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杏花村畅想曲十八北京知青在汾阳杏花村插队花絮；

发布时间：2025-07-14 17:33 浏览量：1

（8）北京知青在汾阳杏花村插队花絮：

法学学者董彦斌；谈在杏花村插队的郭路生。

直到我大学毕业时，才知道一位叫郭路生的诗人，就是我听父母与亲友谈过的“Guo Lusheng”。我从没想过这个读音是哪几个字，只知这是一位曾在杏花村“插过队”的北京知识青年。我大约在谢冕先生的诗史中看到诗人食指，以之为“文革”期间诗人的巅峰，这位食指，就是郭路生。知道以后，有些激动。以前只道杏花村进入了唐诗史，却从未想过杏花村可以进入新诗史。

知道食指就是郭路生，我有意请亲友讲讲郭路生之事，于是知道，我的邻居小伙伴(很难得，这位小伙伴后在日本信州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姑祖母，当年负责为北京知青做饭。我记得，这位老人家面目和善，站在巷中，银发映着阳光，假如有一部《至爱梵高》那样的油画电影，老人家也像油画和电影中人，为诗人端出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在杏花村生活数年的这些知青，共同写了一本书——《遥指杏花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我那时询问，并未问出多少诗人轶事，听上去，这位诗人低调得很，好像就是在屋里看书。

杏花村的人走不出去，也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于是，这些北京知青的到来，给了村里看世界的机会。

好在，杏花村算是一个温暖的小环境，知青们来此，没有出现知青作家所讲的那种极端对立。村民们喜欢这群都市阳光少年，知青们也感受到了此间善意。

桃花源就是坞堡，迁移中的人来到了村民聚居的坞堡，知青们所来到的杏花村正是如此，桃花源，杏花村，其名也仿佛。

正是在这封闭、贫瘠、善良的小围城和桃花源里，诗人郭路生继续着他的诗歌。事实上，当时迁徙权不得伸张，创作权又何尝不是？郭路生的作品，大抵上是在全国尤其是北京、北方的知青当中传抄吧。这当然谈不上正式的发表，但却是古来诗歌传播的基本模式，正是这样的传播，考验着诗人的真实的影响力。他的诗歌，都写真实的己思己见，并试图搭建一个新的语言系统。

“文革”里的知青诗人郭路生，在杏花村，恰是默不作声地戮力于斯。表达自由里应该有一条，就是说不，郭路生没有迎合“文革”期间的主流话语，这是了不起的说不。郭路生试图建筑新语言，这是了不起的构建。

杏花村于迁徙而言，是知青们被动迁来的居住地，于创作而言，是郭路生的安静的场域。想来乡民们没有强迫他念这念那，而把称赞的眼光投向郭路生桌上的书，既然是读书，便是好孩子，这淳朴的观念，就是郭路生小范围行使创作权的小桃花源。那位阳光下银发老人的饭菜，也是这样的小桃花源。

据说，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进入了中学课本，杏花村与有荣焉。

北京知青：于新《知青感觉“插队”四十周年记》。

知识青年在杏花村

在那个不可思议的年代，刚刚平息了“大串联”的激情和宗教般的狂热，在“很有必要”这一不可质疑的“伟大号召”下，我们20多个北京高、初中学生来到山西省汾阳县杏花公社小相大队插队落户。

从1968年12月到1972年10月，我在小相插队四年。干农活的累，生活上的苦都无须多说了，那都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全国的知青状况都大同小异。那些年是生产队集体所有制，产量不高，收入低下，主要种植的是高粱、玉米，小麦因产量低只是很小一部分(记得1970年，我在的小队每人只分到5市斤麦子磨下面只有4斤多；全年下来分得现金26元--当时从杏花车站坐汽车到太原，车费2.4元，从太原到北京火车慢车8.5元，来回往返合22元，加上路上吃的东西。也就是说干一年刚挣够一个回京探亲的路费)。

我想四年的“知青”生活给我最大的收益主要在精神感受上。

其一是“善”的教育，是农民对我们的善意--这是简洁的善，也是伟大的善。四年的劳动，生活中处处都能感受到普通的农民兄弟对我们的善待。

他(她)们认为:“儿那(人家)燕惶恓(可怜)咧，从喔来(那么)远的北京到种这怀(个)地方，爹妈都不在，咱们可要好好待儿那!”

知青插队景观

实际上也是这样；劳动中不让干重活，锄苗时多人来帮你完成定额，工分定的比壮劳力低不了多少；一旦家中搞到点儿好吃的，比如油糕、羊杂割、婚丧吃席……都忘不了叫你去或者就端到知青住处；有个贫农老大爷韩福全，我们刚一到村时就主动给我们做当地饭食:擦尖剔尖、切板板、锅垒……而自己从不在知青灶上吃，他说:“人人都有定量，我自己回家吃。”

直到他得病临终前，还说:“孩儿们，我知道你们对我好，我走了，你们吃饭咋办?”我们知青中有了困难、纠纷、村支书侯耀旗，治安主任李保山都经常耐心地做工作，宽解人心、排解矛盾。

当时的村中木匠王世伟(现在已是村支书)、魏虎林在给我们盖安置房时精心制作、征询意见，盖出了让我们很舒适的知青住房。

村中木匠王世伟(村支书)、魏虎林在给我们盖安置房时精心制作、征询意见，盖出了让我们很舒适的知青住房

而在村中养病的县委干部任栋国、小学教师王学义、李浮云以及邢其瑞(二狗)、潘如柏、潘如山、张德明、任天成等等一大批人都成了我的好友。当然还有房东二婶及其子女任冬元、冬梅、玲梅、玉梅、冬根，韩福全老人的子女相勤、相茹、相书；还有忠厚朴实的魏全有、闫友三、张振家、潘振宏等老人(现在多已过世--毕竟是40年前的人物)，还有……总之这些朴实的人都是对我真诚、友好、款待有加的，我进入社会后第一批遇到的好人，让我深深感到什么叫善良!

“善以待人、宽厚待人”、“心存公平、行要厚道”这些为人处世的道理，都在他(她)们身上得到体现。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许多反映那一时期的文艺作品中热情讴歌的普通老百姓的伟大人性，比如电影《牧马人》中的郭谝子，那种同情、保护知识分子“臭老九”的感人之处了!

其二,平民意识。以前以为,农村里嘛,都是农民。其实不然,在小相村有抗日、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民兵队长，解放前、后诸多的退伍军人，他们当过排长、连长、营长，比如当时的支书侯耀旗、治保主任李保山、我们12小队的普通社员潘振富……但我们1968年去时，他们都只有一个身份；农民。

他们已经数十年地在农村这块土地上生存、生活，无怨无悔。他们不会发出“食无鱼，出无车”的抱怨。如果按现在的政策，他们都属于“离休干部”，可他们一样每天下地劳动，吃高粱面……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些都对我当年内心深处起着震动和得到教益!“人贵有自知之明”“要夹起尾巴做人”“我不过是一介平民而已”这些意识渗入到自己的心田、并贯穿于以后的年华，让人平和谦恭、不张扬、能参透人世，随遇而安。

在天地幽幽、物序流转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渺小的、转瞬即逝的生命，你最好就固守在普通人的位置上!

40年前的四年“知青”生活，教会了我许多对于人生、人世的哲理、感受比如此前所认为的所谓“封建糟粕”:“得荣思辱、身安思危”“黄金非为贵，安乐值钱多”“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饶人不是痴，过后得便宜”“结有德之朋，绝无义之友”“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在“知青”生活中都从实际经历中体味到这些名言警句的内涵，实际上它们包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是前人无数经历得出的经验、叮嘱、训戒，在我后来的生活过程中都是有用和有益的。

一个农村(尤其是大点的村子)是一个大社会的缩影，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幅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万象图，从而使自己的“知青”人生轨迹得到许多启发和引导。

对于今后的一生都有裨益。

在杏花村插队的日子——北京知青谈郭路生； 戈小丽（翻译家戈宝权之女，现居美国）摘自《持灯的使者》。

1968年12月20日下午，天寒地冻，一队北京知识青年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走进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插队落户的目的地。老乡们都好奇地跑到街头观看，有个老乡惊讶地指着一个高个子叫起来：“哟，还有爸送娃儿的呢!”这个 “爸”瘦高，老成稳重，大眼睛炯炯有神，头戴灰呢老头帽，身穿半新不旧的棉大衣，左手提行李，右手提盆花——这就是郭路生。

朴实的老乡并不太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甚理解这“上山下乡” 是要干什么，只是热情地和我们叙家常，并称我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实际我们只是老三届的学生，郭路生是老高中的。

杏花村的这二十个北京知青大多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余下的便是各校不愿随本校插队跳槽跑过来的。譬如我原是北京女一中的，孙丽丽原是北京一零一中的，都是怕和原校那些战天斗地的革命左派在一起，就随人大附中的朋友们走了。

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出身好、根红苗正的都参军或留城了。真正下乡插队的是平民百姓的孩子和所谓的狗崽子。杏花村就聚集了这么一帮人：黑帮、高干、臭老九、高知、靠边儿站中层干部和平民百姓的孩子。就是在这山西晋中的村庄里，我们结识了郭路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和这种背景的知青一起插队，使郭路生避开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从事了几年自由的诗歌创作。

杏花村的知青都尽力带去了各自的“珍藏品”，如外国名著、《外国名歌二百首》、唱片及电唱机和手摇留声机各一部，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属于被禁之列。每天下工后大家分堆儿读名著、唱苏联歌曲。农村隔三差五地有电。逢有电日我们就用电唱机听唱片，无电日就用手摇留声机听，到处飘荡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流浪者》、《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把我们住的两排小农舍变成“文艺沙龙” 了。

我们这帮人都喜欢唱歌，一零一中的孙丽丽、人大附中的张燕林及我是主力。我们重唱，轮唱，上工唱下工唱，唱遍了杏花村。老乡在田头上歇工时让我们唱歌，我们唱《山楂树》及我们喜爱的文革前少儿曲《小鸟在前面带路》、《山歌向着青天唱》等。

老乡们说：“这些娃儿们唱得真怪好听的!”

但大家最感兴趣的事是听郭路生念诗。诗人朗诵诗歌的场地是我们那破旧的砖砌厨房；厨房左侧是一个大灶和用木架支起的长条案板，大灶上方的窗户早就没了窗纸，右侧是一口大水缸及一副扁担和两个水桶。

郭路生

朗诵会都是在晚饭后，郭路生总是站在大灶旁，身着褪了色的布衣裤，背对窗外的黑夜，灶台上小油灯的微光映出诗人瘦长的身影。烧粥的大锅仍有余热，不断升腾出蒸汽。

观众席在水缸和案板之间，座位是水桶、扁担和南瓜。

郭路生通常选一些自己的旧诗来朗诵，有时也发表新作。我们最爱听并一遍又一遍要求郭路生朗诵的总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因为它们不仅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还表达了我们的感情。

我仍清晰地记得他那独特的、感人肺腑的朗诵。郭路生嗓子略带沙哑，朗诵时声调抑扬顿挫，念到轻处轻得像是把词语用一丝微风送到你耳边，有时还会停顿片刻，让诗句的余味继续蔓延，真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念到激昂处，他的嗓音放大而不失含蓄，洋溢着热情和急切。念到靠近结尾的排比句时，他那急切的声音像炽热的火球不断地滚动上去，把听众的情绪完全调动起来。

食指生活中不能没有诗

我常想，他的朗诵风格之独特和感人是因为他在念自己的诗，他是用心灵来朗诵的。郭路生是唯一念诗能把我们念哭的人。

一次他朗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我至今还记得那催人泪下的诗句：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当时的两个女生还没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凡是经历过1968 年冬北京火车站四点零八分场面的人没有不为此诗掉泪的。

那时每天下午四点零八分都有一班火车把北京知青送走。当时的电影故事片显示了这样的情景：在火车徐徐离站时，知识青年从车窗中探出上身，脸笑得像打蜡的大苹果，人人手持红宝书，整齐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而实际情景是车上车下哭成一团。

有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关在学校，连家也不能回，被工宣队直接押上火车。他们的父母抱着为他们备好的行李，来见最后一面，哭成了泪人。有的父母是剃了阴阳头的黑帮或反革命，被单位造反派押来见自己孩子最后一面。有的人当时就哭昏了，被抬到站东大铁栅栏门前临时设立的急救台抢救。随着汽笛的拉响，哭声顿时变大，知青们冲向窗口，每个人都像郭路生诗中所描写的——哭喊着想抓住自己亲人的手，可是太挤了，已分不清哪只手是自己亲人的，只能任意抓住一只手，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北京 ”。

食指的诗作品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读这首诗，我仍有像诗中描写的“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的感觉。再没有人能像郭路生那样生动确切地写出当时的情景和气氛了。对在那次离别后失去父母亲属的或再不能回到北京的知青来说，那确实是“最后的北京”。

当时在农村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茫茫，《相信未来》是我们全心热爱展开全文阅读的一首诗，是我们的强心剂。我们确实得像郭路生描写的那样，以孩子的执着相信未来。诗是以低沉但坚定的情调开始的：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诗中气魄最大，情调最浪漫的是这四句：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杏花村的春天美极了，粉红色的桃花和白色的杏花开得绚烂一片，点缀了那古老的青砖瓦房。背景再衬上那青青的紫华山和山顶缭绕的白云，天然一幅古香古色的农家美景。这或许就是引发杜牧写出“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佳句的原因吧。

尽管这美景和当时的艰苦生活成反比，郭路生还是写出了优美的《新情歌对唱》。

一天清晨郭路生在村里走，先是遇见一个叫二宝的眉清目秀的男孩子，骑在一头缓缓行走的老牛身上吹笛子。

后来他走到果园，听到有人在头上叫：“路生!”抬头只见村里最漂亮的叫金莲的小姑娘坐在怒放的桃花树上，脸比桃花艳。

景和少男少女激发了诗人的灵感，写出了《新情歌对唱》这首极富民间味道的诗歌。

具体的词句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诗的风格很像《刘三姐》中阿牛和刘三姐的对唱，但比那更俏皮活泼。男方热切追求，女方连嗔带怪地拿搪。

郭路生写诗的路子很广，他能写《还是干脆忘掉她吧》这类洋诗，也能写《新情歌对唱》这类土诗，而且都能写得韵味十足。

他插队后写的另一首韵味十足的土诗是《窗花》。写的是一个农家少女，家穷只能用纸糊窗户，见富人家玻璃窗上结的冰花很是羡慕。可唯一能做的只是买下红纸，靠她的心灵手巧照着冰花剪下来。温暖的太阳出来了，富人家的冰花化了。少女欣喜地看到她贴在纸窗上的剪纸在阳光下闪烁着美丽的光芒。这首诗写得质朴、流畅、细腻，极有意境。

由于多年辗转，我当时抄郭路生诗的笔记本失落了，没法在这里引用原诗。希望《郭路生诗集》能早日出版，让更多的人欣赏。

郭路生还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而且自编自讲中外故事。讲中国故事时他还就地取材，把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顺手牵羊扯进来，引得哄堂大笑。如今只记得中外故事各一则。

中国故事叫《夜明珠》，是一个推理故事。讲故事的地点还是厨房。当讲到古代公主头上戴很多首饰时，他顺手扒拉几下案板上放炊具的瓦罐说：“公主头上还戴炒菜铲、菜刀什么的，结果把枕头划破，夜明珠就滚出来了。”把大家逗得直笑。

讲到清末年代客人收到去丰泽园赴宴的请帖时说：“这些人整整饿了三天呀，就是为了能多吃点儿。”

这真说出了我们这帮长期肚里没油水的人的想法。我们坐在昏暗的破厨房里，却被他故事渲染的气氛带到前门大栅栏，好似看到那些身穿长袍、留山羊胡的遗老遗少一脸道貌岸然，而私下却是勾心斗角、阴险毒辣。

讲外国故事是用电影剧本的方式。他用蒙太奇手法把镜头拉来拉去，把我们拉得神魂颠倒。

故事讲的是一位美国青年被上帝不断地变为各种人，尽管抗拒也无济于事，而且每次变后就会忘记他的前身是谁。一次他邂逅一位美丽可爱的女郎并深深爱上了她，便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我会变成别人的，请记住我这双眼睛，只有我的眼睛不会变。”结尾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小伙子已变成另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美丽女郎姗姗走过来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爱你!”小伙子诧异地说他并不认识她。女郎说：“可我知道你是谁，因为我认得这双眼睛!”最后的镜头是女郎挽起小伙子，两人在明媚的阳光下渐渐走远。这个浪漫的故事再加上郭路生绘声绘色的描述，使我们听得心旷神怡。

郭路生还爱开玩笑和编顺口溜。一次晚饭时他笑嘻嘻地走进厨房，说要告我们他找对象的标准：“一要出身好，出身不好父母不同意；二要心眼儿好，心眼儿不好我不同意；三要长得漂亮，长得不漂亮——”他用手扫一圈儿男生，“哥们儿都不同意。”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郭路生在杏花村没和任何人红过脸，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年纪大些，大家有事也爱找他倾吐或商量。当我们几个女生说到命运太惨，生活太艰苦时，他就给我们讲他曾扮乞丐体验生活，白天沿街乞讨，晚上露宿街头的经历。他说真正的苦不是生活艰苦，而是受侮辱。他还鼓励我们向前看，这也是我们常常要他再给我们朗诵一遍《相信未来》的时刻。

我还清楚地记得郭路生的各种表情。他沉思构诗时特别严肃，任谁叫他或和他开玩笑也不理，可在其它时候却大大咧咧。一天早晨他扛着锄头上工，裤子后一个大洞忽闪忽闪。我大叫一声：“路生，裤子后面有个大洞。”他脚不停，只是回头眯起双眼、用他开玩笑时惯用的谲谲表情说：“没事儿，又不找对象。”

焦援朝的妈妈马瑞莲阿姨曾来杏花村看她。这位副部长夫人一点儿架子没有，把每个孩子都审视一番，想帮上一把。看到郭路生裤子上的大洞，她拿起来坐在炕上就补，边补边问他写诗的事，因为她的耳朵里早已灌满了关于诗人的故事。郭路生红了脸，说什么也不承认自己写过什么，连连说自己只是瞎写。马阿姨不信地摇摇头感叹道： “这孩子多好!干活儿那么苦还不忘写诗!”这下把郭路生闹个大红脸，把我们全逗乐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郭路生在长辈面前羞涩得像个孩子。

我想杏花村每个人记忆最深刻的一定是郭路生朗诵诗时的表情：念到低沉处，他半闭眼睛，眼神幽沉而迷茫；念到抒情处，眼睛里充满快乐和跳跃的波光；念到激昂处，他执着地看着前方，眼里充满热情。他的表情和他的朗诵自然地融为一体，对听众是最大的感染。

郭路生不仅写一手好诗，干活儿也能吃苦。他在插队时很少缺工，样样农活儿都努力去干。他说吃苦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

村里的老乡喜欢他的随和、平易近人和幽默，都亲切地直呼他“路生”。他的诗才在村里出了名，尤其受村党支部书记唐庆信的看重。这个壮年汉子是复员军人，见过世面，识文断字，是个通情达理的大好人。当时我们住的院子里有一棵锯倒的大树。

我记得好多次看见郭路生和唐庆信蹲在粗树干上，一边抽烟一边聊着什么。一次唐庆信对我们说：“路生这娃儿，可不是一般人，有学问哪!”

山西省汾阳县自古是个有文化的地方，敬重有文化的人。老乡们尊重郭路生，说“路生是文化人儿!”郭路生的名声和诗歌很快传遍了方圆百里。附近公社及大队的北京知青纷纷来拜见诗人，和他谈诗，使我们杏花村快成了诗圣朝拜地了。

这种活动多是在下雨天歇工时才能进行，来者多是男生。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身穿破棉袄、腰间系草绳(当年知青的典型装束)的男青年，迎着细雨，踏着泥泞，走上通向我们住处的小土坡，破得开了花的棉袄遮不住他们洋溢的青春及脸上透出的知识气息，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风度翩翩。

郭路生的诗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他的诗不但在陕西内蒙广为传抄，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于是，不断有人给郭路生写信。有索诗的，有谈诗的，有对诗的，更有崇拜他的女性写信求爱并寄来照片的，有些还是名人之女。

郭路生还险些因为诗而大祸临头。据说有一个内蒙知识青年为投机政治，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郭路生的诗抄，说“当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决心作脱胎换骨的改造时，竟有人写这种资产阶级的、消磨革命意志的诗……”此信一直送到当时的“文艺手”江青手中。幸好江青看后只是轻蔑地说：“不过一个小小的灰色诗人而已!”就撂下了。没人能证实这段传闻，但足可说明当时郭路生的名声之大。

郭路生在杏花村只待了两年，但对许多人都有不小的影响。我从郭路生处受益最深的是他介绍给我的1968年在中国并不出名的一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深深地被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所感动。从杏花村到汾阳县、太原、北京工作直至去英国、来美国留学，我一直用这种精神激励自己。

由于是从那个年代起步，又“具备”了狗崽子的身份，我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之多可想而知。每当我处在低谷，就会想到《老人与海》中老人怎样在风浪中拖拽着大鱼，哭喊着咒骂那成群的鲨鱼把大鱼身上的肉一片片吞嗜，最后拖回岸上的只是一条鱼骨；同时又会想到郭路生问我；“你觉得老人败了吗?没有，因为他试了!”

就是本着这种“ 拖回一条鱼骨也要试”的信念，我才能多次从低谷中走出来。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这样百折不挠，我总告他们因为我在插队时认识了一个叫郭路生的人，这人竭力推荐给我一本叫《老人与海》的书。我就是用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以工农兵学员的知识基础，先去英国留学，拿到英国文学硕士，又来美国苦读，拿到美国商业管理硕士，现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主管国际销售。之所以有今天，我要感谢郭路生。我过去的路有成功有失败，我没拖回一条全鱼，但我拖回的绝不是一条鱼骨。郭路生，谢谢你，我成功了，因为我试了!

在杏花村插队的日子里，我们情同手足，真诚互助，这一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称自己为“杏花人”。

80年代后，随着“杏花人”陆续回到北京，最起码每年12月20日我们都要聚会，庆祝我们的“杏花生日”。

杏花人对这份感情特别认真，一次赶上郭新生(路生弟弟)去欧洲开会，大家硬是推迟了聚会等他。但是我们的诗人郭路生病了，总不能参加我们的聚会。80年代中期的一个大年初三，焦援朝的父母在家设宴招待杏花人，郭路生因病不能前往，我们每个人都在电话上和他说了话。他说他身体很不好，但声音还是那么热情，语句还是那么幽默。我们都未报家门，让他猜。他不但猜得准，还记得每个人的轶事。他听到我说话后马上说： “你是猫!”(我的小名是“猫咪”，杏花人都直呼我小名)，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

最后见到郭路生是随后的一个夏天，我们在张燕林家聚会，郭路生身体状况较好也去了。大家要求他念诗，他站起来念了两首新诗。只记得一首题目似乎是《我愿》，把自己的感情形容成蓝天的白云或是电闪雷鸣。郭路生的到来确实使大家高兴万分，笑声叫声此起彼伏。张燕林的丈夫刘健民也受了我们情绪的感染，在给我们照合影时不由得大叫：“杏花人，笑一笑!”引来的是一片大笑。那是最后一次见到郭路生，那张照片也是迄今为止杏花人和郭路生的最后一张合影。一晃已是1997年。

年前，我收到杏花人的来信。他们在北京一家餐厅过了我们杏花人的28岁 “生日”。大家特别高兴，又吃又聊又唱卡拉OK，还唱了我们当年喜爱的苏联歌曲，可是我们的诗人因病仍未能前来聚会。

从插队到现在28年过去了，但郭路生在杏花村知青厨房朗诵诗的形象，像一幅油画似的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窗外是漆黑的夜，厨房里小油灯的微光在轻轻跳动，年轻瘦高的郭路生身着褪了色的布衣布裤，面对坐在水桶和南瓜上的听众，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中闪烁着热情的光辉，右手高举向前方，充满感情地大声朗诵着：“相信未来 !”

而有许多评论家认为，郭路生是开创一代诗风的先驱者，其诗歌成就比北岛、顾城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更遑论诗歌界的其他后起之秀了。简而言之，就新诗创作的成就而论，食指是一座令人望而生畏、难以企及的高峰。

一位当年北京知青在汾阳上山下乡插队，现在在美国居住的华裔老太太对当年在汾阳插队时候的回忆纪实：

看后不知道朋友们知道老太太是在汾阳哪个村插的队？

“瞎哄”这个词是我到山西汾阳插队后才听到的，按晋中方言不念xia hong，而是念ha hong。意思比较复杂，可以说是集忽悠，欺骗，糊弄，偷奸耍滑，胡说八道之大成吧。下就是几个跟瞎哄有关的故事。整个文化革命就是由许多运动组成的，大小运动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１９７０年初，按毛泽东主席的安排，全国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紧接着，又开始了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毛主席要清理阶级队伍，哪一级敢不清出几个来呢？不管有没有，都得清出来,不然怎么交账？

我们村原来有个老支书，解放前是地下党，解放后当了十几年支书。四清运动时要抓四不清，工作组培养了个年轻村干部，要让他当支书。查不出老支书有四不清的问题，可谁也不是一贯正确的，总会有错，抓住点儿错把年轻人推上支书的位置。可老支书又没大错，就降为副支书。四清工作队走了，矛盾就出来了，新老支书都有自己人，变成了两派。这回要清理阶级队伍，可找不出谁是阶级敌人，于是就抓了老支书的弟弟。

解放前村里有个地下党员被捕牺牲了，20多年一直不知道是被谁出卖，不知怎么一清理阶级队伍就发现是老支书的弟弟出卖的。这可真是毛主席英明伟大呀，你看他一下指示这几十年破不了的案就破了吧。可老支书的弟弟死不承认，又没有证据。于是人也抓了，打了，关了，开了全村批斗大会（我也去开了这个会），县公安局的警察也来了两个，还是找不出证据。一个警察（好像被称作老张）在会场上审案子，拍桌子瞪眼，连唬带吓。老支书的弟弟就是一句话“我没去报信，不是我出卖的”。开完会，人是被五花大绑押走了，大概是关在公社，因为他媳妇得天天送饭，要是监狱就没有送饭的问题了。

可村里人都知道，这就是瞎哄哩。等清理阶级队伍这阵风过去后，这个人又回来了，既没定案又没平反，回来后又和大伙一起干活挣工分。可新老支书，两派人的矛盾就更大了，这可真价是瞎哄得窝里反哩。

当时村里人对自由恋爱还是很看不惯的，绝大多数女孩子出嫁都是说媒，相亲，父母做主。可是我们生产队有个妞子和本村另一个生产队的青年相爱，她的父亲很开通，虽然对方没钱，他少收聘礼也要让女儿称心。女婿的亲妈早就死了，家里是继母当家。结婚后分了他们一间房和不多的粮食，就让他们分开单过了。他们没钱，不久又有一个儿子了。媳妇拼命挖野菜，省吃省喝养了一只猪，准备过年时卖钱。他觉得媳妇跟了他真是受委屈了，自己年轻力壮，辛辛苦苦干一年，还要媳妇跟着自己受苦。

秋收时一天晚上他拿了条大口袋就出门了，媳妇以为他是队里开会，谁知他是出了村去偷庄稼。当时地里都有民兵看庄稼，把他抓住押到大队部。赶上一打三反，他就是我们村的盗窃犯，送到公社关起来，天天干重活不记工分不管饭。不知谁定的“政策”，一穗庄稼罚一块钱，说他偷了近300穗玉米，要交300块钱罚款才放人。我们怎么也想不出多大的口袋能装下300穗玉米？老乡们都说“ 瞎哄哩，还不是那些们愿说多少就说多少“。他媳妇天天做好饭就把儿子放在娘家，她妈给看着，自己骑15里路的车到公社给他送饭。哭着去，哭着回，风雨无阻。

她把猪卖了几十块，她大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细木匠，专做家具的。老西家到处托人，谁家娶媳妇要打家具的，他贴上自家存下的木料给人家打家具挣钱赎女婿。下工回来，看见他和他儿子放下镰刀就拿起锯子，在院子里给人打柜子。一直到冬天，卖猪的钱，打家具的钱，再加上家里的老底，凑齐300块钱把女婿赎回来。回来那天，媳妇在前头抱着儿子，欢天喜地，他跟在后头蔫头耷脑，想必是等着老丈人一顿恶吼呢。谁知丈母娘给做了一顿好吃的压惊，老丈人一句没骂，只说“你两个要好好一辈辈”，村里人倒是大半同情他。

还有一个老婆家，老母猪下了猪娃，她好吃好喝地把它们喂到十来斤拿到集上去卖。别人的猪娃只有五六斤，要五块钱一只。她想这是一块钱一斤哩，她就要卖十块钱一只。猪娃还没卖出去，抓她的人倒先来了，说她是投机倒把卖高价。猪娃没收，人押送公社劳动改造，外加罚款。这老婆家不是我们队的，我不知道她被罚了多少钱，关了多久才放回来。可人人都说不准大猪多卖钱，难不成倒是小猪多卖钱？瞎哄哩，瞎哄的受苦人拿钱吧。

没想到第二年春天就瞎哄到我这儿来了。我们生产队本来有个妇女队长，她丈夫在太原做临时工，在那儿找了个女朋友，要跟她离婚。她当妇女队长是因为她识字，每天能把出工的人名字记下来，交给会计记工分。她离婚了，我们当时就没有妇女队长了。

生产队长和会计就来找我：你给咱当这妇女队长吧。我说“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哪能当队长啊？再说我也不懂该怎么干活，你们找个懂行的吧。队长是选举产生的，巴黎公社呢，怎么能说叫谁当就谁当？” 队长说”什巴黎公社，瞎哄哩。明天就没人记工分了，给你个本本。明天你带上婆姨妞子们东桥外锄苗苗，活计了不用愁，我派个老西家跟上你们，不懂的问他，你只把名名记下就行喽。

“会计说“咱队里再找不出个能记名名的妇女，你就瞎哄地顶个妇女队长的名呀，给咱把名名记下就好，别的你什都不用管。 “妞子们也说你哪一派也不沾，办事公平。前头的队长不光因为她会写字，也为她是外村嫁过来的，不搅在这两派里头。我只好接过本子说“我可只管记名字，别的全不管。”队长说：“行喽，行喽，明天你就引上婆姨，妞子，后鬼孩儿们（半大小子）锄苗苗的吧......”我说：“什么？后鬼孩儿们也归我管？那我哪儿管得了啊？不行不行，这活计我不干。”会计说“我们派四全跟去哩，后鬼们有他管，你只把名名记下就没事了。”

四全比我小一岁，就住我们街对面。后生里数他鬼大，后鬼孩儿们都怕他，也都听他。既然他跟去，那我就放心不管了。就这样顶了个妇女队长的名，记了一春天，一夏天的名名，真正体会了一把什么叫瞎哄。

那年夏天天气干旱，夏粮虽然没大减产，但收了麦子后还是不下雨。春天播下的作物长不好，缺苗断垄，长不起来。于是会计向大队，公社打了报告，多少亩地受灾绝收，多少亩地减产，在公社备了案。队长带着全队人把可能绝收的地全犁了，老西家们吆喝着牲口起垄，妞子，婆姨，后鬼孩儿们在垄上栽红薯，青壮年男人们挑水浇红薯苗。那可真是扎实活计，堤坝离河床大约有两层楼高，男人们一整天就是下到河里打两大桶水挑上来再挑到地里。还好红薯栽下后不久下了一场雨，那年红薯是丰收的。

初秋，县里召开三干会，公社，大队都要去人，每个生产队去两个人。会计把我找去说眼看要秋收了，要做账，要打报告，还有好些准备工作。咱队里的情况你也知道，队长不识字，这些他做不了，我得留下做这呢。他去开会，好处是遇那该吵该骂的事了，他行哩，坏处是会议精神他带不回来。给你个本本，这回你跟着去，别余的不用你管，你就把那报告记下来给我带回来就行喽。

我说怎么这给个本本，记这记那的差事老是落在我头上，就不能找个别人去？他也笑了，说你们的档案我都看过了，你是高中生。你要是记不下来，别人也记不下来了，这是为什这差事落在你头上。我说去的都是男人们，就我一个女的。他说“不哩，宝贝也去哩。”宝贝和我差不多大，是大队妇女主任，她父亲是贫协主席。她是非常好强的，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在学校是好学生，门门功课都学得不错。毕业后不断地看书学习，不但能看《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也都能看懂了，还能打个报告写封信。她是妇女主任，对我们插队女生也很关心，每次遇见她都会和我们打招呼，聊几句，所以也比较熟悉。

我说“宝贝去我就去，她要不去我也不去”。会计说“去哩，去哩，她一准去哩。”说着塞给我一个本子，一支笔。我回到住处还没坐稳，宝贝就风风火火地跑来找我“咱两个一道里去开会......”我想准是会计叫你来的，瞎哄我去替他做记录。

大队是老队长带队，11个生产队各派两个人。我抱一床毯子，背个书包坐在我们队长的车后座上。宝贝抱一床棉被，背一个书包坐在老队长的车后座上，20几辆车骑二三十里路到汾阳城去。

三干会是在汾阳师范开，用他们的礼堂和宿舍。汾阳师范象是古建筑，房屋高大，还有飞檐，院子也大，好像是旧时的花园。我问宝贝这里以前是做什的哩？她说“不保是王府吧，郭子仪不是汾阳王吗，不保这就是他家哩。”我想这房就是旧房也还没有旧到唐朝去，清朝或许差不离。不过这房绝不是民宅，可能以前是官府或公侯宅邸。

女宿舍是一大间房，对面炕，一边大概能睡十几二十人，我们睡在中间。宝贝把她的棉被铺在炕上当褥子，书包就是枕头，两人合盖我的毯子。虽是秋初，但夜里并不冷，那么多人一间房，人人都散发着热气，盖个毯子足够了。

第二天上午开会，当时正是军管，所以是汾阳军区司令刘国耀致开幕词，后边又有几个人发言。开幕式说得都是场面话，重头戏在下午的军区参谋长报告。午饭后大家都在礼堂坐好准备听报告，哪知这位参谋长是上海人，一口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大小队干部是一句也听不懂，急得抓耳挠腮。我母亲说话就有上海口音，所以我能听懂，拿会计给我的那个本本边听边记。宝贝坐在我旁边，听不懂就看我记的。

老队长说“他这口音重哩，咱是一句也解不开（就是听不懂）。“又问宝贝“学生们能记下不？”宝贝说：“记下了，他上边说一句呀，她这里就记一句，通记下了。”老队长大喜，有学生们给咱记，咱还耗在这里做什哩？提议喝酒去。全体男人一致通过，临走时对我和宝贝说“你两个妞子不喝酒了，在这里给咱记。我们回来时间给你们带些吃的。”我和宝贝同声“不用哩。”转眼间我们村的大小队长们全走光，就剩我和宝贝两个人一个记，一个看。

过了一会儿我们后面一排另一个村的干部就伸个头过来问宝贝：“你家村里的男人们都到哪儿去了？” 宝贝倒也实话实说“喝酒去了。” 那人问：“那你两个在这里做什哩？” 宝贝说：“她这里记录这上边说的话，我这里看他说什哩。” 那人略带吃惊：“能记下了？“ “能哩。她是北京来的插队学生，通记下了。” 后面那排的人说早知道咱也带个学生来了，坐在这里解是解不开呀，走又不敢走。要有个学生给咱记，咱也喝酒去。

这报告从国际形势说到国内形势，反了资本主义又反修正主义，形势一片大好，最后是秋后要交公粮。县里定下各公社该交多少，当晚公社和大队干部开会布置任务。明天各大队讨论，落实到每个生产队交公粮的数目。会开完天都快黑了，我们走出礼堂，看见我们队长蹲在礼堂门外的电线杆下抽烟。见到我们，他从兜里拿出一个纸包交给宝贝“给你两个买的月饼“。宝贝把纸包举到鼻子底下闻了一下，说”一股子烟味气“。

晚饭后老队长带大队干部去和公社干部开会，我和宝贝没事在汾阳师范校园里转转，又和别的村的妇女干部聊了会儿天。第二天上午各村开会，落实每个生产队的公粮任务。公粮数目是按每亩地平均多少斤乘与各队有多少亩地计算的，大队会计拿着一张表格，念出每队该交的公粮数。他刚念完我们生产队要交的数目，我们队长就跳起来，挥拳瞪眼，跺脚大骂，“胡说哩!我家队里有一半地绝收哩，还有受灾减产的。绝收也能交公粮吗？交什哩？”别的队长说你受灾，我们也受灾了，不能你少交，把多出来的都摊到我们队里。我们队长说我受灾，多少亩绝收多少亩减产，我都报到公社备了案的，你们报了多少亩，倒说出来给我听听。结果是全村11个生产队，只有我们一个队报了受灾。大小队干部吵成一团，老队长按不住了，只好带着他们去找公社书记商量削减公粮任务。

我们队因为备了案的，公粮数目就减下来了。队长回来很得意，对我说：“咱队这会计脑筋绝哩，一看受灾他就早早地做下账报到大队，公社备了案。今天我去一说，他们查到咱报过了，就把这公粮减下来了。今年咱队口粮是没问题了，还能存下些饲料粮。红薯收了再把社员们的卖猪补贴饲料兑现了，往后就好办了。”其他10个队的队长围住大队会计和统计计算自己队里能报多少亩受灾，赶着打报告，老队长又领着他们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整个三干会就是县里跟公社，大队，生产队为交公粮讨价还价，争了三天把任务定下来，散会。

回到村里，会计正在队部做账，我把那本本交给他。队长说他怎么跟大队和公社吵，我们队可以少交多少公粮了。会计一边听一边翻看我的纪录，然后对队长说：“以前咱听什报告都是口说无凭，咱这里才将将子按他那精神办了，他倒又改了。真价是瞎哄得咱不知怎做好哩，又没个证据和他说。这回咱有这记录了，这是白纸黑字写下的，再要过来什了就拿这和他说去。“说着把那记录收到抽屉里，还锁上了。

我想这可真是瞎哄哩，我都不敢保我没记错，你倒把它当宝贝锁起来了。我们队长是出名的凶，动不动就瞪起眼来骂人，社员们怕他，干活不敢瞎哄。那年虽然受了灾，但大家拼命苦干，又减免部分公粮。所以口粮加上卖猪的补贴粮，全队人吃饱是没问题了，还有近五毛钱的分红。大家都摩拳擦掌，预备明年跟着队长再大干一场，争取一块钱分红。谁知上头又来了新指示，农业学大寨，小队并大队，原来的11个生产队合并成5个生产队。队长会计都换了人，人心一下子就散了。

我要回家探亲了，临走前一天队里的妞子，嫂子，大娘，大婶们都来托我从北京给她们买东西。五毛来钱分红，大家手里总算有点儿钱了。我有一件人造丝的衬衫，当时买料子是一块钱一米，还是宽面的，大娘大婶们都说便宜。那天好几个人来托我买那种人造丝，还有托买塑料凉鞋的。有要出嫁，问婆家把衣裳钱拿过来的托我买毛哔叽的。还有要买毛巾，尼龙袜子的，挤了一屋子人。这回我可真得拿个本本记了，谁交了多少钱，买什么东西，多大号，什么颜色...... 有个妞子说“我大原说给我买块绸绸做棉袄的，这一并大队，怕明年分不下钱来，就只给一块钱买那人造丝做衬衫了。

“ 一个大娘说：“这并了大队还不知要怎哩，可不敢再象了那吃食堂的时间。” 大婶，嫂子们都叫起苦来，吃食堂时间是跟三年灾害连在一起的。那会儿们谁饿得全身都肿了，谁的奶奶就是那会儿饿死的。后来刘少奇时间开了自由市场，准咱卖自家的东西了这日子才好过了。于是扳着指头数：谁家是刘少奇时间盖的房，谁是刘少奇时间娶的媳妇。一个妞子掀起罩衣指着打了补丁的绸子面棉袄说：“这是刘少奇时间给我姐做的，我姐都嫁了好几年了。“一个大婶说：“这会儿们也不知把刘少奇老西家瞎哄到哪了哩。你卖点儿东西就说是资本主义什的，这就不准受苦人过好生活哩。”

本想就是乡亲们来托买东西的，谁知变成忆苦思甜刘少奇怀念会了。其实那时候刘少奇已被迫害致死，但不管是谁怎么说他是叛徒，内奸，工贼，在黄土高原上，汾河两岸低矮的农舍里，有千千万万受苦人从心里怀念刘少奇时间，从心里尊敬刘少奇老西家。因为刘少奇时间的自由市场是真的，刘少奇时间他们盖的房是真的，刘少奇时间他们娶的媳妇是真的，刘少奇时间他们能吃饱肚子赚到钱是真的。不管谁说什么，刘少奇老西家没有瞎哄受苦人。

回忆过去相信未来

知青往事：重回40年前插队的杏花村，顾建华看到房东大娘时很难受。

2002年，是北京知青顾建华在山西汾阳杏山村插队整整40周年。

回到魂牵梦绕的杏花村，找到了当年的房东大娘，已经是年过80岁的老太太。看到大娘的生活比60年代好多了，但还是很差时，顾建华这个50多岁的男人忍不住抹眼泪！

顾建华和同学们在北京火车站坐上火车来到了山西汾阳

1968年12月18日，顾建华和同学们在北京火车站坐上火车来到了山西汾阳。

被分配插队的地方是杏花村。

连同顾建华一起到杏花村还有19个知青。

刚到农村，很多都是新奇的，觉得很新鲜。

但是，劳动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记忆犹新。

那时候，顾建华清楚记得，就是吃饭的问题很头疼。

因为都是10多岁，从没煮过饭，现在动手煮，不是烂就是没熟！

20个人轮流做，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好饭。

最后是生产队长老唐推荐顾建华当时住在的房东大娘帮他们做饭。

当时大娘40多岁的年纪，干净利落，做饭非常好。

无论是面条，还是蒸窝头，大娘不用手攥，而是用铲子铲，准，快，好！所以，蒸出来的窝头又松又软，很爽口。

那个时候顾建华个子少，大娘常常提醒他多吃点，就像妈妈一样亲切。

煮饭的问题解决后，顾建华就和知青们一心一意跟着乡亲上山下地，风里雨里，日晒雨淋不停的干农活！

多年以后，顾建华回忆插队的岁月，非常的动情又感慨：

那时候多么的单纯。每天干完农活回来就是洗洗就睡。天一亮又出工，日复一日！

插队的故事太多了，在脑子里存了许许多多，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来都睡不着觉。但提起笔时，心潮起伏，却不知道从何说起，从哪写起。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虽然经历了很多，但我们好像永远定格在当时插队的岁月，离开杏花村已几十年了，但杏花村插队的经历给我们打下的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基础，让我们一生都受益匪浅。

我爱杏花村，我留恋那插队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