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苦劝姚雪垠：千万不要过于美化李自成，小说只写三卷就够了！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艺领域也在探索新的发展方向。此时的姚雪垠，怀揣着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与抱负，回到故乡河南，本希望能在这片土地上大展宏图，实现自己规划已久的创作计划。

姚雪垠在返乡前拟订的创作计划，可谓雄心勃勃 。其中既有以家乡历史人物为原型的《小独裁者》，试图通过对本土人物的刻画展现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又有两部宏大的 “长河” 小说计划，一部是反映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的现代历史题材小说《大江日夜流》，旨在揭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进程；另一部则是以自传体长篇小说《长夜》为中轴，构建一部反映乡土中国时代命运的长篇小说 “三部曲” 。

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在无法实现重述历史的宏大计划后，创作现实题材作品成为了他的另一个选择 。姚雪垠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创作，如《金千里》《牛全德与红萝卜》等，始终保持着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 。但在当时特殊的文化语境下，现实题材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而姚雪垠作为 “老作家”，显然难以达到这些标准 。1957 年，他因连续写作《创作问题杂谈》与《要广开言路》两篇文章，批判文艺界对生活和创作题材的不当划分，被打入另册，失去了染指现实题材的可能性 。

在人生的绝境中，姚雪垠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 写作《李自成》 。这个决定看似偶然，是他在困境中的无奈之举，但实际上，背后却有着诸多必然因素 。姚雪垠对 “晚明” 历史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他就因偶然接触到明末史料，动了写一部历史小说的兴趣 。而最初的创作构想甚至可以追溯到 1933 年，当时他在河南省图书馆读到明清之际开封人所写的《守汴日志》和《大梁守城记》，便产生了描绘明清之际史事的愿望 。解放战争期间，他更是开始为写作晚明历史小说做准备，深入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和崇祯性格的社会历史条件，其研究成果还以《明代锦衣卫》为题发表 。

姚雪垠早年被土匪掳为义子的经历，是他人生中一段独特而深刻的记忆 ，也为他创作《李自成》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和独特的视角 。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局势紧张，学校提前放假 。姚雪垠和二哥等四人在返乡途中，不幸被土匪劫持 。在被劫持的日子里，他意外地受到了特殊优待，一个土匪头目从 “票房” 里把他叫出来，认做了 “义子” 。从此，他既是 “票子”（即被绑架的人质），又是 “贼娃”（即土匪中的一员），开始了他在土匪窝里长达百余天的生活 。

在土匪窝里的这段经历，让姚雪垠亲眼目睹了土匪们的生活状态和行为方式 。他看到了土匪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残暴一面，也看到了他们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所展现出的复杂人性 。他了解到土匪们的组织架构、行动规律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的关系 。这些亲身经历，使他对 “蹚将” 们的日常生活有了极为深入的了解 ，也让他对人性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

二十年后，姚雪垠根据这段生活经历，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长夜》 。在《长夜》中，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土匪生活的种种细节，展现了那个动荡时代下底层人民的无奈与挣扎 。他曾说《李自成》中有些人物和细节，可以在《长夜》中找到雏形或原型，有些特殊语言也能在《长夜》中找到根源 。

例如，《李自成》中对农民起义军生活场景的描写，就借鉴了他在土匪窝里的所见所闻 。起义军的组织形式、战斗方式以及他们与百姓之间的关系，都能在他的那段经历中找到影子 。他对起义军人物的刻画，也融入了他对土匪们复杂人性的理解 。这些来自生活的真实素材，使《李自成》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具有很强的真实感 。

此外，姚雪垠在抗战时期的从军经历，也对他创作《李自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在第五战区从军，深入前线战地进行 “笔征” 。在这个过程中，他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和激烈，感受到了战士们的英勇和牺牲精神 。他目睹了战争对人们生活的破坏，也看到了战争中人性的光辉与丑恶 。随枣战役突围的经验，更是让他对大规模战争有了切身的体验 。他了解到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指挥协调以及士兵们的心理状态 。

这些经历，使他对大规模战争的理解能力和刻画笔力远高于一般的书斋文人 。在《李自成》中，他能够生动地描绘出 “潼关南原大战” 及 “商洛山突围” 等宏大战争场面 。他笔下的战争场景紧张刺激、扣人心弦，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他不仅能够描绘出战争的激烈程度，还能展现出战争中人物的情感变化和心理活动 。他对战争场面的描写，突破了传统战争书写技法的局限，为读者呈现出了全新的战争认知 。

姚雪垠对古典文学的热爱，如同他对历史的痴迷一样，贯穿了他的一生 。自青年时期起，他就醉心于古典文学，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下了相当大的功夫 。他广泛涉猎中国古代的诗词、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深入研究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 。他沉浸在《诗经》《楚辞》的优美韵律中，感受着古代文人的情感世界；他研读《史记》《汉书》等史学巨著，领略着古代历史的波澜壮阔；他品味唐诗宋词的精妙意境，汲取着古典文学的精华 。通过对古典文学的深入学习和研究，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知识，还培养了独特的文学审美和创作风格 。

在《李自成》的创作中，姚雪垠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小说中数量繁多的楹联、词章、诗歌、奏折、诏书均为他自己创作 。这些作品不仅形式优美，而且内容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性格紧密结合，为小说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 。例如，小说中李自成在不同场合所吟诵的诗歌，既展现了他的英雄气概和豪情壮志，又反映了他在不同阶段的心境和思想变化 。这些诗歌的创作，不仅需要作者具备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还需要他对小说人物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

此外，姚雪垠在小说的语言运用上，也充分发挥了他的古典文学修养 。《李自成》的语言既有书面语言的典雅庄重，又有中原乡土口语的质朴生动；既有上层士大夫语言的文雅含蓄，又有一般平民百姓语言的直白坦率；还有起义军语言的激昂慷慨、江湖语言的粗犷豪放以及宫廷语言的庄重威严等等 。这些不同风格的语言，与当时的历史时代、历史环境以及众多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和气质相吻合 。

在描写宫廷场景时，他运用庄重威严的宫廷语言，展现出宫廷的肃穆和等级森严；在描写起义军的生活和战斗时，他运用激昂慷慨的起义军语言和粗犷豪放的江湖语言，表现出起义军的豪迈和英勇 。这种丰富多样、生动形象的语言风格，使得整部作品的语言既明丽清新又生动活泼，让读者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明末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

在当代文学的长河中，《李自成》与《红旗谱》《红日》《青春之歌》等革命历史小说在某些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有着鲜明的差异 。

从写作观念和叙事方式来看，《李自成》与革命历史小说存在着诸多共性 。它们都承载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使命，试图通过文学作品传达主流价值观 。在叙事上，都注重情节的连贯性和故事性，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红旗谱》通过朱老忠等人物的命运，展现了中国农民在革命浪潮中的觉醒与抗争；《李自成》则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为主线，描绘了明末清初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诉求 。

《李自成》又有着自身的独特之处 。它的处理对象是被视为现代革命的 “历史资源”—— 明末农民起义 。这使得它与那些对已经 “成为定论” 的 “革命历史” 进行阐释的作品有所不同 。姚雪垠在创作《李自成》时，稍微远离了意识形态的准绳，从而获得了相对较大的腾挪空间 。他可以更加自由地探索历史的复杂性，展现历史的多面性 。在描绘李自成起义军的发展历程时，他不仅展现了起义军的英勇斗争，还深入探讨了起义军内部的矛盾和问题，以及他们在面对各种困难时的挣扎与抉择 。

姚雪垠在创作《李自成》时，犹如一位高超的杂技演员，在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之间巧妙地寻找着平衡 。他深知，要想创作出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必须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让历史在文学的舞台上焕发出新的活力 。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姚雪垠一方面以历史唯物主义理念为指导，深入剖析明清之际的历史现象 。他试图从复杂的历史资料中归纳、凸显历史进程中的本质规律 。他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矛盾、经济发展等方面，探寻明朝灭亡和农民起义爆发的深层原因 。他认为，明朝末年的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生活困苦，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农民起义的爆发 。他通过对这些历史现象的分析，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本质矛盾，展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

另一方面，他又以 “深入历史，跳出历史” 的方式来处理小说中意识形态诉求与历史本真之间的互动关系 。所谓 “深入历史”，就是对历史细节真实性的追求 。他广泛考索史料，力求将小说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还原到历史的真实情境中 。在描写召对、饮酒、宴乐、仪仗、宫廷用品及风俗等方面，他都下了大量的功夫，参考了众多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无误 。他对宫廷礼仪的描写，细致入微，从官员的服饰到行礼的姿势，都展现出了明朝宫廷的庄重和威严 。

“跳出历史” 则是以 “后来者” 的思想高度，揭示 “历史事变的运动规律和经验教训” 。他在小说中不时地加入自己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引导读者思考历史的意义 。在描写李自成起义的失败时，他指出农民起义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如缺乏先进的思想指导、内部矛盾等，最终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 。这种对历史的反思，使小说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简单再现，更是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和思考 。

然而，这种对历史真实性的执着追求与大量虚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姚雪垠在小说中对细节真实的严苛要求，使得小说中的一些描写显得过于繁琐和冗长 。而对于重要人物事件的大量虚构，虽然有助于展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但也可能会让一些读者对小说的历史真实性产生怀疑 。在描写李自成时，他赋予了李自成许多完美的品质，使李自成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历史的真实 。

在姚雪垠的笔下，李自成宛如一位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传奇英雄，被赋予了诸多完美的品质 ，堪称古代英雄人物的集大成者 。他不仅拥有卓越的领导才能，还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在明末的历史天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

李自成有着宏伟的政治抱负，他的心中怀揣着推翻腐朽的明王朝、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新社会的梦想 。这个梦想犹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始终激励着他不断前行，不畏艰难险阻 。他深知，只有推翻明王朝的统治，才能让广大受苦受难的百姓摆脱压迫，过上幸福的生活 。他的每一个决策、每一次行动，都围绕着这个宏伟的目标展开 。在商洛山整顿军队时，他严格训练士兵，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为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基础；在与其他起义军联合时，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努力推动起义事业的发展 。

在军事才能方面，李自成更是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他精通兵法，善于运用各种战术，在战场上指挥若定，常常能够以少胜多，取得辉煌的战绩 。在潼关南原大战中，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他毫不畏惧，冷静分析战局，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他亲自率领士兵冲锋陷阵，鼓舞着士兵们的士气，最终成功突围，保存了起义军的有生力量 。在商洛山保卫战中，他巧妙地运用地形，设下埋伏，一举击败了进攻的明军，粉碎了敌人的 “进剿” 计划 。

李自成还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 。他关心百姓的疾苦，深知百姓在明王朝的统治下生活艰难 。因此，他始终坚持 “均田免赋” 的政策，致力于减轻百姓的负担，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他的军队纪律严明，严禁士兵骚扰百姓，如有违反，严惩不贷 。他对待士兵如同兄弟一般，与士兵同甘共苦，赢得了士兵们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在生活中，他艰苦朴素，不贪图享受，以身作则，为士兵们树立了榜样 。他还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尊重人才，广纳贤士，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如李信、牛金星等，他们为李自成的起义事业出谋划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

姚雪垠希望通过塑造李自成这样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来印证历史发展的规律 。在他看来，李自成所代表的农民起义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 。他们的起义，是对封建统治的反抗，是对社会不公的呐喊 。然而，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当时复杂的历史环境，他们最终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姚雪垠通过描绘李自成的英勇斗争和最终失败，展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

他想让读者明白，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任何试图违背历史规律的行为都将以失败告终 。李自成虽然具备了众多优秀的品质和卓越的才能，但他仍然无法摆脱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如缺乏先进的思想指导、内部矛盾重重等 。这些局限性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也证明了历史规律的不可抗拒 。

在历史与文学交织的创作领域，明史专家吴晗与作家姚雪垠之间曾有过一段引人深思的交集。吴晗曾诚恳地对姚雪垠建言：“不要过于美化李自成，小说只写三卷就够了 。”然而，姚雪垠并未采纳这一建议。

吴晗作为深耕明史研究的学者，对李自成所处的历史背景、人物事迹有着深刻且精准的认知。在他看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在历史进程中有着重要意义，但不应脱离史实过度美化。李自成的起义军并非完美无缺，其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纪律方面，在李信加入提出整顿军纪之前，起义军纪律不佳 。而且，李自成在取得阶段性胜利进入北京后，其队伍迅速腐化堕落，将领们争抢宫女、拷打明朝旧官吏索要钱财，失去民心，同时忽视了北方满族的威胁，这些都是其失败的重要因素。

姚雪垠创作《李自成》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其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他曾自述写《李自成》是“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 。在这种创作思想的主导下，他笔下的李自成在前期被刻画得近乎完美。如李自成被困守商洛山时，军中粮食匮乏，他却依然赈济当地穷苦百姓，其思想境界仿佛劳苦大众的革命大救星；高夫人为保“闯王”旗子，不顾个人生命危险，自愿带几百人牵制官军大部队进攻 。在《李自成》的前几卷中，李自成鲜少犯错，形象高大完美。

1962年，吴晗连夜看完《李自成》第一卷征求意见的样本书后，当即给出版社打电话，高度称赞道：“《李自成》写得非常成功，我认为它的成就超过了《三国演义》。”不久后与姚雪垠见面畅谈三小时，再次表达对作品的高度评价，并坚定支持其历史观点，甚至表示书出版后若有人批判，愿替姚雪垠打笔墨官司 。吴晗对《李自成》第一卷的认可，或许基于作品在展现明朝末年社会风貌、宫廷生活以及诸多历史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功力，像对杨嗣昌、卢象升、高起潜、洪承畴等人的刻画都极具水准 。但随着创作的推进，吴晗看到姚雪垠对李自成的美化倾向逐渐加重，才有了“不要过于美化李自成，小说只写三卷就够了”的劝诫。

在吴晗眼中，历史小说虽有文学创作的空间，但不应偏离历史真实太远，三卷的篇幅或许刚好能在合理范围内展现李自成的事迹与形象，避免过度演绎。 然而，姚雪垠有着自己坚定的创作理念。他这辈子认死理，宁可作品没人看，也绝不给李自成扣“暴民”的帽子。在他心中，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有着正义性与进步性，他想要展现的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史诗。他耗费四十年心血创作《李自成》，从1957年开始写作，1963年第一卷出版便在国内产生巨大反响，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创作过程中，他得到了郭沫若、叶圣陶、夏衍、曹禺、朱光潜、秦牧等众多名家大师的支持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他按照自己思路创作的决心。

从后来的发展看，《李自成》这部作品引发了诸多争议。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质疑和批评不断涌现。阿英直指《李自成》第一卷“使人感到有些反历史主义，觉得完全是写游击战争，而不是写李闯王时代的农民革命”，批评其过度拔高农民起义领袖形象，回避农民起义军的破坏性，对明史记载李自成嗜杀百姓等情况视而不见 。

王立群也评价《李自成》有虎头蛇尾之嫌，认为姚雪垠对农民的理解有偏差 。 吴晗的建议与姚雪垠的创作坚持，反映出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在对待历史人物时的不同视角。吴晗从历史真实出发，希望文学创作尊重史实；姚雪垠则从文学创作的立意出发，想要塑造一个理想化的农民起义领袖形象，展现农民革命的伟大。这一事件也引发我们对历史小说创作的思考：在历史与文学之间，该如何把握平衡？是更侧重历史真实，还是更注重文学的艺术加工与价值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