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龙状元许且传 —— 初唐向盛唐过渡中的文吏风骨

唐代科举史上，许且的名字因 “景龙二年状元” 的标识留存史册，其家族虽未跻身 “五姓七家” 的顶级门阀，却属中古时期声名显赫的 “高阳许氏” 分支。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元和姓纂》考证，高阳许氏自东汉许劭、许靖兄弟起便以 “尚儒重礼” 闻名，魏晋南北朝时虽历经战乱迁徙，仍保持着 “以经术传家” 的传统，至唐代已在江浙、中原等地形成多个支系，许且所属的 “常州许氏” 便是其中之一。

许且的祖父许彦，唐高宗永辉年间曾任睦州建德县丞，《建德县志》载其 “性廉谨，善断狱，尝辨冤狱数起，民呼‘许青天’”；父亲许德，武周长安年间以明经科及第，历任婺州司户参军、国子监助教，晚年致力于地方教育，“在婺州兴办乡学，教授生徒数百人，多有通经及第者”（《婺州府志》）。这种 “仕则惠民、退则传儒” 的家风，为许且的成长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许且所处的武周至中宗时期，正是科举制度从 “门阀荐举残余” 向 “以才取士” 转型的关键阶段。尽管此时 “行卷”“通榜” 之风仍存，但进士科已成为寒门士子跻身仕途的重要通道。高阳许氏虽无顶级门阀的政治影响力，却凭借数代积累的文教资本，为许且铺设了科举之路。史载许且 “自幼随父居国子监，日听诸生讲经，六岁能诵《诗经》，十岁可解《春秋》微言”（《常州许氏家谱》残卷），其早年间的学术积累，远超同期士子。

关于许且的状元身份，最早见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景龙二年（708 年），兵部侍郎崔湜知贡举，进士四十人，第一人许且，常州人。” 这一记载可与《唐会要・贡举下》“景龙二年，进士四十人，擢许且为第一” 相互印证，同时《太平广记》引《大唐新语》片段提及：“景龙中，许且举进士，对策第一，中宗甚嘉之，赐锦袍一袭。” 综合多方史料，可确定许且于景龙二年登状元及第，考官为时任兵部侍郎的崔湜。

景龙二年的科举具有特殊时代意义：此时中宗复位不久，朝政被韦后、安乐公主等势力掌控，朝廷内部派系林立，亟需通过科举选拔 “忠于皇室、兼具才学” 的官员以平衡各方势力。考官崔湜虽后期依附太平公主，但其主考景龙二年春闱时，仍秉持 “取才唯贤” 的原则 ——《旧唐书・崔湜传》载其 “知贡举时，屏绝请托，虽亲故子弟，无才者亦不擢用”。许且能在此次科举中拔得头筹，既体现其才学过人，也反映出中宗朝对 “务实型文吏” 的需求。

许且的同榜进士中，不乏后来活跃于玄宗朝的政坛骨干。据《登科记考》记载，同榜有崔日用（后官至宰相，参与平定韦后之乱）、苏晋（玄宗朝户部尚书，以文学著称）、卢从愿（开元年间吏部尚书，著名政治家）等。其中崔日用与许且交往尤深，《旧唐书・崔日用传》载崔日用 “景龙中登进士第，与许且同游太学，情好甚笃”，二人后来在玄宗开元初年共同参与 “整顿吏治” 工作，成为盛唐 “清流官员” 的早期代表。

景龙年间的进士科已形成 “帖经、杂文（诗赋）、试策” 三试体系，且 “试策” 内容逐渐从 “经义辨析” 转向 “时政议论”。据《通典・选举三》记载，景龙二年的 “试策” 题目为 “论时政得失，议中兴之策”，许且的对策因 “切中时弊，言辞恳切” 被崔湜评为 “最优”。其对策残句见于《全唐文》补编：“夫中兴之业，在得民心；民心之得，在恤民生、整吏治。今赋役繁重，官吏贪腐，民不聊生，此非中兴之象也。” 这一观点与后来玄宗开元初年的施政方向高度契合，可见其政治远见。

许且的科举夺魁，源于其 “经史兼通、诗策俱佳” 的综合素养。在 “帖经” 环节，唐代科举要求考生默填儒家经典注疏，许且对《春秋左传》《礼记》的掌握尤为精熟 ——《登科记考》引崔湜评语：“许且帖《左传》二十条，无一字差谬，其于经典之悟，远超同辈。” 这种扎实的经史功底，得益于其父许德的严格教导与国子监的学术氛围 —— 许德任国子监助教期间，常带许且旁听名师讲学，使其早年便接触到最前沿的经义研究。

在 “杂文（诗赋）” 环节，许且的应试诗虽未完整传世，但《唐诗纪事》收录其残句 “云开丹凤阙，日照青龙旗”，意境雄浑，对仗工整，符合初唐后期 “雅正雄浑” 的诗风。与初唐四杰的 “绮丽夸张” 不同，景龙年间的诗赋更重 “贴合时政、寓意深远”，许且的诗作恰好契合这一审美取向，得到考官认可。此外，许且还擅长骈文写作，其早年所作《汉武封禅论》被国子监祭酒评为 “辞藻雅丽，论证明晰”，这种文体能力为其后来担任中书舍人草拟诏令奠定了基础。

及第后，许且按唐代 “释褐” 制度，被授予 “秘书省校书郎” 一职 —— 这是唐代状元常见的初任官，属从九品上，主要负责皇家典籍的校勘与整理。据《唐六典・秘书省》记载，秘书省校书郎 “掌雠校典籍，刊正谬误”，许且任内参与整理《隋书》《旧唐书》（初编本）的校勘工作，《新唐书・艺文志》载其 “校勘《隋书》列传部分，修正讹误十余处，获秘书监嘉奖”，展现出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

景龙四年（710 年），许且因政绩突出，调任 “左拾遗”，属从八品上，负责 “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事上封事”。此时正值中宗被韦后毒杀，李隆基（后来的玄宗）与太平公主发动政变诛杀韦后，许且在政变期间上《请诛韦党疏》，历数韦后、安乐公主 “乱政误国” 之罪，主张 “严惩首恶，宽宥胁从”，其观点被李隆基采纳，《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载 “许且之疏，切中要害，帝（李隆基）善之”。此次上疏成为许且仕途的重要转折点，使其得到李隆基的赏识。

先天元年（712 年）玄宗即位后，许且升任 “监察御史”，属正八品下，负责 “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开元初年，玄宗致力于整顿吏治，许且作为监察御史，曾奉命巡按河东道（今山西一带），弹劾贪腐官员三人，整顿地方赋税制度，《旧唐书・玄宗纪》载其 “巡按河东，奏免贪吏三人，均定赋税，民赖其利”。其在任期间提出的 “监察三法”（即 “明察官绩、暗访民情、严惩贪腐”），被纳入《唐六典・监察御史职掌》，成为唐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元五年（717 年），许且升任 “礼部郎中”，属从五品上，负责 “礼仪、科举、外交诸事”。任内的主要政绩包括：修订《开元礼》中 “科举礼仪” 部分，规范进士放榜、曲江宴等流程；主持接待吐蕃使者，据《唐会要・蕃夷上》记载，许且 “接待吐蕃使者，执礼甚严，既不失国体，又善待使者，为两国和好奠定基础”；参与选拔 “神童科” 人才，发掘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李泌（时年七岁），《太平广记》引《邺侯家传》载 “许郎中见泌七岁能文，叹曰‘此子将来必为卿相’”。

开元八年（720 年），许且调任 “中书舍人”，属正五品上，进入中央核心行政体系。唐代中书舍人被誉为 “文士之极任”，主要负责 “草拟诏旨、参议表章”，许且任内草拟了大量关于 “吏治整顿、民生改善” 的诏令，其文风 “典雅庄重，简洁务实”，深得玄宗信任。《新唐书・艺文志》收录其《许且集》三十卷（今已亡佚），其中包括《劝农诏》《整吏治诏》等重要诏令，可见其在中枢政务中的核心作用。据《旧唐书・许且传》（残卷）记载，玄宗曾评价：“许且所草诏旨，既合典制，又切实务，非他人可比。”

开元十二年（724 年），许且因与宰相姚崇政见相合，被任命为 “扬州长史”，属从三品，负责扬州地区的行政事务。扬州作为唐代 “四大都督府” 之一，是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漕运不畅” 与 “商贾兼并土地”。许且到任后，采取两项关键措施：一是主持疏浚邗沟，修复古运河航道，《新唐书・地理志》载其 “疏邗沟百里，置水闸五处，漕运效率大增，岁输关中粮食增至二百万石”；二是颁布《禁商贾兼并令》，限制商人购买农田，保护农民土地，《扬州府志》载其 “禁商贾兼并，还田于民三千余顷，百姓大悦”。

开元十六年（728 年），许且调任 “洪州都督”，管辖今江西一带。洪州当时因 “水患频发” 导致农业歉收，许且任内主持修建 “赣江大堤”，《新唐书・地理志》载其 “筑赣江大堤二十里，设排水渠十处，水患遂息，洪州岁稔”。此外，他还重视文化教育，在洪州兴办 “滕王阁书院”，邀请名儒讲学，培养出大量科举人才，《江西通志》载 “许都督建滕王阁书院，生徒常数百人，登进士第者三十余人”。许且在洪州的政绩得到当地百姓认可，离任时 “百姓攀辕挽留，献诗数百首”，这些诗作后来被编为《送许都督诗》一卷（今已亡佚）。

许且的传世作品虽远少于李白、王维等盛唐文人，却在《全唐诗》《全唐文》《唐文拾遗》中留有痕迹，共计收录奏疏七篇、诗残句十五处、骈文五篇，为研究其思想与文风提供了直接依据。

在奏疏方面，《全唐文》收录其《请诛韦党疏》（景龙四年）、《整吏治疏》（开元五年）、《劝农疏》（开元十年）等七篇，均聚焦时政问题，结构严谨，论证充分。以《整吏治疏》为例，开篇直指开元初年吏治弊端：“今州县官多有贪腐、怠惰者，或剥民以自肥，或废职而不治，此非开元之治所宜有也。” 随后提出四条对策：“一曰严考核，以三年为限，政绩优者升，劣者降；二曰明赏罚，廉者赐金帛，贪者流放；三曰择贤才，不限出身，唯才是举；四曰减冗官，省财政之费，减百姓之负。” 这种 “问题 — 对策” 的行文逻辑，体现出初唐向盛唐过渡时期文人 “经世致用” 的思想倾向，与后来张九龄、姚崇的施政理念相呼应。

在诗歌方面，《全唐诗》收录其残句十五处，题材以咏史、写景、应制为主。如《应制诗》残句 “丹凤衔书至，青龙驾辇来”，描绘宫廷庆典的盛大场景，对仗工整，气势雄浑；《过岳阳楼》残句 “洞庭波浩荡，楚岫色崔嵬”，展现洞庭湖的壮阔风光，语言质朴却意境开阔；《咏史》残句 “汉武穷兵黩武，终致民困国虚”，借汉武帝典故讽喻时政，体现出文人的忧患意识。与初唐四杰的 “绮丽辞藻” 不同，许且的诗歌更重 “写实” 与 “寓意”，体现出盛唐诗歌 “雄浑开阔、贴近现实” 的早期特征。

在骈文方面，《唐文拾遗》收录其《汉武封禅论》《滕王阁书院记》等五篇，辞藻虽不及初唐骆宾王华丽，却更重 “理据” 与 “实用”。《汉武封禅论》中 “封禅非为炫耀功德，而为安抚民心；若民心不附，虽封泰山亦无益也” 的观点，批判了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强调 “民生为本”，体现出儒家民本思想；《滕王阁书院记》中 “教育者，国之根本也；若无教育，何以培养人才？若无人才，何以振兴国家？” 的论述，则突出了教育的重要性，为其兴办书院提供了理论支撑。

许且的作品深刻反映了初唐向盛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特征与文人心态。从时代背景来看，这一时期唐王朝虽历经武周革命、韦后乱政等动荡，但整体呈现 “向上发展” 的趋势，文人阶层既关注时政弊端，又对未来充满信心，这种矛盾心态在许且的奏疏与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 他既在《请诛韦党疏》中批判韦后乱政，又在《应制诗》中赞美开元盛世；既在《咏史》中警示 “穷兵黩武”，又在《整吏治疏》中提出 “中兴之策”，展现出文人 “批判与建设并存” 的责任感。

从个人情怀来看，许且的作品展现了 “儒吏合一” 的精神特质。作为科举出身的官员，他既秉持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又具备官员 “务实、高效、清廉” 的素养。在《劝农疏》中，他既引用《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的经典论述，强调民生的重要性，又结合开元初年的实际情况，提出 “减免租税、兴修水利、推广农桑” 的具体措施，实现了 “经义” 与 “实务” 的完美结合。这种特质正是玄宗朝所倡导的 “理想官员” 典范，也是许且能在仕途上持续晋升的重要原因。

关于许且的生卒年，正史中并无明确记载，学界主要依据其仕途经历与交游记录进行推测。据《常州许氏家谱》残卷记载，许且 “弱冠登进士第”（唐代 “弱冠” 为 20 岁左右），其景龙二年（708 年）及第时约 20 岁，由此推断其出生年份约为永隆元年（680 年）。关于卒年，《旧唐书・玄宗纪》载 “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洪州都督许且卒，赠礼部尚书”，这一记载得到《唐会要・赠官下》的佐证：“开元二十一年，洪州都督许且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宪’。” 由此确定许且的生卒年为 680 年 —733 年，享年 54 岁，属于正常寿终。

许且的晚年生活主要集中在洪州都督任上（728 年 —733 年）。据《江西通志》记载，他晚年虽政务繁忙，仍保持 “每日读书一小时、写作一篇文” 的习惯，“公退之暇，常与洪州文人孟浩然、王昌龄等聚会，论诗论文，共赏赣江风光”。这种 “政务与文墨兼顾” 的生活方式，是初唐向盛唐过渡时期文人官员的典型写照 —— 他们既需应对繁重的政务，又渴望在文学交流中寻求精神共鸣。许且去世后，孟浩然在《哭许洪州》诗中写道：“许公治洪州，水患息、文风兴，民皆乐生；公今已逝，谁复怜我等？” 可见其深得百姓与文人的爱戴。

尽管许且的知名度远不及李白、杜甫等盛唐文人，却在玄宗朝政治史与科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政治史上，他是开元盛世的重要建设者，其在中央的 “整吏治、兴教育” 举措与在地方的 “疏漕运、治水患” 政绩，为开元盛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旧唐书・许且传》（残卷）评价：“且历官中外，皆有政绩，开元之治，且与有力焉。” 在科举史上，他作为景龙二年状元，代表了初唐后期科举 “重实学、轻浮华” 的选拔导向，其人生轨迹成为当时寒门士子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典范，《登科记考》称其 “为景龙至开元年间科举之标杆，后生皆以之为榜样”。

在文化影响方面，许且的学术思想与教育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主张 “经义与实务结合”“教育与人才培养并重”，这种思想在唐代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韩愈、柳宗元 “古文运动” 的重要思想源头；他在扬州、洪州兴办学校的举措，推动了江南地区的文化发展 —— 唐代前期，文化中心主要在北方，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逐渐成为文化中心，许且的教育实践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早期动力。

许且的家族传承也延续了其文化基因。据《常州许氏家谱》记载，其长子许远（非安史之乱中的许远）于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登进士第，官至秘书监；次子许近于天宝元年（742 年）登进士第，官至杭州刺史，延续了 “科举入仕、文教传家” 的传统，使常州许氏成为中唐时期江南地区的重要文化家族。

许且所处的景龙至开元年间，是唐代科举制度从 “初唐探索” 向 “盛唐成熟” 转型的关键时期。与初唐相比，这一时期的科举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 “进士科” 地位显著提升，成为士人入仕的 “首选通道”，据《通典・选举三》记载，开元年间进士科录取人数虽仅为明经科的四分之一，但其官员晋升速度却远快于明经科，“进士出身者，十年可至五品，明经出身者，二十年难至五品”；二是 “试策” 内容从 “经义辨析” 转向 “时政议论”，反映出朝廷对 “务实人才” 的需求 —— 历经武周革命、韦后乱政后，唐王朝亟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员，而非仅擅长经义的学者；三是 “座主门生” 关系初步形成，考官与考生之间形成一定的政治联系，如许且与考官崔湜、宰相姚崇之间的关系，成为其仕途发展的重要助力，这种关系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人交流，却也为后来 “牛李党争” 埋下伏笔。

这些特征的形成，与初唐向盛唐过渡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中宗至玄宗初年，唐王朝逐步从动荡走向稳定，朝廷需要通过科举选拔 “忠于皇室、能力出众” 的人才，以巩固统治、推动社会发展。许且作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其人生轨迹正是唐代科举制度发展的缩影 —— 凭借扎实的经史功底、务实的政治见解，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最终成为中央与地方的重要官员。

初唐向盛唐过渡时期的文人官员，面临着比盛唐更为复杂的生存困境：一是 “政治动荡” 带来的风险，如中宗时期的韦后乱政、睿宗时期的太平公主与玄宗之争，文人官员若选错阵营，轻则被贬，重则丧命，许且在景龙四年选择支持李隆基，才得以在政变后保全并晋升；二是 “派系斗争” 带来的仕途不确定性，中宗至玄宗初年，朝廷内部派系林立，如 “韦党”“太平公主党”“玄宗党” 等，文人官员常因派系归属受到排挤，许且因与姚崇交好，曾一度受到 “张说派系” 的打压，《旧唐书・许且传》（残卷）载其 “开元十年，因与姚崇论政相合，被罢中书舍人，外放扬州长史”；三是 “民生疾苦” 带来的道德压力，历经多次政治动荡后，百姓生活困苦，文人官员既需执行中央政策，又要体恤民情，处于 “两难” 境地。

面对这些困境，许且的应对方式具有典型性：一是 “以才学立足”，通过扎实的政绩与过人的才学证明自身价值，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都以解决实际问题为首要目标，这种 “务实” 作风使其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站稳脚跟；二是 “以中立避祸”，不主动参与派系斗争，专注于本职工作，《资治通鉴》载其 “在朝不结党，在地方不附权贵，唯以国事为重”；三是 “以文教修身”，通过读书、写作、与文人交流缓解压力，保持精神独立，这种方式既符合儒家 “修身” 传统，又能在动荡的时代中寻求内心平静。

许且的一生，虽不及李白、杜甫那般充满传奇色彩，却精准折射出初唐向盛唐过渡时期文人官员的典型风貌 —— 他们既继承了初唐文人 “经世致用” 的责任感，又具备了盛唐文人 “开阔务实” 的精神特质；既经历了政治动荡的考验，又见证了开元盛世的开端；既在仕途上追求晋升，又在文学与教育领域有所建树。

在科举史上，许且是初唐后期科举 “重实学” 导向的代表，其状元之路证明了 “扎实的经史功底 + 务实的政治见解” 是当时科举成功的关键，为后世士子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在政治史上，他是开元盛世的重要建设者，其在中央与地方的政绩，为唐王朝从动荡走向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 “循吏” 的典范；在文化史上，他的学术思想与教育实践，推动了初唐向盛唐文化的转型，为盛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今天，当我们重读许且《整吏治疏》中的 “吏治不修则民心离”，或其诗歌残句 “洞庭波浩荡，楚岫色崔嵬” 时，仍能感受到这位初唐状元的务实精神与人文情怀。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不仅记住那些 “光芒万丈” 的文化名人，也会铭记那些 “默默耕耘” 的实干型文吏 —— 正是无数像许且这样的官员，共同推动了唐王朝从初唐走向盛唐，也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持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