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英明领袖”华国锋：不要陈列那些我用过的物品

1977年9月的一个寻常下午，北京市实验猪场里突然多了些紧张。那天，华国锋来了，旁边站着吴德。工作人员排着队，场地边上草叶都沾着些泥，空气平稳，好像怕惊扰什么。领导的人到了哪都一样，气氛就变了。有人站得笔直，有人不停吸气。那年他还是顶着“英明领袖”的头衔，不光在报纸上有那几个字，老百姓议论起来也是这仨词。

他问得仔细，真的是很细——猪场哪年盖的？花多少钱？今年交多少猪？仔细的程度让人有点吃不消。但领导问什么，负责人都能答出来。这场嘛，搞得算早，钱花了不少，猪数多少有底。其实那时候的猪肉可真不值钱，可领导喜欢看热闹，场面得大。

他提要求的时候都带着那种外省口音，强调得清清楚楚。“不能光靠别人，要自身解决。”说得铿锵，那年头讲自力更生没什么新鲜的，却很有煽动力。什么两条腿走路、机械化养猪养鸡、艰苦奋斗，字字落地，听众眨巴眼，嗓音都下意识地低了几分。场内那个场长小声嘟囔：自己解决蛋肉问题，这还真是件急事，光靠外地调运那是扯淡，折腾到头也不够吃。

现场的氛围实在高涨，冷不丁地还有题词环节。华国锋写下“总结经验，把机械化养猪养鸡事业发展起来，满足人民需要。”，几个字远看还挺像模像样。然后现场就炸了，大家都跟中了的彩票似的——不明白为什么，反正就是得高兴。

过了两周，10月4日，北京市搞了一个大场面。市里、区里、县里总共聚了55万人。主会场在首都体育馆，十三个郊区县分会场。上一波红星养鸡场、实验猪场的指示、题词精神，被接力传达。气氛渲染得像过年，也有人冷眼旁观，觉得规模太大没多大意思。但这种热闹总能鼓动人，热血的总想凑前瞧。

到了十一月，中央党校二部组织五十多名学员到郊外红星实验猪场参观。那里开会的屋子，玻璃橱柜里放着那些物件——热水瓶、茶杯、椅子。下面人看见都挺激动，有人说这些东西沾着华国锋用过的气，成了展品，情绪就被带动了。其实也有人暗地里咂嘴，这阵仗有点过头了。

那时党校有个老战士王立本，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心里总觉得堵。他兜转了一个多月，12月底写信给华国锋。信情真意切，措辞还算谨慎，但立场很鲜明。意思是，这种把领导用过东西当宝贝立柜陈列的做法，怎么看都不像咱们党的老传统。

他说这是爱戴，可以理解，但形式过头，既浪费又容易起不好的风气。他举了个赫鲁晓夫的例子，说这种事让有野心的人捞着了，全都神化给你看。说白了，把人与人之间同事关系变成封建上下之分。这话胆子不小，信是从心里扒拉出来的。

信上还写，这些椅子茶杯最好搁回群众里边用着。平等精神才能让人解放，不必样样当文物供着。题词挂起来供学习行，其他就免了。他不知道自己的信会被怎样回应，甚至或许还担心惹事。

华国锋收到信，批示给林乎加，马上让北京方面派人去养猪场了解情况，劝群众把展柜里的东西撤了。语气很直接，也带着点为难：盼改！等情况！能感受到处理速度，倒也没几分虚情假意。

市委那边收到任务，书记王宪亲自去查。农工部、畜牧局接着开会，内部讨论。一上来，党员干部有的抗拒，说这些东西是八亿人民的领袖用过，撤掉心里头不踏实。有人流着泪发言，群情激昂。可是党的传统摆在那儿，文件说重心要转移，干劲里也多了份无奈。

辩论许久，大多数人最终表示同意，决定执行华国锋批示。1月10日，展柜撤了，椅子、热水瓶、茶杯、甚至那两根搓毛笔，全都恢复成大众物品。

第二天，王宪写信报告。消息层层传回，落实情况一清二楚。没什么含糊。

更有趣的是，华国锋1月16号又亲自给王立本回信，内容很短，也不客套，意思是“你的意见很好，我已经让北京市委同志做了思想工作，物品已经撤了，今后都照这样办，为的是传承党的好传统”。他这样干脆，算是大事化小。其实，是不是有模仿西方那套自我纠错机制？也未必。只是怕多出形式主义，生出新的毛病来。

事情到这里，看似就此画上句号，其实那股子涟漪并没有散。1月29日下午，华国锋又领着王任重、林乎加再次去了红星养鸡场，顺便查验前次整改是否到位。嚼穿了，这种“回访”带着些官僚气外加真关心，谁也说不清哪头重。

王立本这封信、华国锋的批示、摘柜子的经过，最后一并被送到了胡耀邦那里。他那时是中宣部长，接着就在党内会上点名强调不要搞封建作风。胡耀邦话说得透：“我们党多少年来宣传个人，实际上是搞迷信，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东西！”

会议桌前，有人皱眉，有人赞同。谁都会想到过去的事，但没人敢说细。信里强烈的分寸感和现实的警觉是罕见的。其实，胡耀邦说不宣传个人，党史上不断反复，有时刚强调完风又变回去了，这点连他自己都很清楚。可有些话，不说不行，怕出大乱子，那时候谁又没经历过些突兀的作风变脸？

群众喜爱领袖，说到底是政治需求、情感依赖还是另一种无奈？不能细算。其实大人物于是变小人物，那种落差也会让人不适。可现实永远比道理更复杂，风向说转就转。与其说是去神化，不如说是怕步曾经极端的后路。

全局回望，1977年末到1978年初这一段，政治空气里混着谨慎与激进，总有人把“过度个人崇拜”挂嘴边。可有些白地青天时分，群众难免要寻精神寄托。即使现在，走访旧事，猪场的椅子茶杯早已找不见，但炫目与寻常并存，某些遗风根深蒂固，想彻底拔掉难，也没人愿意承认自己还在崇拜个人。

再说片面了，其实宣传个人不见得不是好事，有时需要鼓气凝心，尤其在风雨飘摇的时期，领袖形象多少能聚人气。华国锋那几年，如果没有那一层金色外壳，团队是不是会更加四分五裂？换句话说，推崇领袖和防止偶像化，这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很难分得清。

可有人站出来质疑那些仪式，注定是刀尖上行走。王立本的信，不算多激烈，可在“英明领袖”流行的年代，就是逆风举动——可后来现实表明，有时逆风走才会正面一点。

等到1988年胡耀邦再提起个人迷信，又是一番感慨，说党内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这东西一旦着了根，不是几个文件和批示就能清理。那种“忘记教训”的宿命反复，让人隐隐觉得无力，那年头到现在都差不多，听了反倒有点麻木。

现在想来，养猪场那几个不起眼的茶杯椅子，也许更该流转在群众手里，用坏了就算了。领袖偶像不过是历史阶段的产物，铁打的猪场流水的题词，这才是真象。

人总会把过去的轰隆一声轻轻带过，外头下着雨，屋里人谈天，领导用过的杯子放回众人中，最后大家还是要各自回家吃饭。

或许这件事本身就没必要被演绎得太高，反正历史就是这样走走停停、左一下右一下，谁又能保证不会再犯一次类似的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