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何云峰回忆老首长陈赓

忆陈大将军

何云峰

陈赓同志是举世闻名的大将军，抗战初他领导一个旅，到解放战争结束，已发展成拥有20万精兵强将的野战兵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的部队共消灭日伪军和蒋军50多万、土匪武装20多万。陈赓同志始终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继承红军光荣传统，在建军、治军上，有许多新的建树。陈赓戎马一生，指挥打了无数漂亮仗。他横刀立马，运筹帷幄，显示出叱咤战争风云的伟大气魄，练就了出神人化的军事指挥艺术，终使他的部队成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军。陈赓不仅善武略，而且具文韬，是经文纬武的铁将军。

我在他领导下，由一个红小兵，逐渐成长为一个大区的领导，对他在军事政治两方面的辉煌成就，均有切身体会。但鉴于他在指挥打仗上已有不少文章和文艺作品加以叙述，故本文只想就他坚持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注重政治工作，谈谈我的认识。

(一)

抗战初，我们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时，任旅长的陈赓，在认真贯彻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本部队特点，又特别强调了三条:即一，开展反张国焘战线的斗争;二，加强共产主义的基本教育和党的领导;三，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干部的战术修养。他看到我们这些由红军改编过来的干部，虽然斗争历史久，有战斗经验，但大部分政治水平较低，战术素养缺乏，文化水平不高，所以他号召部队:“要努力提高军事政治素质，工农分子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实际化。”他这里说的实际化，就是要知识分子干部能在实践中锻炼提高自己，向工农干部学习。

三八六旅的前身是红三十一军，曾受张国焘错误的影响。众所周知，张是一个不讲政治、不讲团结、不讲政策纪律的典型，这正如一首顺口溜说的那样:“中央领袖个个好，只有国焘最糟糕，群众纪律他不要，知识分子命难逃。”陈赓同志认为:“加强共产主义基本教育和党的领导，根本肃清国熹路线的残余和军阀主义倾向，只有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认识和党的绝对领导才有保证。”这些话他不仅记在日记上，而且常讲给我们听。我当时是三八六旅七七二团青年干事，对他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印象特深。

陈赓同志非常注重政治建军，关心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参加政治部的各种会议，提出加强干部教育的各种意见。我多次见他为党员上党课，重大节日为部队作传统报告，研究部署政治工作，给群众做宣传工作，督促检查群众纪律。1938年10月14日，我们部队行军要经过神头岭。此前，他指示我们七七二团要以连为单位举行“回忆会”，即回忆年初，我部队在此地伏击日军，歼敌1500人的战例，以教育新战士，提高战斗情绪，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陈旅长为部队开好回忆会，还亲自拟了15条标语，四处张贴和书写。陈旅长对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给予了很大重视。比如，1938年3月底4月初，我七七二团根据陈旅长指示，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中心议题是讲巩固部队问题。会上，传达了陈旅长对近期逃亡现象分析的五条原因:即支部工作不健全;干部责任心差;教育不深人;军阀主义滋生;新战士怕战斗残酷。据此，他要干部分头对新老战士讲话，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陈赓同志对政治工作的重视，不只是停留在做指示发号召上，而往往是率先垂范，亲自去做。比如前面说到的干部会，就是他召集旅政治部各科长开会研究决定的。陈赓同志关心支持政治工作，亲自做政治工作，这对一个军事统帅来说已属不易，可是他还嫌做得不够，在他的一篇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在这一年的工作里，对军事工作比较努力，而对政治工作则注意不够……以后必须纠正。”陈赓同志有智谋，善钻研，肯学习，且十分重视文字工作。正如古诗所言，他可以“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以他的名义或以党委的名义发往中央的电报和战斗文书，有不少是他亲自起草的。正是由于他好动脑勤动笔，总政当时组织的《火线通讯社》特聘请他为一二九师固定通讯员。他在日记中勉励自己:“无论如何每月必须写篇寄去，就从这一月开始吧!”陈赓为了把他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战役战斗记录下来，还利用战斗间隙尽可能坚持写日记。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书名的《陈赓日记》，就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我还听说，陈司令员很关心通讯报道工作，有的新闻稿是他过目或亲笔修改后才发出的，这对搞通讯报道的同志是巨大鼓舞。

陈赓同志是驰骋疆场的一代名将，也是尊重政工干部，支持政治工作，亲自做政治工作的模范。他的身体力行，对我们这些长期做政治工作的干部，是巨大的鼓励和鞭策。

(二)

毛主席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抗日战争初期，特别是1940年，太岳军区由三八六旅和山西新军(即原决死队一纵)合并组成后，身为司令员的陈赓，狠抓了干部的培养教育和选拔使用。在这方面他有很多重要举措。

干部交流是他提高干部军政素质的一个重要措施。早在名为阎锡山部队实为我党山西工作委员会组建和领导的决死队时期，我党就从八路军派了一些军事干部，以游击教官或其他名义，到其部队任职。1939年阎锡山发动12月政变后，这支部队正式纳入八路军序列，其中的决死一纵队同三八六旅合并组成了太岳军区。这时，陈赓同志看到三八六旅虽然英勇善战，但文化水平较弱;而一纵队则相反，文化水平较强，但作战经验却比较缺乏。于是，他同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同志商定，将这两支部队的干部进行交流，以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即从我们三八六旅调一批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干部和有红军党政工作经验的政工干部到一纵队任职。李成芳、查玉升、蔡爱卿、黎锡福等一大批军事干部和刘树槐、胡占魁等一批组织干部就是这样从三八六旅先后调到了决死一纵队当各级领导的。一纵队中的三十八团、二十五团的一大批有文化的优秀政工干部如雷荣天、雷起云、张子明、赵华青、吴效阂、张钧、张王绪等则调到了三八六旅任职。这两支部队的干部交流，也是在贯彻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领导的指示。干部交流的结果，不管是三八六旅部队，还是决死一纵队，在其新调来的军政指挥员的带领下，经过几次实战和训练，都成了有文化、能打仗的铁军。这是陈赓领导的部队文、武人才多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军事干部在决死一纵队这个大环境下，也逐步提高了政治和文化素养;政工干部在能征惯战的三八六旅的熏陶下，也学会了打仗，进而使不少干部成了文武兼备、军政双全的优秀指挥员。原来是学生出身，在决死队为政工干部的赵华青、吴效阂，后来竟成了足智多谋、指挥若定的将军。我三八六旅一些军事干部，后来又成长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还有一些则是军政全能，他们时而当军事指挥员，时而当政工干部。一个连，以至一个营、团、师、军，有时还出现了一些军政职务两付担子能够双肩挑的干部。在战场上，常有这种情况:军事指挥员牺牲或负伤离开阵地，政治干部立即接替指挥，同样打胜仗。除此以外，陈赓还实行了军地干部交流。他的部队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地方县大队、游击队、武装民兵升级来的，这些武装中有不少优秀的地方干部，他又把这些干部同军队干部实行交流，从而使地方武装很快适应了大兵团作战的需要。有些地方干部，后来也成了能文能武的宝贵人才。老部队干部也从地方干部身上学到了不少好经验、好作风。我们部队的团以上领导班子，很多都是不同部队干部搭配而成的。如我所在的七七二团(后为二十八团、一0九团)的领导班子，就是一个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新部队和老部队干部搭配而成的典型。如解放战争初期团长是周学义(老红军，工农干部)，政委张子明(原决死队的知识分子干部);再后来的团长是赵华青(原决死队的知识分子干部)，政委是何云峰(老红军，工农出身)。直到解放战争末期，大都如此搭配，如团长顾永武是老红军，工农干部，政委马子安是原决死队的知识分子干部。事实证明，这样组成的班子，既能优势互补，又有利于部队的团结，还可以迅速实现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实际化，从而使部队的军政素质得到迅速提高。

大胆提拔使用干部，是陈赓同志在干部政策上的又一个特点。他对干部知人善任，量才录用，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三八六旅在陈赓和政委王新亭调太岳军区工作后，他们就把军事工作委托给参谋长周希汉，政治工作委托给旅主任张祖谅，很长时间都是如此。周希汉原是四方面军的一个参谋。调三八六旅后，陈发现周善于用兵，参谋业务熟，又有一些文化知识，就先让他当作战股长，后部队扩大，即要其到补充团当参谋长，经过一段独立工作锻炼，就调在旅部当了参谋长。作战中他经常要周在一线代他指挥作战，从而增长指挥才干。周希汉逝世后，新华社向全国发的通稿称他为“我军的一员战将”。同样，陈赓对张祖谅，也是极力培养，放手使用。张在当宣传员时，陈赓就注意到他，以后不断培养，从干事、锄奸科长、正副主任，一直当到三八六旅政委。张后来改任军事干部，在其任六十军军长时，到朝鲜前线指挥打了很多胜仗。有一次陈赓说到张时，有这么一段话:“许世友曾对我说，张祖谅很会打仗，很有魄力。我说，张祖谅也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能文能武的全面干部，也是一个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模范。”人称张“为党为民一心忠，智勇双全儒将风”，这和陈赓的言传身教、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从周希汉、张祖谅身上可以看到陈赓的影子。除此以外，陈赓对在红军时就一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陈康、廖冠贤等，也是下大力气扶持培养的，其办法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放在战事最吃紧的地方去锻炼提高，再加上陈赓的亲切教诲，效果很明显。

陈赓同志一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团结重用知识分子，这是有口皆碑的。1937年夏，从北京来到陕北云阳一批学生，其中有个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高中生，名叫张明。此人本欲投奔革命圣地延安，路过红三十一军，陈赓就动员他留在本部，张明成了我红九十三师(抗日战争时改称七七二团)的文化教员。一次他架梯子往墙上写标语时，不意看到陈赓站在梯子下看他写标语，心里一慌，标语筒没挂好，掉下来，墨汁污染了陈赓的衣服。他诚惶诚恐，陈赓却连声说:“没关系，没把你摔下来还好。”接着，陈赓告诉他，标语应如何写，才能使人看懂，从而产生宣传的威力。张明十分感动，发奋努力。陈赓一路破格提拔他，8年后就成了十三旅政治部主任。陈赓十分惜才、爱才、重才、用才，恨不得能广招天下英才，为我所用。他不惜礼贤下士，反复动员，把有用之才，留在他的部队。1946年底，从延安新华总社和《晋绥日报》社先后来了3个新闻记者，到我们四纵队进行采访报道，这就是后来在全国很有名的穆欣、冯牧和艾柏。经过一段时间相处，陈赓认为我们很需要这些人才，即动员这几个大记者留在部队工作。后经他亲自同这几个记者所在单位领导疏通关系，得到了积极回应。到我四纵队整编成第四兵团后，穆欣就成了四兵团的新华分社社长，冯牧则成了十三军的报道科长和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前者后来长期主持《光明日报》工作，后者成了全国作协副主席)。依靠他们，我兵团培养了一大批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冯牧同志在我们十旅当军事记者期间，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和报告文学，他培养的作家，有些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胜利后，有些作家转业到地方，对繁荣云南的文艺创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陈赓同志关心爱护重用知识分子，还表现在他对有特殊专长，哪怕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总要想方设法人尽其才，使其技术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为部队的建设献技出力。当我们四兵团进人昆明后，接收了国民党的三八野战医院和惠滇医院。这两个医院有几个专家，他们有的历史复杂，有海外关系，有的还是国民党的校级军官。这些人能否留用?有的同志建议不用。而陈司令员力排众议，坚持不仅要留用，而且给以相当地位。于是，这些专家后来就分别成了我军区总医院的副院长、科主任。在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他们有的成了我军的上校、中校、少校军官，比一些老革命军衔高得多。依靠他们，不仅解决了不少医学上的难题，治好了不少人的病，还为我军培养了一批医药卫生人才。

陈赓同志由于重视干部的培养教育，并大胆提拔使用，使之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因此，在他的麾下，战将如云，人才济济，军事的如周希汉、李成芳、秦基伟、陈康、查玉升、周学义、徐其孝、黎锡福等，他们个个身经百战，屡建奇功。政治工作方面的如刘有光、胡荣贵、谷景生、廖冠贤、雷起云、雷荣天、张钧等等，他们对军队政治工作运用娴熟，颇多创新，而且精通文武。正由于此，陈赓同志的下属或曾经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后又调出的干部，在我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即有32人被授予少将或中将军衔。这些同志在离休前，绝大多数都成了大军区一级的军事或政治领导干部，有的调中央或军委任要职。全国解放后，他还把自己这支战斗队，变成了一支工作队，使大批干部转业地方，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深切感到陈赓同志关心部队的政策纪律甚于关心自己的生命。还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就确定了一个重要原则—部队要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知道我们部队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外，还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政治工作，其任务正如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所指出的:“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军队行军、打仗，一刻也离不开群众，只有群众拥护的军队才是有力量的军队，军民团结才能天下无敌，民心的背向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正因此，我看到陈赓同志十分爱护群众，尊重地方干部和当地的风俗习惯，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不允许我们部队有任何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存在，如果他看到哪个部队稍有违犯，就大声呼号，严加批评，责令整顿教育。1946年6,7月，我们部队在山西省进行闻(喜)夏(县)战役，这时天气酷热，部队饥渴难忍，于是在进人西瓜地时，有的吃了老乡的西瓜。这事被陈司令员知道后，立即给部队讲话说:有的吃了老乡的西瓜，这是决不允许的，这也是个路线问题。他把纪律提高到路线的高度，发人深省。他指示部队要派出纪律检查组认真检查，给老乡道歉，吃了西瓜的要找到瓜农，照价赔偿。他又看到有的饲养员把马拴在树上啃了树皮，立即要求部队把马拉走。闻夏战役一结束，部队又进行同蒲战役。我们二十八团同二十九团负责攻打赵城县城。部队攻进城后，接受前一个战役受批评的教训，为了做到守纪律不扰民，两个团的部队完成任务后撤出城区，只留下十二连维持秩序，并逐户检查纪律，看作战部队损坏了群众什么东西没有，老百姓对我们部队有什么意见。这一爱民举动，群众奔走相告，说他们遇到了真正的“仁义之师”，县上给部队送了“秋毫无犯”的锦旗。这事被陈司令员知道后，就进行了大力表扬，并上报晋冀鲁豫军区，刘、邓首长都知道这件事。陈赓同志狠抓纪律，赏罚严明，给我这个时任团政治处主任的干部，以很大的教益。陈司令员在群众纪律上，不仅严格要求部队，而且能身体力行，作出榜样。1949年3月底，陈赓兵团向江南进军，在经过麻城时，群众对部队有疑虑，不敢同我们接近，他就命令部队广泛开展宣传工作。他亲自找老乡一个一个宣传我军政策纪律。我后来看到他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昨日到今日，我与群众谈话足有三十余人，房东老太婆今日第一次赏光搭话，不胜欣慰之至。”我们的陈大将军，就是如此的关心爱护和体贴群众，视群众为父母，真正做到了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应时刻注意的”。这也就是陈赓领导的部队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和衷心爱戴，并得到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陈赓同志对战场纪律、瓦解敌军，给予了很大的重视。他对违犯者，决不姑息迁就，要求很严。他的一些做法，当时甚至不被人所理解，但事后证明是对的。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我团俘虏了一个负伤的日本兵，在部队转移时，陈赓同志命部队找匹牲口要俘虏骑上。群众见了，拥上来要打死这个日本鬼子，说不该让他骑马。陈旅长则亲自给群众做解释工作。后来这个日本兵为我军宽待俘虏政策所感动，为我们做了很多事。陈旅长以此教育部队，坚信我们优待战俘政策，即使在顽固不化的具有武士道精神的异国士兵身上也能奏效。1948年打洛阳时，我们活捉了敌二O六师师长邱行湘和他的参谋长符绍基，陈司令员亲自赐见。符提出他老婆还在城内某地，陈司令员就要部队把他老婆找来与之见面，并给予生活上的照顾。执行的部队认为，我们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才活捉了他的指挥官，现在却如此优待，一时难于接受。陈司令员则耐心向部队做解释说:“他拿起枪是我们的敌人，放下枪就是我们的朋友。”

陈司令员不仅要求部队严格战场纪律，不搜腰包，宽待放下武器的俘虏，就是对战死的敌军指挥官，也尽可能妥善安葬，这对瓦解敌军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洛阳战役后不久，我们进行淮海战役。

在攻打杨围子守敌十四军时，击毙了敌中将军长熊缓春，我团在战斗中也伤亡很大。战斗结束，陈司令员巡视战场时，发现了熊缓春的尸体，即命令部队买口棺材掩埋熊，并在墓上插一块木牌，写上熊的名字，说:“以便家属认领。”我部队不少干部说，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干部战士，都因条件不许可，得不到一口棺材的厚葬，而这个被击毙的敌军指挥官却得到了，实在使人困惑不解。陈司令员则向部队耐心做了解释，说明:宽待俘虏，安葬敌军高级官长是我们共产党人胸怀宽广，不计前嫌的表现，也是在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部队愉快执行了他的命令。

陈赓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对放下武器的敌人不仅给予如此优厚待遇，而且还敢于擒而又纵，表现了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是在解放战争初期，我们十旅同兄弟部队消灭了蒋军“天下第一旅”，活捉了他的中将旅长黄正诚。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陈司令主张把黄放了，因怕部队感情上通不过或释放后又被蒋介石杀害等原因，只说是黄跑了。知道这件事实真相的人，都转不过弯来，怕黄回去继续同人民为敌。后来的事实证明。陈司令做得是对的，黄正诚被释放后，再没有参加打内战，他遇到他的朋友，必然要宣传我军的宽大政策，这对瓦解敌军会产生多么大的作用啊!陈司令员给了我很大教育和启发，我也处处以首长为榜样，在工作中注意敌军工作。1947年5月，我们团参加攻打山西重镇运城的战斗，在攻袭敌飞机场时，我们打死了敌青年军的一个营长。

我就动员群众的牛车，拉着敌营长尸体送给守敌，尸体上放着我团特派员王民信用毛笔在红布上写着揭露蒋介石向美国出卖我主权的文告，劝敌人不要再为蒋帮卖命。这不窗是在敌人的营垒中扔了一颗不冒烟、无响声的炸弹。

毛主席曾经说过，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基本原则有三条，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陈赓同志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极其认真地学习和实践着领袖这一教导，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综观陈赓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传奇的一生，绚丽多彩的一生，轰轰烈烈的一生。他也是文武兼备、军政双全的一代奇才。

我从1938年起，即在他领导下工作、战斗，看他布奇阵，讲战法，听他作报告、做指示。他那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宏才大略的大将风度，爱兵如子的长者风范，政治领先的治军原则，以及对违纪现象的疾恶如仇，深深地感染着我，并从中获得极大教益。

我的成长，是陈赓将军谆谆教导的结果。可惜他英年早逝，使党和军队受到重大损失，我也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师长。值此陈赓同志百年诞辰之际，仅以此文，表达我对他的无限敬仰和深切怀念之情。

陈赓同志永远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