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洪学智回忆徐向前元帅

雄风灭强虏丹心照人寰

——纪念徐向前元帅百年诞辰

洪学智

今年11月s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徐向前元帅诞辰100周年。他戎马一生，战功显赫，大智大勇，久负盛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战争年代，我曾长期在徐帅指挥下战斗和成长;和平年代，又经常得到他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诲。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愈加激起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一)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进程中，徐帅以超凡的革命胆识和杰出的军事谋略，统率千军万马，打过许多大仗、硬仗、恶仗，成为新中国的著名开国元戎之一。着眼于革命战争的特点及其发展，创造性地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制敌，敢于和善于以弱敌强，以少胜多，是他驾驭和指挥战争的鲜明特色。

1929年夏，他初到鄂东北时，红军第31师仅是一支300余人的游击武装，装备很差，战斗经验缺乏。面对国民党军发起的“会剿”，曾在黄埔军校受过正规训练、参加过东征平叛的徐向前，没有机械搬用“黄埔经验”，而是从实际出发，认真分析敌情、我力、地形、民情等，摸索新的打法。他认为弱小的红军要生存下去，得解决在强敌面前如何保存自己的问题，攻击和防御的战术原则问题。他指挥部队和根据地群众采取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方针，在粉碎敌人的“会剿”中总结出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七条游击战术原则。这是进与退、打与跑、集中和分散、攻击与防御的辩证统一，是避实击虚、以弱胜强的有效战法，因而深受指战员的欢迎。

随着红军力量的发展，1930年，部队开始实行从游击战向运动战、从游击队向正规红军的战略转变。时任红一军副军长兼一师师长的徐向前，率领部队西出平汉路，采取诱敌伏击、奔袭奇袭、近战夜战等战术，飘忽击敌，三战三捷三扩编。杨平口战斗和花园战斗，均各歼敌一个正规团，缴获甚多。红1师发展到300余人，编为两个步兵团，1个机炮团，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第一支拥有机炮混成部队的主力师。在反第一、二次“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1年秋，鄂豫皖红军已发展到3万余人，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当时，国民党军调集了巧个师以上的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徐总鉴于敌军尚未部署就绪，决定一反过去“诱敌深人，飘忽击敌”的战法，采取先机制敌，外线出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半年之内，他挥军连续发起黄安、商演、苏家埠、横光四大进攻战役，共歼敌近40个正规团6万余人，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营垒。其中，靠“围点打援”取胜的就有三个战役，徐总也因此而名震大江南北，被称为擅长“围点打援”的红军将领。

当时，我们的兵力有限，装备也差，要发起外线进攻，既不能孤军深入敌军腹地，又不能硬碰硬地去攻打敌军防守坚固的城池，否则是划不来的。而以根据地作依托前出作战，能进能退，游刃自如。围困一点，可使守敌补给断绝，惊惶失措，紧急求援;打敌援兵，红军则可依托后方，以逸待劳，将援敌引人预定战场，发挥野战特长，聚而歼之。大量消灭了援敌，点上的守敌愈加慌乱，士无斗志，自然极易为我攻破。苏家埠战役，堪称“围点打援”的模范战例。徐总率3个师西渡得河，以少苟哄力围住苏家埠、韩摆渡等地守敌，迫敌求援，而以大部兵力置于预定战场，张网以待。最后，当敌“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亲率巧个团2万余人大举来援时，迅即遭到全歼，点上的守敌亦缴械投降。是役历时48天，红军两次打援，先后共歼敌3万余人，生俘敌1个总指挥、5个旅长、12个团长及其他官兵2万余人，为鄂豫皖根据地的空前胜利。黄安战役，不仅靠“围点打援”致胜，更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战役发起后，徐总仅投人8个团的兵力，一面围点，一面打援;而参战和支前的赤卫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则达数万人，男女老少齐出动，声势浩大，场面极为壮观。正如一首民歌所形容的:“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是役共歼敌第69师等部1.5万余人，解放黄安县城，敌师长赵冠英就是在深夜逃离县城后，被赤卫军活捉的。

红四方面军主力人川后，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那一带，背靠巴山天险，地势南低北高，山险纵横交错，易守而难攻。我们亲临其境，才体会到果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根据这种地形特点，徐总在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两大战役中，都采取了积极防御、收紧阵地、持久崖战、集中兵力、待机反攻的新战法。即当敌军的大规模围攻来临时，红军利用山险隘路，构筑工事，梯次配置，以寡敌众，节节抗击和消耗敌人，逐步向心紧缩阵地;最后集中兵力，实行决战防御，乘胜转人总反攻，把敌人彻底摧垮。这种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打法，要求部队掌握攻击、防御、山地、丛林、隘路、河川、阵前反击、夜摸夜袭、纵深迂回、长距离追击等多种战术方法，并且要在最关键、最困难的关头，敢于“硬着头皮顶住”、“坚持最后五分钟”，和敌人比意志，比耐力，艰苦鏖战，以赢得反攻时机的到来。反“三路围攻”，红军以1.4万余人抗击敌6万余人，历时4个月，终于取得歼敌2.4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反“六路围攻”战役，历时10个月，红军取得了歼敌8万余人的辉煌战果。正如徐向前同志所说的:“这是利用了川北南低北高、山险路隘的特殊地形，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适应了新情况。”

抗战初期，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的徐向前，奉命率一部兵力挺进冀南平原，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部队能否在平原立脚生根?如何坚持和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又是摆在他和部队面前的新课题。长期习惯于山地作战的一些同志，缺乏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的信心。徐向前认为，不解决这个难点，就无法打开冀南的抗日局面。他从坚信群众的伟大力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出发，结合冀南平原的实际，明确提出了“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战略口号，从而坚定了指战员们坚持和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决心和信心。他说:“游击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但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针对河北平原人口稠密的特点，他强调必须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形成抗击日寇的“人山”，用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去战胜日本侵略者。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部队进行了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织抗日民众团体、收编和改造各种武装、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项工作，并在粉碎日伪军的多次“扫荡”中，形成了一整套适合平原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特别是人民群众首创的挖地道、地沟战法，使平原沃野，道沟纵横交错如网，总长达万余里，既限制了日军的机动作战能力，又便于抗日军民隐蔽、转移和伏击敌人，充分证明了“人山”的巨大威力。冀南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由此得到了大发展。

解放战争期间，徐向前同志在山西前线指挥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4个战役，取得了歼敌30余万人、解放山西全境的辉煌战绩。他到山西之初，晋冀鲁豫军区的主力部队，已组成刘邓大军、陈赓兵团分两批南下作战。剩下的五六万兵力，大部系从地方武装升级而来的新部队，骨干少，装备差，战斗经验缺乏。谁也没有料到，这支“偏师弱旅”，在徐帅的组织指挥下，竟然很快变成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拳头”。

临汾战役，是一场典型的攻坚战。他指挥部队边打边练边总结，从攻坚中学习攻坚，在实战中锻炼打硬仗、恶仗的本领。当临汾城久攻未下时，有些同志信心不足，甚至建议撤兵。他斩钉截铁地说:敌人硬，我们比敌人更硬。绝不能被暂时的困难和失利吓破了胆，要不怕困难，不怕伤亡，横下一条心，不拿下临汾，决不收兵。他的这股硬劲，使部队深受教育和鼓舞，也培养了指战员的“过硬”战斗作风。最后，通过采用挖掘地道、爆破攻城的“土行孙战术”，终于将阎锡山这座“铜墙铁壁”式的防御要塞攻克。晋中战役，更是徐帅得心应手、出奇制胜的军事艺术杰作。他以6万之师，与阎锡山装备精良的10多万野战主力决战晋中，采取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出敌不意，机动出击。一个月之间，歼敌10万余人，解放14座县城，俘敌第7集团军总司令兼野战总司令赵承缓以下将官16人。阎军主力第7集团军总部、5个军部、9个整师、2个总队悉数就歼。这是一个以弱敌强、以少胜多的大兵团野战歼敌的范例，受到中央、毛主席高度赞扬:“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徐帅常说: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有什么样的兵。他在短时间内“点石成金”，将一支弱旅变成攻守兼备的强军，不愧为善于统率军队、驾驭战局的优秀军事家。

建国后，徐帅长期参与军委的领导和决策，对于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战场设置、战区划分、战争动员、合成指挥、装备改善、后勤保障、国土防空、预备役与民兵结合等，都提出过许多重要意见和建议，为党中央和军委所采纳。

他强调指出:未来我国的反侵略战争，将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导弹核武器的出现，将使战争在更加广阔的空间，空前紧张、残酷、激烈的条件下进行。核条件下的作战，立体作战、大规模合同作战和电子战，将使未来战争产生许多新特点。任何军事思想，只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在和平环境中，要积极探索军事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努力使军事思想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防止和克服易于出现的保守倾向，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不断创新和发展中，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徐帅鉴于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后勤保障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多次要我们认真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从后勤体制上、总体布局上、任务划分上、交通运输上、科研创新上、队伍建设上，不断积极探索，深化改革，开拓前进。他说:“后勤是重要的战略因素，没有强大的、有效的后勤保障，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随着现代化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采用，对后勤工作的要求更高，后勤工作的任务更艰苦，更复杂。因此，后勤工作必须加强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徐帅的要求和指示，正是他一贯从实际出发，着眼战争特点和发展的具体体现，使我们深受教益。

(二)

徐向前元帅建军有方，治军严明，为我军培养了多支能征善战的部队，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将领。他一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从难从严训练部队，不断提高指战员的军政素质，锻铸部队的优良战斗作风。

早在鄂豫皖红军建设初期，他与戴克敏同志共同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中，就明确规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如红军最高司令部、政治部均受鄂豫边革命委员会领导;高级党委应规定全军党的工作路线，在士兵群众中扩大政治影响;红军游击到各地时，其军事行动应由党委及该地党部开联席会议决定之。关于红军的任务，“决议”指出:(1)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的民众的各种斗争;(2)坚决实行土地革命;(3)夺取反动武装;(4)保障和扩大苏维埃区域。这就与“红军只是为打仗而打仗”的单纯军事观点，划清了界限。同时，“决议”还对各级政治指导员由革命委员会派遣、士兵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士兵的教育和训练、整理与扩大红军、红军与群众团体的关系、红军与各地赤卫队的关系，以及对土匪、白军、民团、俘虏的政策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这些建军原则的初步确立，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性质，为鄂豫皖红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随着部队从游击红军向正规红军的转变，政治工作制度进一步健全，政治教育不断加强，使部队具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徐总身为军事指挥员，不仅非常尊重同级的政治委员，而且每次制定训练计划，都要把政治教育列为重要内容;组织战役战斗和布置、总结工作，都要求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战时政治工作非常活跃。战前深人政治动员;战斗中党团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并通过战地喊话、散发宣传品、释放俘虏等，瓦解敌军。不论在红军时期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都经常教育部属: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虽然分工不同，但都是为了增强部队战斗力，打倒敌人，实现党的任务。二者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既要反对单纯军事工作观点，又要反对单纯政治工作观点。官兵关系也是部队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徐帅一贯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和指挥员，一定要树立为兵服务的观念，切实搞好官兵关系。出了问题，首先要追查干部的责任。部队中最广大的群众就是士兵。党的群众路线在部队中的体现，就是为兵服务的路线，为群众服务就是为兵服务。要关心士兵的生活，关心他们的教育和训练，关心和解决他们的困难，爱护他们的生命如同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在党的领导下，军政一致，官兵一致，正是新型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武装的重要标志。

从实战要求出发，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干部，坚持从难从严训练部队，是不断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一环。徐向前同志对此极为重视，紧紧抓住不放，为我党我军造就了大批战将和许多能征惯战的部队。红军时期，红四方面军开办的教导队、干部学校、彭杨学校、红军大学等，都是培养干部的场所。不论战斗多么频繁，徐总都要令部队定期抽调干部人学深造，并经常去给学员讲课。战后的评比总结，也是培养干部的重要方法。每个大的战役战斗结束后，上至军师下至连排干部，都要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打一仗进一步。川陕反“六路围攻”战役结束后，徐总除召开军事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外，还将师以上干部集中几天，专门研讨战略战术问题，使大家受益匪浅。抗战后期，他任抗大校长，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军政骨干。徐帅认为，兵不练不精，只有平时苦练勤练严练，战时才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红四方面军的练兵，与实战结合，有声有色，持之以恒。要求部队一练胆量，二练技术，三练战术，四练行军，五练作风。重点训练的课目包括四大技术(射击、劈刺、投手榴弹、土工作业)、山地战斗、夜间战斗、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等。如射击训练，既要打“死靶”，更要打“活靶”;手榴弹要投30米以外·，·…从总部领导机关到基层连队，人人参加，严格考核，一丝不苟。他还根据各部队的特点，有的侧重练攻坚，有的侧重练防御，有的侧重练夜摸、夜袭等。红四方面军有一批各具进攻、防御、夜袭特长的拳头师团，能在战役战斗的关键时刻发挥其独特作用，是与徐总的精心训练培养分不开的。临汾战役前，他也曾专门召开了晋冀鲁豫军区的教育训练会议。他强调说:如果部队训练不好，战斗力就不会提高;相反地会遭到好多无谓的牺牲。“须知打好仗是建筑在练好兵的基础之上的。”会后，各部队开展了攻坚训练和新式整军运动，这是许多新部队能够在攻打临汾战役中愈战愈强的重要原因。

作风就是战斗力，也是部队军政素质的全面体现。徐帅带兵，特别重视战斗作风的培养。在红四方面军，通过长期的战争实践和日常养成教育，他培养出部队“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不论遇到多么强大的敌人，多么残酷的战斗场合，指战员们都无所畏惧，敢于咬住敌人不放，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他军令如山，指定部队进人的战斗位置，必须按时到达，“跑不动爬也要爬到战斗岗位上去”;指定死守的阵地，哪怕打得只剩下一个排、一个班、一个人也要坚守到底。他强调打歼灭战一定要狠，不仅对敌人要狠，对自己的部队也要狠，要不怕疲劳，不怕伤亡，连续作战，坚持最后五分钟，去争取全胜。他说:“实际上，当我们最困难、最熬不住的时候，往往也是敌人最困难、最熬不住的时候。打仗，就要有股狠劲、硬劲，要熬得过战局中的‘最后五分钟’。”反“六路围攻”战役中的万源保卫战，徐总指挥一线部队依托山险实行决战防御，主张部队伺机转人反攻。时值盛夏，烈日、暴雨、蚊蝇、烂脚病、饥饿、疲劳、缺医少药等，给作战带来了极大困难。指战员们响应徐总号召，顽强不屈，以一当十，硬是顶住10万敌人的大规模进攻，靡战20天，毙伤敌万余人，终于赢来了总反攻的时刻。徐总认为，部队的优良战斗作风，是由指挥员带出来的。选拔和培养指挥员，一要果敢勇猛，但不要急躁粗暴;二要谨慎细致，但不要犹豫不决。特别是要能顽强不屈，坚持最后五分钟。有了这样的指挥员，才能培养出富有旺盛战斗力的部队。

建国之初，徐帅是我军的首任总参谋长。受党中央的委派，他曾率领我国兵工代表团访问苏联，策划改编、改装部队和建立国防工业，为军队迈向现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军的现代化进程，曾受到过干扰，徐帅是很痛心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速军队的现代化提上了日程。1980年3月，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军队搞现代化建设，应该是中国式的，这是一个新课题，要摸索研究。一般地说，军队现代化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武器装备，这是物质基础;二是人，就是能使用现代化武器的人;三是把人组织起来，把人和武器结合起来，这就要有科学的编制体制。无非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在新时期，徐帅围绕军队如何实现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曾作过一系列指示，包括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精简整编、编制体制、规章制度、政治工作、训练教育、后勤工作、院校建设、人才培养、干部选拔、干部储备、军事科学研究等，这对加强军队的全面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