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为何赞他无人可替代？叶剑英道出缘由

著名的军事专家、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专家金一南教授曾在其著作《浴血荣光》中写下了这样一段引人深思的话：

“我们经常讲周恩来同志是一个‘很大的谜’，他这个人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牺牲个人、维护组织，这个特点表现得非常明显。”

最终，金一南为这个谜一样的周恩来，给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评价：“无人可替代”。

这份评价，源自一位军事学家的历史洞察，或许，也源于一份血脉相连的切身感悟。

金一南教授的父亲金如柏将军，是一位走过长征的老红军。1983年，在父亲去世前一年，金一南生平第一次为他洗脚。当他的指尖触碰到那脚底板上硌硬、厚实的老茧与疤痕时，他怔在当场。父亲告诉他，这是长征路上留下的印记，这双脚板，是“踩着一路硝烟一路牺牲走过来的”。

这段刻骨铭心的触感，在多年后化作了《苦难辉煌》《浴血荣光》中的磅礴篇章。金一南以全新的视角，书写了中共党史与军史的壮阔历程。这既是对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冲天豪气推翻三座大山的热烈赞颂，也是对他父辈那一代人筚路蓝缕、从硝烟中走来的最深切的纪念。

而从这纪念中浮现出的，就包括那个“无人可替代”的、谜一般的周恩来。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做了一个重要论断，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

其实，这个论断放在周恩来身上，同样适用。而且，没有周恩来，毛泽东或许也没法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或许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拥有超过一亿党员的执政大党。

1931年，对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来讲，是极不平凡、生死攸关的一年；对周恩来、陈赓、钱壮飞等中央特科人员来讲，也是千钧一发、迫在眉睫的一年；但对中共江苏省委的陈云来讲，同样是面临严峻挑战与生死考验。

《陈云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这是一个极端危急的时刻。李克农找到陈云后，陈云立刻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央当即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

“一个极端危急的时刻”，指的是1931年4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根据地的返回途中，在武汉被捕叛变。

顾顺章，又名黎明，化名化广奇，他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掌握很多党内核心机密，了解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住址，熟悉党内的秘密工作方法。

后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沉重地指出：“特委工作虽然有它许多成绩，给予党以不少保护作用，但终于因顾顺章一个人的叛变，遂使全部工作发生动摇，这不能不说是特委工作本身的错误的结果。”

顾顺章的叛变，意味着整个中央特科保卫工作的整体动摇。

顾顺章的叛变，意味着党的核心机密成了一纸空文，意味着大规模的抓捕、枪战、屠杀随时都可能发生。

好在钱壮飞冒死将情报上报给了李克农，李克农通过陈云找到了周恩来。

正如后来的史书所说，“这是一个极端危急的时刻”，据说平时从不抽烟的周恩来，破天荒地要了一根烟，当着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云的面，猛吸了一口。

时间紧迫得不能再紧迫，情况危急得不能更危急。但周恩来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他在危急关头，不仅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并且总能冷静而周密地估量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果断地采取行动。

《周恩来传》记载，在得知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没有浪费掉一点时间，当天就同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

周恩来当着昔日战友、今日敌人顾顺章的面，在蒋介石的爪牙陈立夫、徐恩曾的眼皮子底下，玩起了大魔术家顾顺章最擅长的事：大变活人。

时任特科成员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捞着。”

妄想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顾顺章，终究还是邪不压正，竹篮打水一场空。

正是在周恩来的英明领导下，特科成员们才能有条不紊、夜以继日地抢在敌人前面，把所有能做的、该做的工作全部做完了，才扑灭了这场可怕的灾难，避免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1918年8月，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领导苏俄“契卡”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辛迪加”行动，摧毁了“洛克哈特阴谋”，彻底粉碎了敌对势力颠覆苏维埃政权的企图，奠定了捷尔任斯基“钢铁费利克斯”的传奇形象。周恩来与捷尔任斯基一样，在组织面临存亡危机时，以铁腕和高效的行动清除了威胁。

什么叫力挽狂澜、扶危定倾？这就叫力挽狂澜、扶危定倾！

没有周恩来，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周恩来，金一南教授说他在我们党内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的实质就是“高度聚焦”。为此，他在《浴血荣光》一书中提到了几件关于周恩来高度聚焦的事，其中一件就是关于长征前毛泽东走还是留的问题。

据曾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

伍修权口中的他们，指的是“三人团”中的李德、博古，在这个版本中，是周恩来向李德、博古力争，才把毛泽东的名字放到了长征的名单之中。

不过，金一南教授却说，并非是李德、博古不让走，而是毛泽东写信给博古说自己不想走，想留下来跟着剩下的部队一块打游击。

年轻的博古不知所措，只能找到了周恩来。他对周恩来说：“老毛说不走，你看怎么办？”

周恩来看完信后，当即对博古讲：“我去找他谈。”

据说当晚雨下得很大，也许是雨声掩盖了一切，毛、周二人之间到底谈了什么，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从警卫的回忆中得知，谈话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从毛泽东住处返回瑞金的周恩来对博古说了一句：“他同意跟着走了。”

一句看似轻飘飘却足以影响中国革命的“他同意跟着走了”，正是周恩来多方协调、“高度聚焦”的结果。

伍修权在其回忆录后面紧接着说了一句：“如果他（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无论事实是哪个版本，最终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保证毛泽东随队长征的，正是周恩来。如果毛泽东没有跟着中央红军走，实在难以想象湘江血战后的红军该何去何从，实在难以想象留在根据地的毛泽东会面临何种困境。

尽管周、毛夜谈足以对历史产生极大影响，足以决定中国革命的走向，但周恩来本人从未提过此事，可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也不得不在伍修权的感慨后面再加一句：“没有周恩来，结果更加难以预料。”

曾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见的第二炮兵电视艺术中心一级编剧顾保孜，在其著作《周恩来最后600天》中曾讲述了周恩来病危时的一个细节：

叶剑英

1975年年底，叶剑英元帅同已病入膏肓的周恩来见面后，当即秘密叮嘱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后担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少将军衔）：

“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守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话要说，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之所以让警卫准备纸和笔，是因为叶帅早就认定，周恩来肚子里要说的话很多。但陷入昏迷的周恩来，直到最后也再未提过任何一句有关政治的话。

后来，邓颖超也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肚子装着很多话的周恩来、谜一样的周恩来，最终还是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失望”了，他让肚子里的话跟着自己魂归大海。

从青丝到白发，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守护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他心中高于一切的大局稳定。只有在若干年后回望那段风急雨骤的岁月，才能真正读懂他沉默背后的万语千言，和他那如山岳般巍峨的政治胸襟。

但这并非周恩来在弥留之际给后人留下的唯一令人动容的细节。

1949年的一天，周恩来接见了一批从欧洲回国的文艺工作者，杨度的长女杨云慧赫然在列。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她，随后周恩来就走到杨的身旁与她碰杯说：“让我们向杨皙子（杨度）先生致敬！”

杨度，被誉为民国第一奇人，曾参与康、梁二人的“公车上书”。辛亥革命后又拥护袁世凯，为其鼓吹称帝，被袁称为“旷代逸才”，晚年幡然醒悟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事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杨度很清高。杜月笙巴结他，给他送房产、送钱财，他嗤之以鼻，宁愿节衣缩食，靠卖字补贴家用。杨度愿意舍弃尊严。当他得知党需要他当杜月笙的客卿，依靠杜月笙和国民党的关系来获得情报时，他毫不犹豫，坚决按照要求去做。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唐浩明在其历史小说《杨度》开卷语中便是杨度死后家人为其举行丧事的场景：

唐浩明

鼓乐不响，挽联阙如，花圈极少，除偶尔二三知旧悄悄来凭吊一番外，守候在灵堂里的只有死者的妻子儿女。

突然，一名为“伍豪”的年轻人前来吊唁，杨度遗孀见后恸哭道：“你是他生前最信赖的人，你要替他说句公道话呀！”

年轻人当即庄严地点了点头，对着遗照坚定地说：“皙子先生，你放心去吧，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

这个叫“伍豪”的年轻人，便是周恩来。

也许小说情节是作家臆测杜撰而成，也许化名为“伍豪”的周恩来并未参加杨度在上海法租界薛华立路的葬礼，毕竟，彼时的上海鱼龙混杂，稍有不慎便是死无葬身之地。但是，历史确实说了公道话。

1975年10月7日，已病入膏肓的周恩来特意通过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

“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要他告诉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中，务必言明他是中共党员，以免湮没无闻。

这件事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年谱》中有明确记载。

于是，在《周恩来年谱》中，我们发现了这么一条注释：“杨度，一九一五年拥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筹安会成员，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承认了杨度的污点，承认他给袁世凯出谋划策、鼓吹帝制。但也没忽略杨度晚年入党，经他之手，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没忘记杨度迷途知返，痛改前非，与旧我决裂，努力以实际行动为党工作。

功过是非，一览无余。

这也是晚年周恩来对对待历史的态度，对待有功之臣的态度。

原中国外文局副局长穆欣曾说：“周恩来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表现出来的那种力撑大局的伟大胸怀，他那种夜以继日、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那种脚踏实地、事必躬亲的认真作风，他对同志和蔼可亲、体贴入微的细心关怀，给大家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赢得同志们的深深崇敬和衷心爱戴。”

穆欣口中的“极端困难条件”指的是1927年冬到1931年中共面临的现状，彼时上海血雨腥风、稍有不慎便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央特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得到了妥善保护，革命的火种得以延续。

何止是特科时期，从红军长征到新中国建设的各个关键时期，都有周恩来的身影。

西安事变局势危急，内战一触即发，他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党派隔阂，亲赴西安斡旋，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基础，尽显“捐弃前嫌、团结御侮”的格局。

建国初期，他牵头处理国民经济恢复、抗美援朝后勤保障等繁杂事务，同时奔走于国际舞台，推动中美关系破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常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被称为“全天候总理”。

大到国家政策制定，小到会议文件校对、群众来信批复，他都亲自过问，甚至会核对数据、修改措辞，绝不敷衍了事。

我们应该庆幸。

我们应该感激。

在极端困难的时刻，有这样一个人挺身而出，在国家、民族陷入极端危险的时刻，有这样一个人奋不顾身、坚持战斗，真是国家有幸！民族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