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新四军女兵的多彩人生——“我是王厅长的学生”

“我是王厅长的学生”

王于畊的成绩得到了教育界的广泛赞誉，也受到了福建学生的爱戴。

那个时期的学生很多在功成名就后，仍然念念不忘为自己开启第一扇知识之门的王厅长，他们自豪地说:“我是王厅长的学生。”这是因为王于畊把她满腔的热情献给了这些年轻的学子。

福建的学风是有传统的，学生刻苦、勤奋、求学的热忱受到社会普遍的赞扬。王于畊热爱她的学生们，一生为他们而自豪。她每到一所学校，一定会为学生们做一场报告。她没有讲稿，但是内容很丰富，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向学生们讲述着做人治学的道理。她讲话字正腔圆，又活泼生动，从不打官腔，学生们都很爱听。她鼓励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德智体全面发展，早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她经常讲到红与专的关系问题，喜欢引用陈毅元帅用飞行员作比喻的讲话。陈老总说的是，一个飞行员必须又红又专，只专不红，飞上天去变离方向，可能就飞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只红不专，打不落敌机，自己还会掉下来。王于畊鼓励高三年级的学生正确看待高考，放松心情，考出好成绩。她鼓励女学生们要有志气，要学居里夫人……作为一个过来人，一个师长，王于畊非常愿意与同学们分享她的人生感悟与理想。时隔四五十年之后，许多当年的学生，还会说起“我听过王厅长的报告”，也许具体的内容都已经淡去，但在报告中的一个警句、一种思想或者一次平平常常的对话，来自王于畊的一句简简单单的问候，都会被一个青年人铭记一辈子，甚至影响其一生。

每年高考前后都是王于畊最忙碌的日子。每次高考都是酷暑天气，王于畊和校长、老师站在校门口迎接着学生。低年级的学弟、学妹端上一杯一杯凉茶，递上一条一条清凉湿毛巾，送上一把一把扇子，让考生们备感温馨。教育厅则组织有制冰能力的工厂，满负荷工作，把冰块源源不断地送进考场，千方百计创造一个可以考出好成绩的环境。

福建的农村和山区很穷，很多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后，没钱到上海、北京和东北上学，有的学生因此放弃了好不容易得到的升学机会。还有的学生，从小没穿过鞋子，考上大学后，好不容易买了双回力球鞋，舍不得穿，把鞋带打个结挂在脖子上，挑上扁担，光着脚，沿着公路或铁路步行到外省去上学。福建的学生很能吃苦，饿了吃干粮，晚上就在公路旁、铁轨边睡觉。有一年，竟然有个学生在睡梦中被火车轧死。听到这个消息，王于阱泪流满面。她激动地向省委汇报，说:“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把他们送上了大学，就这样损失了，这是我们的责任啊!”

在教育厅的力争下，省政府专门拨了经费，每年把农村困难学生集中到福州的接待站，给考上北方大学的学生配备了棉衣、棉被，按地区组织了小组，补助了路费，送他们上路。还在上海、北京和哈尔滨火车站设立了接站点，一直把这些学生送到学校。这项工作一直进行到1966年“文革”开始才被迫停止。

这项政策的最后一批受益者之一陈金海，就是这样从莆田农村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几十年后，他成为全国最大的造船厂江南造船厂的厂长，还满怀感情地说到了这段终生难忘的经历。他毕生的梦想，就是为国家建造航空母舰。他也自称为王于阱的学生，因为他多次聆听过王厅长的报告，树立了毕生报国的理想。

王于畊十分注意了解在校学生的情况，对于一些突出的学生，如学习特别优秀，有特殊专长的学生，她都叫得出名字，有机会还会与他们座谈，了解他们的想法。她十分理解和赞赏学生们的好奇心，认为不应该磨平他们的棱角，应善于发现这些优秀的苗子，保护他们的特点，激发他们的创造性，这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她说，只要给这些学生以特殊的培养和保护，他们之中将来必定会出现杰出的人才。1963年，王于畊听福州三中的校长汇报到一个叫吴中超的高二年级同学学习十分优秀，已自学完高三的课程，几乎看遍图书馆里有用的书。王于畊想试验一下，看他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她特许吴中超参加这一年的高考，没想到他的考试分数出来后，居然超出了很多应届毕业生，达到了重点大学的录取线。王于畊非常高兴，就亲自向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刘达推荐。刘达是一个爱惜人才，思想解放的校长，他欣然接受了这个特殊的学生。但因为昊中超没有准考证，录取通知书竟然写着当时的科大招生办主任的名字。吴中超在科大表现突出，特别是在中学受到保护的独立思考、刻苦钻研的特点在科大同样得到发挥。难能可贵的是，在“文革”中吴中超被分配到偏远基层工作，但刘达校长仍然记得他，一有可能就想尽办法把他调回科大任教，继续培养他。吴中超后来赴剑桥大学留学，成为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霍金的唯一亚裔学生，是国内不可多得的顶尖人才。吴中超是幸运的，他在起步的时期，遇到了王于畊和刘达这两位识人爱才的老一辈教育家，使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福州一中有一位叫程代展的学生，不仅是福建的理科“状元”，在全国也排第一。但是，他因为薄薄的档案袋里有一份含混不清的“政治结论”，被清华大学挡在门外。王于畊得知此事后，找到清华大学招生组，对方说这样的学生他们做不了主。王于畊就向省委报告此事，叶飞同志认为程代展少年时的事情不应成为政治问题。王于畊立即给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打电话，蒋南翔后来直接打电话给在福州的清华大学招生组，要求录取程代展……程代展自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后又到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并获博士学位，很快成为中国自动化控制理论专业领域里的知名专家。程代展一直认为是“校长保护了我”。陈君实告诉他:“你错了，你只了解了表面情况。你之所以能上大学，是王厅长直接关心的结果。你当年最怕的是政治结论，它是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帮你做的，我可没有那个能力。你的这种情况，在全省是独一份，恐怕全国也不多见。”

福州一中六五届毕业生董馄，对王于畊又有一番特别的情义。董馄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学生，他是福一中文学社“三牧文社”的骨干。1964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啼鹃泣血》，讲的是文天祥的故事，却被批判了。王于畊要来了这篇文章，看后要女儿转告董艰，文章写得很好，不要怕，以后好好努力。董现于1965年考大学，考得很好，没想到政审竟过不了关，因为他的成分不好，还有亲属在台湾，北京师范大学招生组不收。王于畊知道后，找到招生组，说董馄是个很优秀的学生，我了解他，将来会是个人才，你们应该收。董馄如愿进了北师大。“文革”开始后，他从大字报上知道原来自己是这样上的大学，而王于畊还因此受到打击，心里十分感动，但却没有机会表达。1975年，他从报纸上知道叶飞就任交通部长，就贸然给叶飞写了封信，请他转达对王厅长的问候。没想到不几天就收到王厅长的回信，请他到家里来玩。董馄很激动，也有些紧张，他如约到了万寿路招待所，受到王厅长热情的接待。从这天起，董馄和厅长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交往，成为忘年交。王于畊热心地鼓励董馄努力上进，给他出主意，想办法。后来董棍果然成了人才，他在语言学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成为有名的语言学专家，还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他充满感激地说:“在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王于阱，启功，陈日亮。作为师长来说，有经师，有人师。经师教人以知识，人师教人以做人。‘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王于畊就是当之无愧的人师。”他还说:“我是通过王厅长认识共产党的，这样的共产党员是我人生的楷模。”董馄是个学者，本来他可能会是无党派或参加民主党派，但是他却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那些因为政审不合格进不了大学的高分考生，被人惋惜地称作“落地秀才”。从1960年起，王于畊利用各省可自主招生的政策，组织人员把这些学生的档案都拿出来，重新审查和讨论，为这些学生提供新的学习机会。有的留在母校，指定老教师负责培养，促其学习成长，很快成为合格的教师。福州一中的“落地秀才”陈兆和，虽没有经过大学的培养，却在一中老教师的培养下，一年就能上讲台，一直教到高中数学。还有很多的学生则集中在福建师范学院即后来的福建师范大学培养，成为当时补充全省师资力量的重要渠道。从1962年到19“年的四年中，福建省教育质量不断飞升，涌现了一批名校，与此不无关系。王于畊集中培养“落地秀才”这件事，在当时是绝密，一般的师生无从知晓。曾任福州一中副校长的陈日亮、厦门双十中学的优秀教师彭一万等，都这样走上教育战线，并作出了突出的成绩。这些学生当时大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的大学。直到“文革”中批判王于畊鼓励学生走“白专”道路，包庇出身不好的学生，让他们上大学，列为她的一大罪状，这些事情才被披露出来。王于畊在这个问题上很强硬，坚持不检讨，认为自己是做了正确的事情。而那些曾经受到她特殊关照的学生了解到事实真相后，无不心怀感激和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