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狱中待遇和四人帮不同，母亲朱旦华提一请求，组织马上准许

1993年秋，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迎来了一位身着朴素的新工人，他叫李实。

所长亲自为大家介绍这位新同志，说道：“李实同志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一直在空军工作，1989年转业到江西省公安厅。考虑到长期夫妻两地分居的现实情况，如今调到上海，来咱们所工作，大家掌声欢迎。”

李实被安排在总工程师办公室任职。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快便熟悉了业务，没过多久，就成了所内技术管理方面的骨干。

两年后，主管技术的副所长发现李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向所长提议，提升他为中层干部。

所长对李实十分重视与赏识，可一提到升职，却没有马上答应。

李实也表示，自己身体不太好，实在无法承担更重要的工作担子。

李实在工作中吃苦耐劳，平日里待人诚恳，谦逊实在，在研究所里，上上下下每个人都十分尊重他。

不过，在生活中，也存在不少让同事们感到疑惑的细节。

比如，每次基层普选的时候，李实总会因为出差或者生病，不在单位。

党员开会时，同事们都去参加了，可一直在空军工作多年的李实，却称自己不是党员。

同事们对此感到不可思议，他在空军工作了十几年，居然不是党员？

李实解释说：“过去我一心想入党，可条件不够。现在年纪大了，也没那个想法了，反正入不入党，都一样能为国家做贡献。”

有同事追问：“是不是因为家庭成分的缘故？”

李实笑着回应：“也许是吧！”

1991年，上海《科技日报》转载了一篇文章，文中透露了毛远新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的消息，还提到他化名“李实”。

研究所的同事们看到后，争相传阅。

同事们都惊讶不已，也瞬间明白了曾经那些让他们疑惑的问题。大家心照不宣，没有人会在毛远新面前提及这件事，依旧把他当作好同事、好朋友。

毛远新在这儿工作了8年，这8年的时光平淡又充实。

回首过往，一切都仿佛隔世一般……

1941年2月，毛远新诞生于新疆，他的生父是毛泽民，生母为朱旦华。

彼时，毛泽民正于新疆积极投身革命工作，在财政领域为当地百姓谋福祉。

然而，风云突变，1943年9月，反动军阀盛世才将罪恶之手伸向了毛泽民，毛泽民不幸遇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

此时，年仅不足3岁的毛远新，便跟着母亲朱旦华陷入了牢狱之灾。

在狱中艰难熬过的时光里，朱旦华始终坚强地守护着毛远新。

直至1945年7月，在组织的全力营救下，他们终于重获自由，辗转抵达延安，此时的毛远新不过4岁多。

随后，朱旦华改嫁方志敏之弟方志纯，举家前往江西南昌生活，毛远新也随之开启了在南昌的童年时光。​

1951年，朱旦华前往北京开会，特意带上了毛远新。

会议结束后，她带着毛远新进中南海拜见毛泽东。

毛泽东初见10岁的毛远新，便被孩子的聪慧所打动，心中满是欢喜，当即决定将毛远新留在北京上学。

彼时，毛岸英已然牺牲，毛岸青又长期患病，毛泽东自然而然地将对儿子们的关怀，倾注到了毛远新身上，用心地关心、培养着他。​

但毛泽东日理万机，实在难以周全毛远新的生活起居。

江青察觉到毛泽东的心思，加之自己没有亲生儿子，而毛远新与李讷年龄相仿，便也对毛远新关怀备至。

日子久了，两人之间逐渐培养出深厚的感情，毛远新亲切地称呼江青为“妈妈”，江青则亲昵地唤毛远新“小豆子”。​

这种特殊的关系，不仅给了毛远新温暖，也为他日后的道路埋下了复杂的伏笔。

1960年，毛远新从北京101中学毕业，他凭借自身优异的成绩，成功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

入学后，经过慎重考虑并征得毛泽东同意，毛远新转入“哈军工”继续深造。在“哈军工”，他凭借自身努力，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

这里的学习环境更为严苛，但也更贴近毛泽东对他的期望。

毛远新深知，自己不仅是一个学生，更是承载着家族与国家期望。他刻苦钻研，力求不辜负这份信任。

1964年暑假，毛远新回北京休假，时常陪伴在毛泽东身旁。

7月5日，毛泽东与即将大学毕业的毛远新探讨起毕业方向。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当组织学生去农村参与‘四清’，去工厂开展‘五反’。若不了解阶级斗争，怎能算大学毕业？”​

不久后，高教部负责人听闻此番谈话，主动向毛泽东请示，希望内部印发由毛远新记录的谈话内容，以此推动教育改革。

毛泽东应允了这一请求，还破例同意在这份内部文件上署上毛远新的名字，文件名为《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文件一经下发，迅速在全国教育界传播开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毛远新的名字，开始与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许多人眼中的特殊人物。

这一时期，毛远新的身份已不再仅仅是毛泽东的侄儿。

他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义，逐渐成为公众视野中的焦点人物。

他的成长轨迹，与国家的命运、家族的期望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独特而复杂的人生起点。

在“文革”时期，毛远新的崛起备受各方关注，当时身处中央的姚文元，都在1980年7月25日接受审讯时透露，自己一直感觉毛主席似有培养毛远新之意。

1965年，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遵循毛泽东的建议，投身部队开始军旅生涯。

“文革”的浪潮涌起后，对政治满怀热忱的毛远新重回“哈军工”。

那时候，毛泽东与毛远新关于教改的谈话早已在全国广泛传播，这使得毛远新在红卫兵心中，成为了极为接近“红太阳”的标志性人物。

东北地区的众多群众组织及政治人士，也对毛远新格外关注。

此后，毛远新仕途顺遂，先后担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以及沈阳军区政委等要职。

身居辽宁省军政要位后，毛远新事务繁忙，但始终与中南海保持密切联系，尤其是和江青往来频繁。

生活中，他依旧亲切称呼江青为“妈妈”；政治上，更是紧跟江青步伐，对其言听计从，按照江青等人的意图行事。

1975年9月27日，毛远新前往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途经北京时，特意前去拜见毛泽东。

交谈中，毛泽东发现毛远新在地方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对政治问题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禁深感欣慰。

基于此，毛泽东决定安排毛远新作为自己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然而，毛远新成长于“文革”特殊时期，思想深受极“左”思潮影响，与“四人帮”立场一致。

这使得他与邓小平在政治理念上严重相悖，对邓小平主导的整顿工作极为抵触。

毛远新利用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多次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中，扮演了极为特殊的角色。

当时，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做法，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十分在意中央及社会各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所以，毛泽东在向毛远新了解辽宁情况时，还特意询问了中央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毛远新汇报称：我感觉社会上有一种风气，围绕着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主流还是错误是主流，存在分歧。

毛泽东追问：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气吗？

毛远新答道：有，1972年批极左时就有，现在这股风气似乎比那时候更盛。毛泽东又问：这股风来自哪里？

毛远新回应：我觉得来自中央。我留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发现他很少提及“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也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很担心中央，怕出现反复。

毛远新的这番话让毛泽东陷入沉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客观可信，进而对邓小平产生了不满。

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时，再次提到邓小平从不谈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存在问题。

毛泽东听后，决定挑明他与邓小平之间的分歧，让毛远新出面“帮助”邓小平。

毛泽东对邓小平产生不满，与毛远新有着关联。对此，姚文元也有所察觉。

1980年7月15日接受审讯时，姚文元曾说：“批邓期间，毛远新常常到江青那里商量事情。当时主席还在，邓小平主持工作，很多问题毛主席原本是支持他的，怎么会在毛远新汇报后态度一下子转变了呢？没人解释过，我也有这个疑问。”

毛远新曾向邓小平转达毛泽东的意见，让邓小平再主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

邓小平婉言拒绝道：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由我主持开这样的会不合适。

毛远新将邓小平的话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自然很不高兴。

11月24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由邓小平主持。

他在会上宣读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后，便不再多言。人们都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参会的张震对邓小平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多保重。”

邓小平听后，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果然，毛泽东对“打招呼会议”的结果十分不满。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一场新的政治运动随即在全国展开。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下，邓小平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从此淡出公众视野。

这一变化迅速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关注，有关他遭受批判的消息，如潮水般在干部与群众之间蔓延开来。

众人心里都明白，这场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明摆着就是“四人帮”针对邓小平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打压。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举国悲痛。

民众自发地以各种方式，沉痛悼念这位深受爱戴的领导人。然而，“四人帮”却对民众的悼念活动极为反感，甚至变本加厉，采用含沙射影等手段，对周恩来进行恶意攻击。

他们的行径，彻底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民众的反抗情绪如星火燎原，迅速蔓延。

1976年3月，南京率先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人们走上街头，悼念周恩来，同时表达对“四人帮”的强烈不满。

这场运动迅速产生连锁反应，在短时间内便波及到了全国各地。

此时，重病在身的毛泽东，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全面、深入地了解事件的起因、性质及具体状况。

毛远新作为他与外界沟通的重要桥梁，几乎成了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的唯一信息来源。

毛泽东只能依靠毛远新的汇报，来判断是非曲直。

4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已出现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局势。

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未参加会议，华国锋主持但未表态，只有“四人帮”在会上叫嚷。

毛远新在4月2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使用“敌人”“国内外敌人”“借故闹事”“钻空子”等词汇，将群众运动定性为敌对行为。

4月4日，天安门广场爆发更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运动。

当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邓小平已被排除在外，叶剑英等人仍未出席，

其他与会者多不表态，只有“四人帮”激烈发言。张春桥和江青认为“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准备形成的”“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毛远新将这些言论写入给毛泽东的报告，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并强调事件“有计划有组织”，将责任直接推到邓小平身上。

“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的这些言论，既不能代表政治局全体成员的共同看法，更算不上是政治局作出的决定。

但毛远新却在汇报时肆意加工，将“四人帮”的言论说成是政治局全体成员的一致意见，把他们的只言片语，当作了政治局已经作出的定性结论。

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之中夹带私货，其中最要害的，就是对“天安门事件”的“定性”。

毛泽东经过一番思忖，他向政治局提出建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但保留其党籍，以便观察其后续表现。

这一建议，让邓小平再次陷入艰难困境。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因病逝世，全国沉浸在悲痛之中。

然而，毛泽东的离世并未让政治斗争停歇，反而让“四人帮”加速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毛远新作为“四人帮”的重要支持者，继续站在他们一边，成为其计划中的一枚棋子。

他与江青的特殊关系以及个人的政治野心，使他并未因毛泽东的逝世而退缩，反而更加活跃于中南海的权力斗争中。

这一行为引起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注意和不满。

毛泽东逝世后，毛远新作为联络员的职责本已结束，但他并未选择返回辽宁，而是试图留在中央继续发挥作用。

9月19日，江青给正在人民大会堂处理事务的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扩大会议，并提出让毛远新参加。

华国锋不同意开会，江青却一再坚持，甚至亲自赶到人民大会堂逼迫华国锋就范。

无奈之下，华国锋与几位政治局委员坐下来听取江青的意见。

江青提出，要将毛泽东的书籍和文件交给她与毛远新保管，理由是：“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妻子和秘书，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

华国锋明确拒绝。

张春桥随即提议，可交给张玉凤保管，由毛远新协助登记整理。

江青同意这一方案，但华国锋依然不允。

江青与华国锋争吵了五个多小时，华国锋始终未让步，最终表示此次会议因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不算常委会，决议无效。

江青无奈返回，但随后每天纠缠张玉凤，试图获取文件，甚至骗走两份文件。

张玉凤向华国锋和汪东兴汇报后，华国锋下令追回文件，并发现文件已被江青改得面目全非。

华国锋和汪东兴对此极为愤怒，随即下令封存毛泽东的所有文件，彻底粉碎了江青和毛远新的图谋。

9月28日，毛远新与江青、张春桥在中南海201号密谋，决定由毛远新直接给华国锋写密信，提出自己是留在中央还是返回辽宁的问题，并计划在次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逼迫华国锋同意其留下。

9月29日，政治局会议召开，华国锋主持。他首先表示，江青提出要工作的问题，毛泽东生前已定，她仍研究国内外动态，不予改变。

接着，华国锋当众宣读了毛远新的密信，并率先表态：“我同意毛远新回辽宁工作。”

“四人帮”闻言大怒，立即围攻华国锋。

江青强硬地说：“毛远新应该留下，必须留下！只有他熟悉毛主席临终前说的话。”

张春桥和姚文元附和：“毛远新应该留下。”

江青又补充：“毛远新留下，是要处理毛主席后事的。”

华国锋反问：“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

汪东兴随即证实：“是的，江青同志说这个话时，我在场。”

王洪文和张春桥无言以对，江青则开始撒泼，情绪激动。

张春桥提议：“让毛远新暂时留下来，他熟悉情况，主席写的东西，只有他能看得懂。”

江青立即附和：“对，毛主席的文件交给毛远新，我放心。”

叶剑英表态：“我同意华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回辽宁，文件仍由办公厅负责保管。”

李先念也表示：“我同意华国锋和叶帅的意见。”

会议陷入僵局，江青继续吵闹，甚至赶叶剑英和李先念离开，说：“你们无关的人都走。”

华国锋考虑叶剑英和李先念年事已高，会议已持续数小时，便劝他们先休息。

两人离开后，汪东兴坚持留下保护华国锋。

“四人帮”轮番攻击华国锋，试图迫使其改变决定，华国锋和汪东兴则保持沉默。

待“四人帮”吵累后，华国锋直问江青：“你究竟想干什么？”

江青回答：“开三中全会，毛远新留下起草政治报告，确定人事问题。”

此言暴露了他们的野心，华国锋断然拒绝：“会就开到这里，毛远新回辽宁。叶剑英、李先念不在场，开三中全会问题不讨论，开也要由我作报告，由我准备。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由政治局讨论决定。”

说完，他起身离开。

这次会议让华国锋与“四人帮”的矛盾彻底公开化。

华国锋意识到“四人帮”的野心，决心联合政治局多数同志，采取果断措施。1976年10月初，华国锋与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作出抓捕“四人帮”的决策，定于10月6日晚在中南海怀仁堂实施。

当晚，华国锋和叶剑英亲自坐镇，抓捕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并派人前往中南海江青住处将其拘押。

他们并未忘记毛远新，决定将其一同抓捕。

汪东兴安排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祠执行抓捕毛远新的任务，并让毛泽东生前的卫士李连庆协助。

毛远新当时住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这一地点本是毛泽东生前接待客人和开会的地方，一般人无法入住，但毛远新因特殊身份得以例外。

颐年堂离江青住处很近，便于他与“四人帮”频繁联系。

他还从沈阳军区带来两名身手不凡的警卫，昼夜跟随，三人均携带手枪。

10月6日晚8时半，张耀祠和李连庆身着便衣，带领几名警卫前往颐年堂执行任务。

他们未携带武器，依靠周围站岗的警卫员作为后盾。

当晚，毛远新刚吃过晚饭，给沈阳的妻子全秀凤打完长途电话，正在房间看电视。

李连庆率先进入房间，毛远新见状一愣，仍未察觉异样，招呼道：“老李，有什么事？来，一起看电视。”

李连庆直言：“想给你换个地方。”

毛远新不解：“换到哪里？我得收拾一下。”

李连庆说：“不用了，现在就走。”

毛远新听出话中含义，盯着李连庆问：“你来抓我？”

此时，张耀祠率警卫员进入房间，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要对你实行‘保护审查’，你要交出手枪。”

毛远新怒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

他拒绝交枪，张耀祠下令，警卫员上前收缴了手枪，毛远新未再反抗，被押走。

毛远新被“保护审查”后，最初关押在中南海一处地下室，很快被转至秦城监狱。

鉴于他是毛泽东的亲侄子，与“四人帮”有所区别，他在监狱中受到较好待遇。

监房干净整洁，一日三餐有保障，每天有自由活动时间，可阅读报纸、书籍，后来还能在固定时间看电视。若身体不适，监狱会从城里请医生为其诊治。

1987年，毛远新的母亲朱旦华给中央写信，请求将毛远新转至江西南昌服刑，以便她能经常探望。

考虑到朱旦华是老革命者，且毛远新的特殊身份，这一请求获批。

毛远新转至南昌后，仍享受较好待遇，单独居住一处房屋，可看书、读报、看电视，饮食无忧，母亲也能随时探望，只是无法与外界接触。

这种待遇形同狱外生活，毛远新利用这一条件大量阅读书籍，度过了服刑的最后几年。

1993年，毛远新刑满释放，结束了17年的囚禁生活。他向组织提出希望继续工作的请求，组织经过考虑，决定安排他前往上海的一家研究所担任工程师。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关注，他不再使用“毛远新”的名字，而是化名“李实”，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毛远新到研究所后，工作特别努力，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

他本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高材生，在业务上很快就成为研究所的骨干。

许多年轻人遇到疑难问题，都向他求教，毛远新也很热情，认真帮助青年科技人员解决各种难题。每天，毛远新都是比较早地来到班上的人。

一到班上，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平时很少讲话，但为人热情、谦和，工作态度认真，因此，他多次被评为先进，在单位里威望很高。在人们心目中，“李实”工程师是一个好人。

2001年，毛远新60岁，按规定，他退休了。

退休后的毛远新，每月领着一份退休金，和家人一起在上海过着平静的生活。

那些曾经的权力斗争、历史风云，仿佛已是另一个世界，与李实再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