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回忆老战友彭德怀

我所知道的彭老总

杨尚昆

一九三二年九、十月间，担任红三军团总指挥的彭德怀同志，正率部队进驻在福建建宁一线。这时，三军团政委滕代远同志调党中央工作去了，组织上派我去接替他的工作。从此，在中央苏这、长征路上、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以及在陕甘宁边区的一段战斗生活中，我和彭德怀同志都朝夕相处，并肩战斗。全国解放，党中央进入北京以后，彭德怀同志和我都在中央机关工作，经常接触。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同志搬到挂甲屯昊家花园居住，直到一九六五年他去四川大三线工作，我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指示经常去看他。在几十年的相处共事中，我深深感觉到:彭德怀同志不愧为我党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的崇高品德、革命精神，是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学习的楷模。

在苏区

第一次见到彭老总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的穿戴、装束，同普通战士一样.军帽、军装都旧得褪了颜色，裤子上还打着补丁，腿上的绑带却打得很整齐，表现出长期在军队生活的军人的风度。那天，我一踏进军团指挥部，彭德怀同志即迎上来紧握着我的双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爽朗地说:“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们齐心合力干吧!”我说:“我没有做过军队工作，到苏区时间也很短，带兵打仗没有经验，希望你多帮助。”他马上诚恳地说:“我年纪比你大，但文化不高，参加革命比较迟，往后互相帮助，遇事情多打商量。”此后连续几个夜晚，我们都促膝长谈到深夜，倾吐彼此的经历，憧憬革命的辉煌前景。

彭德怀同志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土壤上，生长起来的革命的参天大树。他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概括过自己参加革命前的经历。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求索之后，他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就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城乡，革命队伍中有的退隐，有的落荒，有的甚至叛变投敌，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月，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成立了红军第五军，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革命胜利的信心。同年十一月，彭德怀同志率红五军主力奔赴井冈山。从此，他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征战一生，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彭德怀同志横眉冷对铺天盖地的反革命恶浪，毅然决然地投身革命，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光照史册。可是，林彪、“四人帮”以及那个所谓顾问，为了打击迫害彭德怀同志，竟胡说他是带着“入股思想”投机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同路人”。这种恶毒的诬陷，丝毫无损于彭德怀同志的光辉，事实无情，衷读历史者终为历史所嘲弄!

彭德怀同志耿耿忠心，十分崇敬和信赖毛泽东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为中央苏区建设、AKP发展红色根据地，历尽艰辛，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军的建设方面，表现了杰出的组织能力和指挥才能。他刚正不阿，敢于直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抵制了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

一九三0年八月，在立三路线影响下，中央命令彭德怀同志率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率红一军团配合作战。这就是党史上的第二次打长沙。在此之前的六月下旬，彭德怀同志为了打击敌人和筹集资财，曾乘虚奇袭长沙，占领该城数日后主动撤出。但这次，长沙守敌势力雄厚，敌增援部队又源源而来，眼看我军有被敌人夹击的危险，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审时度势，说服中央代表，·放弃攻打长沙的意图。彭德怀同志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并带领红三军团，跟着毛泽东、朱德同志撤出战斗，然后佯攻南昌，巧取了吉安。朱德同志后来接见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回顾这段历史时，一再肯定彭德怀同志拥护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抵制了立三路线。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放弃了红军的一贯战略战术，始则“御敌于国门之外”，“全线出击”，搞什么“短促突击”，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战而不胜，转而处处设防，节节抵御，搞什么“堡垒对堡垒”，变成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对这种错误的打法，彭德怀同志当时就是反对的，多次对我和军团的其他领导同志谈过他的意见。当林彪写文章吹捧“短促突击”时，彭德怀同志却明确地指出:个别战例，不能说明“短促突击”的正确。广昌战役时，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亲自前来督战，强迫三军团打阵地战，和敌人拚消耗，使我军遭到惨重损失。在军团指挥所里，彭德怀同志当着我和许多同志的面，指着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鼻子，痛斥他们“崽患卖爷田心不疼"，什么都不懂，断送了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是对革命的犯罪。并不顾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阻挠，断然下令，指挥部队撤下火线，转移阵地，以保存我军力量。彭德怀同志那种正气凛然，敢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神态，至今还清晰地活现在我的记忆里。

彭德怀同志英勇卓绝，多谋善断，统兵作战，身先士卒。高兴墟一仗，是第三次反“围剿”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敌人装备优良，人数众多，又占了有利地势。战斗打响后，敌我双方都很顽强。敌军两个团占据了高兴墟后山，我军一个连发起强攻，被敌人强大的火力压在山腰上，滕代远同志头部负伤。这时，彭德怀同志蓦地挥起马刀，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冲”!有如脱缰之马，疾风般地飞奔上山。战士们见军团总指挥亲自冲锋，就蜂拥而上，一阵猛烈冲杀，敌人被打垮了，纷纷溃逃，他马上又指挥后续部队分路猛追，经过几个钟头的追击，全歼了韩德勤的五十二师和九师的一个炮兵团及一个营。

一举拿下福建的沙县县城，是第五次反“围剿”以前的一次漂亮的攻坚战。县城守敌卢兴邦，凭着有两个团的兵力把守，城墙又高又厚，欺我没有重型武器，有恃无恐，趾高气扬，十分骄横，在城楼上挂着一盏盏汽灯，虚张声势。反动官兵还时时狂呼乱叫:“你们飞上来吧!”彭德怀同志却不动声色，他带着我和军团参谋长邓萍等同志到前沿仔细地察看地形，悄悄地制订了炸城攻城的计划。当时，我们连炸药也没有。他就开出一个方子，教战士们动手配制。土硝、硫磺和木炭加在一起，磨碎搅拌时，容易燃烧爆炸，最要小心，他就自己动手。炸药制好后，装在一副棺材里，然后，他又带领战士潜伏到城墙底下挖地道。地道挖多深、多宽、多高，都要严格地按他所规定的尺寸。地道挖成了，就把装满炸药的棺材抬进地道里，他还亲自从狭窄的地道里爬过去，用砂包把棺材周围的空隙堵得严严紧紧的，并用皮纸做成引线，放在打通的竹竿里，从地道里引出来。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就在凌晨的时候下达了总攻的命令。引线点燃了，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浓烟滚滚，砖石横飞，城墙的一角炸垮了，城楼上的汽灯顿时熄灭了。彭德怀同志趁势率领我们一口气冲进城里，挥着马刀横冲直闯，杀得敌人惊慌失措，人仰马翻。这次战斗全歼了卢兴邦的两个团，仅少量的敌人逃跑了。当我们登上城楼时，发现敌人已经准备好了早餐，但还没有来得及受用就死的死、俘的俘、跑的跑了。这时，我们都饿极了，很想吃，可又怕敌人放了毒。

彭德怀同志看着大家不敢吃，就笑着说:“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过来，白狗子逃命只恨爹娘给他少生了两条腿，哪里还有时间放毒?”说完，就带领大家痛痛快快地吃了起来。

蒋介石还不知道沙县已被我军占领，派来一架飞机撒传单，说只要卢兴邦部队固守，当予援助。彭德怀同志立即想出一条妙计:把俘虏的电台台长找来，叫他发电报报告蒋介石，说沙县城尚固守中，急需弹药钱粮，空投在小学的操坪里。第二夭敌机果然飞来了，投下大批弹药、粮食和光洋等物资。战士们高兴地嘲笑说:“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真听话!”这时候，彭德怀同志却下令全军赶紧收拾好空投物资，立即撤到城外去。他说:敌人知道上了当，会马上来轰炸的。后来，敌机果然来轰炸了。

长征路上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退出瑞金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左倾机会主义开始时实行逃跑主义，强令一军团在右，三军团在左，五军团殿后，拱卫着走在中间的中央机关、骡马轴重，全军负担笨重，行动迟缓，处处被动挨打。出发后，仅仅三个月，部队就受到了严重的伤亡和损失。彭德怀同志气愤地对我们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象个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

到了贵州遵义，党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撤销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央的领导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改组了中央军委，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三人指挥小组。挽救了红军和革命。彭德怀同志旗帜鲜明，面对面地揭露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坚决拥护红军继续北上抗日。

红三军团从江西出发，直至陕北，一路上担负了许多极其艰苦的战斗任务。刚走出中央苏区，在一个叫固破墟的地方，敌人碉堡群严密封锁着我军必经的一个开阔田垅。不拔掉敌人碉堡，就无法前进。我们虽有两门山炮，但炮弹很少。在连打许多发炮弹都未命中的情况下，彭德怀同志火了，飞跑上去，带几个战士躲在山炮的防盾后面，把山炮推到离敌人碉堡只有一百多米的地方，瞄准敌人碉堡，一连几炮，把碉堡群都轰掉了，使我军顺利地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

彭德怀同志是不惜牺牲自己性命，来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当红军接近湘江的时候，敌四十万大军糜集，步步向我军围逼，妄图将我消灭在湘江一侧。红三军团与一、五、八、九军团同心协力，与敌激战一星期。彭德怀同志亲自指挥两个团，连续打了三天三夜未下火线。就这样才掩护中央纵队安全地渡过了湘江。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彭德怀同志率军部参加攻占天险娄山关、二进遵义城的战斗，歼敌二十个团，俘敌三千，战功赫赫。不幸的是，当我们第二次占领遵义新城，逼近老城之时，彭德怀同志和军团司令部几位负责同志去察看攻城路线，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中弹牺牲了。邓萍同志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与彭德怀同志一起举行平江起义，工作积极，作战勇敢。他的牺牲，使彭德怀同志和我们都非常悲痛，全军团指战员化悲愤为力量，当晚就胜利地占领了遵义城。

在这里我须补述一下。遵义会议以后，部队士气高涨，整编后立即移师北上。当我军经桐梓、习水、一渡赤水时，引起敌人极大恐慌。四川军阀急调军队到川黔边境布防，封锁长江，阻挠我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在土城一带，我们占领了一些阵地，想以优势兵力，吃掉敌人先头部队郭勋祺师。当时，彭德怀同志和我都在前线带领三军团参战，结果战斗打响后，敌人大军奔集，越打越多，到了晚上，在我军的四周，到处都是敌人的照明弹、信号弹，看得清清楚楚，连敌人电台的发电机声音都可以听见。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亲临前沿，发现敌我情势变化，当机立断指挥我军在拂晓前撤出了阵地。

大范围迂回，四渡赤水，调动敌军疲于奔命，是一场非常巧妙的运动战，使我军争取了主动。有些指战员一时不理解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部署，只看见日夜辛苦行军，免不了产生埋怨情绪。

彭德怀同志也提出过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他与林彪那样阴谋反对毛主席，企图篡夺领导权，则是完全不同的。四次横渡赤水时，毛主席指令三军团架桥，彭德怀同志坚决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在没有一只渡船的困难情况下，彭德怀同志每次都亲自到河边和战士们一起想方设法把浮桥架起来。他有丰富经验，教战士们把敌人的电线拆下来，儿根绞成一股，把竹子、木头、门板拴起来，非常牢固，浮析架的又快又好，保证了大军的顺利渡江。

渡过金沙江后，林彪恶毒攻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叫嚷要他们下台。林彪别有用心地挑拨彭德怀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尽管彭德怀同志在某些具体的作战指挥上有过意见，但他是拥护毛主席的，没有上林彪的当。

彭德怀同志在反对张国煮的斗争中，表现了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德。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悬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熹即妄图乘党中央面临的暂时困难，夺取党中央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在黑水芦花，张国焘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同志的时候一，就心怀鬼胎，妄图拉拢彭德怀同志，用花言巧语挑拨他与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张国焘说:“从江西出发以来，你的队伍打得很苦，损失很重。我给你三个师，听你指挥。”彭德怀同志当面驳斥了张国煮的胡言乱语，拒绝了他的无耻引诱。那一天晚上，他把上述情况告诉我时，还余怒未息地说:“张国熹这个东西，把我彭德怀看成什么人了?把我当军阀。我要当军阀，就不当红军了。真是岂有此理!”后来，当张国煮企图在巴西截击一方面军、危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彭德怀同志立即带领部队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同志。后来，成立红军北上先遣队，他担任支队长，毅然决然地跟随毛主席北上抗日。

彭德怀同志从不争个人的兵权。到达甘肃哈达铺的时候，因三军团只剩一个师了，他就主动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取消三军团的番号，把三军团所剩的一个师交给一军团指挥。林彪、“四人帮”诬蔑彭德怀同志是“军阀”，从来只顾领导别人，而不愿受别人领导，完全是颠倒黑白。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北上先遣队顺利渡过渭水，通过敌人封锁线，到达平谅、固原之间，与东北军的骑兵遭遇。在彭德怀同志的指挥下，在青石咀巧夺了敌人几百匹马、十多车子弹和军服，解决了我军的迫切需要。到达吴起镇的时候，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师又闯过来了。我们先遣支队包括老弱病残只剩下几千人，身体都很虚弱疲劳，对来敌是打还是不打?如何打?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和彭德怀等同志讨论了一个晚上，最后决定打，并由彭德怀同志指挥。我军鼓起勇气，凭借吴起镇西南的高塬深沟，给敌迎头痛击，将它的先头骑兵团打得回头乱窜，把后面的三个骑兵团全部冲散了。

在喜悦中，我们迎来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在下寺湾与陕北红军的胜利会师。会师以后的红军，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亲自部署下，由彭德怀同志具体指挥，打了有名的直罗镇战役，这是红军经过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所进行的第一次战役。这次胜仗，为党中央把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抗战前夜

一九三六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组织抗日先遣支队，自陕北东征，渡过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林彪又跳出来反对，并企图利用彭德怀同志心直口快，来反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决策。彭德怀同志将情况向党中央做了汇报。党中央及时召开了延长会议，对东征的问题进行讨论。毛泽东同志指出，北上抗日是我党的一贯主张，必须东渡黄河才能实现。而且目前红军急需补员，急须筹款，在陕北一隅无法解决，也必须东渡黄河，打到山西去才能解决。阎锡山在绥德驻有重兵，强敌压境，给陕北根据地很大威胁，也只有打过黄河，才能调动绥德之敌，求得陕北根据地的安全。延长会议之前，许多指战员因吃过了失掉江西革命根据地之苦，长征胜利后好容易才找得一块根据地，听说要东渡黄河，担心再失掉根据地，又吃苦头。彭德怀同志也有这种看法。

听了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的分析后，彭德怀同志认识了东征的重大战略意义，愉快地放弃了自己的意见。而且为了实施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亲自担任了抗日先遣支队司令员(毛泽东同志兼任政委)，统兵东征。

抗日先遣支队一夜之间突破了天险黄河。阎锡山妄图阻止我军北上抗日。我十五军团在中阳县东南，聚歼阎锡山一个团和一个炮兵营，挥师北上，直逼太原;一军团从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襄陵一直打到晋南重镇侯马，沿途消灭了反动民团，打了土豪，扩了军，筹了款，宣传了抗日的政策。我军的胜利进击，使阎锡山一面急调进攻陕北的部队由绥德撤回太原，一面急电蒋介石呼援求救。蒋介石慌忙调兵遣将，以十师兵力进入山西。为了避免与优势敌人决战，以保存抗日的力量。我党中央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随后，彭德怀同志率领部队返回陕北。

东征中，我军歼灭和击溃敌三十一个团，毙伤和俘敌一万七千多人;扩大红军一万多人，征集了大批资财，巩固和扩大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

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蒋介石惧怕革命力量大发展，悍然置民族危机于不顾，匆忙调集大批的兵力，进犯我陕甘宁根据地。彭德怀同志受命指挥一军团和十五军团迎击敌人。当胡宗南部欲向山城堡方向进犯的时候，彭德怀同志遵照毛主席“歼其一部或全部”的电示，指挥部队迅速集结隐蔽于山城堡两侧，待胡宗南七十八师进入埋伏圈后，出其不意，猛烈冲锋，将其全歼。各部敌军见势不妙，仓惶西撤。山城堡战斗，是稳定我陕北根据地的最后一仗，在战略上有着重大意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这时，我们打完山城堡战役后，正在甘肃羊泉山地区休整。十二月十二日深夜，我们接到党中央电报，得悉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十分兴奋。

西安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我党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进行了大量的团结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作为我军前线主要指挥员的彭德怀同志，不仅统兵作战，而且在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其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述。第一件事发生在东渡黄河之前，为了展开在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彭德怀同志请示党中央后，将为我俘虏的东北军军官高辅元从瓦窑堡接到甘泉附近的我前线指挥部做工作，高辅元是张学良的亲信团长。彭德怀同志对他以礼相待，以诚相见，让他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多次耐心地和他谈话，晓以民族大义，严正指出:“如果打内战，你们必致消灭。你们上次挑衅，其后果即是明证。”又进一步指出:“不管你方我方，损失一人一枪，都是中国抗日力量的损失，对抗日不利，而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投降派。”高辅元深受感动和教育，自愿回东北军做团结抗日的工作。后来周恩来同志与张学良将军秘密会见，就是他从中进行联络的。第二件事，西安事变的当夜，我军接中央命令，连夜出发，开赴三原地区，与东北军、西北军一道，共同对付蒋介石军队可能向西安发起的进攻。一九三七年一月初，我军从甘肃羊泉山到达三原地区的时候，彭德怀同志、任弼时同志和我进三原城里拜访了西北军旅长赵寿山。向他详细说明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指出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如果蒋军敢于进攻，就一齐起米粉碎蒋军的进攻。从此，赵寿山多，和他下面的军官与我们经常往来。彭德怀、任弼时同志和我也时常到三原城里赵寿山的司令部长谈，并通过赵寿山做东北军的工作。当我党提出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时，经过彭德怀等同志的解释、帮助，赵寿山完全赞同了我党的主张。以后，赵寿山成了我党的党员。

太行丰碑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陕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同志任总司令，彭德怀同志任副总司令。八路军在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指挥下，随即东渡黄河，挥师北上，一九三七年九月进入了山西抗日前线。八路军主力由朱德、彭德怀同志率领，开进晋北五台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并会同国民党卫立煌部队保卫太原。

我一二九师则开赴娘子关地区，从东面抵御日寇进攻。当时，日军在占领天津、北平之后，正分兵进犯河北和山西;在华北地区虽有国民党七十余万军队，但这些腐败的军队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大都是一触即溃，而且到处散布失败主义的情绪。

彭德怀同志到了太原以后，协助周恩来同志对阎锡山、卫立煌及其高级将领进行工作，鼓舞他们的抗日信心，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同时，彭德怀同志和朱老总一起，详察敌我态势，精心运筹，部署了对日寇的一系列战斗，接连取得了胜利。九月下旬，平型关首战告捷，我一举歼灭了敌人最精锐的部队三千多人，打击了日寇的疯狂气焰，振奋了全国人心，这对国民党散布失败主义情绪也是有力的鞭挞，从此八路军声威大振。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同志从前线风尘仆仆赶到太原，同周恩来同志一起举行了招待会。用战利品招待阎锡山及其将官，针对国民党官兵中间的失败主义情绪，以平型关大捷的实例教育他们，坚定他们抗战的决心。

在我八路军奋勇抗击敌人，接连取得胜利的同时，国民党军队却仍在蜂拥南逃，不断丢城弃地。“七七事变”后仅仅半年时间，整个华北就为国民党所遗弃。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恣意践踏我大好河山，人民在血泊中呻吟。单独领导抗战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在华北以我党为主体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主要地位。

彭德怀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协助朱老总率领八路军，英勇挺进敌后，创立抗日根据地，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十月，一一五师以五台山为中心，创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十一月，一二九师以太行山为依托，创建了晋东南和冀南的抗日根据地;一二O师进入晋西北地区，开辟了晋西北根据地;同时，山东党的地下组织以泰山、沂蒙为中心也开始建立根据地。朱德、彭德怀同志还派遣一批干部到山西抗日青年决死队，帮助工作。一九三八年，在朱德、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八路军自山西分兵东进和北上。东进的部队，一部进入冀鲁豫大平原和冀鲁边，一部进入冀中，北上的部队，一部进入冀东，一部进入绥远的大青山地区。于是，晋东南根据地逐渐扩大为晋冀鲁豫根据地，晋西北根据地逐渐扩大为后来的晋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也扩大到冀中、冀东一带，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协同山东地方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建立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敌人的后方变成了前线，辽阔的华北原野，到处燃烧起抗日的熊熊烽火，摆开了埋葬侵略者的战场。太原失陷以后，朱德、彭德怀同志即率领八路军总部从晋北南下，来到以长治为中心的太行山地区，指挥华北地区各抗日根据地的战斗。截至一九三八年五月止，仅八路军就和敌人作战六百三十多次，歼灭敌伪军四万一千多人。

彭老总在协助朱德同志指挥八路军以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坚决抗击敌人，巩固和发展游击区域的同时，领导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如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加强统一战线，建立地方政权，搞合理负担，组织群众开展生产，以改善根据地的经济等等工作，他都十分注重，具体指导，身体力行。无论文治或武功，彭德怀同志都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胆略和卓越的才能。

由于国民党断绝了敌后八路军的供给，为了弥补武器不足，加强我军建设，彭德怀同志亲自领导，组织了一批从太原阎锡山的兵工厂出来的技术工人，在太行山上建立了有名的黄烟洞兵工厂。依靠工人，就地取材，艰苦创业;生产用的机器、材料，都是工人抬到山上，一根铁轨几十个人抬，就这样生产了大批迫击炮、枪榴弹和子弹，有力地支援了前线。黄烟洞兵工厂的建立，是彭德怀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巨大的功绩之一。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解放区反复进行残酷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包围以及所形成的夹击形势，我党遭到了极端严重的困难，华北地区还加上连年灾荒。彭德怀同志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克服困难的各项措施，领导根据地军民为渡过“黎明前的黑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对敌斗争方面，根据新的作战环境，广泛地发展了民兵和地方武装，开展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位一体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彭德怀同志还同各游击根据地领导同志一起决定，组织小巧精悍的敌后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活动。这是抗战时期对敌斗争的一个重大创造。敌后武工队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战斗组织。他们紧密地依靠群众，在敌占区分合自如，来去无定，用文的、武的、明的、暗的各种方法同敌人斗争，使敌伪军心动摇、组织瓦解，提高了人民胜利信心，获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为恢复和扩大解放区创造了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彭老总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率领根据地军民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挑衅、进攻。他经常教育干部，在做统一战线工作时，对国民党顽固派要有高度的警惕，要时刻不忘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的党性原则。当时，在同志们中间广泛传烦着关于彭老总这样一件事:

一九四O年，蒋介石在洛阳开了一个师长以上的军事会议。

朱德、彭德怀同志和八路军各师师长都去了。会议期间，林彪对蒋介石毕恭毕敬，一声一个“校长”地叫，使贺老总等十分反感。蒋介石为了拉“感情”，装作关心地询问每位八路军指挥员的情况。

当问到彭老总家庭情况时，彭老总当即辛辣地说:“承你委员长的照顾，我家祖宗三代的坟都被铲掉了。”蒋介石顿时脸色苍白，十分狼狈，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抗战胜利的历史，也是和彭老总的名字分不开的，巍巍太行山，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永远记载着他的丰功伟绩。

解放大西北

解放战争时期，作为西北战场前线总指挥的彭德怀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声东击西，连战皆捷，为保卫映甘宁边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金面内战爆发时，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国民党拥有四百三十万军队，而我人民解放军只有一百二十多万人，无论在数量上或装备上都远不及敌军。蒋介石狂妄叫嚣，要在一年内、半年内、甚至三个月内消灭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在西北战场，彭老总所部装备很差，兵力只有两万余人。而面对的敌人却是金副美械装备的二十三万多蒋胡军。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严重形势曾经引起一部分人的忧虑。彭德怀同志始终坚信毛泽东同志的科学分析: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敌人所发动的战争是卖国的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而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是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人心所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国民党的。

在敌我力量悬殊，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彭德怀同志担负起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光荣任务。当二十多万蒋胡军气势汹汹地对我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的时候，彭德怀同志遵照毛主席关于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指示，指挥部队在延安以南杀伤敌五千余人后，立即主动撤出延安。旋以少量部队，边战边退，诱敌北上安塞，以主力六个旅埋伏在青化贬地区，一个伏击战，全歼敌三十一旅近三千人，活捉敌旅长。

首战告捷后，彭德怀同志又于四月十四日组织了羊马河战役，歼敌四千七百余人;五月二日组织了蟠龙战役，歼敌旅长以下七千余人。

林彪、“四人帮”曾恶毒诬陷彭老总在这一时期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一些受其影响的文章中，有说青化贬战役后，彭老总提出北上打榆林或南下打敌后路，要打阵地攻坚战，急于同敌人决战。对此，毛主席严厉指出:“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

上述文中，所引毛主席的话，出自于毛主席给彭德怀、贺龙等同志关于西北野战军的作战方针的一份电报。但电报发出的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其时羊马河战役已于前一天打响。这说明。彭德怀同志指挥的部队并未要南下打敌后路，而是正在打羊马河战役。打羊马河一仗，以及稍后打的蟠龙一仗，都是在与敌“蘑菇”，敌已疲惫不堪的情况下进行的，完全符合毛主席战略要求。实践证明，两战连捷，正打得及时，迅速扭转了西北战局。以后，彭德怀等同志一起部署指挥了沙家店、宜川等大的战役。在一年的时间里，歼敌十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胡宗南的“重点进攻”，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收复了延安，收复了陕甘宁边区的全部失地。随后，我军转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总攻中，彭德怀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指挥我军以席卷之势，消灭了蒋胡军，解放了大西北。毛主席高度赞扬了彭德怀同志，并多次说:在保卫陕甘宁和解放大西北的整个时期，彭老总和我合作得很好。

风范长存

彭德怀同志为人民、为革命，奋斗毕生，鞠躬尽瘁。新中国成立后，当美帝国主义把侵略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的严重时刻，林彪借口有病，贪生怕死，拒绝上朝鲜战场。而彭老总又一次临危受命。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胜利。从朝鲜回国以后，彭德怀同志忠实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建军路线，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倾注了全部心力，功勋卓著。

彭德怀同志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从一个普通农民，成为百万军队的统帅，成为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但是，他从来不因自己的地位、功劳而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他总是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谦虚谨慎，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几十年如一日，决不是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所诬蔑的什么“伪君子”。在许多怀念彭德怀同志的文章里，对他这些方面的优秀品德已作了生动的记叙。我只补充两件事。第一件事，我从苏区认识彭德怀同志以来，没见他搞过任何特殊化。在军团的时候，首长下连队，吃饭时总要加一个菜，如炒鸡蛋之类，我和邓萍同志下去都是这样的，只有彭德怀同志下去，就没有加菜了。开始不懂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是别人不敢给他加菜。不管谁替他加了菜，他就眉头一皱，骂了起来，直到把加菜端下去了，才肯吃饭。他吃起饭来很快，我常常只吃到一半，他就吃完了。如果行军，他一吃完，马上下令吹号整队出发。我对他说:“你慢点好不好，让我吃完了一起走。”他笑着说:“你一边吃一边走嘛1”他这种作风，一直保持到抗美援朝的时候。

第二件事，就是五块光洋的故事。彭德怀同志从井冈山以来，把每次所分的伙食尾子，积存下来共存了五块光洋，光洋都发黑了，却一直保存在他那随身多年的图囊里，没有花过。长征开始了，他对我说:“我们要离开苏区了，留个纪念。我请一次客。”他拿出一块光洋，在于都的街上，买了两条鱼请我。一年后，长征过了草地，到了甘肃，他又对我说:“庆祝我们的胜利，我再请一次客吧!”他又拿出一块光洋，买了点牛羊肉，我们一块吃了一顿。

“双十二”事变后，我们驻在西安附近的三原，他把剩下的三块光洋拿出来，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当时，他还要把在苏区获得的那个金质奖章上交公家，组织上没有收下。听说在解放后，将这颗金质奖章献给军事博物馆了。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彭德怀同志是从不肯接受组织上发给他的生活津贴费的。

彭德怀同志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干部战士却非常爱护。

他经常到士兵中间去聊天，问寒问暖，到医院去看望伤病员和医务工作者。他有一匹很壮实的黑色骡子，行军时，他自己不用，总是让给伤病员骑着。他的这种优良品德，使我们增加了对他的尊敬和钦佩。李伯钊同志常常讲起这样一件事:

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到达甘肃白水镇附近时，敌出动飞机数架，狂轰滥炸，我的腿被炸伤。周恩来同志知道后，立即告诉李伯钊同志说:“尚昆负了伤，你应当去看看他。”李伯钊同志来到三军团司令部，彭德怀同志接待了她。一再安慰说:“伤势不重，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不用担心。”他从小木箱里拿出一块冰糖招待伯钊同志，并说:“这还是在福建打沙县时分的战利品呢，我一直舍不得吃，今天正好招待你。”伯钊吃着那块糖，立刻想起在广昌附近时，彭老总，保护了我的事。一天从阵地下来，突然敌机俯冲过来并扔下了一颗炸弹，彭德怀同志眼明手快，一把将我推到了坑道里，使我没有受到伤害。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总理和彭德怀同志关怀千部的深情厚意，仍然温暖着我们的心，每当我们谈起这些往事，心情都是很激动的。

彭德怀同志热爱人民，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他坚信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崇敬和热爱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对领袖的高度爱戴，使他在党的会议上，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面前，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敢于直陈对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意见。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原则，刚正不阿，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维护党的优良传统。他崇尚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反对浮夸虚伪、阿谈逢迎。他疾恶如仇，对人民的敌人，革命的敌人恨之入骨。他痛斥林彪、“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罪行，直到临终的时候也不肯饶恕他们。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十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经常去彭德怀同志的住处看望他，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他的关怀，听取他的意见。我每次到挂甲屯的吴家花园，总看到他不是在劳动，就是在走门串户，访问社员群众，或者在家里认真看书学习。他和附近的群众关系很好，帮他们劳动，邀请他们上自己家里看电影，当他知道群众有困难，总是热情帮助。

至今，挂甲屯的人民还深深地怀念着他。他胸怀宽阔，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我说:“共产党员是不能计较个人得失的。只要一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我就快乐了。”

毛泽东同志一直关心他的生活和学习，希望他爱护身体，准备将来还要出来为党工作。当我和彭德怀同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激动地说:“你转告主席，我不辜负党中央和同志们的期望，争取在学习上有所进步!”彭德怀同志学习是勤奋的，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原著，读了一些哲学、政治经济学书籍，还读了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分。他要求进党校学习，党中央照顾他的年纪大，指派党校的两位哲学教师和政治经济学教师，上他家里和他一起学习。杨献珍同志也常抽出时间到吴家花园和他一起讨论学习中的问题。他看书很仔细，在书本上圈圈点点，并写了不少读书笔记，高兴地拿给我看，感慨地说:“我过去总是在枪林弹雨中跑，没有机会学习，现在有了机会，应当抓紧嘛!”

一九六五年十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让彭德怀同志出任三线副总指挥。毛主席让我去转告彭德怀同志，请他上主席家里吃饭，他听了非常高兴。在毛主席的书房里，两位老战友亲切地交谈了几个小时。临别时，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共事几十年，合作得很好，不应该分手嘛!彭德怀同志听了，激动得热泪盈眶。

不几天，他要到四川去工作了，来我家辞行。我们在一起回忆了许多往事，别绪依依，这位身经百战、铁骨铮铮的硬汉子，也动了感情。我一再叮嘱，希望在他回北京时再见。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晤谈竟成了永诀……

在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给彭德怀同志做出了全面的、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

彭德怀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

一九七九年七月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