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三次对谈”

文/武春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前夕，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后如何不再重蹈历史王朝覆辙、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有三次谈话非常重要。这三次对谈即“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毛泽东一生对革命问题的思考博大深邃，谈话次数更是数不胜数。为什么在中共历史上这“三次对谈”却流传甚广？从某种程度上说，“三次对谈”所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观点，其内容都与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紧密关联，都涉及中共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和长治久安。

毛泽东和郭沫若的“甲申对”

在毛泽东和郭沫若围绕《甲申三百年祭》书信往来的“甲申对”中，毛泽东虽未明确提及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字眼，但关于“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辙”的思考和实践，却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巩固党的长治久安和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思考的萌芽。

第一、“甲申对”的由来？

1944年是甲申年，郭沫若于3月10日创作了《甲申三百年祭》。他通过总结分析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警示人民“切勿重蹈李自成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与国民党宣传的“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主”的观点根本对立，更重要的是，它彻底扭转了以往史籍对农民起义的诬蔑，指出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明王朝的灭亡是执政者自身腐败、失去民心所造成的。毛泽东读到此文，如获至宝，把该文列入整风的重要学习材料，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必须认真学习。此后，毛泽东与郭沫若围绕《甲申三百年祭》的书信往来笔谈，姑且称之为“甲申对”。

郭沫若写这篇文章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形势已趋明朗。1944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份机关报《新华日报》，决定借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之际，在文化战线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反击，旨在抨击蒋介石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论调。

蒋介石在书中将中国近代落后归因于清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指责明末农民起义导致清军入关，借古讽今，攻击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控制的报刊也纷纷宣扬这种论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华副刊》向郭沫若约稿，促成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创作。

第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甲申三百年祭》态度迥然。

3月19日至22日，《新华副刊》连续4天刊载《甲申三百年祭》，刊载之后国共两党对这一问题态度截然不同。国民党对郭沫若展开前所未有的公开批评和打击，在国统区引起不小的风波。十余年后，郭沫若回忆：《甲申三百年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以陶希圣为首的一批御用文人在重庆的“围剿”。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开始对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展开猛烈抨击，指责该文将抗战时期的中国比作明末的中国，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

◆毛泽东与郭沫若。

与之相对，中国共产党则采取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褒扬方式。尽管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不是为了给共产党提供一面历史镜子；尽管《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然而，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洞察力，意识到这篇文章在40年代所具有的政治重要性，以及在历史转折关头对全党所产生的教育意义。因此，他及时将该文列入整风运动的重要学习材料，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切实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中的现实意义。

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报告中，对印发《甲申三百年祭》的意义进行了详细阐述。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的这番讲话独具新解，首次指出《甲申三百年祭》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即“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与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党发出联合通知，指出《甲申三百年祭》的重大意义，要求“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

党中央、毛泽东把《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的同时，又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发单行本，供全党干部和广大群众阅读。

1944年12月，郭沫若收到了毛泽东11月21日写的回信，信中说：“大示读悉，……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与郭沫若围绕《甲申三百年祭》的信函往来，构成了“甲申对”的主要内容。

第三、“甲申对”与跳出历史周期率。

1944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这一决定意义重大，为党内思想统一、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郭沫若所言：“《甲申三百年祭》本来是我学习历史写作的一篇史论文章，由于毛主席的点拨把史论化为革命武器，成为整风文件……”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其用意就是要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不因功绩而自满、不因安稳而松懈”的精神状态。

其实，早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注意从用兵方略的角度汲取李自成起义失败的教训。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通过对李自成“失败主要原因”的深入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仅凭“暴动”是无法赢得革命胜利的。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必须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另外，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是热情赞颂农民革命。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严正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

1944年，全民族对日抗战胜利在望，很多人开始忘乎所以。毛泽东察觉到并下定决心消除这种情绪。5月20日，毛泽东明确提出要翻印《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告诫同志们“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李自成的教训再次提醒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进京赶考的路上，毛泽东又提起了《甲申三百年祭》：“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再次唤起了毛泽东对《甲申三百年祭》的关注。1954年3月，人民出版社将之出版，并由郭沫若题写书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仍然未忘《甲申三百年祭》。1972年2月，人民出版社再版了《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郭沫若的《甲申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

以上表明，在毛泽东长达数十年的领导生涯中，他深受《甲申三百年祭》中李自成起义失败教训的影响。毛泽东经常以李自成作为反面典型，以此警示自己并告诫同志们。细细读来，《甲申三百年祭》为何具有如此大的魅力？“根本在于它以史为鉴的政治内涵”。“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是中国共产党从《甲申三百年祭》中得到的最为深刻的警示。

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窑洞对”

“窑洞对”的高屋建瓴之处在于提出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局限和循环，并试图在国家治理中找到一条新的民主之路。毛泽东和黄炎培围绕“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命题的谈话，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为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的开端。

第一、“窑洞对”的由来。

抗战接近尾声，国民党政府坚持奉行独裁统治，国共两党政见不合，局势十分紧张。1945年6月1日，黄炎培和傅斯年共同起草电报，并于次日由褚辅成、黄炎培等7名民主爱国人士联名发出，向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表达了对当前局势的担忧。他们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就国内团结问题继续磋商，以推动抗战胜利的尽早实现。

6月18日，中共七大胜利闭幕不到一周，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热烈欢迎黄炎培等国民参议会参政员前往延安，共同商议国家大事。

7月1日，访问团除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外，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专程造访延安。中共领导人与黄炎培一行，在5天考察期间举行了3次会谈。延安气象清新，延安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发自内心的拥护爱戴等，给访问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月4日，毛泽东特邀黄炎培到杨家岭窑洞做客，介绍了中共延安整风的情况，并诚恳地征求他对延安的意见和建议。黄炎培没有正面回答，却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大势上，提出自己的疑虑：“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稍作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5年在抗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40天，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经典对话，因为发生在延安杨家岭窑洞里，后来被称为“窑洞对”。

第二、“窑洞对”是毛泽东和黄炎培对历史周期率问题经过长期思考碰撞的结果。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次谈话，中国共产党方面并没有公开。它的公开，是因为黄炎培对毛泽东的回答感触特别深，回到重庆后写下《延安归来》一书。

一方面，“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是黄炎培问话中最为核心的一句。黄炎培对于如何打破“民族兴亡周期率”的思考最早可追溯至1942年6月，关于“揭示民族兴亡周期率而抉破之”的主题演讲。黄炎培认为，一个国家要变得强大，一方面靠全国人民的勤俭和努力生产；另一方面就是要不怕牺牲。8月2日，他深入思考并记录了如何“抉破此民族兴亡周期率之不二法门”，最终将答案总结为“自强不息”。

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思考许久，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毛泽东在“窑洞对”中说的话，并非随口而谈，实际上我们党早就有这方面的实践。实行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这一理念起源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之时。让人民监督政府，就是毛泽东的发明。在苏区，群众对苏维埃政府事务有知情权、参与权、 督促权。除了“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社”这三个群众监督组织外，中央苏区有公民权的任何人，都有权对任何干部直接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检举和控告。

普选，也并非西方专利。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就在边区搞了三次普遍、平等、直接、自由的民主选举，并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主张。我们党的史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重大事件：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中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人员分配，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目的是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和人民各阶层实行民主共商。

加之，党的七大所展现的极具民主和团结友爱的氛围，也深深感染了毛泽东。那时大会发言有20多位，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主动作自我批评，达8位之多。最后选举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多次讲话做工作，要选几位犯了错误的同志，包括王明。许多代表对选他们特别是王明想不通，毛泽东让各代表团去做工作。在选举唱票时，听到王明的得票超过半数，他才离开会场。七大这样广泛地团结更多的同志，获得巨大成功。正是这种氛围，让毛泽东对党内民主进程充满信心。因此，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的“窑洞之问”时，才信心十足地表示，我们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就是民主。

第三、“窑洞对”与跳出历史周期率。

历史周期率，一般是指古今中外无数个政权反复表现出来的由兴到衰、由存到亡的历史生命周期现象的总结概括，其本质是“朝代更替、循环往复”的政治兴亡周期现象。

“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原文出自《左传庄公十一年》，“禹、汤罪己，其兴也浡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禹和汤遇事自省、引咎自责，国家因此迅速兴盛；桀和纣推卸责任、归罪于人，国家因此迅速灭亡。

黄炎培在探讨历史周期率的产生原因时，认为创业者起初励精图治，但环境改变后，逐渐追求享乐，精神上变得懈怠；先辈们辛苦打拼，后代却满足于现状，惰性发作，最终演变成难以扭转的风气；改朝换代后，新统治者盲目扩张，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难以实施有效管理。这三方面问题最终导致“政怠宦成”“人亡政息”，使得历史上兴衰更替和荣辱循环不断上演。

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的疑虑时提出的观点，实际上蕴含了人民、民主、监督三个核心要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通过群众路线实现人民治国；民主治国体现人民意志，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权力滥用。这样的方式，不仅将权力真正归还人民，还能够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有效避免了因社会分配不公而引发的社会矛盾。

◆1945年7月，毛泽东与访问延安的黄炎培亲切交谈。

此后，历史周期率问题进一步引发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深邃的思考，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进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尝试探索和回答，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一条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民主新路”。毛泽东狠抓党的建设，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坚决揭露和打击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以最大程度保证了党的纯洁性；探索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法，党内监督、民主监督和民主党派监督等多种形式的监督方式，最大程度保证党的先进性；反复强调新建立的国家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要最大程度保障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些都直接体现了毛泽东对于“民主新路”的探索实践。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赶考对”

“赶考对”不仅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破解历史周期率、考出好成绩的深刻忧思和远见卓识，更是鞭策中国共产党人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强大精神武器。这是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思考的进一步深化与升华。

第一、“赶考对”的由来。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景日趋明朗，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我们党以什么样的执政心态和执政风貌来迎接全国执政的考验，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1949年3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胜利召开。毛泽东异常清醒冷静地提示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的提出，犹如给即将面临的重大考验——“进京赶考”注入了一针“清醒剂”。

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出发。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历史周期率的警醒意蕴，针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时代课题，临行前，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段经典对话，史称“赶考对”。这段看似轻松幽默的对话，却生动形象地体现了我们党即将面对的执政使命的艰巨性和执政实践的挑战性。

第二、毛泽东把进京喻为“赶考”是对传统“赶考”术语的升华。

“赶考”一词原本是中国科举制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通俗用语，指的是古代学子前往参加科举考试。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前夕，将“进京执政”形象地比喻为“赶考”，貌似无意和偶然，实际上蕴含着对新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深刻思考，从而为“赶考”一词赋予了独特的政治意蕴。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即将面临的新挑战和新考验，更彰显了党对自身使命的清醒认识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心。

毛泽东将“赶考”命题上升到执政理念的高度，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一方面，他从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成败中汲取教训，特别是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胜利后迅速败亡的教训中，告诫全党同志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另一方面，毛泽东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即将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全国执政，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和挑战，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骄傲自满和脱离群众。因此，“进京赶考”不仅是对即将建立新中国时的警示，也是对党长期执政过程中不断自我革命、接受人民监督的持续要求。

毛泽东的“进京赶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考场、考生、考官和考卷的范畴，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政治意蕴和时代意义。

广袤的中国大地被看作“考场”；全体共产党人被视为“考生”，其中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共产党人，都是“赶考”的考生，都必须在“赶考”中深入思考和认真回答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和任务。中国人民不仅是“考官”，更是对共产党“赶考”成绩是否出色、是否合格的最有发言权的评判者。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巩固政权、建设新中国，以及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则是“考卷”的主要内容。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继续发扬民主和坚持“两个务必”，使党员干部始终保持自省意识，不被胜利冲昏头脑，从而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毛泽东以高超的政治智慧，用“赶考”作为比喻，形象生动地表达了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决心。

第三、“赶考对”与跳出历史周期率。

“赶考对”可以看作是对“甲申对”的一种时空回应。那么，毛泽东提出“进京赶考”的底气何在？经过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其主要源自在西柏坡时期，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革命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成功破解“赶考”的命题，带领全国人民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转变，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和准备。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随后的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解放区农民参军参战和支前的积极性，为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创造了有利条件。1948年4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进行了四次重大的学习部署，显著提升了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逐步树立了党员干部的“赶考”意识，为“进京赶考”做好了思想准备。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在经济保障方面，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先后成立了华北财经办事处、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西柏坡正式成立，并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为“进京赶考”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持。在组织保障方面，中共中央通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华北大学、中央外事学校等各级院校，以及成立华北军事政治大学、中央军委航空局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为“进京赶考”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在制度保障方面，中共中央建立起请示报告制度，健全了党委制和干部管理制度等重要制度，提出了“六条规定”，颁布了“八条注意事项”，为“进京赶考”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然而，在一些即将走上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要领导和动员全国人民积极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之时，却有“一部分党员、干部中产生了‘革命到顶’思想，认为革命总算熬出个头来了，今后该过几天太平日子，享受一下了”。毛泽东巧妙地运用“赶考”作比喻，再次向大家强调了必须高度警惕和防止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在全国执政后，毛泽东更是以“进京赶考”的态度和“决不当李自成”的决心，将自我革命的政治基因注入新中国的政权体系当中，并以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三反”运动等形式纯洁党员干部队伍。

所以说，在“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中，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认识，随着中国革命进程向前推进不断深化，体现了对同一问题在持续探索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既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机遇，又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能不能以史为鉴，跳出历史周期率，这始终是我们党需要持续关注的重大理论与时代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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