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音 |《宜昌城》（下卷）第二章

2017年11月27日，随着挖掘机巨大的轰鸣声，宜昌古城内最后一栋老房子寿终正寝。献福路到学院街再到环城南路这片古老的城中地带即将开启大规模建设的篇章。如今，古城当年的建筑荡然无存，只有古城轮廓和几条干道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时至今日，只要有兴趣，还可以不太费力地让那些对宜昌老城有幽古情怀的人们穿越时空，触摸到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集尘。

古城的前世

宋代以前，夷陵（东湖县前称）虽然是州治、县治所在，却一直没有成形的城墙和城门。欧阳修被贬夷陵县令之后，得到了他的上级——峡州知州、老朋友朱庆基的盛情接待。在朱庆基到任峡州（今宜昌）时：

州居无郭郛，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而鲍鱼之肆不可入，虽邦君之过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趋。而民之列处，灶、廪、匽、井无异位，一室之间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岁常火灾。而俗信鬼神，其相传曰作瓦屋者不利。

这是欧阳修《夷陵县至喜堂记》中的记载。大意是：州址没有城墙，城内街道狭窄，连马车都难得进去。集市上没有什么像样的百货门店，只有几家出售咸鱼的店铺，腥臭难闻，上至州守下至百姓，路过咸鱼店铺就得捂着鼻子跑过去。居民住房里的灶屋、仓房、厕所、水井混杂在一起，一间屋下层养猪，上层住人。屋顶都是茅草竹子覆盖的，常常发生火灾。而当地风俗信奉鬼神，认为修建瓦屋的人家不吉利。

欧阳修在《夷陵县至喜堂记》中接着写道：

尚书驾部员外郎朱公（朱庆基——笔者注）治是州，始树木，增城栅，甓南北之街，作市门市区；又教民为瓦屋，别灶廪，异人畜，以变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刘光裔治其县，起敕书楼，饰厅事，新吏舍。三年夏，县功毕。

朱庆基到任峡州后干了几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修建城栅，修筑城墙城门，安置栅栏。有了城墙栅栏和城门，夷陵总算有了一个城的样子，尽管是一个很简陋的城。

夷陵城的蝶变是从明代开始的。明洪武九年（1376年）峡州府改为夷陵州。

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夷陵守御千户所许胜、知州吴冲霄、绅士易思、陈永福等率众筑城。城垣为不规则的椭圆形，城墙周长 836 丈（约2800 米），高2.2 丈（约7.3 米）周围863 步，有垛口3903个。城墙东南北三面挖有城壕，“壕沟阔四丈五尺，深二丈，引水灌之。西面城墙滨大江，借江险以护城。城筑八门，正东有东湖门，东北有小北门，正南有南潘门，西南有文昌门，正西有西上门，西北之西有西塞门，正北有北望门，西北之北有北左门。”后因风水问题而关闭了北左门，且“为台以镇之”。东湖门至西塞门500多米，南潘门至北望门1500多米，全城占地在1200 亩左右。

这次修筑奠定了夷陵古城的基本格局。因为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古城池图样都是手绘的，准确度很低，所以只能“仅供参考”。1924年用现代测绘技术绘制的《宜昌市街略图》则真实地反映了古城垣的实际形状，那条粗黑线条所示的“框框”即为古城垣。

夷陵城背山临江，常有洪涝袭城，防洪和排水事关城市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砖石城墙客观上也起到了防洪的作用，排涝主要靠排水系统。经过多年建设，明代的夷陵城已有了较为完善的排水系统。

夷陵砖石城池建成之后，城内格局逐步形成，市井逐步繁华。据同治五年《宜昌府志》（校注本）记载：

文化教育复兴，书院兴盛甲荆湖，吾伊之声达四境；交通逐步完善，水陆交通连接川鄂，四通八达；商贸日趋繁荣，财货由俭瘠而丰衍，街市繁华；人才扎堆涌现，五大乡贤出将入相。

《东湖县志》记载成化四年（1468），知州周正、千户常垕对城池进行了一次大修。《夷陵州志》记载的时间与《东湖县志》略有不同，但更为详细：

成化十四年（1478），奏准修缮（城墙）。委官荆州左卫指挥樊春、知州周正、正千户常垕督工。省串楼若干间，并为七座，外甃以石，内筑土为卧羊坡。门仍旧数用七，女墙二千七百堵。

按《夷陵州志》所记的时间，成化年间夷陵城墙修好后十多年就遇到一次大涝灾。“值淫雨连月，周围坍塌过半。” 明弘治六年（1493）知州陈宣奉命复修，以“民七军三”分工，“委官吏目赵恢、主管济仓大使卫铨、百户王英督工修治。越明年毕工。”

万历四十二年（1614）十月，明神宗朱翊钧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全国各地纷纷为关帝建庙。夷陵城内也建起了“关帝庙”“武圣宫”等祭祀关公的庙宇。明崇祯十七年（1644），农民起义军张献忠攻占宜昌，焚烧官衙私舍，毁坏部分城墙街道。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宜昌人在大南门上修建关帝楼供人们供奉，雍正六年（1728年）在州官何广庭的倡导下，士绅们集资在大南门的城门上关帝楼右侧又修建起春秋阁供奉关公。

咸丰元年（1851年）农历正月初一，宜昌大南门城上关帝楼因香火不慎造成火灾，楼阁皆被焚毁。同年，严澍森（四川新繁人）接替彭仲芳任宜昌东湖县知县。严澍森到任后也没闲着，他发动群众筹集资金（民众献粮捐款六千余贯）组织修复已被烧毁的大南门关帝楼。但因经费不充足，只修好了南门上的关圣楼，而主楼右侧之春秋阁未能修复。1926年《重修宜昌春秋阁记》文中也对此感叹道：“前湖北巡抚严公澍森，时为邑令，葺斯楼而新之，以经费不充，阁工遂辍，景仰者至今引为憾事。”正因为经费之拮据，所以当时只能建得起结构简单造价也低廉的硬山顶式建筑。

古城在清代有过多次维修。同治五年（1866年）本《宜昌府志》中有记载的就达9次。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朝廷拨专款，委任彝陵（宜昌前称）左营游击张琦修葺，“城垣方有启闭”。

古城最后一次大修，是同治元年（1862年）在知府唐协和的倡导下，由东湖知县金大镛主持的。此次维修还在北、东、南等处新建炮台6座。

图2-1 1883年立德夫人从宜昌城墙上拍摄的宜昌城，远处为文星阁和磨基山

1930年，此时距古城墙最后一次大修又过去了68年，城墙历经岁月的摧残和战争的损毁，已经是满目疮痍了，被称为“纸糊的宜昌城”。这年冬天，新任宜昌县县长赵铁公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主持拆除了城墙。城墙拆除后，在墙基外围城壕填土修建了环城路，即环城东路、环城南路、环城西路、环城北路。环城西路1973年并入沿江大道。现环城路路基基本未变，为我们留下了古城的方位，让我们还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宜昌城墙从修筑到拆除，存世550年，在宜昌城历史上成为永远的记忆和遗憾。

赵铁公下令拆除城墙时，唯独保留了大南门。从1924年的《宜昌市街略图》可以明确看出，大南门位于东岳府街即后来的南正下街的进口或曰出口。当时，大南门上的关圣楼刚刚在1926年进行了一次大修，一切都还是崭新的，但这并非大南门得以保留的原因。宜昌城史研究者吕航在他的《南门往事》一文中写道：

据说赵铁公拆城墙前曾经梦见过关公，被关二爷严词呵斥，醒来后吓出了一身冷汗，而且头痛得厉害，所以不得已赶紧下令停止拆除大南门。其实这不过就是赵铁公编造的一个故事，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收受了关圣楼住持隆湘和尚的贿赂，所以冠冕堂皇公开的理由就变成了大南门城门上面是关圣楼，里面供奉的是关圣大帝，不敢随便拆其庙宇，怕遭报应。而隆湘和尚之所以要贿赂赵铁公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关圣楼的香火太旺了，前来烧香供奉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就这样拆掉了岂不是断了一大笔收入来源，而且自己的主持也没得当了，于是他投赵县长所好，对他进行贿赂，给了他一笔钱财后才保住了大南门以及关圣楼春秋阁还有忠义亭。

1939年侵华日军的飞机在其陆军进攻宜昌前夕，曾经对这座城市进行过狂轰滥炸，造成无数的房屋被毁，死伤惨重，而大南门和城楼上的关圣楼却岿然不动、丝毫无损。人们就传言称，那是因为关公显圣，站在大南门楼上挥舞袖袍就把一颗颗炸弹引向河滩。虽然只是传言，但是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日军的几次轰炸中，宜昌死难者众多，房屋也损毁无数，唯独大南门及关圣楼毫发无损，确实让人称奇。

1940年6月，宜昌沦陷。日寇占领宜昌并登上了大南门，在忠义亭前耀武扬威，随后又举行了入城仪式，以纪念攻克宜昌。入城仪式有一段是经过环城南路，当时鬼子拍了不少照片，让我们能够看到忠义亭和春秋阁的真实面貌。不幸的是在后期国军与鬼子反复夺取宜昌城的拉锯战斗中，关圣楼、春秋阁、忠义亭皆毁于炮火，大火之后仅剩残垣断壁以及城基。

抗战胜利、宜昌光复以后，隆湘和尚也回来了，将那个已经破旧不堪的关圣楼进行了简单修复，连泥身菩萨都没有，就只是供了块牌位，让宜昌人有一个拜佛的地方。可是今非昔比，人们要么囊中羞涩要么食不果腹，基本没有什么人来拜祭了。

宜昌解放后到了1951年，人民政府决定扩修环城南路，这才最后拆除了那座早就破烂不堪且阻碍交通的大南门城门洞，并在街心修了一个花坛。从此大南门和关圣楼便彻底消失，成为历史的过去式，只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关于它们的故事和传说。

1924年绘制的《宜昌市街略图》是迄今发现的用现代测绘技术绘制的最早且最为详细的宜昌市街图。距2024年刚好100年。它为我们明确展现了百年前宜昌古城内的街巷布局。虽然1914年的《拟修宜昌商埠缩图原图》也是用现代测绘技术绘制的，但古城内的街巷布局并不完整。

图2-2 1924年的《宜昌市街略图》。粗黑线条所示的“框框”即为古城垣，此时城墙尚未拆除。

从1924年的《宜昌市街略图》可以明显看出古城内主要骨架路网格局由“三纵三横”构成，纵横交错成“棋盘式”的“井字形”街道、“十字形”街道、“丁字形”街道。

三条纵向主通道是：第一纵为太平街、墨池巷（人民路）、中书街、杨柳巷；第二纵为北正街、二架牌坊街（新民街）、天官牌坊街（民主路）、璞宝街；第三纵为锁堂街（尔雅街）、白衣庵街（南正上街）、南正街、东岳府街（南正下街）。其中，东岳府街正对大南门，锁堂街正对小北门，北正街正对北门。

三条横向主通道是：第一横为东正街、中营街、鼓楼街（西陵一路东门至镇川门段）；第二横向为府正街、县正街（献福路全段）；第三横为学院街全段；其中东正街正对大东门，鼓楼街正对镇川门，县正街正对中水门，学院街正对小南门，接通惠门。

100年来，首先是日寇的狂轰滥炸，古城几乎变成一片焦土，然后是不同年代不同规模的旧城改造，古城已经面目全非。第一纵仅存墨池巷（人民路），第二纵基本保存，第三纵不复存在。三横则得以幸存。

大街小巷

鼓楼街与西陵一路，提起宜昌的鼓楼街，现今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确切位置。它历经四朝盛衰，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与崛起，是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沧桑巨变的缩影。

鼓楼街形成于明朝，因在鼓楼之下而得名。当时古城没有钟表，官府为了报时，便在古城北边（今新民街、北正街、西陵一路交会处）建起一座鼓楼。楼为两层，上层为击鼓厅，下层为过街通道。鼓楼下通往江边镇川门有一条长约200米、宽5米左右的石板街道即为“鼓楼街”。街边店铺大约60至70家，青石板从鼓楼一直铺到江边。鼓楼街虽然不大，但它自清末民初到宜昌沦陷时、从抗日胜利到解放初期，一直是宜昌城的一条店铺林立、商业繁荣的街道，是当时宜昌两大商业中心地区之一。

清末民初时，川江航运，是以木帆船为主，下川东各县和兴山、秭归、巴东的山货、土特产、木材、药材、粮食等物资，帆船装运航行到宜昌，不论是航行到宜昌的船只，还是继续下行到沙市和汉口的船只，到宜后多数停泊于镇川门码头，或者驶入西坝小河内停靠。这一带江边码头，经常停靠帆船百艘以上。这些船只停靠后，需要买卖货物，添购船上生活物资，由镇川门码头起坡，进了城门，就是鼓楼街，年深月久，就形成了鼓楼街这个商业中心。

宜昌的北乡，是宜昌的土产、特产、粮食、木料、鸡、蛋、柴火、板炭等物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地。这一地区范围宽广，如房县的南部，保康、南漳的西南部区乡，远安县的望家冲、苟家垭一带，原宜昌县的雾渡河、坦荡河、南丈垭、分乡等统称北乡。这些地方的物资，都是靠人力搬运而来，到达宜昌后就在北门外土街住下，投行卖货，所以土街的行户、客栈、饭馆较多，虽有少数商店，但如购买成批的货物，还是要进城，进城后第一站就是鼓楼街，因其杂货、匹头、土布、广货、药材、纸张等商店，很齐全，购买方便，久而久之，这一带越发热闹。

那时由镇川门过江的河西一带和西坝、葛洲坝的菜农、渔民，每天进城卖菜售鱼，需要购买日用商品，也顺便在鼓楼街购买。

当时宜昌没有自来水，沿江和靠江的街道居民，都是在长江里挑水吃，而镇川门码头，又是一个挑水的码头，有相当一部分人靠挑水卖维持生活，较大的商店都是大师傅做饭、二师傅挑水打杂，每日在鼓楼街经过的挑水工人总在百人以上，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弄得满街是水，晴天也打湿鞋子，往来的行人大大增加，使狭窄的街道更显热闹。

在民国初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鼓楼街遭遇数次战火和两次兵变，嗣后又遇夏斗寅叛变、川军多次出川到宜骚扰城区，致使多家店铺被抢被焚，商家、市民财产遭受巨大损失，身心遭受极大伤害。1940年6月，宜昌城区累遭日寇飞机轰炸、炮击和烧杀，鼓楼街连同鼓楼一起在炮火下成为残垣断壁。1959年鼓楼街被逐步拓宽取直，与东正街及东门外延伸的街道合并为西陵大道。鼓楼街作为一条独立街道从此消失。

图2-3 1923年位于鼓楼街的日商“大正元”洋行。拍摄者不详

献福路与学院街

献福路是古城内的一条横街，东起今环城东路，西止于沿江大道。全长约580米。清末宜昌府署位于此路东段末（今欧阳修广场一带），故东段称东府街。西段南与天官牌坊街（今民主路）、北与二架牌坊街（新民街）相交，称为“大十字街”。东湖县署就位于大十字的西北角。县署后面就是九拐巷。

民国初，宜昌县政府入驻原东湖县署，遂得“县府路”之名。宜昌沦陷时县政府被日寇纵火烧毁。1945年，国民党县政府在县府路高等法院宜昌分院（今市直机关童欣幼儿园）内给蒋介石祝寿，“县府路”遂变成了“献福路”。

图2-4 1930年代县府路上的法院。拍摄者及拍摄时间不详

学院街也是宜昌古城内很早就形成的一条横街，历史悠久，人文气息厚重。它东起今环城东路，西止于沿江大道，长约450米。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年—1874年），今天学院街的街道即已形成。当时以小十字（今学院街与民主路、璞宝街交叉处）为界，西段建有府文庙，又名府学宫，是纪念和祭祀我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夫子之地。除祭祀孔子外，其两边厢房又是小孩启蒙教育的地方，是宜昌较早的小学之一，故名学宫街。东段建有贡院、文星阁等建筑，名贡院街。贡院是古代会试的考场，即开科取士的地方。斗转星移，这条街后来被统称为学院街，并一直沿用至今（1967年曾更名为劳动街，1973年恢复原名）。府文庙，又称大成殿，位于原学院街小学内，1964年被拆除。直至2002年该校地面尚存长约24.5米，宽约13.7米的台阶基石和24根石柱础，可想见当年文庙的建筑规模。在革命战争年代直至抗战时期，学院街小学曾是中共地下党和中共宜昌中心县委、中共鄂西特委、湘鄂西党委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1925年秋，中共武汉地委派共产党员祖山竹到宜昌开展党的创建活动。祖山竹到宜昌后，在第三师范学校（府文庙）任国文教师，以教学为掩护，以学校为阵地，秘密从事党的创建活动。

天官牌坊街与二架牌坊街

天官牌坊街就是现在的民主路，老名字早已没人提及了。但“天官牌坊”这几个字，从明朝嘉靖年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用了近400年。

这条老街是老宜昌城大、小十字街中直街的一段，而且是主要的一段。直街至今仍清晰可辨，它从北正街、新民街、民主路，直通璞宝街。天官牌坊街北抵献福路，南抵学院街，北口与二架牌坊（今新民街）相望，南口穿过学院街进入璞宝街。古时属于大北门至南门的后街，连接着老宜昌城的繁华所在，曾经商贾云集。若以长江为序，它在当时的南正街之后，所以又称南正后街。也幸亏在南正街之后，不然与许多临江滩的老街老巷一样，早就被拆被毁了。

旧时的天官牌坊街青石铺路，长约300米，宽约7米，街上房子多为明清建筑，居住的都是大户人家。一些屋宇考究的房子一直保持到2017年。

“天官牌坊”的由来与宜昌“王天官”有关。明嘉靖年间，住在这条街上的一户姓王的人家出生了一位公子，取名王篆。王篆聪慧过人，读书勤奋，嘉靖四十一年（1562）中了进士，当上了江西吉水县知事，后官至吏部左侍郎，属朝廷正三品官员。因吏部乃周礼天官之职，故夷陵人都称他为“王天官”。王天官的父亲王良策，见儿子当了这么大的官，为了显耀门庭，于是在自家宅院门前立了一座石牌坊，上面镌刻“天官封宠”四个金色大字。从此，“天官牌坊”远近闻名。

立牌坊在封建社会中是一项极为隆重的活动，规矩严格，不是随意可以建立的。 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进入国子监读书和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方可经地方官府审核批准后，由官方出资建功名坊。至于立贞节牌坊、仁义慈善牌坊、功德牌坊者，要求更为严格，须经当地官府查核实后逐级呈报，最后由皇帝审查恩准，或由皇帝直接封赠，方能建造。所以像王良策这样自立牌坊的故事，并不可信，只能说编故事的人不懂规矩。

到清末民初，“牌坊”虽然消失，但街名依旧。天官牌坊街上，绣花、刻字、缫丝等手工艺作坊较多。1935年前后，国民党县政府推行所谓“礼义廉耻”的治国四纲，又称“四维”，“天官牌坊街”被改称为“四维街”。1940年，日寇侵占宜昌，使繁华的闹市刹那间变成一片废墟。1945年抗战胜利收复宜昌，很多商家归来，只见断壁残垣，满目荒凉。唯见“四维街”倒还幸存不少房屋，便纷纷在此开店营业，一时间，百货店、绸布店、杂货店、五金店等，逐渐摆满了整条小街。1949年7月宜昌解放后，“四维街”改为“民主路”，此街名一直沿用至今。

在今天宜昌的西陵一路下段，美岸长堤和现代城市广场之间，有一条街道，名叫新民街，这也是一条历史久远的街道，如今两边高楼林立，俨然不见当年的青砖石巷，但这里发生的故事却始终在坊间流传。

图2-5 百年前的新民街。拍摄年代及拍摄者不详

从明朝末年一直到民国时期，宜昌本地人都把它称作二架牌坊街。何为“二架牌坊”？在一条不足300米长的小街上同时竖起两架牌坊，这是什么来历？又是为了表彰何人？

说起二架牌坊这条街名，得从一个人说起，他的名字叫刘汉。明嘉靖初年（1522年），朝廷为了表彰宜昌人刘汉，在新民街竖起一座大型牌坊，四根石柱支撑，开有三门，在顶部石牌上镌刻着“圣世逸民”四个大字。

刘汉作为当时的一介平民，为何受到如此殊荣？而且后人将他与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柳下惠齐名，可见其功绩不同一般。

刘汉，土生土长的宜昌人，是明万历刑部左侍郎刘一儒的祖父，刘氏家族的长房长子，从10岁开始起，就跟父亲一起分担和处理家庭事务。刘汉当家后身正心端、和兄弟们相处和睦、对长辈们敬重有加。他的姑姑出嫁后，因为没有孩子，在老年时期孤单一人，生活无依无靠，刘汉把他姑姑接娘家，悉心照料，让她在娘家颐养天年。在刘汉的精心维系下，整个刘氏家族四世同堂，举家上下没有任何矛盾，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

当然，刘汉的功德远远不仅如此，限于篇幅，不便多讲。那时候宜昌城内的百姓们互敬互爱，互相照应，真正实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为此，县衙专门将这条街命名为太平街，并且竖起“圣世逸民”四个大字的牌坊来表彰刘汉。刘汉逝世时，享年83岁，属于高寿了。

到了明万历年间，刘汉的孙子刘一儒考取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在刘一儒任职期间，因执法有度、公正廉明，深受人民爱戴，朝廷为了表彰他，同样也在太平街白衣庵前(今新民街中段)修建了刻有“大廷尉”牌坊。

从此，小小的一条太平街，同时拥有两架牌坊，而且纪念和表彰的两人都是同出一门的祖孙两人，这在宜昌实属罕见。

正是因为这两座牌坊，太平街被改名为“二架牌坊街”。到了1949年宜昌解放后，二架牌坊街被正式更名为新民街。直到现在，在宜昌年纪稍大的长者中，仍然有人把这里叫作二架牌坊街的。

尔雅街与锁堂街

宜昌老城区曾经有条名字非常文雅的街道叫作尔雅街，位于北正街和沿江大道之间，南抵鼓楼街（西陵一路），北通小北门。虽然这条街道不长，却有不少的名胜古迹坐落于此，像著名的尔雅台，就在街上的尔雅书院中，还有明月台、明月池，相映生辉。

1958年宜昌市进行城市普查时，将尔雅街的门牌号码重新编制，这条街共有33个门牌号码。尔雅街小巧玲珑，街上商铺林立，临街的房子均系有天井的老式庭院，各家门、梁、柱上的雕刻十分讲究，门口两旁立着石凳石鼓，整条街显得幽深恬静。真可谓庭院深深，曲径通幽。那尔雅街与锁堂街又有什么关系呢？

话说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夷陵人刘一儒考中举人，次年又考中进士。他初任户曹官职，后逐步升到刑部侍郎。意气风发时，刘一儒的长子刘戡之娶当朝宰相张居正之女为妻，刘张两家便成了姻亲。

刘戡之与张家小姐的婚礼在夷陵举行，张家小姐因父而贵，陪嫁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装满了许多箱笼，大批嫁妆和家具，从沙市张家运到夷陵刘府上，一路上送亲仪仗吹吹打打，好不热闹，轰动了整个夷陵城。那看热闹的人真是摩肩接踵，称羡不绝。可亲家刘一儒却紧锁眉头，在屋里踱来踱去。突然，他停住脚步，吩咐家人婚礼行毕后，把张家送来的陪嫁全部锁到一间厅堂里，原封不动。众人百思不得其解，刘一儒却称自有主张。后来，张居正因政见获罪，殃及后人穷困潦倒。正在张家危难之时，刘一儒将锁堂之物悉数归还张家后人以渡难关。刘一儒这一善举，赢得满朝文武和世人的称赞，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品行端庄廉洁奉公的工部尚书，就将刘一儒府邸所在的所堂街，更名为锁堂街。

在这条街的北端有尔雅台的遗迹，同治《宜昌府志·古迹》有载：“尔雅台在城西北隅所堂街。”同治《东湖县志》舆图志县沟渠图有明确标记。相传晋代名人郭璞寓居夷陵（时称宜昌，宜昌之名始于晋）时居住在此，注释《尔雅》，后人筑尔雅台纪念他。明清时期，这里形成了一条街，就叫作所堂街。郭璞在夷陵期间，著书之余，足迹踏遍了这一方土地的山山水水，对三峡一带的风物体察入微，写下了不少佳作名篇。为纪念郭璞，宜昌解放后，人民政府便将所堂街更名为尔雅街。

随着时代的进程，尔雅街也和所有街道一样，融入变革的行列。最早是宜昌床单等单位占据了街上的几栋大房，城市改造又占去这条街的一半，只留下一栋门脸房。当时有不少人曾上报市府，请求政府将这一古建筑，历史的见证留下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20世纪90年代市建行扩建大厦，将这最后一点念想也给抹掉了。尔雅街这条名噪几百年的老街，现已经不复存在，好在有不少有心人，将这幽静的街道和优美的建筑，一并收罗到相册和文章里，成为人们永久的回忆，尔雅街也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

据《晋书》记载，郭璞善于五行、天文、卜筮之术。他看风水、卜凶吉，是一个颇有声名的“阴阳先生”。相传，郭璞来夷陵后，曾察看夷陵地形，发现夷陵地势低下“缺土”，便使人用车运来中州（今河南）的土，再对照阴阳的向背角度，垒建了两个土台子，借以抵消山川与五行不相符合的缺陷。此外，借助于中州土垒成的二台，登台祭月，使二台配合得宜。明朝末期，二台在战乱中被烧毁。同治《宜昌府志·古迹》载：

尔雅台在城西北隅所堂街，《图经》云：“晋郭璞注尔雅处。旁有明月台，前为明月池。”故老佥云：峡州旧城为璞流寓时所相度，就山川形势分配五行，独中央地势卑下，于土德微弱，因自中州辇上至峡，相阴阳向背之宜，特建二台镇之。明季兵燹，雨台皆圯。

“雅台明月”一景的来历有二种说法。一是文物说，因为尔雅台与明月台为千古稀世文物，是神州难觅的人文景点；二是景观说，因为月夜，登尔雅台，空中明月映在静静的洗墨池（明月池）水面上，亭台楼阁，二月同辉，实为人间美景。其实，“雅台明月”景观是二者的共同作用——静夜观二月，依台思古人，岂不美绝？

图2-6 1920年代宜昌城内街景一瞥。拍摄者及拍摄时间不详

墨池巷、璞宝街 、中书街、九拐巷

墨池巷位于宜昌市新街和人民路之间，形成于明、清时期，是宜昌较为古老的街巷之一。在宜昌的街巷中，墨池巷是一条很不起眼的小巷。这条巷子宽4米左右，过去是青石路面。巷内最窄的地方宽仅米许。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巷内原来有个墨池。相传晋代郭璞避居夷陵，注《尔雅》时，曾洗墨于此。此说似不可信。郭璞的旧居尔雅台距洗墨池相去不止一里。在彼著书，缘何要来此洗墨？确实令人费解。不过，宋代苏轼、黄庭坚二位书法大家曾于此学书，经常在池中洗笔，致使池水墨黑，于史于传，于情于理，倒都是讲得通的。

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夷陵州牧陈宣在洗墨池上建亭，题曰“墨池书屋”。清康熙年间，夷陵知州宗思圣创建“墨池书院”。乾隆年间又数度修葺，“浚引池沟”，在墨池“周遭砌石条如式”。到了道光年间，墨池书院已具有相当的规模，“郡诸生会课于墨池”是当时东湖县著名的胜迹之一。如今昔日的墨池书院已不见踪影，到2017年，只有一个条石砌成的池子和散在周围民居的石墩、石条，还有墨池的传说和墨池巷这一地名流传在民间。

璞宝街是连通学院街与环城南路的一条老街，旧时的璞宝街直抵城墙，却无城门外出，故不能与现今的南门后街相通。因此处晒“蒲包”（过去做布鞋底，起衬托作用的硬壳）的多，故名为“蒲包街”。1929年，城墙拆除，这条街就与城外的南门后街相通。“蒲包街”也有了箱子店、染房、寿木作坊和小古董店等，晒蒲包的逐渐不摆上街了，不知哪位有学问的先生将“蒲包”以谐音改为“璞宝”，这条街成为居民心中纯朴的宝玉。

图2-7 2007年的璞宝街烟火气还很浓。摄影余音

中书街西北起于献福路，东南止于学院街，与天官牌坊街平行。它虽短而狭窄，但却是形成于明代的古老街道，也是城内政治经济的中心所在，声名远播。据《东湖县志》载，因明代中书王璲曾在此立中书坊，故得“中书”之名。相传，明朝吏部左侍郎王篆祖辈曾于此居住。在清代，曾被誉为“前清三支笔”的大书法家顾槐也世代居住于此，其子顾嘉衡曾五任河南南阳知府，届满后，已年逾六旬，他饱载着南阳父老给予的高度赞誉，携眷归里，回到家乡安度晚年，也居住在中书街。中书街到顾府，朝门对面为照壁，壁前为空旷场地，宜昌人习惯呼为“顾家巷子”。朝门顶端悬“太史第”竖匾，四进厅堂，正堂中高悬李鸿章的赠匾“恩覃玉杖”。

宜昌有句歇后语：“九拐巷里放鞭，弯里弯地响（想）。”用九拐巷弯弯拐拐的形象，来比喻那些绞尽脑汁，挖空心思，胡思乱想的人，确实是十分生动贴切的。九拐巷位于新民街与南正上街之间，东湖县署的北面。方位西北通南正上街，东南通新民街下端，长约200米的巷子内弯弯曲曲、曲曲折折、折折叠叠。九拐并非实数，据说可以数出11拐。在《东湖县志》营建志里有记载，舆图志县沟渠图中有明确标识。

古城的边边

古城的边边，我们从城北说起。位于城北的紫云宫始建于汉代，是长江之滨的一座道教宫观，其历史及规制上卷已有详述。

民国时期，紫云宫附属建筑瑶池宫曾增设乒乓球桌，成为社区文体活动的一部分。侵华日军占领宜昌期间，紫云宫遭到严重破坏，道教文物被洗劫，日军甚至在宫内堆尸存棺，导致该地一度阴森可怖。

尽管紫云宫在战乱中受损，但其部分建筑在宜昌解放后得以保留并改造利用。人民政府将其改建为学校，即西坝师范附属小学（后更名为“宜昌市紫云宫小学”），部分古建筑得以保留。当时该校注重书法艺术教育，后被授予“全国书法教育先进学校”称号，成为几代学生的集体记忆。百度地图上至今还标注有“紫云宫小区”。

土街头在宜昌古城北望门（大北门）外1公里处，西北临三江，东北为紫云宫和樵湖岭，系城郊之分界处。因北门外正街早在1876年前就形成，多是砖瓦房屋，街道原是青石板路面，而土街头虽有些土墙房屋，路面却全是黄土，“天晴扬尘土，下雨似煮粥，茅草当天盖，尽是土墙屋。”一线之隔，城乡界线明显。因为这里处于通往石子岭这条土路的端头，故名土街头。

得胜街位于宜昌古城东门与北门外围，街呈弧形。其西北抵北门外正街，东南与东门外正街相接，临近大教场（教军场、教场坝），与叫花子坡东西相对，大约形成于清末，当时仍属教场坝的土地老爷管辖。以前大教场是宜昌管操房营的教场，闲人免进的地方。相传，这里原来住的都是些穷家小户和菜农，房屋多是土墙草顶，甚是简陋。其中一位姓石的厨师，名德慎，满清人都喜欢吃他做的菜。石德慎手艺好，故德慎饭店在半头街很出名，加之他在半头街买有许多房产，德慎绰号“石半头”就喊出了名。德慎与得胜谐音相近，辛亥革命胜利后改名为“得胜街”。

图2-8 2008年的宜昌老城北部。余音摄

东门外正街此前叫四贤街，街名源于这条街上六一书院内的四贤堂，大约在清中期就已形成。从六一书院可走小路直抵镇境山和茶庵。

1926年，肖家巷建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清真寺。那个时候的清真寺比现在的规模要大得多，除了宽阔的前院，一座砖木结构的很大气的拜大殿，还有一些附属建筑。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吃水的难题，还在后院内打了一口深水井。同时，还在肖家巷建有好几排平房可供人租住，收的租金可以解决清真寺的日常开支。有老人回忆说，肖家巷的清真寺就是宜昌城内天后宫巷那座老清真寺放大样的翻版。可惜的是，肖家巷这座清真寺在1940年2月惨遭日机轰炸，和天后宫的那座清真古寺一样在狂轰滥炸下成为一片废墟，仅剩一口枯井。

原来的肖家巷在大东门外是一个不规则的Y字形的两个入口，而不远处就又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岔路口：一条通向木桥街，一条通向新马路（也就是现在通向四新路口的那一条长巷），还有一条转弯上坡，一直通向当时的白骨塔（在今珍珠路）。而最初的肖家巷就是从东门外正街到白骨塔这一段。以前清真寺这边是杀牛的；白骨塔那边是杀猪的，所以，肖家巷还有一个名字叫杀猪巷。宜昌解放后杨岔路附近的肉联厂就是从这里搬去扩建的。

木桥街是一条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街，它位于宜昌古城的东南，是一条仅比九拐巷少两拐很长的小街道。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因当时古城外墙脚下居住有很多贫穷的手艺人，陋室背城墙沟与街相隔，沟上搭一小木板桥相通，“前面是座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故因木桥而得名“木桥街”。1914年以前的木桥街很长，从献福路对角往西北至城墙脚形成街巷，也属于木桥街。街上也分别有些为城外居民所需要的小商店及茶馆、酒店和小吃店，还有理发担子，旧货摊子等等。1913年，宜昌最早的电影院就在这里诞生。

木桥街东北与肖家巷相连通，并可达东门外正街。东南角也有小路，途经富裕街、中山路、致祥路、云集路、通惠路、仁济巷、湖堤街过一马路和内地会，再走大碑巷、力行街，和成里，越过转运街到达天官桥。

古城外的东边和北边，尽管发展比较缓慢，但到1940年，也连成了一片。历经百余年的改造和变迁，上述古城外东边和北边这一个片区的街巷及至木桥街到天官桥的走向至今还是清晰可辨的。

古城南边的这一片，1949年以前的故事，我们在上卷已经讲了很多，1949年以后的故事后面接着讲。

古城的今生

宜昌解放后，古城片区的街巷格局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1959年鼓楼街与东正街取直向铁路坝方向延伸，这条道路被命名为西陵大道。鼓楼街和东正街作为独立街道从此消失，而原本与东正街连接的东门外正街却因与西陵大道不在一条直线上得以保存。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原鼓楼街一段除少数商店和床单厂外，大部已成为居民住宅区了。1981年西陵大道更名为西陵一路，1992年、1995年、1997年又对西陵一路进行了分段扩建。

2000年，一座叫作世纪欧洲城的现代大型社区率先打破了老城的宁静。世纪欧洲城引入欧式古典主义建筑元素，打造了约5万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是当时宜昌数一数二的高端社区。其欧陆风情与周围传统建筑形成鲜明对比，重塑了老城区的视觉形象。

2000年后，西陵一路伴随着宜昌城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迅速崛起，成为宜昌最繁华、设施最先进的街区之一。从沿江大道至东门的西陵一路上段，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引人注目，西陵一路聚集了20多家金融机构及相关专业信息服务机构，是我市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最集中的区域，鼓楼街已由百年老街蝶变为现代化的金融大街。

今天的西陵一路是宜昌城市中轴线，东西走向，东入东山隧道，与东山大道交会，向西至长江边与沿江大道交会，全长1900米，是宜昌城市中心主要干道，沿途有国贸大厦、均瑶广场、夷陵广场、九州大厦、CBD中心商务区、二医院、亚洲广场、新世纪广场、欧阳修公园、中环广场、青亲江岸、现代城市广场、美岸长堤、建设银行、镇江阁等地标建筑连成一线。

2017年11月27日，随着挖掘机巨大的轰鸣声，献福路—学院街片区最后一栋老房子寿终正寝。古城献福路到学院街再到环城南路这片150年以前就已形成的古老的城中地带开启了大规模建设的篇章。

如今宜昌古城的老街老巷除了环城路、献福路、学院街、鼓楼街路基完好保存，北正街、新民街、民主路这条长长的直街隐约可见外，其他建筑都荡然无存。走在那些属于宜昌老城区的大街小巷里，除了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和住宅楼以外，总会在不经意间触摸到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集尘，总会偶尔找到属于这座城市的过去和故事，无论是沧桑巨变的新街还是不复存在的南正街，无论是那座闻名遐迩的天官牌坊还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东门都能说出一大堆的故事。

图2-9 2022年的西陵老城。余道任摄

为此，学院片区专门辟出一块地80亩，打算吸取上海新天地、成都宽窄巷子设计精华，延续历史文脉，塑造古城新韵，拟打造一处集游、购、娱、吃、住于一体的新景点，还原宜昌墨池院、夷陵戏台、天官牌坊等八大景。真正把这一片区打造成“老夷陵的底片、新宜昌的客厅”，提升城市品位，助推宜昌旅游文化名城建设。然而时至今日，献福路—学院街片区的高楼大厦已经拔地而起，这里却还是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碍眼地圈在那里，撩拨着宜昌人的期盼。

时隔多年，因为熟悉现状而无话可说，因为不知道将来，也没有多的话。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是片无法忽视的古老土地。有多少失望，就有多少期待，时光流转，老城有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