以谈玄论道为风尚。这种风气正是导致西晋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后人因此批评说：“清谈误国”，王衍便是其中典型代表。

此刻，东海王突然病逝，王衍再也无法推脱，只得勉强率领十余万大军前往东海国。原本的征讨之师，转眼变成了一支送葬的队伍。

石勒听闻东海王死讯，立即亲率轻装骑兵疾驰追击。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四月，他在项县以北数十里的宁平城追上了这支晋军。曾经在刘聪进攻洛阳时还能奋力抵抗的晋军，此时因朝廷权贵沉迷权力倾轧，统帅又怯懦无能，早已军心涣散、毫无战意。唯有将领钱端挺身迎战，最终力竭阵亡。

十多万大军顷刻间土崩瓦解，溃不成军。东海王的灵柩被遗弃在荒野，无人顾及。石勒下令劈开棺椁，拖出尸身焚毁，并说道：“天下大乱，实由此人而起。今日我为天下人泄愤，焚其骸骨，以告天地！”

从东海王进驻项县到身亡，不过短短四个多月；但他自掌权执政以来，已逾四年有余。

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持续近二十年，战火蔓延，军民死伤多达三十余万人，最终以东海王司马越的败亡画上句点。这场内乱的核心人物是八位宗室亲王：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以及东海王司马越。

然而，参与其中的远不止这八人，还有梁王司马肜、淮南王司马允、东安王司马繇、新野王司马歆、范阳王司马虓、南阳王司马模、东嬴公司马腾等多位皇族成员相继卷入权力斗争。

他们的共同目标皆为攫取朝政大权。八王轮番登场，手段不断升级——最初汝南王仅以滥授官职来笼络人心、树立威信；其后各王步步紧逼，阴谋政变频发，逐渐演变为大规模军事冲突与血腥杀戮。至东海王掌权时，竟公然抛弃晋惠帝，另立傀儡朝廷，彻底撕裂中央政权。

这场长达数十年的宗室内耗，严重动摇了西晋的统治根基，使原本统一的国家陷入分裂动荡，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受重创。最终不仅国势倾颓、外患趁虚而入，诸王自身也大多身败名裂，落得悲惨结局。

失去战斗意志的晋军仓皇溃退，却被随后赶到的石勒大军如驱赶羊群般围拢起来。四面八方皆是敌骑，退无可退。

石勒的骑兵策马疾驰，弯弓放箭，箭雨密集如骤雨倾盆，尽数射向那些已弃械投降、毫无防备的晋军士卒。十余万将士或中箭倒地，或在混乱中互相踩踏致死，尸横遍野，堆积如山，惨不忍睹。

王衍等一众朝廷权贵挤作一团，面无人色，闭目待毙。敌军见他们衣饰华贵、气度迥异于普通士兵，便用绳索将他们串连起来，押送至石勒帐前。这支俘虏队伍中包括太尉王衍、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武陵王司马澹、齐王司马超、梁王司马禧，以及廷尉诸葛铨、 豫州刺史刘乔、太傅长史庾敳等人。

石勒端坐大帐之上，命众人立于阶前。他目光如炬，厉声质问王衍：“你身为晋朝太尉，为何致使国家败乱至此？”

王衍惶恐不安，支吾答道：“我本无意仕途，仅为虚职充数。朝政皆由皇族掌控，此次随军出征亦是奉东海王之命，不得不从，实非所愿。”

王衍低着头，支支吾吾地说道：“晋朝的衰亡实乃天命所归，将军功高盖世，正当顺应天意人心，登基称帝，天下必群起拥戴！”他趁机劝石勒称帝，显然是想投诚效忠。

石勒听后放声大笑：“你王衍年少便入仕为官，几十年来位居要职，名满天下，如今白发苍苍，却还说什么从不想做官、不问政事？天下沦落到这般田地，难道不是你们这些人一手造成的吗？这罪责还能推脱到哪里去？”

一番话直击要害，王衍顿时哑口无言，只能低头沉默。其他被俘的皇族权贵也纷纷低声下气地哀求饶命，满口颂扬石勒英明神武，只盼能苟延残喘。唯有襄阳王司马范年纪尚轻，却骨气凛然，冷然说道：“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可说的！”石勒默然不语，只命人将他们全部收押。

事后，石勒对麾下猛将孔苌感叹道：“我自领兵以来，南征北战，踏遍大半江山，还从未见过如此众多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贵族文士。你说，这样的人，还值得留他们一命吗？”

孔苌答道：“这些人皆为晋室宗亲与达官显贵，绝难真心归附，不如尽数除去，以绝后患。”

石勒点头道：“那就送他们上路吧！不过，给他们留些体面，不必斩首示众。”

夜深人静，王衍一众人哪有心思入眠？五十六岁的王衍与五十岁的庾敳同处一室，二人皆以清谈闻名于朝，素来崇尚玄言虚理。

王衍长叹一声，低声道：“我辈虽不及古之圣贤，若非终日沉溺于空谈玄理，不务实事，而是尽心竭力辅佐国政，何至于落到今日这般田地！”

话音未落，忽闻屋外喧声四起，石勒的士兵齐声呐喊，正合力推倒石墙。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那些平日高高在上的权贵们还未等墙体崩塌，早已魂飞魄散。转瞬之间，他们所谓的“尊贵”之躯，便被乱石压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残骸。

此时，王弥之弟王璋正率部随石勒征战。军中断粮已久，士卒饥困交加。

战事刚歇，将士们争相冲上战场，在堆积如山的尸首中翻找，挑出体态丰腴者，割肉为食，聊以充饥；其余尸体则尽数焚毁，烈火熊熊，映红了荒野的夜空。

原本负责在洛阳守卫京师与皇宫的将领何伦和李恽，曾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心腹亲信。听闻东海王病逝后，二人立即携其遗孀裴妃、世子司马毗，并裹挟皇室宗亲中的四十八位藩王，仓促南逃，意图前往东海国据地自保。部分洛阳百姓寄望于这支队伍能带来生机，也纷纷随行出城。然而这支庞大的逃亡队伍沿途劫掠，所过之处如同蝗灾过境，民不聊生。

行至许昌东北的洧水仓一带，突遭石勒率领的军队截击。混战之中，司马毗与四十八位宗室亲王尽数死于乱军之手，唯有何伦与李恽侥幸逃脱。

裴妃则与其他众多妇女一同被俘，随后被贩卖为奴。数年之后，她才历经磨难，辗转南归，重返东晋控制的江南地区。

此时的洛阳，只剩晋怀帝孤身一人，形影相吊。大将苟晞上书请求皇帝迁都至仓垣（今河南开封东北），并派遣部下准备了五十名卫兵、数十艘船只及千斛稻谷，前来接应。

晋怀帝司马炽眼见江山崩裂、宗室倾覆、朝臣凋零，朝廷犹如狂涛中一叶孤舟，本有意投靠苟晞以求存续。然而留守朝中的官员们，一则贪恋私财不愿舍弃，二则畏惧苟晞治军严酷、手段狠辣，因而迟迟拖延，拒不启程，致使迁都计划最终落空。

苟晞送来的千斛粮食转眼间便消耗殆尽，朝中官员纷纷各自寻路逃命。晋怀帝召集仅剩的几位大臣反复商议，最终决定放弃洛阳，出逃避难。

然而此时宫中早已无卫士护卫，也无车马可供乘坐。晋怀帝只好先派遣司徒傅祗前往洛阳西北的河阴（今河南孟津县北）筹备船只，自己则带着几十名朝臣徒步向河阴进发。

刚走出皇宫西掖门，行至铜驼街时，一行人便遭遇劫匪抢掠。众人惊慌失措，面面相觑，无法应对，只得无奈折返宫中。

在河阴以东的山谷中，有一条名为雍谷溪的溪流，小桥流水间乱石嶙峋，此地被称为“硖石”。度支校尉魏浚屈率领数百户流民占据此处，筑寨自守，并囤积了相当数量的粮食。他听闻皇帝处境困顿、饥寒交迫，便在夜间悄悄派人将几袋粮食送入宫中，此举无异于雪中送炭。晋怀帝感念其忠义，当即任命魏浚屈为扬威将军、平阳太守。

然而，这几袋救命粮刚刚入腹，紧急的军情警报便再次传来……

汉主刘聪得知东海王已死、晋军主力尽丧于石勒之手，遂遣前军大将军呼延晏率二万七千兵马直扑洛阳。沿途与晋军交战十二场，晋军折损三万余人。

至311年五月，呼延晏兵抵河南县（今洛阳），刘曜、石勒、王弥等皆引兵来会。

呼延晏率先攻城，将辎重屯于城西七里处张方旧垒，亲率轻骑攻破平昌门，纵火焚毁东昌门及多处官署。

六月初一，呼延晏见刘曜等仍未抵达洛阳，便纵兵在城郊大肆劫掠，掳走大批士民，暂退城外。晋怀帝费尽心力在洛水边筹集的船只，亦被呼延晏焚毁。

六月初五，王弥兵临宣阳门。次日，刘曜进军至西明门。十一日，王弥与呼延晏合兵攻入宣阳门，直抵南宫，登太极前殿。部众洗劫宫中珍宝、宫女与宦官，晋怀帝仓皇逃入华林园，欲潜逃出城，却被侍中庾珉、王俊陪同就擒，囚于端门，后与传国玉玺一并被押送平阳。

六月十一，汉军攻破宫城，次日，刘曜自西明门长驱直入，一路杀向武库。守军溃散，兵器重地尽落其手。

入城之后，刘曜下令搜捕晋室宗亲与朝中大臣。太子司马诠、吴王司马晏、竟陵王司马楙、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河南尹刘默等一百余人，皆被擒获，于街市公开处斩，血染洛城。

汉军暴行不止于此。有数名晋官体态臃肿，竟被汉兵以油脂浇身，活活焚烧取乐，惨叫声震天动地，其状惨不忍睹。

随后数日，汉军纵兵屠城，大街小巷尸横遍野。官吏、平民被杀者超过三万，尸骸堆积于洛水北岸，以土封筑成“京观”，用以彰显武功，震慑人心。洛阳城内宫殿官署尽遭焚毁，昔日繁华帝都，转眼沦为断壁残垣。

刘曜又命再次搜捕宫中后妃宫女。他见晋惠帝遗孀羊皇后虽年过三十，风韵犹存，便强纳为妾。其余自梁皇后以下宫人，皆被分赏诸将，充作妻婢。晋室尊严，荡然无存。

被废太子司马遹遭难后，唯有其妃王惠风留在世间。她是太尉王衍幼女，此时被强行许配给将领乔属。不同于其父在政坛的圆滑世故，王惠风性格刚烈、坚贞不屈。当她见乔属佩剑在侧，猛然夺剑刺向对方，意图为夫报仇。乔属仓促闪避，剑锋落空。盛怒之下，她厉声斥责，言辞激烈，尚未说完，剑已被人夺回。反被乔属挥剑乱砍，最终香消玉殒，血染尘埃。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西晋王朝接连遭遇重创：石勒在苦县大败晋军，歼灭十余万兵马；刘曜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并纵兵劫掠烧杀，屠戮王公贵族与百姓达三万余人。这些惨烈事件史称“永嘉之乱”。

洛阳城破之后，顿时陷入混乱，朝廷官员纷纷南逃，昼夜不停奔逃二三百里至密县避难。然而王弥的部众紧追不舍，沿途官吏仓皇四散，躲入山林以求活命。

侍中荀崧的母亲在逃亡途中去世，他披发徒行，守着母亲遗体痛哭不止。敌军追至，夺走其车驾与牛只，将尸身弃于路边。荀崧奋起抗争，身中四创，血流满地，最终昏死过去。直至夜深方才苏醒，在重伤中勉强挣扎逃生。

这一幕幕悲惨景象，正是永嘉之乱下士族百姓颠沛流离、家国破碎的真实写照。

在“永嘉之乱”期间，天下大乱，各地纷纷出现互不统属的地方武装。其中一些为保乡里而筑坞自守，尚存道义；但也有一些趁外敌劫掠之际火中取栗，肆意妄为。对

普通百姓而言，这无异于雪上加霜——无论胡兵还是乱民，所到之处皆是烧杀抢夺，甚至有人被掳去当作食物充饥。

当时有一位名叫刘敏元的读书人，年富力强，与一位年过七旬、孤苦无依的同乡老人管平一同逃难，前往荥阳（今河南荥阳东）。途中遭遇一伙武装劫匪，人群四散奔逃。刘敏元本已脱险，却发现管平不见踪影。他料定老人年迈体衰，定是无力奔走而遭俘虏。

于是，刘敏元毅然折返原地，果然见管平被捆绑在贼众之中。他上前恳求道：“这位老翁孤身一人，命不久矣。我身体强壮，愿替他服劳役，请诸位高抬贵手，放他一条生路！”

贼人疑惑地问：“这老头和你什么关系？”

刘敏元答：“同乡之人。但他无亲无故，如今全靠我照料。若要他做苦力，他年老体弱，手脚不灵；若想杀他果腹，他瘦骨嶙峋，远不如我健壮。请你们发点善心，放了他吧！”

其言恳切，情义感人，令在场之人也为之动容。

一名凶神恶煞的小头目瞪着眼，厉声威胁刘敏元：“我们不放这老头，难道就拿你没办法吗？”

刘敏元猛然抽出佩剑，怒目而视，厉声斥责：“我岂是怕死之人？今日先杀你，再赴死又有何惧！这位老者孤苦无依，与我既无血缘，也非师友，但我仍愿替他受难，代他一死。诸位首领已点头应允，唯独你竟说出这等冷酷无情之语！”

随即，他转身面向其他首领，正色道：“诸位皆英雄豪杰，若行仁义，上可比高祖、光武，下亦不失为陈胜、项羽。然英雄行事当有道义，岂能容此等残暴之徒败坏名声？今日我愿为诸君除此祸患！”言罢，挥剑直扑那小头目。

众人急忙上前将二人拉开。为首的头领感慨道：“此人真乃义士！如此仁勇之人，岂能加害？”

于是下令释放刘敏元与管平，让他们安然离去。

尽管此时洛阳已然失守，晋怀帝也被俘虏，但各地反抗刘曜、石勒的斗争仍在持续不断，烽火未熄。

洛阳陷落的同一月，原本在河阴为晋怀帝筹备渡船的司徒傅祗，于当地设立了“行台”。所谓行台，是京师之外设立的临时行政机构，代表中央行使权力，通常设尚书台或中书省职能，多因应军事紧急而设。

早在司马师征讨诸葛诞时，便曾要求朝廷重要官员随军出征，以彰显权威，这便是行台制度的雏形。后来东海王司马越临终前率军驻扎项城，也携带了行台同行。

此时京城沦陷，中央政权瓦解，傅祗作为执政重臣，遂在河阴重建行台，试图维系晋室正统。

傅祗早年曾在晋武帝时期担任太子舍人，后出任荥阳太守。当时黄河连年泛滥，百姓苦不堪言，他组织民众修筑沈莱堰，有效遏制了长期肆虐的水患，使兖州、豫州一带得以安居乐业，深受百姓爱戴，当地民众甚至立碑颂德，以纪念其功绩。“八王之乱”期间，他历任要职，处事稳重，为人所敬重。

如今行台初立，傅祗以司徒身份兼持节、大都督诸军事之名，向各州郡发布檄文，号召勤王抗敌，并派遣其子傅宣与尚书令和郁分赴各地，联络各方势力，集结义军。

然而，尽管他声望卓著，却缺乏实际兵力与财政支持，所建行台终究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空壳机构，难以真正扭转危局。

此后，另一位中枢重臣、司空荀藩与其弟荀组，以及同族的侍中荀崧，联合河南尹华荟及其弟中领军华恒，在距离洛阳东南约二三百里的密县（今河南新密东南）设立行台。他们公开拥戴势力较强的琅琊王司马睿为盟主，试图依仗其力量自保。

当时正值饥荒肆虐，汉赵将领侯都的部下竟以人肉充饥，荀藩、华荟等人的部属一旦落入侯都之手，便惨遭杀害，甚至被敲骨吸髓，境况极为悲惨。然而他们的所谓盟主司马睿却远在建邺，相距一两千余里，根本无法提供援助，形同虚设。

与此同时，皇太子司马诠已被刘曜所杀。其弟豫章王司马端从洛阳逃出，向东逃至仓垣。苟晞视其为重要政治资本，立即率众迎接，并拥立他为皇太子，另立行台以维系晋室正统。

司马端遂任命苟晞为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随后东驻蒙城（今河南商丘东北），试图重整旗鼓。

荀藩见荀晞手握皇太子且拥兵自重，便效仿其策，拥立自己的外甥——年仅十二岁的秦王司马业为帝，并将行台从密县南迁至许昌。为巩固势力，荀藩任命掌控数千流民武装的阎鼎为豫州刺史，倚为军事支柱。

与此同时，在幽州也出现了一位皇太子。同年七月，大司马、大都督王浚设坛祭天，拥立这位身份不详的皇太子（史书未载其名，后世称其为“皇太子”）。

王浚随即向全国发布通告，以承制之名自行任命朝中官员及地方军政要员，实质上建立起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行台政权。该政权下诏任命王浚为尚书令，琅琊王司马睿为大将军，荀藩为太尉，但司马睿与荀藩均未接受这些官职。

在这国难当头、社稷倾危之际，各地行台虽在组织力量抵抗刘聪南侵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其内部仍不乏权力争夺、私利算计，甚至不乏享乐奢靡之风，暴露出乱世中政治割据的复杂与局限。

在兖州，竟一时间冒出了四位刺史！王浚派遣田徽入驻，琅琊王则委任郗鉴，荀藩另派李述上任，而刘舆之子刘演也在廪丘自立为兖州刺史。他们各自占据城池，设立官署，拉拢部属，争相征收赋税租粮，甚至彼此攻伐，兵戎相见。百姓夹在中间，不知该听谁号令，苦不堪言，负担更是日益沉重！

与此同时，苟晞自拥立皇太子司马端之后，愈发骄狂暴虐。他府中姬妾数十人，奴婢近于千数，生活极度奢靡。当时正值灾荒年月，军中士卒常常食不果腹，他却依旧昼夜纵欲享乐，挥霍无度。他对下属一向施行严刑峻法，动辄鞭笞杀戮。前辽西太守阎亨见状上书劝谏，反被他怒而处死。

昔日苟晞征讨公师藩、汲桑时勇猛刚烈，所向披靡；可如今因残暴荒淫至极，致使将士离心，纷纷逃散，军力日渐衰弱，威名尽失。

石勒得知局势变化后，于公元311年九月率军出击。他先擒获苟晞麾下骁将王赞，随后迅速进军蒙城，一举俘虏了大苟、小苟以及皇太子司马端。

司马端自被立为储君至沦陷被俘，仅在位七十日。石勒生擒苟晞后，为加以羞辱，表面上任命其为左司马，实则用铁链锁住其脖颈，形同囚禁猛兽，极尽嘲弄之能事。

就在国家危亡之际，仍有将领私心作祟，贪图权位。当时镇守长安的南阳王司马模部下赵染，因求任冯翊太守未果，愤而叛降。

汉国君主刘聪遂封其为平西将军，命其与安西将军刘雅统率两万骑兵进攻长安，同时派遣刘粲与刘曜率主力随后接应。司马模兵败投降，不久遇害。战后，刘聪委任刘曜为车骑大将军兼雍州牧，留守并镇守长安，巩固对关中的控制。

公元311年（西晋永嘉五年）八月，长安城陷落。冯翊太守索綝与安夷护军麴允等人仓促撤离，向西北方向的安定郡撤退。

麴允出身金城望族，其家族与曾任金城太守的游氏世代并称关西名门，两家皆朱门高第，宅邸巍峨，家资巨万，富甲一方。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谚语：“麴与游，牛羊遍野头；南启红门，北望高楼。”形象地描绘了这两大家族的显赫地位。

索綝则是“敦煌五龙”之一、著名书法家索靖之子。索靖生前曾自豪地称其子为“国之栋梁”。南阳王司马模遇害后，索綝悲愤不已，痛哭道：“与其同死，不如效仿伍子胥，奔赴他方求援复仇！”于是，他与麴允一同踏上流亡之路。途中，他们偶遇安定太守贾疋以及几位氐、羌部族首领，正准备送子前往汉赵皇帝刘聪处为人质，以示归顺。

索綝力劝众人勿降，说服他们重返安定郡治所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共商复兴晋室大计。

经一番密议，贾疋被推举为平西将军，集结起一支包含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五万联军，挥师回攻长安。

消息传出后，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扶风太守梁综等人纷纷响应，率众加入，反攻队伍迅速壮大至十万余人，掀起了西晋末年一次重要的复国行动。

贾疋与索綝率领部众，与汉军大小交战百余次，先后击败赵染、刘雅，又大破刘曜、刘粲所部。贾疋更斩杀刘聪任命的凉州刺史彭荡仲，令刘粲仓皇败退，逃回平阳。

此后，贾疋等人集结十余万兵力，将长安团团围困，关西各地郡县纷纷响应，相继归附。

然而，此时石勒与王弥却并未出兵支援长安战局。究其原因，实则二人各怀异志：彼此之间早已暗流涌动，图谋吞并对方，只待时机成熟，便要一决高下，而非协力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