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宏：在历史烟云中找寻好官苏东坡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正高级经济师。江苏省书香全民阅读基金会理事长，江苏省全民阅读促进会常务理事。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原纪委书记、副总经理。曾任凤凰股份董事长、凤凰传媒监事会主席。先后受聘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湖南大学客座教授。发表论文30余篇，合作撰写的《创先争优系列读本·做最好的共产党员》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第四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

“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这位千年前的大宋文人，至今仍以“顶流”之姿活跃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当我们沉醉于“大江东去”的豪迈词章、“竹杖芒鞋”的豁达哲学时，却常常忽略，在长达40年的仕宦生涯中，他更是一位以民为本、敢作善为的政治家。汪维宏以40年体制内工作经历的感悟，耗时4年创作《千载浩然苏东坡》，透过文学光环，在史料的经纬中勾勒出一个“良吏、能吏、廉吏”三位一体的好官苏东坡。

事实上，在苏东坡的现存文集中，诗词仅占两三成，百分之七八十为奏议、策论等公文，字里行间跳动着“民者，天下之本”的治国思想。从凤翔府改衙规、减民负的初露锋芒，到疏浚杭州西湖、创设中国首个公立医院“安乐坊”的民生实践；从密州智斗悍匪、徐州抗洪护城的勇于担当，到儋州办学堂、改民俗的文化拓荒……在《千载浩然苏东坡》中，汪维宏以600余条脚注的严谨考据，串联起苏东坡“致君尧舜”“以民为本”的政治实践，让“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自评不再是自嘲，而是一位改革者“穷亦兼济天下”的生命注脚。

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位“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历史人物时，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天才文人的多面人生，更是一位古代政治家的理想之光。

不只是文化巨匠，也是政治精英

笔者：提起苏东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大多数人把他定格为文学家和艺术家，您为什么会选择他作为政治家、为官从政的这一面展开书写？

汪维宏：苏东坡是北宋时期集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于一身的思想巨人、文化巨匠和政治精英。作为思想巨人，他在政治、哲学、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文学艺术、社会伦理学、博物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作为文化巨匠，他在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文艺理论等领域卓有贡献；作为政治精英，他以民为本，勤政为民，敢作善为，廉洁自律，堪称为官从政者的楷模。

但我注意到一种现象，很长时间以来，后人研究苏东坡的著作，大多聚焦他在文学艺术上的非凡造诣与杰出贡献，而对作为官员的苏东坡，对其致君尧舜的抱负、济世安民的理想、为民务实的作为和清正廉洁的品德，往往缺少集中、系统的梳理与探讨。其实，苏东坡作为古代官吏的杰出代表，其忧国忧民、履职尽责，其初心如磐、奋楫笃行，表现同样卓越非凡、垂范青史。

或许从以下三个维度，可以诠释为什么选择苏东坡作为政治家为官从政这一方面来结构本书。

从时间维度看，苏东坡一生六十五年，其中四十年他的身份是官员，为官从政是他的主业，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是他的个人爱好，充其量是他的副业。

从作品维度看，诗词歌赋在他的文集当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夸张地说，只占两三成，而百分之七八十的文字是应用文，也就是他写作的公文，是他的报告、奏折、工作计划等等，这些文字体现了他经世治国的理想和以民为本的宗旨。其实对身为官员的苏东坡来讲，诗词、歌赋、书画方面的作品对他的意义远不及公文对他的意义那般重要。

即便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有着深刻的思想性，鲜明的政治性和人民性。一篇《喜雨亭记》不足四百个字，四次提到“民”，可见百姓在他心中的分量。《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中“使君原是此中人”的顿悟，是其作品“人民性”的最好体现。在《策别训兵旅二》中，苏东坡直言不讳地道出“民者，天下之本”的民本思想。

从政绩维度看，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致君尧舜的忠君，济世安民的能吏，为民务实的好官，清正廉洁的楷模。如果置换到当下语境，苏东坡不仅符合“优秀公务员”的标准，还完全够得上“道德楷模”“中国好人”的标准。这也诠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中苏东坡最受百姓敬仰和爱戴。

显然，如果我们仅从文学家、艺术家角度来看苏东坡，对他不是拔高了、放大了，而是贬抑了、窄化了。联合出版方中国方正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与我有三点共识：一是，这本书突出了苏东坡从政“以民为本”的理念，与今天“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高度一致；二是，纵览其生平，苏东坡的确是为官从政的楷模，值得今人学习借鉴；三是，这本书还原了苏东坡作为政治家的完整形象，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更加立体和真实的苏东坡，适应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历程中，人们向传统文化寻求滋养的现实需求。我并不希望用这一个侧面的苏东坡替代其他侧面的苏东坡，而是希望以此丰富人们心目中的苏东坡的形象，还原“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的苏东坡。

笔者：作为文学家、艺术家、美食家，乃至乐天派的苏东坡，已广受大众关注，而作为清官这个视角，却鲜有人涉猎，请您谈谈苏东坡为政清廉的一面。

汪维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东坡是封建官员为政清廉的楷模和典范。在他的成长、成才道路上，母亲程夫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东坡曾在《记先夫人不发宿藏》中记述母亲言传身教的一段往事：“先夫人僦居于眉之纱縠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于地。视之，深数尺，有一瓮，覆以乌木板。夫人命以土塞之。”发现疑为前人秘藏的一坛宝物，如何处置？正当众人打算开挖之时，程夫人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盖上乌木，重新埋好。“非义不取”之举对童年苏东坡产生了深刻影响。

正因为受到良好家风的熏陶，苏东坡从小养成了清廉不贪的秉性。据苏辙《龙川略志》记载，苏东坡在凤翔任签判，闲暇时常孤身一人去开元寺观赏古画，往往一去就是一天。一来二去，苏东坡与寺里的僧人相熟。有一僧人为了取悦苏东坡，便有意将“以朱砂化淡金为精金”的秘方献给他，苏东坡不为所动，厉声说道：“吾不好此术，虽得之，将不能为。”刚刚入仕，便大义凛然地抵制诱惑，这是苏东坡清廉自洁的体现。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是苏东坡《赤壁赋》中的名句。天地之间，万物各有主，如果不属于自己，哪怕是一丝一毫也不求取，成语“一毫莫取”由此衍生。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是苏东坡廉政思想的集中体现。《赤壁赋》系苏东坡被贬黄州后的元丰五年（1082）所作。初到黄州时，作为没有俸禄的贬官，苏东坡的日子过得非常紧巴。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每月初，他取出四千五佰钱，分为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早上用叉子挑取一份，纵然当天的钱不够用，也绝不寅吃卯粮。尽管生活艰辛，但他依然保持了超然物外的追求和“虽一毫而莫取”的节操。

苏东坡毕生清廉的动力来自哪里？来自家风家学熏陶下自幼养成的内在约束、廉洁精神和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苏东坡在其著名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赞扬尧、舜、禹等古代圣君：“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元祐七年（1092），苏东坡到扬州上任办的第一件公差就是停办劳民伤财的万花会。心中常怀百姓冷暖，是苏东坡廉政思想的情感基础。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这是王国维对屈原、陶渊明、杜甫和苏东坡的赞美。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这是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视察时对苏氏父子三人的高度肯定。

苏东坡人生经历跌宕起伏，命运多舛。然而，无论显赫时居庙堂之高，还是贬谪时处江湖之远，他都始终信奉“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从政理念，坚守“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廉政原则，保持“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生命境界，实现了“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的精神高度。

向先贤学习，学什么？关键是学习他们的高尚人格、廉洁操守和知行合一，努力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只有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才能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穷不仅能独善其身，亦能兼济天下”

笔者：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什么您在书中说苏东坡以其在黄州、惠州、儋州三个贬谪地的范例善举，诠释了“穷不仅能独善其身，亦能兼济天下”？

汪维宏：记得当初读到苏东坡临终前不久在《自题金山画像》中所说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时，首先想到的是作者在以此自嘲，甚至不乏怨念。但随着对苏东坡身世经历的了解不断深入，我渐渐悟出了其中更丰富的蕴含。这三个贬谪之地，不仅不是他的沉沦之地，反而是他的精神历练之地。在坎坷的境遇中，他依然践行其致君尧舜的抱负和济世安民的理想，以其达观向上的人生态度、随遇而安的生活智慧和积极用世的不变初心，诠释了“穷不仅能独善其身，也能兼济天下”。苏东坡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苏东坡有“穷亦兼济天下”的思想基础。乐善好施、助人为乐是苏氏家风家教的重要内容。他的曾祖父苏杲乐善好施，在乡里以孝友著称。他曾说：“多财而不施，吾恐他人谋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将以为我好名声。”所以他总是默默地帮助他人。苏东坡的祖父苏序继承了父亲的品德。苏序天性淳朴，为人豁达，乐善好义。有一年，眉州地区遭遇严重饥荒，苏序毫不犹豫地打开粮仓，慷慨接济亲友和灾民，帮助大家度过了灾年。苏东坡的博爱之心和达观豪放，多少受到了祖父的影响。

《三字经》中“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是对青少年时期苏洵学习状态的描述。苏东坡出生后，苏洵心性大变，脱胎换骨，重读《论语》《孟子》等诸子百家著作，发奋进取，多次进京赶考。名落孙山后，他就在江淮一代游历。操持家务、教育孩子和经商理财的重任自然就落在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肩上。

程夫人大家闺秀，蕙质兰心，在子女教育方面很有见解。她不仅重视苏东坡兄弟俩的文化学习，更注重家风家学的养成和个人品德的培育。她常常告诫儿子要“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悔国家”，并要求他们读书不要效仿那些平庸之人，只想以读书博取功名而已。出仕后的苏东坡亲民爱民，心系民生，夙夜在公，堪称古代官吏的楷模，而他的清廉自律和仁爱之心则始于母亲程夫人。苏东坡在《记先夫人不发宿藏》和《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中记述了童年时期母亲对自己的教诲。苏洵虽然发奋较晚，且屡试不中，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治学、修身与济世之心，他的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在苏东坡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其次，苏东坡有“穷亦兼济天下”的精神动力。苏东坡的宦海生涯跌宕起伏，几年的黄州贬谪生活，使其思想产生了质的改变。从初到时的孤独凄凉、苦闷惆怅，逃避现实、消极避世的价值取向，到旷达释然、随遇而安，重现不甘沉寂、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苏东坡经历了从苦难到直面、从直面到省悟、从省悟到超越的心路历程。通过儒释道的兼收并蓄，苏东坡的思想境界获得升华，实现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人生蜕变，他的民本思想的基础也更加坚实。儒学增强了他兼济天下的情怀，道学坚定了他潇洒豁达的心态，佛学给予他看淡一切的境界。他对儒家、佛家和道家思想的融会贯通，赐予他生命的滋养、智慧的启迪，成就了他逆境中坚韧刚毅、苦难中大智若愚、漂泊半生却逍遥旷达的心态，匡时济世的热流再次在他心中激荡。

笔者：苏东坡在黄州、惠州、儋州三个贬谪之地，具体有哪些范例善举？

汪维宏：在黄州，苏东坡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儿童福利院。尽管他手头非常拮据，但他还是带头捐款。在惠州，为了减轻劳动强度，提高插秧速度，苏东坡来到田间指导推广简便易行的插秧工具“秧马”；为了抵御自然灾害，方便百姓出行，苏东坡从中斡旋，推动建成了东新桥和西新桥，资金短缺无法施工时，他连自己朝服用的犀带都捐了出来。在儋州这片蛮荒之地和文化荒漠上，苏东坡传播中医药知识，改变当地百姓有病依赖巫术的陋习，他熬制辛凉解毒的汤药“淡豆豉”，药效甚好；为了改善当地饮用咸滩或沟塘积水的不卫生饮水习惯，苏东坡指导当地百姓挖掘了多口水井，改善了饮水条件，从此百姓用上了清洁卫生的井水，发病率明显降低；为了改变主要以狩猎、捕鱼和生产贩卖沉香为生，不事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他创作诗歌《和陶劝农六首》，提倡民族平等，倡导农业生产，劝导黎族同胞农耕与改良生活方式；为了改变当地教育落后的现状，苏东坡开讲坛，办学堂，传播中原文化，以期尽快改变当地人愚昧无知的现状，海南第一个举人姜唐佐和第一个进士符确都曾是他的学生。

如果说黄州见证了苏东坡的文学创作巅峰，惠州凸显了他体恤民情、关注民生的古道热肠，儋州则记录了他热心文化传播、兴办教育的千秋功德。

从“年少立志”到“文韬武略”

笔者：《千载浩然苏东坡》一书面市后，市场销售和社会反应都很好，一年内已6次印刷，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又推出了《年少早识苏东坡》一书？

汪维宏：近千年来，东坡热经久不衰，且越来越火，研究他的著作、传记俯拾皆是，各种史料、吟咏之作更是浩如烟海。然而，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关苏东坡的新作如雨后春笋，但适合青少年的读物却鲜有出现。而苏东坡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天花板，与其家风、家教、家学的熏陶和少年立志、勤奋好学密切相关，青少年应当及早读一读苏东坡。

立志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少年苏东坡就胸怀大志。我们不仅可以从“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风琴”“少年好远游，荡志隘八荒。九夷为藩篱，四海环我堂，卢生与若士, 何足期渺茫”‌“自幼奋厉有当世志”等诗文中找到答案，还可以从两个故事中得到佐证。

北宋庆历三年（1043），北宋散文家、国子监直讲石介（守道）写下名篇《庆历圣德诗》，颂扬朝廷的用人政策和庆历新政。据苏东坡《范文正公文集叙》记载：京师来人，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窥观，问先生文中所颂十一人者为何人。先生说：“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如是天人，则不敢知；假如也是人的话，为什么不可以问？先生非常惊讶，就耐心地告诉他：韩、范、富和欧阳四人者，人杰也。时年八岁的苏东坡就立志将来也要成为这样的栋梁之材。

《宋史·苏轼传》记载了苏东坡童年时期的一则故事。一天，程夫人正在辅导两个儿子学习《后汉书》，读到《范滂传》时，苏东坡慨然太息。范滂，是东汉时期的名臣，他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受人敬仰。当时宦官弄权，奸佞当道，朝纲不振，法度混乱，范滂被卷入党锢之祸。时年三十三岁的范滂与母亲和儿子诀别的场面非常感人，在场的人无不流泪。苏东坡读后无比感慨地对母亲说：“儿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夫人欣慰地答道：“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范母耶？”一个贤良的母亲，足以深远地影响一个家族的风貌。

立志与勤奋，就如同仰望星空逐梦与脚踏实地淬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是苏东坡少年求知时立下的雄心壮志，而“昔在田间，但知牛和羊。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斛舟。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则是他的刻苦学习态度的写照。“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说的是苏东坡阅读的深度，而“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则说的是他阅读的广度。苏东坡少年时期学习非常刻苦，不仅背书，为了加强理解和记忆，他还经常抄书，近八十万字的《汉书》年少时就抄了两遍，被贬黄州后又抄了第三遍。

对于青少年而言，只要处理好了立志与勤奋的关系，就能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我希望青少年朋友们可以从苏东坡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学习他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学习态度，勤奋好学，持之以恒，努力成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好学生；学习他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态度，从小立志，不怕挫折，努力成为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好少年。

笔者：最近，您在某场活动中又以“文韬武略苏东坡”为题做了分享。苏东坡的“文韬”众所周知，而他的“武略”却鲜为人知，请您就后者具体谈谈。

汪维宏：谈到苏东坡的“武略”，当然不能离开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北宋特定的国情。古人历来主张文武兼修，张弛并举。射箭作为一项技能，早在周朝就和礼、乐、御、书、数等一起成为士人必须学习具备的六艺之一。六艺也成为中国古代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

赵匡胤吸取五代十国时期武将拥兵自重、频繁篡位的教训，崇文抑武便成为北宋治国思想的核心之一。宋朝的军权三分制，主要依托三大机构，分别为枢密院、三衙和兵部。兵部不直接参与调兵遣将等核心军事活动，主要负责后勤保障等非军事领域的工作。枢密院为中央最高军政指挥机构，三衙为中央最高统兵机构。枢密院有发兵的权力，但是没有统兵的权力，三衙有统兵的权力，但是没有发兵的权力。两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牵制，由此产生了中国独特的兵将分离制度，最终演变为“文官行使兵权”的制度。

1040年至1041年间，北宋与西夏爆发战争是一个关键时间点，朝廷委任文官为各战区统帅，并将此确定为制度，一般由战区内的核心州郡长官担任，范仲淹、韩琦在西北对西夏作战时就是以文臣身份统筹军事，而武将只能担任副职。

苏东坡虽然没有从军的经历，或许受到父亲喜爱论兵的熏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忠君爱国的教育，投笔从戎、抗击外敌便是他从小就立下的志向。苏东坡从小习武，喜欢佩戴刀剑出行。他曾在诗中写道：“少年带刀剑，但识从军乐。”从中不难看出投笔从戎是他少年时期的梦想。

嘉祐六年（1061），苏东坡来到凤翔（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任签书判官。凤翔是北宋时期抗击西夏侵扰的前沿阵地，战略地位特殊。治平元年（1064）西夏侵扰静边砦（位于今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时，凤翔官兵秣马厉兵，严阵以待，苏东坡理所当然地参与其中。苏东坡“封题寄去吾无用，近日从戎拟学班”的诗句，明确表达了他要以汉代抗击匈奴的班超为榜样，立志投笔从戎，建功边陲，并开始练习骑射。后来，苏东坡进步神速，已达到百步穿杨、箭无虚发，有苏辙诗句“吾兄善射久无敌”为证。

除了担任兵部尚书外，苏东坡先后在密州、徐州、杭州和定州等八个地方担任主官，与军事和军队有着很多关联。熙宁七年（1074），苏东坡任密州知州，从他创作的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的词句中不难能看出他的文武兼备：“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词句洋溢着报国热情和沙场立功之志。熙宁十年（1077）七月，黄河决口，洪水袭来，徐州城危在旦夕。时为徐州知州的苏东坡亲入武卫营求助，越权请求禁军为保卫城池尽力，士卒踊跃参加筑堤护城。

元丰八年（1085）三月，朝廷重新启用苏东坡，以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到任仅五日，苏东坡又接到礼部郎中的任命。他在赴京途中，写下加强军事防御的《登州召还议水军状》。元祐四年（1089）七月，苏东坡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他在杭州任上做了很多利民惠民的好事实事。为了解决百姓的饮水困难和加快工程进度，苏东坡先是调动一千名官兵参与六井疏浚及管道铺设，接着又动用五百名官兵参与西湖疏浚及西堤的建筑。两浙兵马都督刘季孙皆积极配合，负责调度和监工。

定州是北宋的军事重镇、战略要地。定州之北，便是虎视眈眈的辽国。“澶渊之盟”签订后，此地防务松弛，堡垒不修，军训全无。元祐八年（1093），苏东坡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出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出知定州军知事，统管一路军政大权。由于久不作战，军队处于极度的松弛状态。苏东坡法纪严明，敢于碰硬，严肃查处了军中贪污腐败、酗酒赌博等问题。在他的铁腕治理下，军容风纪和战斗力大为改观。

苏东坡少有报国之志，好读兵书，关心军国大事，对军事问题有不少见解，形成了独到的军事思想，尤其是在军事策略和兵法方面。苏东坡在《教战守策》中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不能有“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思想，接着深入剖析了军政与战备的关系，提倡士大夫要尊尚武勇，研习兵法，使平民皆习于法，最后指出国家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见解独到，论点鲜明。

苏东坡对北宋的军事变革也有很多的真知灼见，他主张积极备战，富国强兵，认为积极防御外敌是国之大计，他在《策别训兵旅》一至三中分别提出“蓄材用”“练军实”“倡勇敢”，又在《策别安万民》中提出“教战守”等应对之策，旨在建设强大的国防，打造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

苏东坡诗赞友人董传“腹有诗书气自华”，而他既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也是腹有兵书气自雄，文韬武略集于一身也。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

常提儒家名言 苏东坡名句最多

笔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访谈等，经常引用古代典籍、经典名句，旁征博引、画龙点睛，给人以思想启迪、精神激荡。请您谈谈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苏东坡名句的相关情况。

汪维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访谈等，形成了独具个性的风格。“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总书记的语言之所以引人入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善于用典，常常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其鲜活的时代价值与意义。

从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用典》一书可以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所有讲话中最常引用《论语》的经典名句，而引用典故最多的古代名人是苏东坡。他借苏东坡的政绩观呼唤以民为本、以廉为首的官员人格。苏东坡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学家身份为中国人民所熟识，其实他还有着政治家的另一个身份。他为官从政40年，曾三次被贬，但一直坚持为官以民为本、做人以廉为首、理政以廉为上。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新时期好干部标准是非常契合的。而习总书记对苏东坡“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这句名句的引用，也说明了这一点，强调干部要有担当和判断。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这句话，则是提醒干部对已经看得清的方面，要深入研判、早作谋划、从容应对；对暂时难以看清的方面，要密切跟踪、未雨绸缪、灵活应对。引用“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这句话，指向的是青年干部成长过程中易出现的“朝令夕改”“急于求成”“自以为是”“眼高手低”等误区。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则是要求干部施政要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引用“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这句话，则是告诫广大青年要培养奋斗精神，做到理想坚定，信念执着，不怕困难，勇于开拓，顽强拼搏，永不气馁。

习近平总书记对苏东坡名句的系列引用，既是对广大领导干部的执政精神与态度的激励，同时也是对公职人员执政能力的指引与启发。恰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即中国式现代化，致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认为，现代化千万不能丢掉其重要的定语——中国式，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在哪些地方？很重要的是传统，我们几千年来成就了如此璀璨的传统文化，它是在怎样的历史当中积淀起来的？我们不能因为落后的历史性的制度就把制度之下的优秀传统文化给抹杀了、埋没了。比如，历史中的行政、管理、吏治、专业的官僚体制等，这里面有很多的管理经验、好多的治理方式，对现今的公职人员仍然具有借鉴、参考价值。

——原文刊载于《中华英才》半月刊

2025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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