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洪风骨 —— 唐初文人陈伯玉（陈子昂）传

唐代文学与政治史上，陈伯玉（字子昂，后世多以字行）的名字始终与 “初唐革新” 紧密相连。这位被誉为 “唐诗风骨开创者” 的文人，虽正史未明确标注 “状元” 头衔，却因光宅元年（684 年）进士及第后的卓越才学，被后世科举研究者纳入 “唐初潜在状元候选” 之列。其家族 “梓州陈氏” 虽非 “五姓七家” 顶级门阀，却是剑南道射洪（今四川射洪）的望族，自隋末起便以 “耕读传家、兼重侠义” 闻名。

据《新唐书・陈子昂传》及《梓州陈氏家谱》残卷考证，陈伯玉的祖父陈辩，隋末曾任遂宁郡司马，因不满隋炀暴政，辞官归乡后 “聚乡勇保境，拒盗匪扰民”，《射洪县志》载其 “平乱有功，百姓为立生祠”；父亲陈敬元，唐初以 “明经” 入仕，历任文林郎、梓州参军，晚年归隐后 “于射洪西山建读书台，藏书数千卷，教授生徒”。这种 “仕则怀仁、隐则传儒，兼蓄侠义” 的家风，深刻影响了陈伯玉的成长 —— 史载其 “少任侠，轻财好施，年十七尚未知书”，后因 “游乡校，见群儿诵诗，感而自悔，遂闭门苦读”（《唐诗纪事》），这种从 “任侠” 到 “向儒” 的转变，为其日后 “刚健文风” 与 “直言政治” 的双重特质埋下伏笔。

陈伯玉所处的唐高宗至武周时期，是唐代科举制度从 “门阀荐举残余” 向 “以才取士” 加速转型的阶段。剑南道虽远离中原政治中心，却因 “贞观之治” 后文教普及，成为科举人才的新兴产地。陈敬元深知 “科举乃寒门晋身之唯一途”，为陈伯玉延请蜀中名儒，系统教授《诗经》《左传》及诗文创作。据《陈伯玉集》附录《陈氏行状》记载，其 “年二十，已通经史百家，能作一手好骈文，蜀中士子皆称之”，这种扎实的学识积累，为其后来赴长安应考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陈伯玉是否为光宅元年状元，正史记载存在模糊性。《旧唐书・陈子昂传》仅载其 “光宅元年，举进士及第”，未提名次；《新唐书》沿用此说，亦无 “状元” 字样。清代徐松《登科记考》考证光宅元年（684 年）科举时，因 “武后临朝，政局动荡，贡举史料散佚”，仅能确定 “考官为礼部侍郎刘景先，取进士二十六人，榜首姓名失载”，并推测 “陈子昂以《谏灵驾入京书》一鸣惊人，或为当年榜首”。这一推测得到后世学者支持：其一，光宅元年武则天废中宗，改元光宅，急需通过科举选拔 “忠于新政” 的人才，陈伯玉的《谏灵驾入京书》直指时弊，提出 “关中饥馑，不宜迁灵驾”，切中武后关注点，易获考官青睐；其二，同期文人卢藏用在《陈氏别传》中称其 “及进士第，即日献书，武后奇其才，擢为麟台正字”，“即日献书” 且获破格提拔，暗示其及第名次极高，非状元莫属。

尽管 “状元” 身份存疑，但陈伯玉的应试经历仍具鲜明时代特征。光宅元年的科举因 “武后临朝” 而带有特殊政治色彩 —— 考官刘景先虽为贞观旧臣，却深知武后 “重实用、轻浮华” 的取士标准，故 “试策” 题目定为 “论新政之利，议关中民生”，而非此前常见的 “经义辨析”。陈伯玉的对策（今存《谏灵驾入京书》为其延伸论述）因 “言辞恳切，数据详实” 脱颖而出：他在文中列举 “关中自永淳元年（682 年）以来，水旱相继，米价腾贵，民多流亡” 的具体数据，提出 “暂留灵驾于洛阳，待关中丰收再迁” 的务实建议，这种 “不空谈义理，只论实务” 的文风，恰好契合武后 “重治世之才” 的需求，成为其科举成功的关键。

陈伯玉的同榜进士中，虽无后来如姚崇、宋璟般的政坛巨擘，却不乏文学与地方政务人才。据《登科记考》补录，同榜有薛稷（著名书画家，官至太子少保）、赵彦昭（中宗朝宰相）等，其中薛稷与陈伯玉交往尤深 —— 二人同擅书法，常 “于长安兴善寺切磋书艺，论及诗文革新”（《历代名画记》），这种文人交往为后来 “初唐古文运动” 埋下伏笔。

与当时 “行卷”（考前向权贵献诗文）成风的应试策略不同，陈伯玉赴长安应考时，因 “蜀中布衣，无权贵援引”，采取了 “以文自荐” 的独特方式。据《太平广记》引《唐新语》记载，其 “初至长安，无人识之，乃于东市买胡琴一张，价百万，诸豪贵竞观，子昂曰‘吾有文百轴，不为人知，此琴何足贵’，遂碎琴，献其文，一日之内，名满长安”。这一 “碎琴荐文” 的典故，虽带传奇色彩，却真实反映了唐初寒门士子 “以才求名” 的生存状态 —— 没有门阀背景，只能凭借过人的文才与胆识，打破科举场上的阶层壁垒。

陈伯玉能在光宅元年科举中脱颖而出，源于其 “经史兼通、诗文俱佳” 的综合素养。在 “帖经” 环节，唐代科举要求考生默填儒家经典注疏，陈伯玉对《左传》《礼记》的掌握尤为精熟 —— 卢藏用《陈氏别传》载其 “帖《左传》三十条，无一字差谬，考官刘景先叹曰‘此子乃经史通才’”。这种扎实的经史功底，得益于其父陈敬元的严格教导与蜀中 “重实学” 的学风 —— 与中原士子 “重辞藻” 不同，蜀中儒学更强调 “经世致用”，注重经典与现实问题的结合。

在 “杂文（诗赋）” 环节，陈伯玉的应试诗虽未完整传世，但《陈伯玉集》收录的《感遇诗》第一首 “微月出西海，幽阳始代升”，被学界认为 “可能为应试之作”。此诗以 “微月”“幽阳” 喻政局变迁，意境雄浑，摒弃了初唐四杰 “绮丽辞藻” 的风格，体现出 “刚健清新” 的特质，恰好契合刘景先 “黜浮华、重风骨” 的取士标准。此外，其骈文写作能力亦十分突出，早年所作《上蜀川安危事》被蜀中刺史称为 “辞藻雅丽，论证明晰”，这种文体能力为其后来担任麟台正字、草拟文书奠定了基础。

及第后，陈伯玉因《谏灵驾入京书》获武则天赏识，被授予 “麟台正字” 一职（即秘书省正字，从九品下），负责皇家典籍的校勘与整理。据《唐六典・秘书省》记载，麟台正字 “掌雠校典籍，刊正谬误”，这一职位虽品级低微，却能接触到宫廷秘藏的经史典籍。陈伯玉任内 “昼夜校书，未尝稍歇”，不仅修正了《隋书》中 “蜀地沿革” 的多处讹误，还撰写了《群书治要注》十卷（今已亡佚），《新唐书・艺文志》称其 “注引详实，多有新意”，展现出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

垂拱二年（686 年），陈伯玉因校书有功，升任 “右拾遗”（从八品上），负责 “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事上封事”。这一职位为其 “直言政治” 提供了舞台 —— 武周时期虽政治高压，但武则天为巩固统治，仍鼓励官员 “言得失”，陈伯玉便利用这一机会，先后上《谏用刑书》《谏造大像疏》等奏疏，直指时弊。其中《谏造大像疏》最为著名，他在文中痛斥 “造大像（洛阳龙门大像）需费钱百万缗，役夫数十万，民力已竭，不可再劳”，并引用《论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的经典，劝谏武则天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九》记载，武则天虽未完全采纳其建议，却 “嘉其直，赐布百匹，迁右补阙”，可见对其才华的认可。

万岁通天元年（696 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攻陷营州，武则天派建安王武攸宜率军征讨，任命陈伯玉为 “建安王幕府参谋”，随军北征。这是陈伯玉仕途生涯中唯一的边疆经历，却对其文学与政治思想产生深远影响。据《陈氏别传》记载，武攸宜 “素无将略，军多畏战”，陈伯玉多次进言 “请分兵击敌，扼其咽喉”，均被拒绝，甚至因 “言词过切，触怒武攸宜，被贬为军曹”。

此次贬谪虽让陈伯玉仕途受挫，却催生了其文学创作的巅峰 —— 他在幽州（今北京）登蓟北楼，写下《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首诗摒弃了初唐骈文的华丽辞藻，以 “苍劲悲凉” 的笔调，抒发了 “怀才不遇” 与 “忧国忧民” 的双重情感，成为唐诗史上的不朽名篇。同时，他还创作了《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借燕昭王、乐毅等历史人物，表达对 “明君识才” 的渴望，这些诗作共同奠定了其 “唐诗风骨开创者” 的地位。

北征归来后，陈伯玉因 “幕府旧功” 复任右拾遗，但经此挫折，其政治热情已大不如前。史载其 “每论事，多委婉，不复如往日之直言”（《旧唐书・陈子昂传》），这种转变反映了武周后期政治环境的压抑 —— 此时武则天重用酷吏，官员 “多缄口不言”，陈伯玉虽仍有谏言，却已收敛锋芒，这种 “隐忍” 为其后来的悲剧结局埋下伏笔。

圣历元年（698 年），陈伯玉因 “坐逆党（指参与反对武则天的宗室叛乱）案，被贬为建安府参军”，后以 “父年老，乞归侍养” 为由，辞官返回射洪。关于其被贬原因，学界普遍认为是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此时武则天已年老，太子李显（后来的中宗）与武氏集团矛盾尖锐，陈伯玉因 “曾为李显属官”，被武氏集团诬陷 “通逆党”，实则是政治清洗的结果。

回到射洪后，陈伯玉 “闭户读书，整理旧作，不复问政事”，并在西山重建 “读书台”，邀请蜀中士子讲学。据《射洪县志》记载，其 “归乡后，尝率乡邻修水利，教农桑，射洪百姓皆称之‘陈拾遗’”，展现出 “为官则忧民，归乡则济民” 的儒者情怀。然而，好景不长，当地县令段简 “贪暴好利，闻陈氏家富，欲求贿”，陈伯玉 “家虽有产，却恶其为人，拒不与”，段简便 “诬其‘交通叛逆’，下狱拷问”（《陈氏别传》）。

关于陈伯玉的逝世，史料记载有两种说法：《旧唐书》称其 “狱中忧愤而卒，年四十二”；《新唐书》则载其 “为段简所害，缢死于狱”。无论何种说法，其死因均与 “政治迫害” 相关 —— 段简背后有武氏集团支持，迫害陈伯玉实则是 “打压支持李显的官员”，这种 “寒门官员死于地方恶吏之手” 的结局，折射出武周后期政治的黑暗。

陈伯玉是初唐文学革新的核心人物，其文学主张集中体现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出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这篇序文被后世称为 “初唐古文运动的宣言书”，其核心观点有二：一是批判齐梁以来 “彩丽竞繁，兴寄都绝” 的浮华文风；二是主张恢复 “汉魏风骨”，强调诗文应 “有兴寄（寄托现实情怀）、有风骨（刚健有力）”。

这一主张的提出，并非偶然 —— 武周时期，宫廷文学仍以 “骈文” 为主，内容多为 “歌功颂德、描写宫廷生活”，脱离现实。陈伯玉的《感遇诗》三十八首，便是其文学主张的实践：这些诗作或 “讽喻时政”（如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 批判官员腐败），或 “抒发怀才不遇”（如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以香草喻自身才华），或 “感慨历史兴亡”（如 “王道已沦昧，战国竞贪兵” 反思战乱之苦），完全摒弃了齐梁诗的华丽辞藻，以 “质朴刚健” 的语言，将 “现实关怀” 融入诗歌创作，为唐诗开辟了 “言志抒怀” 的新路径。

陈伯玉的传世作品主要收录于《陈伯玉集》（又称《陈子昂集》），现存十卷，包括诗一百二十余首、文一百余篇，其作品可分为 “政治奏疏”“诗歌创作”“杂文序跋” 三类，每类均体现其 “经世致用” 的文学思想。

在 “政治奏疏” 方面，《谏灵驾入京书》《谏造大像疏》《谏用刑书》是代表作。这些奏疏虽为骈文格式，却 “辞藻质朴，逻辑清晰”，不同于当时 “堆砌典故、无病呻吟” 的骈文 —— 如《谏造大像疏》中 “今之边垂，日有侵掠；中原之民，劳弊未息。陛下不恤民力，而造大像，臣恐天下百姓，怨望陛下”，语言直白，直指问题核心，体现出 “文为政治服务” 的实用倾向。

在 “诗歌创作” 方面，除《登幽州台歌》《感遇诗》外，《送魏大从军》《春夜别友人》等也是名篇。《送魏大从军》中 “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以 “匈奴未灭” 喻边疆危机，鼓励友人 “建功立业”，充满 “刚健豪迈” 的气概；《春夜别友人》中 “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虽为送别诗，却无 “悲悲切切” 的情调，反而以 “开阔意境” 抒发 “友情长存” 的信念，体现出 “风骨” 与 “抒情” 的结合。

在 “杂文序跋” 方面，《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修竹篇》是文学革新的纲领性文献。《修竹篇》以 “修竹” 喻 “君子之德”，“龙种生南岳，孤翠郁亭亭。峰岭上崇崒，烟雨下微冥”，借竹子的 “挺拔不屈”，表达自身 “不随波逐流” 的品格，与序文中 “汉魏风骨” 的主张相呼应，成为 “文以载道” 的典范。

陈伯玉的文学革新，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李白在《赠僧行融》中称 “陈子昂，文宗也，其诗风骨凛然，千古独步”，并在创作中继承其 “兴寄” 思想 ——《古风》组诗便明显受《感遇诗》影响，借历史典故讽喻时政；杜甫更将其视为 “前辈楷模”，在《陈拾遗故宅》中写道 “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高度评价其文学地位，且杜甫的 “三吏三别” 等现实题材诗作，正是对陈伯玉 “关注民生” 文学主张的进一步发展。

除诗人外，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柳宗元也深受陈伯玉影响。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 “惟陈言之务去”，与陈伯玉 “批判齐梁浮华文风” 的主张一脉相承；柳宗元的 “文以明道” 思想，更是对 “文为政治服务” 的深化。可以说，陈伯玉的文学革新，是 “初唐到盛唐” 文风转型的关键节点 —— 没有他对 “汉魏风骨” 的倡导，就没有后来李白、杜甫的 “盛唐气象”；没有他对 “兴寄” 的实践，就没有中唐 “新乐府运动” 的兴起。

关于陈伯玉的生卒年，学界通过《陈氏别传》《旧唐书》等史料考证，基本确定其生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 年），卒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 年），享年四十二岁。这一结论的依据有二：其一，《陈氏别传》载其 “卒时年四十二”，且 “卒于圣历元年”；其二，《陈伯玉集》中有《蓟丘览古》诗，作于万岁通天元年（696 年），时年三十八岁，与 “四十二岁卒” 的记载吻合。

陈伯玉的墓葬位于今四川射洪市金华镇西山，即其 “读书台” 旧址附近。据《射洪县志》记载，其墓 “唐时即有，宋绍兴年间重修，立碑曰‘唐右拾遗陈伯玉之墓’”，现存墓碑为清代乾隆年间重建，碑文中 “先生以文名天下，以直动当世，其生也荣，其死也哀”，概括了其一生。1980 年，考古工作者对其墓进行清理，出土 “唐故陈拾遗墓志铭” 残片，上有 “圣历元年，葬于西山” 字样，进一步印证了其卒年与葬地。

自唐代起，陈伯玉便受到后世文人的广泛纪念。唐代卢藏用为其编《陈伯玉集》，并作《陈氏别传》，称其 “论议正直，风骨凛然，为一代文宗”；宋代苏轼在《书陈伯玉传后》中写道 “子昂之文，雄浑刚健，一扫齐梁绮丽之弊，可谓唐之第一人”；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评价其 “《登幽州台歌》虽短，然意境之阔，情感之深，千古无出其右”。

除文人评价外，历代官府也对其 “读书台” 进行修缮 —— 唐代梓州刺史韦抗 “重葺读书台，建祠堂以祀之”；宋代射洪县令何宪 “增建‘拾遗亭’，刻子昂诗于壁”；清代四川总督岳钟琪 “捐俸修读书台，置田以供养祠者”。这些纪念活动，不仅是对陈伯玉文学成就的认可，更是对其 “直言敢谏、忧国忧民” 政治品格的推崇。

在现代，陈伯玉的文学地位进一步提升 —— 其作品被收入《唐诗三百首》《全唐诗》等经典选本，《登幽州台歌》成为中小学语文教材必选篇目；射洪 “陈子昂读书台” 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纪念这位初唐文宗的重要场所。

陈伯玉所处的武周时期，是唐代科举制度的 “关键转型期”，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 “进士科” 地位超越 “明经科”，成为士人入仕的 “首选通道”—— 武则天为打击门阀势力，大力扶持寒门士子，进士科录取人数从贞观年间的每年十余人，增至武周时期的每年二十余人，且 “进士出身者晋升速度远快于明经科”（《通典・选举三》）；二是 “试策” 内容从 “经义辨析” 转向 “时政议论”，如光宅元年的 “议关中民生”、垂拱二年的 “论新政之利”，均要求考生 “结合现实，提出对策”，这种转变催生了 “务实文风”；三是 “荐举与考试结合”—— 武则天虽重视科举，但仍允许 “大臣荐举人才”，陈伯玉虽无荐举背景，却因 “献书获赏识”，体现出 “考试为主，荐举为辅” 的科举特点。

这些特征对陈伯玉的人生轨迹产生了直接影响：若没有科举制度的转型，他作为 “蜀中寒门”，难以跻身中央官场；若没有 “试策重实务” 的导向，其 “直言政治” 的才华难以展现。可以说，陈伯玉是武周科举制度的 “受益者”，但其后来的悲剧结局，又反映出科举制度在 “政治斗争” 面前的脆弱性 —— 即便通过科举入仕，仍可能因 “派系归属” 而身败名裂。

武周时期的文人官员，面临着比初唐其他时期更为复杂的生存困境：一是 “政治高压” 下的 “直言风险”—— 武则天重用酷吏，官员 “一言不慎，便可能获罪”，陈伯玉虽因 “直言” 获赏识，却也因 “直言” 遭贬谪，这种 “矛盾” 是当时文人的普遍困境；二是 “派系斗争” 下的 “站队难题”—— 武则天晚年，太子李显与武氏集团、太平公主势力交错，文人官员若不 “站队”，则难以晋升；若 “站队”，则可能成为政治牺牲品，陈伯玉因 “倾向李显” 而遭迫害，便是典型案例；三是 “文风转型” 下的 “创作焦虑”—— 齐梁文风虽遭批判，但宫廷仍以 “骈文” 为正统，文人需在 “迎合主流” 与 “坚持革新” 之间寻找平衡，陈伯玉的 “以骈文写奏疏，以古诗抒情怀”，正是这种平衡的体现。

面对这些困境，陈伯玉的应对方式具有典型性：一是 “以才学立足”—— 无论在中央还是边疆，均以 “扎实的学识” 与 “过人的文才” 证明自身价值，即便被贬，仍能通过文学创作获得后世认可；二是 “以儒道自处”—— 在政治失意时，以 “儒家忧民” 情怀归乡济民，以 “道家归隐” 心态整理旧作，实现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三是 “以革新为志”—— 不随波逐流，坚持 “文风改革”，即便生前未获广泛认可，仍为后世奠定基础。这种应对方式，成为后世文人 “在困境中坚守理想” 的典范。

陈伯玉的一生，虽短暂却厚重 —— 他以 “蜀中寒门” 身份，通过科举跻身中央官场，成为武周时期的 “直言官员”；他以 “批判齐梁文风” 为己任，提出 “兴寄”“风骨” 的文学主张，成为初唐文学革新的领袖；他以 “忧国忧民” 的情怀，写下《登幽州台歌》《感遇诗》等不朽名篇，成为唐诗风骨的开创者。尽管他的 “状元” 身份存疑，尽管他的仕途以悲剧收场，但这些都不影响他成为 “唐初最具影响力的文人之一”。

在政治史上，他是 “寒门官员” 的代表 —— 其人生轨迹证明，在武周科举转型期，寒门士子可通过才学改变命运，即便遭遇政治迫害，仍能以 “为民” 情怀赢得百姓爱戴；在文学史上，他是 “文风革新” 的先驱 —— 其文学主张打破了齐梁浮华文风的束缚，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开辟了道路；在文化史上，他是 “儒道互补” 的典范 —— 其 “刚健政治品格” 与 “豁达人生态度”，成为后世文人的精神标杆。

今天，当我们重读《登幽州台歌》，仍能感受到那种 “天地悠悠，怆然涕下” 的壮阔与悲凉 —— 这不仅是陈伯玉个人的怀才不遇，更是一个时代文人 “在变革中坚守理想” 的精神写照。正如清代诗人袁枚在《读陈伯玉集》中所写：“射洪先生骨已寒，其文犹作金石声。千古文人皆敬仰，只因风骨照丹青。” 陈伯玉的风骨，早已超越时代，成为中华文明中 “坚守理想、关注现实” 的精神象征，永远值得后人铭记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