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次子回忆12：解放区的电台在广播，说要保护好卢作孚的家属

迎接重庆解放

一九四九年七月初，我的父亲由香港飞返重庆。当时无论在香港或在重庆，他面临的问题都十分严重。在香港，营救陷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的轮船的工作还处于困难阶段；筹还加拿大借款利息的问题正待努力；停留在香港的船只和船员的生活还亟待安排。在重庆，由于民生公司在长江上的上百只轮船已全部集中到长江上游，一旦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南进军，国民党反动派很可能不顾一切地破坏船只和港口设施；特别是"九二"火灾发生后，这一危险的阴影，更加明显。如何保护这一百只轮船和港口设施的安全，已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另外一个严重问题，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经完全崩溃，物价以骇人听闻的速度向上猛涨；国民党发行的钞票由法币而金圆券，由金圆券而银圆券，面额达到以亿计的天文数字。印钞票的速度也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转瞬之间，便成为废纸。你如果去上馆子，最好先付钱，否则等你吃完，价格也许已涨几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事业也无法撑持，任何依靠工资为生的人，也无法过活。如何在收入锐减的情况下，使民生公司能够撑持下去，使民生公司的八千多职工能够生活下去，渡过黎明前的黑暗，也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全都压在我的父亲的肩上。为了解决这些困难问题，我的父亲不得不时而飞往香港，时而飞返重庆，往返奔波，工作极为辛劳。但是却没有一个既能在工作上帮助他、又能在生活上照顾他的人在他的身边，因此，他的身体状况愈来愈不好，脉搏间歇症时时刻刻威胁着他的健康。

七月初他回到重庆不久，一天上午，民生公司总经理室忽然从重庆直接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要我马上到重庆去见他。我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当天就离开天府煤矿，从北碚坐公共汽车赶到重庆去了。那时我们的家仍旧住在红岩村，母亲带着两个孙儿住在那里，弟弟正在家里准备考大学。我没有回家去，直接就到城里民生公司去找我的父亲。当我走进总经理室的时候，只见满屋坐着要同我的父亲谈话的客人；我的父亲一面匆忙地同他们交谈，一面敏捷地处理秘书送到他手上去的文稿，忙得没有半点空闲的时间。我只得退了出来，在外面等待。一直等到晚上，我才见到了他。父亲见到我后，像对一个工作人员那样简明扼要地对我说：

"准备让你暂时请假，离开天府煤矿，到我身边来，帮助我一段时期。你看怎么样？"

他的眼光期待地望着我。我万万没有料到父亲叫我到重庆来是为了这样一回事，心突然激烈地跳动起来。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当然可以！只消看看父亲那忙碌的工作情况，日益瘦削的面容，疲惫不堪的两眼，我一切事情都可以丢下，到他身边去照顾他，帮助他。我马上一口气回答道：

"可以。"

"那好，"父亲高兴地说，"今晚你同我一道回红岩村，看看你的母亲，明天你就回天府去，请好假，再到重庆来。"

我照父亲的吩咐做了，第二天早上，便动身回天府煤矿去。三天以后，我办好了请假和离职手续，和我的爱人一起，带着孩子，回到重庆。这样，我就来到了父亲的身边。

几天以后，到了七月下旬，香港方面工作紧急，我的父亲必须到香港去一下，处理那里的工作，决定带我一起去。飞机票已买好，报纸上也刊登了消息。恰在这时，从香港分公司发来一个电报，说我的妹妹金陵大学毕业后，已经从解放区取道天津，坐船抵达香港。这个消息使我们全家人都感到很高兴，特别是我的父亲。既然妹妹已到香港，有人照顾他，我可以不同他一道去香港了，于是决定让我留在重庆。次日早上，我的父亲就独自一人飞往香港。我和民生公司的几个负责人一起，到白市驿机场去为他送行，目送飞机起飞。

只过了十几天，他又由香港飞回重庆。这一次，我的妹妹也同他一起回来了。由于我的妹妹是从解放区回来的，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闻所未闻的解放区的新闻，都非常新鲜，非常令人鼓舞，全家的人听了都感到很兴奋。

这一次，我的父亲在重庆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足足有两个半月，集中力量处理重庆民生公司和北碚地方平安迎接解放的问题，一直住到十月底。

在这两个半月当中，他在重庆民生公司召开了一个又一个的会议；逐一视察了轮船和港口；对于轮船的疏散和隐蔽问题，码头和囤驳的保护问题，都作了详细的研究和布署，要求做到临解放时，民生公司的一切船只和人员，不受到任何损失和牺牲。

这段期间他还曾多次到北碚去，布署北碚迎接解放的工作。北碚是国民党反动军队崩溃时，逃往川北必经之地。如何防止溃军过境时抢掠和破坏，保护地方和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是他非常担心的问题。他对北碚所有的事业都一一进行了视察，亲自检查他们的准备情况。当时我的爱人生了孩子，正住在北碚医院。我的父亲视察北碚医院时，医院的医生们还特地请他去病房看了我的爱人和刚生的婴儿。

一切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都布署好了。最困难的长江上游的亏损问题也勉强克服了。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正在一天天熬过去。

一九四九年十月底，进军西南的伟大战役眼看就要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大军已经云集于邻近西南的地区。

这时候，重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政大员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一面惊惶失措地调兵遣将，准备顽抗，一面遣走眷属，转移财产，作好逃离重庆的准备。

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知名人士，也早已陆续离开重庆，前往香港。到十月底止还留在重庆的，已为数很少。在这少数的人当中，就有我的父亲。他为了事业，为了国家的财产不受损失，顾不上个人的安危，坚持留在重庆布署迎接解放的工作，直至最后一刻。

重庆这时已经充满了恐怖气氛。临近灭亡的国民党反动当局，一方面大肆抓人，镇压群众；一方面开始对还留在重庆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知名人士采取行动，企图将他们胁迫到台湾去。情形显得特别严重和危险。我们都替父亲的安全担忧；父亲的许多朋友也替他的安全担忧。大家都劝他赶快离开重庆到香港去，但是他没有走。十月底的一天，我的父亲突然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通知，要他作好准备到台湾去。直到这时，他才决定立即离开重庆，于是匆匆把我的母亲和两个孙儿送到北碚去，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借一所离北碚管理局局址很近的小平房住下，由四叔负责照顾他们的安全，我局局址很近的小平房住下，由四叔负责照顾他们的安全，我仍然返回天府煤矿工作；弟弟在重庆大学上学。迅速地将一切安顿好后，我的父亲便离开重庆，带着我的妹妹，飞往香港去了。

这时刘、邓大军已经开始向西南进军。一路由湖南沿川湘公路前进；一路于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沿川黔公路前湘公路前进；一路于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沿川黔公路前进。两路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朝着重庆齐头并进。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南的这个最后巢穴，眼看就要灭亡，任何垂死挣扎，也已无济于事。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残军，纷纷失魂落魄地拥进重庆，又惊惶失措地向川西和川北逃窜，沿途大肆掳掠，人民深受其害，到处充满一派恐惧的气氛。

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军队溃退时，沿江企图破坏轮船。但是他们的企图未能得逞，因为民生公司的许多轮船已经开到安全地方，隐蔽起来。一部分被国民党军队强迫扣留运兵的轮船，也在船员们的英勇巧妙的斗争下，脱离了被破坏的危险。如停在宜昌的"民铎"轮，被国民党溃军劫持，装运军队沿江上逃。行至万县附近，发现一只民生公司的轮船停在江边。船上的国民党军逼迫"民铎"轮的船长向那只船靠拢，企图加以炸毁。船上的船员们机智地对他们说："那只船停在浅水地方，我们的船大，吃水深，开不过去。开过去会搁浅。共军正在后面追，时间耽误不得，走了算了。"国民党军于是不敢再去炸那只船，只得让"民铎"轮开走。船抵忠县后，船上的国民党军嫌船开得太慢，决定弃船从陆路逃命，准备将"民铎"轮炸毁。船员又连忙送钱给他们，说是作路费；同时恐吓他们：解放军已过万县，正在后面追，叫他们赶快走。等到船上的国民党军队上岸后，船员们马上启锚，把"民铎"轮驶到一个偏僻的河湾隐藏起来，终于甩掉了敌人，躲过了危险。正是由于民生公司的全体船员和岸上职工的机智勇敢以及事先作出的周密布署和安排，在整个进军西南期间，民生公司的全部轮船得以安全地保存下来，没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

北碚地方也经历了恐怖时期。正如预料那样，这里是国民党败兵逃往川北的必经之地。从十一月下旬起，一大股一大股的国民党败兵就开始通过北碚，沿着嘉陵江向合川方向逃窜，沿着北川铁路，向广安方向逃窜。北碚的群众，对于败兵过境，都很惊恐，担心遭到抢劫。这时候，我的四叔按照布署，一面命令所属武装力量进行戒备，防止敌人肆虐；一面通知各户人家准备茶水、稀粥，摆在路边，给溃逃的国民党败兵吃喝，让他们规规矩矩地过境。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在国民党溃军经过北碚的全部期间，没有发生过抢劫事件，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受到损失。

那时候我在天府煤矿工作。正在重庆临近解放的前几天，有一个晚上，矿里一位负责广播工作的工程师牛介泉，悄悄地来到我的家里，对我说：

"你知道不知道，解放区的电台在广播，说一定要保护好卢作孚先生的家属？"

我听了以后惊呆了。

"真的吗？"我连忙问。

"真的，"他轻声说，"已经连续广播好几天了，我都收听到的。"

他很快离开了我的家。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很简短，但却在我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中国共产党对我的父亲是何等的关怀啊！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进行危害，通过电台，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是多么及时，多么令人激动！虽然解放的一天还未到来，我却已经感受到了党的无限温暖。

几天以后，十一月三十日，重庆得到解放；十二月四日，北碚得到解放。从此，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黑暗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整个重庆，整个北碚，都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中。千千万万人民为获得解放而欣喜若狂。到处扭起了陕北的秧歌舞，到处唱起了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

我们全家的人都平安地过来了，迎来了解放的一天。当我们一起聚集在家里谈论党对我们的亲切关怀时，一致想着：父亲不久也将要回来，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共庆解放的一天，不需要等多久了。

在香港逗留期间

我的父亲是十一月初带着我的妹妹由重庆飞抵香港的。民生公司香港分公司经理杨成质和我的哥哥到启德机场去迎接他，直接用车将他送到新宁招待所。新宁招待所是中国旅行社在香港经营的一个旅馆，座落在香港市中心汇丰银行通往愉园去的英皇道上一个住宅区内，是一座灰白色的四层楼往愉园去的英皇道上一个住宅区内，是一座灰白色的四层楼房。我的父亲每次到香港，都住在这个地方，已经是这里的常住客人了。

这个招待所的客房分为两种，一种是小单间，一种是小套间。同中国旅行社在国外仰光、加尔各答和国内各地开设的招待所、旅馆一样，内部陈设朴素大方，工作人员效率高，服务态度好，深受旅客欢迎。

我的父亲一到香港，就开始了新的紧张工作。除了迅速了解香港分公司两个半月以来的工作情况，处理其急需解决的问题以外，主要是立即同台湾基隆分公司取得联系，继续指导营救轮船的工作；同时与重庆总公司保持密切联系，时刻了解国民党军队溃退当中，民生公司轮船的安全情况，及时发出必要的指示。这时候，凡是从重庆和基隆发来的电报，都立即送给他过目，立即进行研究，立即草拟电文答复。每时每刻他都在焦灼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都在为保护总吨位达五万多吨的民生公司的一百多只轮船的安全进行着直接的指挥。

当时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派强扣在台湾和沿海地区的轮船的工作，正进入微妙和关键的时刻。"民本"和"民俗"两轮已经开到台湾，尚未取得离开台湾的签证，"渠江"、"怒江"和"龙江"三只登陆艇，还没有弄出定海，仍然在国民党反动军队手中，随时有被破坏的可能；还有"太湖"、"定远"、"宁远"等轮，也还未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而集中在长江上游的一百只民生公司的轮船的安全，也正处于关键时刻。解放军正在迅速前进，国民党溃军正在节节败退。许多轮船有可能遭到溃军的破坏。我的父亲通过与重庆和基隆的电讯联系，对每一只轮船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不断发出指示，指挥船只的保护工作。这样整整焦虑和紧张地度过了近一月。到十一月底，重庆电讯传来，五星红旗已经飘扬在山城上空，长江上游的民生公司轮船都平安地迎来了解放。他才放下了心。

那时候，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已经不多，大多数由国民党统治区到达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已经先后分批前往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我的父亲多么希望也能尽快地回到北京啊！但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同其他的爱国民主人士不一样。他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地位：民生公司还有十九只重要的海轮和江轮尚在香港和海上，只要稍微理不慎，就会危及这批船只的安全，国民党海军有可能对民生公司在海上航行的轮船进行劫持，国民党的特务分子也有可能对停留在港内的轮船进行破坏。他不能不留在香港保护好这批祖国迫切需要的轮船，并且最终设法将它们送回祖国去。

当时香港民生公司面临的困难很多，不仅有香港本身的问题，还有继续拯救陷于台湾的轮船的问题。然而最严重、最困难的问题仍然是经济问题。民生公司集中在香港的轮船，一天一天增多，大部分由于没有航线而停航，滞留在港内，只有少数轮船在行驶。其中在香港、广州航线上有两只小"门"字号客轮每日对开，在香港、澳门航线上有两只大"门"字号客轮每日对开，但都是短航。其余"远"字号轮船和"海"字号轮船，由于客货不足，只能不定期地航行于东南亚各港口，近的有到西贡、曼谷、新加坡、雅加达和仰光的，最远曾到达过印度的加尔各答。由于贸易不旺，运价低廉，几条航线的客货运加起来的总收入，仅够维持运输成本和支付在香港的几百名船员、职工的工资。然而加拿大借款的利息已到期，必须偿付。我的父亲为此很焦虑。

当时他感到，要解决香港分公司的经济困难问题，只有努力增加收入，减少支出。而增加收入，主要靠服务工作。因此他十分重视轮船上服务工作的质量。当港穗和港澳线上的客轮开航和抵港时，他又象二十年前那样，常常亲自到码头上去检查旅客服务工作情况；勉励船员改进服务态度，热情帮助旅客和注意轮船的清洁卫生。正是由于良好的服务工作，使民生公司的轮船在毫无根基的香港立足下来，并不断发展，博得舆论界的一致好评。原来在这几条航线上航行的几个其他轮船公司如佛山、航利等，不过一个月就无法竞争了。后来还是民生公司为了照顾这些公司的利益，除了不再刊登广告宣传外，还主动将开航时间错开，甚至将比较好的开航时间让给其他公司，宁肯自己多忍受一些困难。

在努力增加收入的同时，我的父亲也非常注意节约支出。有一次，他到英商黄埔船厂去视察修船情况。厂里一个陪同他参观的中国工程师对他说："你们的船最好少来这儿修理。这些外国人开帐太高，赚钱太过分了。"这段话引起了我的父亲的注意。第二天他就到停泊在港内的民生公司船上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同船员们讨论。一些船长，轮机长和技工立刻热烈地发言，提出自己成立工程队，自己负责修理轮船的建议，并且立即开始行动，以"石门"、"雁门"、"民众"三轮为主，把停在港内的各只船上的技术人员和技工组织起来，担负各个轮船的修理任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节约了许多港币支出。有一次香港分公司在"雁门"轮上召开慰问茶会，我的父亲对工程队的全体人员进行了表扬，赞扬他们的勤俭节约和苦干实干精神，建议香港分公司给他们以物质奖励，并且同他们一起照了相。

在香港期间，为了节约，我的父亲在新宁招待所只住了一个小单间，妹妹则住在哥哥家里。我的父亲不去饭馆吃饭，一日三餐不是在新宁招待所吃，就是同服务员林文裕一道到停泊在港内的轮船上去与船员们一起吃。当时住在香港的很多知名人士大都租有房屋作自己的住宅，我的父亲常去他们的住宅看望他们。

我的父亲也常常到停泊在香港的各个轮船上去看望船员；同他们举行座谈；询问他们的伙食情况和生活情况；勉励他们搞好轮船和机器的保养工作；特别叮咛他们在香港这样的环境里，应当注意生活纪律。

在整个住港期间，我的父亲始终同香港的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常常同驻香港的党组织的代表张铁生同志晤面。晤面的地点不在旅馆，也不在办公室，而是在停泊于港内的"虎门"、"石门"或"祁门"船上，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谈话的内容涉及面很广泛，除了民生公司本身的问题外，还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各个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我的父亲在香港所处理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得到了党组织的支持的。这些情况，杨成质、何硒仁、林文裕等人知道，但民生公司其他的人并不知道。

我的父亲在香港居住期间，国民党反动派也曾多次派人去找他。有一次，张群到香港，周作民请张群和我的父亲在他的家里吃饭。吃完饭出来，张群与我的父亲同坐民生公司的车回家。张群在车上对我的父亲说："作孚呀，到台湾去看看吧。"我的父亲回答道："香港民生公司的事太多，需要处理，走不开。"谢绝了。他们毕竟是多年的朋友，我的父亲对他很客气。一九五 O 年春，台湾国民党反动派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因事来到香港，企图利用民生公司在加拿大借款担保的问题，迫使我的父亲到台湾去。几次见面，都被我的父亲以无可辩驳的理由加以拒绝。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的俞鸿钧和当时担任台湾伪财政厅厅长的任显群，也曾先后来担当说客的角色，统统被我的父亲拒绝，怏怏而去。

既然拉拢不成，国民党反动派便决心利用加拿大借款担保问题大做文章。一九五 O 年春，加拿大政府的外交部长皮尔逊来到香港。在与我的父亲会晤时，皮尔逊说，加拿大的三家商业银行借款给民生公司，是由加拿大政府担保的；如果民生公司违约，加拿大政府就要赔偿三家银行的损失。谈话当中流露出了民生公司到期如果不能交付利息和偿还本金，就要将停在香港的七只"门"字号轮船加以扣留。

这时候，我的父亲在香港的处境已经很危险。香港的社会环境太复杂，各种人物都有，特别是布满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路过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已经有遭到敌人暗害的。这不能不引起我的父亲的朋友们的忧虑。晏阳初先生曾劝他到美国去暂时避一避。我的父亲回答说："我不离开这里，只要船不受损失，我什么也不怕。"

他没有对自己的安全采取任何特别的防范措施，仍然住在新宁招待所的那个小房间中，仍然每天到停泊在港内的轮船上去吃饭，一切生活情况都不变。这时他正在思考如何使停留在香港的全部民生公司轮船返回上海的计划。这是一件极为复杂困难的工作，因为台湾海峡已被国民党海军封锁，轮船要通过封锁，很不容易。但为了祖国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急迫需要，再困难也挡不住他。这样，我的父亲就把他在香港剩余时间的一大部分，都用在考虑如何输送轮船回上海的问题上了。

返回祖国

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到一九五 O 年六月初，我的父亲在香港整整住了七个月。一直到他完成了香港的全部工作以后，他才离开香港返回祖国。

在此以前，我的父亲就已经派了何仁由香港到北京去，作为他同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保持联系的代表，常住在北京。一九五○年春，何廼仁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两次专程到香港，安排我的父亲离港前往北京的事宜。其中四月中旬他第二次到香港时，同香港党组织的负责人张铁生同志详细研究了我的父亲回京的具体方案。根据中央意见，他回北京的时间选择在六月中旬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召开之前。计划就按照这个时间进行安排。为了确保我的父亲的安全，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在香港党组织的缜密布置下，秘密地进行的。

从四月开始的一个多月中，我的父亲在香港的一切工作和活动，均一如往常，看不出任何变化。五月下旬，我的哥哥的家，便由启德机场附近，毫不引人注意地迁到了九龙柯士甸路，在柯士甸公寓租的一套房间里住了下来。妹妹也和他们一起迁到了那里。两天以后，我的哥哥和妹妹即去新宁招待所，将我的父亲接过去。这时，除了父亲的好友何北衡、招待所，将我的父亲接过去。这时，除了父亲的好友何北衡、香港分公司的经理杨成质和准备同我的父亲一起回北京的原四川省建设厅主任秘书谢明霄以及少数两三个民生公司的高级职员外，谁也不知道我的父亲即将离开香港。外面的人只以为我的父亲生了病，住在我的哥哥家里调养。

柯士甸公寓是一幢棕红色的五层楼房，绿树成荫，树下一片葱绿的草地，环境十分幽美。父亲住在三楼上。除了杨成质每天来这里外，其他的人都没有来过。为了避人耳目，连三餐饭都是由服务员送到楼上房间里去吃的。我的父亲一生习惯于过紧张生活，再加以急切地盼望早日回到北京，虽然只在这里住了七、八天，却觉得度日如年，总嫌时间过得太慢。

一九五○年六月十日，离开香港的日子终于到了。这一天是阴天，天空布满了云层。早晨不到七点，香港分公司的潘蒂亚克牌轿车就按预定计划开到了柯士甸公寓门分公司的潘蒂亚克牌轿车就按预定计划开到了柯士甸公寓门前。谢明霄和一个年龄不满二十岁的新服务员关怀，从车上下来。这时父亲、哥哥、妹妹和林文裕早已作好准备，立即上车。早上七点，汽车准时出发。车上除驾驶员外，一共挤了六个人。其中除哥哥是去送行的以外，其余的人都将随同我的父亲回北京。

汽车很快穿过九龙市区，进入新界农村，在光滑的沥青路上疾驰。我的父亲不时探头眺望公路两侧的原野，到处是嫩黄的早稻和绿色的蔬菜。他对大家说，这里虽然不错，究竟赶不上富饶的江南和肥沃的成都平原；并且遗憾地说，想不到在香港的农村也看不到一辆拖拉机。当汽车离开沥青路，转入山坡上的碎石路时，他从山岗上望着眼前那一片广阔的土地，自言自语地说："甚至香港和九龙半岛都将不成问题了。"显然他的心里对未来充满了信心，相信这一片土地归回祖国的日子已经不远。

汽车继续向前奔驰。不一会，前方出现了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林前面是一个岔路口。岔路口右边那条公路边，停着一辆带篷的卡车。父亲坐的轿车一直朝着那辆卡车开过去，停在它的面前。原来这辆卡车是香港党组织事先安排停在那里等候他的。卡车的驾驶员和一位中国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微笑着迎上来，向我的父亲间好后，即迅速地帮助把两只衣箱和三个手提包装上卡车箱，然后扶着我的父亲和谢明霄两位老人上车，在车箱里预先安置的椅上坐下来。接着妹妹和两个服务员也上了车。卡车马上开走了。哥哥一直目送卡车消失，才独自一人乘原车返回九龙。父亲一行人，坐着那辆带篷的卡车，朝着边境行驶了一段路，又在新界途中停下来，换乘另外两辆等候在那里的轿车，向北急行，当天上午就抵达广东边境市镇﹣﹣深圳。至此，我的父亲终于平安地离开了香港，踏上了返回北京的旅程。

这一路出去十分顺利。深圳当地政府早已作好安排，当天下午就送我的父亲坐火车前往广州。在广州车站，我的父亲受到了广东省和广州市人民政府的欢迎。由于全国政协会议即将召开，时间紧迫，我的父亲在广州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便乘火车北上。

正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召开前夕，我的父亲到达了北京。到北京时，他又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和他的一些老朋友的欢迎。当时为了避免民生公司在海上的许多船只遭到敌人的破坏，经中央宣传部请示周总理同意后，对于我的父亲回到北京的消息，电台不广播，报纸也不刊登。

六月十五日，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我的父亲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又按周总理的指示，继续留在北京，商讨和研国家经济恢复问题以及民生公司的问题。这段时间，他先是住在中国旅行社，以后住在北京大称钩胡同三号民生公司租的一所平房里。何廼仁和两个服务员以及我的妹妹也住在这里。

我的父亲在京期间，曾两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周总理和陈云副总理也曾多次约见我的父亲，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交通问题、航运问题以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问题，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听取我的父亲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曾有一次，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周总理给我的父亲打电话来，要立即单独约见他，接着便派车来把他接去，一直谈到天明。此外，我的父亲还经常参加政务院召开的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会议，其中有的会议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出席的。在我的父亲的文件皮包里有一张他同毛主席、周总理一起开会的座位表，我的父亲的座位被安排在毛主席的对面。

我的父亲还两次参加了毛主席举行的便宴，一次是为工界人士举行的，一次是为西南地区的爱国民主人士举行的。两次便宴安排的席位，我的父亲都与毛主席同席，并且紧挨着毛主席。刘伯承同志由西南来到北京，也曾在颐和园内宴请我的父亲。他们两人早年即相识，多年不见，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谈。

在这段期间，有两个重要问题，通过向周总理汇报，作出了决定。一个是民生公司停留在香港和海外的十几只轮船返回祖国的问题，另一个是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问题。关于民生公司停留在香港和海外的轮船返回祖国的问题，我的父亲在香港的时候，已经考虑了几个方案。他将自己的意见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完全同意和支持。关于民生公司公私合营问题，我的父亲原来的意见是希望中央同意将民生公司收归国有，向周总理一再恳切提出。周总理只同意考虑公私合营。

当时周总理曾向我的父亲提出，希望他担任交通部的一些负责工作。对于周总理的提议，我的父亲恳切地表示，他创办和经营民生公司几十年，有许多工作还待处理，需要回重庆作一些安排，取得了周总理的同意。

我的父亲在北京期间，经常同他的许多好友晤面，畅叙别情，畅谈祖国的光辉前景。这些好友中包括张澜、郭沫若、黄炎培等。当时随同我的父亲回到北京的我的妹妹，于一九四九年在金陵大学毕业后，一直跟在父亲身边，还没有参加工作。有一次，我的父亲和郭沫若同志谈起了这件事，我的父亲对郭沫若同志说："这个孩子就交给你吧。"不久，郭沫若同志便将我的妹妹安排到上海物理化学研究所去工作。七月下旬，我的父亲又亲自到上海去安排香港的轮船秘密开回上海的事宜。

那时候，母亲、弟弟和我，都怀着急切的心情，盼望父亲早日回到重庆。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一九五○年十月初，我的父亲离开北京，乘火车到武汉，然后从武汉乘"夔门"轮回重庆。一路上受到各地人民政府和船上的船员的欢迎。轮船到达重庆的时候，又受到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的欢迎。曹荻秋同志亲自到朝天门码头去迎接他，民生公司许多人员也到江边去迎接他。我的父亲心情特别好，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示了深切的感谢，对民生公司职工的热情欢迎，也表示了深切的感谢。回到重庆以后，我的父亲又立刻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接见。

随后不久，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父亲回到重庆的时候，我的母亲还住在北碚。我一个人先从北碚到重庆去看他，给他详细地讲了解放前后的情况，特别讲了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一家人的照顾和关心的情况，父亲听了很高兴。十月中旬，民生公司从金城银行借到一幢房屋给我的父亲住。这幢房屋在民国路，门牌二十号，是一幢有四、五间屋子的临街平房，家具都是现成的。我的母亲接着就由北碚来到重庆，在这里安了家。我的父亲很喜欢孙儿女在身边，因此母亲把哥哥的一个孩子和我的一个孩子也带到重庆来了。

正如我的父亲向周总理汇报的那样，他回重庆来，是为了处理民生公司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长江航运的问题。他回到重庆以后，对民生公司的困难和问题作了深入的了解，立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进行研究解决；一个部分一个部分进行清理整顿，决心在民生公司实现公私合营的时候，将一个整顿好了的、生气勃勃的民生公司交给国家。

这时候，一个重要的工作已经开始进行，这就是使停留在香港和海外的轮船开回国内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九五 O 年冬天开始执行的。在我的父亲的指挥下，第一只"民众"轮于五○年冬秘密离开香港，穿过国民党严密封锁的台湾海峡，安全地到达了上海。在"民众"返回上海的整个航程中，我的父亲没有好好地休息过，一直与各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计算着它的行程，担心着它的安全。当"民众"抵达上海时，他特别高兴，因为他制定的计划终于得到了实现，第一只轮船终于平安地归来。接着，大型登陆艇"怀远"和"宁远"又以载货去南朝鲜的仁川港为名，闯过台湾海峡，回到了上海。这样，民生公司在北部沿海的航线便恢复了，促进了祖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下一只轮船"太湖"却不幸出了事，刚刚由香港开出海面，便被国民党海军拦截，强迫劫持到台湾去了。船长被国民党反动派判刑，下落不明；其余船员被遣送回香港。后来才知道，原来船上的三副是一名潜伏的特务。在他协助办理轮船出港手续时，获知了"太湖"轮离港的日期和将要驶往上海，于是密报给台湾高雄国民党海军。这样，"太湖"一出公海，就被截走了。

我的父亲听到"太湖"轮出事的消息后，非常着急。这个事件的发生，说明了民生公司的轮船秘密驶回上海的行动，已经暴露给敌人；问题绝不止是"太湖"一只船，而是其余的轮船怎么办？他立即将这件事向中央作了汇报，同时密电香港分公司，命令停止向上海发船的计划，并且迅速通知留港的船员注意轮船的安全。

一九五一年春，我的父亲经过审慎研究后，决定撤回的轮船不再驶往上海，改为驶回广州，立即按新的方案进行。首先回到广州的是"石门"，"剑门"等四只小"门"字号轮船。撤回的办法很巧妙。当时香港至广州的航线，每天有两只小"门"字号轮船对开。一天，一只开抵广州的轮船，在广州出了"故障"，不得不留下来"修理"，于是通知香港分公司另派一只停在香港的小"门"字号轮船顶替。过了不久，第一只船还没有"修"好，第二只船又在广州出了"故障"，不得不又留在广州"修理"，于是香港分公司又派第三只停在香港的小"门"号轮船顶替。就这样，四只停在香港的小"门"字号轮船--"石门"、"剑门"、"龙门"、"祁门"都不声不响地回到了广州。另外三只大"门"字号轮船﹣-"虎门"、"玉门"和"雁门"，本是行驶香港至澳门航线的，载客从香港到澳门后，也先后由澳门空船驶回广州。这样，所有在加拿大建造的新船统统回来了。其余"渠江"、"怒江"、"民本"、"民俗"等轮，经过香港民生公司的努力，也取得出港签证，先后秘密地离开香港的荃湾和荔枝角，安全地回到广州。"绥远"和"定远"两只轮船，是租给丹麦宝隆公司在东南亚各国航行的，这时也解除了租约，直接驶回广州。一九五二年春，民生公司代管的三只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轮船中的"黄海"轮最后回到了广州。其余"南海"和"渤海"两轮，因为船龄太老，没有多大价值，经过驻华南代表办事处同意后，拆除标卖了。至此，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民生公司于解放前夕被迫留在香港的轮船和航行在海上的海船以及从台湾脱险开到香港的轮船，一共十八只，在我的父亲的亲自安排和亲自指挥下，以及在香港的全体船员和职工的积极努力和勇敢斗争下，终于全部回到了国内，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交通运输力量，支援了新民主主义建设。

在整个指挥轮船返回国内的过程中，我的父亲一直是在紧张和焦虑中度过的。他每天不断地了解香港民生公司轮船的动态，密电指示香港分公司的行动。每当深夜回到家里，还不停地打电话到总公司，询问新的消息，发出新的指示，常常半夜里打电话，把家里的人从梦中惊醒。为了保护人民的财产，他就是这样竭心尽力地工作的，即使是在病中，也从不停息。

不幸逝世

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对于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们的父亲，不幸逝世了。

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是在父亲逝世后的第三天，即二月十日才知道的。这天下午，矿长林虎同志走进我的办公室，来到我的面前，要我和他一起到他的办公室去一下。我放下工作，跟他一起去了。到了他的办公室里，他让我在一张长藤椅上坐下来，然后去为我沏茶。我的眼光一直跟着他，奇怪地想着：他今天为什么一反过去见面时喜欢谈笑的习惯，这样保持沉默。他端来一杯茶，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在长藤椅上挨着我坐下来，伸出一只手握住我的手，轻声对我说：

"请你镇静一些，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我的手突然颤栗了一下，立刻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灾难发生了，但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灾难会联系到我的家，联系到我的父亲。我紧张地盯住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林虎同志接下去说：

"你的父亲已经不幸去世了……"

"什么？什么？"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瞪大了眼睛，心里象有一颗炸弹突然爆炸了似的，全身剧烈地颤抖起来，"不，不，不可能！不可能！绝不可能！"

林虎同志紧紧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

"镇静一些，镇静一些。你的父亲真的去世了，前天晚上去世的。通知晚了一点。不要难过，镇静一些，……"

我的心已经完全乱了，血液象凝固了一般，眼泪突然涌了出来，顺着面颊往下淌，两眼完全模糊了。林虎同志一直坐在我的旁边劝导我，安慰我，可是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的脑子已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不幸震昏了，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似乎一切事都同时涌进了我的脑子，又似乎脑子里空空洞洞，一片茫然。哭吧，哭吧，也许那样更好些。但我抑制住了自己，没有哭出来。我终于听到了林虎同志最后说的几句话：

"……回重庆去吧，料理一下家里的事，需要在家里住多久，就住多久，不要担心工作。有困难，组织上帮助你。"

我默然地离开了他，走回家去，推开家门，再也抑制不住，痛哭起来。这一夜，我和我的爱人一直陷于极度的悲痛中。第二天天不亮，我们便带着孩子离开矿上，乘着小火车，沿着父亲创建的北川铁路去白庙子，从白庙子坐上一只父亲缔造的民生公司的轮船去重庆。下午两点，我们赶到了家里。母亲、弟弟和姑母都在家里等待着我。

父亲的灵柩就停放在客厅。他的面容安详，栩栩如生。啊！这就是养育和教导我们几十年的父亲！就是我们一直爱戴和尊敬的父亲！现在他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再也看不到他那慈祥的笑容和亲切的声音了！

是的，父亲是二月八日晚上逝世的。那天晚上，母亲在段上开会，不在家里。当我的母亲开完会回来时，发现父亲已经昏迷不省人事，连忙打电话给民生公司。民生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带了两名医护人员来，注射了强心针。令人遗憾的是，当天晚上既没有及时送医院，也未从医院请医生来，而就在我家的附近，就有一个医院，距离不过一百余米。

父亲逝世以后的第二天早上，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即来家里看望。二月十日上午，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致远同志又代表政务院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前来我家，向我的母亲致以哀悼和慰问。我的父亲生前好友张澜和黄炎培先生，从北京发来了唁电和悼辞。二月十一日，报纸刊登了我的父亲逝世的消息。

当我的父亲逝世的消息于二月九日清晨传到民生公司总公司和各个轮船后，总公司的职工自动降下了半旗，许多轮船上的船员自动降下了半旗，对我的父亲的逝世表示悼念。不少职工和船员，有的曾经直接接触过我的父亲，有的不曾直接接触过我的父亲，闻此讯息后，流下了眼泪。

当时我的哥哥在香港民生公司工作，姐姐在美国读书，妹妹在上海工作，都不能立即赶回来。能够回来的亲人，都回来了。于是决定二月十二日为父亲出殡。墓地在重庆南岸龙门浩我的父亲生前建设的民生公司职工新村附近的一座小山上。

为了悼念我的父亲，民生公司特地派了我的父亲一九二五年亲自到上海去订造的第一只轮船"民生"轮在江边迎送父亲的灵柩过江。当我们护送着灵柩到达长江边时，"民生"轮的船员们默默地站在岸边和船头，照应着灵柩上船；渡江以后，又照应着灵柩下船，然后默默地站在船舷边，目送灵柩上岸远去。看长江，滚滚江水不断地向东流。就在这东流的大江上，我的父亲曾为祖国倾注过多少心血，如今长江的水仍在继续向东流，但我的父亲却离别长江而去了。

几天之后，我的妹妹充满悲痛从上海赶回家中。又过了一月，我的哥哥一家也从香港回到了重庆。他是根据父亲生前的愿望，申请调回重庆来工作的，回到重庆后，又按照父亲的遗愿，请求组织上安排他到父亲亲手创办的民生机器厂去工作。我的哥哥和妹妹在回重庆的途中，一路上得到各地组织上的亲切关怀和照顾。

周总理在我的父亲刚刚去世后，立即详细地询问了我的父亲逝世的情况，并不止一次地询问了家属的工作安排情况，对我们一家给予了深切的关心。

特别是我的父亲去世后不久，在政务院讨论民生公司公私合营问题的一次扩大会议上，敬爱的周总理对我的父亲的一生所作的一次讲话，使我们非常感动。在这次讲话中，他高度地评价了我的父亲的一生，指出我的父亲不仅对祖国的交通运输事业和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对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也作出了贡献。

【卢国纪（1923年8月—2022年12月31日），重庆合川人，卢作孚先生次子，1948年毕业于原中央大学。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名誉院长。建国后，曾任重庆市煤炭工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重庆市工商联主任委员、重庆市总商会会长、重庆市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常委、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2022年12月31日因病医治无效在重庆逝世，享年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