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我师专毕业时，原本分配的工作被人替代，10年后命运大逆转

一九八一年，夏天的风是热的，带着一股子烧荒草的味道，还有远处铁轨被太阳晒得滚烫后散发出的铁锈味。

我捏着那张盖着鲜红印章的分配通知单，手心全是汗。

那张纸不重，薄薄的一片，却像压着我前半辈子所有的希望。

县一中。

我们那儿最好的中学。

能分到那儿，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安稳日子，另一只脚，也踩在了旁人羡慕的目光里。

我反复看着那三个字，黑色的油墨印在粗糙的纸上，每一个笔画都像是刻在我心上。

我甚至能想象出县一中那两排高大的白杨树，风一吹，哗啦啦地响，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洒在干干净净的水泥路上。

我能闻到办公室里新发的教科书的墨香，能听到学生们在操场上响亮的口号声。

那是一种全新的，充满了可能性的，属于未来的味道。

我把通知单折了又折，小心翼翼地放进胸口最里面的口袋，紧挨着皮肤，感受着那份温热。

回家的路，我走了两个小时，脚下的黄土路被我的脚步踩得特别踏实。

天上的云，路边的狗尾巴草，甚至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头，看在我眼里，都带着一层喜气洋洋的光。

可这份光，没亮多久。

三天后，我去学校取档案，那个负责分配的干事，一个戴着深度眼镜的中年男人，头也不抬地从一堆文件里抽出一张新的通知单，推到我面前。

“你的分配有变动。”他的声音像他的人一样，干巴巴的，没有一点水分。

我愣住了。

我低头看那张新的通知单。

上面的字，像一条条冰冷的虫子，往我眼睛里钻。

“大坪子山村小学。”

大坪子山。

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一股子土腥味和穷酸气扑面而来。

那地方我知道，在我们县最偏远的山沟里，地图上得用放大镜找。

听说那儿不通车，进去得靠两条腿走上一天，村里的人一年到头都吃不上几顿白面。

我的血一下子就凉了。

“为什么？我原来的不是县一中吗？”我的声音在发抖，像秋风里最后一片叶子。

那个干事终于抬起了眼皮，镜片后面的眼睛浑浊又冷漠。

“原来的名额，给别人了。”

“给谁了？”我追问，像个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不该你问的，就别问。”他把我的档案“啪”地一声丢在桌子上，灰尘都扬了起来，“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组织决定。”

组织决定。

多重的一个词。

像一座山，直接压在了我的胸口，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没再问。

我知道，再问也没用。

我只是个农家子弟，没钱没势，除了手里那张师专的文凭，我一无所有。

而文凭，在那个年代，有时候就像一张废纸。

我拿着那张写着“大坪子山村小学”的通知单走出办公室，外面的太阳依旧刺眼，可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那股子烧荒草的味道，铁轨的铁锈味，一下子变得那么陌生，那么呛人。

县一中那两排白杨树，哗啦啦的响声，隔着一个我永远也跨不过去的世界。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只记得一路上的风，刮在脸上，又干又疼。

我听说，顶替我名额的，是县里一个领导的侄子。

那个叫李建国的年轻人，成绩平平，但有一个好叔叔。

就这样，他轻而易举地拿走了我拼了命才够着的东西。

去大坪子山那天，是我爹用家里的独轮车送我的。

车上放着我所有的家当：一床打了好几个补丁的被褥，一个装着几件换洗衣裳的旧木箱，还有我最宝贝的，满满一箱子书。

车轮子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颠簸，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是在为我哭。

我爹一路上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推着车，汗水浸透了他后背的蓝布褂子，印出一大片深色的痕迹。

到了山脚下，独轮车上不去了。

剩下的路，得我自己走。

我爹把行李一件件帮我扛在身上，最后，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拿着，穷家富路。”

我打开手帕，里面是十几张被捏得又软又皱的毛票，还带着我爹的体温。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哭得像个孩子。

我爹没劝我，只是伸出那双满是老茧和裂口的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到了那儿，好好教娃们。咱庄稼人，走到哪儿，都得把根扎下去。”

我背着行李，一步一回头地往山上走。

我爹就站在山脚下，那个小小的，佝偻的黑点，一直到我转过一个山坳，再也看不见。

山路，比我想象的还要难走。

所谓的路，不过是被人和牲口踩出来的一条窄窄的土道，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

我走得气喘吁吁，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蜇得眼睛生疼。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混杂着烂树叶和泥土的味道。

走了不知道多久，当我感觉自己的腿已经不是自己的时候，终于看到了一个村子的轮廓。

几十户土坯房，像一窝燕子巢，零零散散地挂在半山腰上。

屋顶上冒着炊烟，和山里的雾气混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这就是大坪子山。

我的“单位”。

村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姓王，满脸的褶子笑起来像一朵风干的菊花。

他领着我去了学校。

所谓的学校，其实就是村头的一间破庙。

庙门上挂着一块歪歪扭扭的木牌，上面用白漆写着“大坪子山村小学”。

推开吱呀作响的庙门，一股霉味和灰尘味扑面而来。

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条长板凳，一张缺了条腿的讲桌，还有一块用墨汁刷了又刷，已经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木板，充当着黑板。

屋顶漏了一个大洞，阳光从洞里照进来，形成一束光柱，无数的尘埃在光柱里飞舞。

我的心，也像那些尘埃一样，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王村长搓着手，有些不好意思。

“条件……是简陋了点。你……你就先住后头那间耳房吧。”

耳房更小，更暗，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糊着发黄的旧报纸。

一张用土坯搭起来的床，上面铺着一层稻草。

这就是我未来要生活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躺在那张土坯床上，听着窗外不知名的虫子叫了一夜。

山里的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也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个黑漆漆的破洞，月光从洞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下一片清冷的光。

我想起了县一中，想起了那个叫李建国的年轻人。

他现在，应该正睡在窗明几净的教职工宿舍里，做着关于未来的美梦吧。

而我，却被丢在了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不甘心。

像一把钝刀子，在我的心上来回地割。

疼，但是不出血。

最初的日子，是熬过来的。

我每天都活在一种巨大的失落和茫然里。

给孩子们上课，也提不起精神。

那些孩子，一个个面黄肌瘦，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鼻涕都快流到嘴里了。

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胆怯和好奇。

他们大部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对山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我教他们“北京”，他们问我，北京是不是比咱们村子还大？

我教他们“火车”，他们问我，火车是不是比牛跑得还快？

看着他们那一张张纯真又蒙昧的脸，我心里说不出的烦躁。

我觉得自己的一身学问，在这里，就像是把一粒金子扔进了粪坑。

毫无价值。

好几次，我都在夜里把行李打好包，想着天一亮就走，离开这个鬼地方。

可第二天早上，当我推开门，看到那些孩子已经等在庙门口，手里拿着山里的野果，或者一两个烤红薯，怯生生地递给我，小声地叫着“老师”的时候，我那颗想要离开的心，就又动摇了。

他们的眼睛太亮了。

亮得像山里的星星。

在那样的眼睛注视下，任何一点自私和退缩，都显得那么可耻。

真正让我决定留下来的，是一个叫杏花的女孩。

她大概七八岁的样子，是班里最安静的一个孩子。

总是缩在角落里，不说话，但每次我提问，她都把手举得高高的。

她的作业本，永远是班里最干净的。

一个下着大雨的下午，别的孩子都回家了，只有她还坐在教室里，借着昏暗的光看书。

我走过去，才发现她的裤脚上全是泥。

“怎么不回家？”我问她。

她抬起头，那双大眼睛里，第一次有了除了胆怯之外的情绪。

是委屈。

“我爹……不让我念了。”她的声音像蚊子哼哼，“他说女娃念书没用，过两年就得嫁人。”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看着她那双渴望知识的眼睛，突然就想起了多年前的自己。

我也是这样，拼了命地想读书，想走出那片贫瘠的土地。

如果不是因为读书，我可能现在还在家里，跟着我爹，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刨一辈子地。

我摸了摸她的头，说：“你等着，老师去跟你爹说。”

那天晚上，我提着一瓶从山下供销社买来的廉价白酒，深一脚浅一脚地去了杏花家。

她家住在更深的山坳里，一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

杏花的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一辈子没出过大山。

我跟他喝了半瓶酒，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他才终于松了口，同意让杏花继续上学。

从杏花家出来，雨已经停了。

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把整个山谷都照得亮堂堂的。

山里的空气，带着雨后泥土的清香，吸到肺里，凉飕飕的，却格外清爽。

我站在山路上，看着远处村子里星星点点的灯火，第一次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也没那么面目可憎了。

我突然明白了我爹说的话。

“咱庄稼人，走到哪儿，都得把根扎下去。”

我的根，或许不应该扎在县一中那样的沃土里。

扎在这片贫瘠的山地里，也许，更能开出不一样的花。

从那天起，我像是变了一个人。

我不再抱怨，不再自怨自艾。

我把那间破庙当成了我的阵地。

屋顶漏了，我就自己爬上去，用泥和茅草补。

没有桌椅，我就带着大一点的学生去山里砍树，自己动手做。

没有教材，我就自己编写，把我知道的所有知识，都写在纸上。

我教他们语文，教他们数学，还教他们唱歌，画画。

我给他们讲山外面的世界，讲北京的天安门，讲上海的外滩，讲长城和故宫。

我把我箱子里那些宝贝的书，一本本地拿出来，读给他们听。

从唐诗宋词，到外国名著。

我希望，这些书能像一扇扇窗户，让他们看到一个比大坪子山更广阔的世界。

我的工资很低，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

但我总是省下来，给孩子们买铅笔，买本子，买蜡笔。

冬天，山里冷得像个冰窖。

教室里没有取暖设备，孩子们的脸和手都冻得通红，长满了冻疮。

我就在教室中间生一个火盆。

每天早上，我第一个到学校，把火生得旺旺的，等孩子们来的时候，教室里已经有了一丝暖气。

日子，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平淡和琐碎中，慢慢流淌过去。

我渐渐习惯了山里的生活。

习惯了每天清晨被鸟叫声唤醒。

习惯了吃粗粝的玉米糊糊和黑乎乎的咸菜。

习惯了走崎岖的山路，脚下的布鞋，一年要穿坏好几双。

我也渐渐和村民们熟络起来。

他们是那么淳朴，那么善良。

今天东家送来一篮子鸡蛋，明天西家送来一捆刚砍的柴。

他们不善言辞，却用最实在的行动，表达着对我的尊敬和感谢。

我感觉自己，真的在这里扎下了根。

这根，扎得很深，很牢固。

一年，两年，三年……

时间在山里，好像走得特别慢。

慢到我几乎忘了山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很少下山，也很少和家里联系。

不是不想，是不敢。

我怕听到昔日同学的消息，怕知道他们一个个都过得比我好。

那种被命运抛弃的感觉，虽然已经淡了很多，但偶尔想起来，还是会像一根刺，扎在心口。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些孩子身上。

看着他们从一个个不识字的野孩子，变成能读书会算术的少年。

看着他们一个个走出大山，去镇上读初中，去县里读高中。

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特别是杏花。

她成了我的骄傲。

她是我教过的最聪明的孩子，也是最努力的。

她初中毕业，考上了县一中。

就是我当年梦寐以求的那个地方。

她去县里上学那天，整个村子的人都去送她。

王村长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

“陈老师，你是我们村的大恩人啊！”

我送了杏花很远。

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塞给了她，让她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她红着眼圈，对我说：“老师，我以后一定考上大学，回来接你。”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没想过要离开。

我觉得，我这辈子，大概就要在这大坪子山，守着这间破庙，终老一生了。

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后悔吗？

如果当初我去了县一中，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我会有一个体面的工作，一个温馨的家庭，过着安稳舒适的生活。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是孤身一人，守着这片大山，穷得叮当响。

但每次想到这里，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孩子们那一张张脸。

他们的笑，他们的哭，他们求知若渴的眼神。

然后，我心里的那点不甘和遗憾，就都烟消云散了。

我觉得，我没有选错。

或者说，是命运帮我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最坏，但现在看来，却是最好的选择。

十年。

弹指一挥间。

一九九一年的秋天，一个消息打破了山村的宁静。

县教育局要派一个工作组下来，视察农村教育情况。

我们大坪子山小学，是其中一站。

村里一下子就炸开了锅。

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王村长激动得好几天没睡好觉，带着村民们把学校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连庙门口那条土路，都用扫帚扫了好几遍。

我倒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对我来说，谁来都一样，我的课，照样上。

工作组来的那天，天气很好。

秋高气爽，天蓝得像一块洗过的布。

几辆黑色的轿车，在尘土飞扬中，开到了村口。

这阵仗，村里人从来没见过。

全村老少都跑出来看热闹，把路堵得水泄不通。

车门打开，下来几个穿着白衬衫，黑西裤的干部。

为首的那个，四十岁左右，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挺着个不大不小的肚子。

王村长赶紧迎上去，满脸堆笑地跟人家握手。

我站在人群后面，远远地看着。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那个为首的干部，有点眼熟。

可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他们一行人，在王村长的陪同下，走进了学校。

当那个为首的干部，一脚踏进我那间破庙改造的教室时，他脸上的表情，明显地僵了一下。

他大概是没见过这么简陋的学校。

他的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也在看着他。

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

我的脑子里“轰”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是他。

李建国。

那个十年前，顶替了我名额，去了县一中的人。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张脸。

虽然十年过去，他胖了，也老了，但那眉眼，那神情，还和当年一模一样。

他也认出了我。

他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了下去，变得一片惨白。

嘴巴张了张，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身后的那些下属，大概是察觉到了气氛不对，一个个都噤若寒蝉。

整个教室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只有秋风从屋顶的破洞里灌进来，吹得墙上孩子们的奖状“哗啦啦”地响。

打破沉默的，是王村长。

他大概是没看出我们之间的暗流汹涌，还热情地介绍着：“李局长，这位就是我们学校的陈老师。陈老师可是我们村的大功臣，要不是他，我们村的娃们，现在还是睁眼瞎呢。”

李局长。

原来他已经当上局长了。

十年时间，他平步青云。

而我，还在这个山沟里，当一个穷教书匠。

命运，真是个爱开玩笑的家伙。

李建国的脸色更难看了。

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朝我伸出手。

“陈……陈老师，你好。”

他的手，在微微发抖。

我看着他那只保养得很好的，白白胖胖的手，又看了看自己这双因为常年干活，变得粗糙黝黑，指甲缝里还带着粉笔灰的手。

我没有去握。

我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说：“李局长好。”

那一刻，我心里很平静。

没有想象中的愤怒，也没有久别重逢的激动。

就好像，我们只是两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十年的大山生活，已经把我的棱角和锐气，都磨平了。

剩下的，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淡然。

接下来的视察，进行得异常尴尬。

李建国全程都魂不守舍。

他看着墙上那些孩子们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的作文。

看着我用废旧木板做的教具。

看着那本被翻得卷了边，用胶带粘了一遍又一遍的《新华字典》。

他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或许是愧疚，或许是震惊，又或许，两者都有。

我像往常一样，给孩子们上了一堂课。

我讲的是一首唐诗，《悯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孩子们的声音，清脆又响亮，回荡在这间小小的破庙里。

李建国就站在教室后面，一直低着头，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只看到，他那双擦得锃亮的皮鞋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

那灰尘，和他这个人一样，与这个地方，格格不入。

视察结束，他们要走了。

临上车前，李建国突然把我拉到一边。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我手里。

“陈老师，这些年……委屈你了。这点钱，你拿着，算是我的一点补偿。”

我捏了捏那个信封，很厚。

大概有几千块钱。

相当于我好几年的工资。

我看着他，他不敢看我，眼神躲躲闪闪。

我笑了。

发自内心的笑。

我把那个信封，又塞回了他的手里。

“李局长，你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要。”

“为什么？”他愣住了。

“因为，我不觉得委屈。”我说，“这十年，我过得很踏实。”

我说的是实话。

这十年，我虽然穷，虽然苦，但我每天都能看到希望。

那希望，就在那些孩子的眼睛里。

而他呢？

他虽然当了官，过上了好日子。

但他这十年，过得踏实吗？

他午夜梦回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当年的所作所为，而感到一丝心虚和不安？

看着他错愕的表情，我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奇异的，近乎报复的快感。

我赢了。

不是在权力和地位上，而是在内心的安宁和坦荡上。

李建国走了。

带着他的车队，和他那颗可能永远也无法平静的心，消失在了山路的尽头。

他的到来，像一颗石子，在我平静如水的生活里，激起了一圈小小的涟漪。

但很快，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我依旧是那个每天和粉笔灰打交道的大坪子山村小学的陈老师。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可我没想到，真正的巨变，才刚刚开始。

一个月后，一封信，从省城寄到了我们这个偏远的山村。

是杏花寄来的。

她在信里告诉我，她参加了全国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拿了一等奖。

她被保送进了全国最好的一所大学。

信的最后，她用娟秀的字迹写道：“老师，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接你。”

我拿着那封信，手抖得厉害。

我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对着空旷的山谷，大喊了一声。

喊声在山谷里回荡，经久不息。

我哭了。

十年了，我第一次，哭得这么畅快淋漓。

这不是委屈的泪，也不是辛酸的泪。

是喜悦。

是骄傲。

是觉得我这十年所有的付出，都在这一刻，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杏花的事，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了。

先是县里，然后是市里，最后，连省里的报纸，都报道了。

一个从没出过大山的农村女孩，拿了全国的数学竞赛一等奖，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新闻。

而作为她的启蒙老师，我也跟着“出名”了。

记者，领导，一波接着一波地往我们这个小山村里跑。

他们把我形容成“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扎根深山的教育楷模”。

各种荣誉，也接踵而至。

“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

县里，市里，省里，都给我发了奖状和奖金。

县教育局还专门下了一份文件，要把我调回县一中。

当年的那个梦想，在十年后，以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式，又回到了我的面前。

所有人都觉得，我肯定会走。

离开这个穷山沟，回到那个繁华的县城，去过我本该过的生活。

连王村长都拉着我的手，一边替我高兴，一边抹着眼泪说：“陈老师，你该走了。我们这儿，耽误了你十年，不能再耽误你一辈子。”

是啊，十年了。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我把自己最好的十年，都留在了这片大山里。

我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眼角已经有了细纹的中年人。

我真的要走了吗？

离开这些我已经熟悉得像自己身体一部分的大山？

离开这些已经把我当成亲人的乡亲们？

离开那些还在破庙里，等着我给他们上课的孩子们？

做出决定的那个晚上，我又失眠了。

我一个人，走到了学校后面的山坡上。

和我十年前刚来的时候一样，月光，洒满了整个山谷。

山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

远处，是村子里星星点点的灯火。

一切，都和十年前那么像，又那么不一样。

十年前，我站在这里，心里装满了不甘和绝望。

十年后，我站在这里，心里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安宁。

我突然想明白了。

所谓的命运，其实没有好坏之分。

它把你带到哪里，哪里就是你的起点。

关键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走接下来的路。

如果十年前，我选择了离开，或者选择了自暴自弃，那么，我的人生，可能真的就毁了。

但正是因为我选择了留下，选择了坚守，我才收获了比在县一中多得多的东西。

我收获了孩子们的爱戴，乡亲们的尊敬，还有内心的那份坦荡和富足。

这些，是任何名利和地位，都换不来的。

第二天，我找到了县里派来接我的车。

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带队的领导。

“我不走了。”我说，“我就留在大坪子山。”

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们大概觉得我疯了。

放着县一中那么好的单位不去，非要留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但我知道，我没有疯。

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我知道我的根在哪里。

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县一中，对我来说，早就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它只是一个地名，一个符号。

而大坪子山，才是我的家。

我的决定，很快又成了新闻。

这一次，引起的轰动更大了。

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嘲笑我傻。

但我不在乎。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我的快乐，他们不懂。

后来，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我们大坪子山，终于有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学校。

不再是那间破庙。

是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有崭新的课桌椅，有玻璃窗，有篮球场。

我还记得，新学校落成那天，全村人敲锣打鼓，比过年还热闹。

剪彩的时候，王村长非要让我去剪。

我拿着那把红绸子绑着的大剪刀，手一直在抖。

“咔嚓”一声，红绸子断了。

也像是我这前半生，所有苦难和波折的了断。

新的生活，开始了。

又过了几年，杏花大学毕业了。

她拒绝了北京许多大公司的高薪聘请，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大坪下山。

她成了我们学校的第二个老师。

她回来那天，我去接她。

她还是像小时候一样，扎着两个辫子，只是脸上，多了几分自信和成熟。

她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回来接你了。”

我笑着说：“傻丫头，我哪儿也不去。”

她也笑了，眼睛里，亮晶晶的。

“那好，我也不走了。我和你一起，守着这片大山。”

那天，夕阳西下。

我和她，并肩走在回村的山路上。

金色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看着身边这个已经长大了的姑娘，又回头看了看那片连绵不绝的青山。

我突然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我的人生，从一个看似不幸的转折开始，却最终，走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圆满的结局。

我失去了县城里的一棵白杨树，却拥有了整片大山。

我想，这就是命运吧。

它关上一扇门的时候，总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窗外的风景，也许一开始并不美丽。

但只要你用心去经营，去浇灌，它最终，会变成你想要的模样。

甚至，比你最初想要的，还要美。

如今，我已经快退休了。

我的头发，白了。

我的背，也有些驼了。

但我还是每天，站在那三尺讲台上。

杏花，已经接替我，成了这所学校的校长。

她比我做得更好。

她为学校拉来了电脑，建了图书馆，还开设了网络课程。

孩子们，再也不用像当年的我们一样，靠着一本破字典，去想象外面的世界了。

他们可以通过网络，看到北京，看到上海，看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他们想去的地方。

每年，都会有学生考出去，去读大学，去读研究生。

他们中的一些人，毕业后，也像杏花一样，选择了回来。

我们学校的老师，越来越多。

我们的学校，也越办越好。

大坪子山，再也不是那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了。

通了公路，盖了新房，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好日子。

有时候，我会坐在学校的操场上，看着孩子们奔跑嬉戏的身影，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天。

想起那张把我带到这里的，薄薄的通知单。

想起那个叫李建国的年轻人。

后来，我听说，他在那次视察回去后不久，就因为一些经济问题，被撤了职。

再后来，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我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我也不想知道。

我们，就像两条相交后，又迅速分开的直线，朝着各自不同的方向，越走越远。

他的人生，是向下的。

而我的人生，却是向上的。

虽然这个向上的过程，很慢，很艰难。

但我走得每一步，都很稳，很踏实。

我的人生，就像这大山一样。

外表看，是寂寞的，是荒凉的。

但只有真正走进它的人，才知道，它的内里，是多么的丰盈，多么的富饶。

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杏花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杯热茶。

“老师，在想什么呢？”

我笑了笑，指着远处那片被晚霞染红的天空。

“你看，多美啊。”

是啊，多美啊。

我的人生，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