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 18 我收留了一个中国朋友住在家中——她叫关露

动身去自由的中国

1938年夏天，汉口仍然受到日军攻击的威胁。每当我收到来 自这个临时首都的信时，早日前往汉口的心情就愈加迫切。“在汉 口这个地方，非做不可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艾格妮丝 ·史沫特 莱的来信这样说，“请你设法尽快来!”艾格妮丝告别延安数月 后，便到达汉口前线。她从在汉口的新的体验出发，尽一切可能， 想出各种方法，为改善伤病员的医疗条件而奔忙。

也许是朋友们替我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吧 事实上路易 ·艾 黎和埃德加 ·斯诺两人也在这个时候到了汉口———不知道是炳南 还是周恩来，终于同意我去汉口。上海的家，仍维持原状。由于 汉口的形势非常动荡，如果日军继续进击的话，我们转移到什么 地方住好呢?那是难以预料的。

因为我早料及此，便作出对策。爱丽丝 ·威尔金斯回国之后， 我收留了一个中国朋友住在家中。她的家在华人区，已遭战火毁 坏。

她叫关露，是中学的国文教师。关露是北方人，说的是中国 最漂亮的、我认为是最理想的北京话。炳南得知她住在我们家里， 非常高兴地说难得难得。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就一定能说漂亮的 国语!

可是，他却忘了杨妈对孩子仍然有着绝大的影响力，黎明最 初说的话，带着陕西方言固有的那种地地道道的粗野的土腔。

关露是个可爱的、个性有点儿内向的女孩子。她常常静静地写 诗。她对自己的职业并不很喜欢，只是因为靠写诗难以维持生计， 只好如此。她的家人住在北京，但她并不想回到使她感到很受束缚 的家人的身边。和与她同龄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她也是一个热 烈的爱国者。虽然她在大庭广众之中会显得羞涩，但如果请她帮忙 办事的话，她会有始有终地毫不畏难地干下去，很负责任。

我给关露找了几个想学中国话的外国学生，这对她那份微薄 的教师薪俸多少有些增补。当我问她，是否有意继续在我家住下 去时，她高兴得要跳起来。这不只是因为有了安静的住处而感到 安心，而且是因为得到我的信赖而欣喜。

胡关露确实是个值得信赖的女孩子，不过，她的心肠太软， 每受人请托，总不愿说个不字。

1939年初，我回到上海一看，家里住满了人。那都是她在战争中无家可归的朋友，求她收留暂住， 她没有拒绝。谁知这些朋友又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领来，逼得关露 只好住进屋顶下的阁楼里。当我回家看到她时，她无精打采地坐 在那间小房子里，好像觉得很抱歉。

我的行李很快就收拾好了，我只带走最必需的东西，因为这 毕竟是一次去“前线”的旅行。其余的一切东西全都留在上海。 我以为上海比我准备去暂住的武汉要安全。其实这种想法也是错 误的，后来，我留在上海的东西也全都丢失了。不管是留在上海 还是带去武汉，结果都一样。

乘大轮船出海，是杨妈有生以来的第一遭。我们不得不采取 经过香港的迂回路线。通往内陆的道路，全都被日军占领了。从 香港到汉口，可以乘飞机，也可以坐火车。铁路虽然每天都受到 日军的轰炸，但很快就修复通车。

对杨妈来说，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遗憾的，这就是，未能对她 的家人讲讲大轮船的奇妙。那在海洋上浮着、像大房子一般的轮 船，准会使他们觉得惊奇的。

如果她的家人听到杨妈的描述，大 概会这样笑着回答吧：“你是到过外国(香港)的， 一定以为编 一套出来我们也会信吧!说什么上海有15层或更高的大楼，我们 还能相信，你说的那艘有几层楼高的大轮船，竟然可以浮在海上， 这不是说得太悬乎了吗?”这是因为中国西北部河川的交通工具，除了用兽皮制成灌满空气的小艇之外，别的一无所有。

中国乘客中，有逃离动乱的上海前往安全的香港的富商们， 也有和我一样前往未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地区的青年人。两名年轻 的姑娘说，她们要到红十字会去工作。一名上海电气公司的工程 师，为了要到重庆或桂林工作，放弃了他在上海的那份美差。我 想起了路易 ·艾黎办的合作社，便建议他与路易在汉口的委员会 联系。

同船的中国人，不管是有钱的“难民”,还是年轻的爱国者， 得悉我决心到武汉去，都感到很引人注目。而外国人却不住地摇 头。“外国的妇女、孩子正从汉口撤退，你为什么反而……”

他们 像是在批评我的这一行动似的，“你们说的是外国人，可我现在是 中国人啊!”我回答说。

望见香港，我被它的罕有的景色深深打动了。我想谁都会这 样的吧。站在这个众水交汇、条件优越的天然港眺望，只见石山 的山腰像佩着珍珠项链似的闪闪生辉，黯黑的海面上，帆船的灯 光像鬼火一样忽明忽灭；如此夜色，哪怕只看上一次，也会令人 终生难忘。

可是，当我把目光移到维多利亚海峡的对岸，遥望与大陆相 连的殖民地九龙埠时，旋即嗅到一股战争的气息。各个船坞都泊 满船只。各种国籍的货船正以最高速度在装卸货物。一艘船尽快 装卸完之后，等候着的货船随即补上。各个码头上都堆满了木箱 和各种机器。扯起成片的帐篷，算是临时仓库。成群的仓库虽然 偌大，也还不能容纳准备运往中国大陆的大量物品。

战争使香港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外国商人和当地商人的买 卖都兴旺起来，香港给他们带来了巨额利润。香港像磁石似地吸 引着中国的资本。那些认为投资在内地是危险的有钱“难民”,都从中国的北部、中部各地汇聚到香港来。

中国的好几个省政府，分别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购买和输送 战争必需的物资及其他物品。各个省的政府，甚至每支独树一帜 的部队，都拥有可以自由使用的资金，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各自 调配必需的物品，这是中国当年各地形同割据的遗痕。

事实上连八路军也在香港开设了独立的办事处。办事处主任 不是别人，正是我在延安时代的老相识廖承志!这样，廖承志母 子俩又能生活在一起了。何女士这时已经回到了她的故乡香港。

我和孙夫人重聚，是在她的寓所。那所小房子位于山顶，从 上面眺望港湾的景色，非常优美。孙夫人在朋友们的建议下离开了 上海，并非为个人的安全- 她从不把个人安危列为自己行动的准 则，只是因为她在香港比在日军包围下的上海更能为中国效力。

孙夫人在香港，过的也是朴素而不为人所注意的生活。她的 住处很简朴，和她在一起的，只有忠实的用人李妈。李妈常年和 孙夫人命运与共。1959年，我在北京与孙夫入会面时，李妈也还 和她在一起。

战争爆发以后，孙夫人与她势力很大的娘家——宋家的关系 有了相当的改善，这是因为战争使得他们有了共同的命运，但两 者之间的违和之感仍然颇为强烈，要一下子达到和解是很难的。 直到精力充沛的大姐霭龄来到香港，才真正实现和解。

1940年2月， 宋家三姐妹初次相聚一堂。她们已有10年没有相会了，这次在香 港的团聚，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新闻。接着，她们又一起到四川去 旅行，得到数千狂热的群众欢呼。这三名美丽聪明的妇女，对中 国历史都有影响力，这在中国是无人不知的。因此，群众把她们 三人当做为自由而战的祖国终于团结一致的象征。

1938年6月，我和孙夫人在香港相见时，我觉得，就对问题的看法而言，在家人中和孙夫人最接近的是她的弟弟宋子文，他 当时是中国银行的总裁。在政治上宋子文和这个姐姐的思想很接 近，只是缺乏姐姐那样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就如美国作家 文森特 ·施恩曾恰当地称他为“性格永不固定的自由主义者”一 样，他每每为内部的纠纷而烦恼。对受美国教育的宋子文来说， 与外国人相处比与中国人在一起要愉快。在中国人看来，他是个 忙忙乱乱、充满热情、忽三忽四、充满矛盾的人。

宋子文的反复无常的态度，从下面的实例可见。

他最初和孙 夫人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建立了关系。1938年，他很乐意地担任 这个组织的总裁，可是，当政府批评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政治立场 后，他便立即辞去了总裁的职务。

我从保卫中国同盟创建时起便是它的成员。这个组织的条款 规定它不含有政党的色彩。它的任务，是为中国的劳苦大众与外 国各对华援助机构联络。

因此，保卫中国同盟香港委员会的任务， 是与正在进行战斗的地区保持紧密的联系，就这些地区需要什么 救济物资、受援地区已经收到的金钱和物资实际上如何使用等问 题，汇集情况，定期作出报告。

在这一宗旨下，后来出版了名为 《保卫中国同盟简讯》的刊物，我也参加了该刊的编辑工作。孙夫 人在担任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职务时，曾提出一个条件，即要求 该组织的各种活动都要符合组织原则。也就是说，援助不受政治 原因和地理区域的限制。这样，共产党支配的地区也就包括在受 援范围之内。

华北和华中的游击区是急需援助的。这不仅由于日军的侵略 使该地区受到严重的损害，而且它们几乎没有得到其他救援组织 的支援。为此，保卫中国同盟认为，必须尽快改变这种不正常状 态。同盟执行这一方针未久，便被一些人认为它是专门援助“红色分子”的组织，原因就在于此。

王安娜(后左二),王炳南(后左一)、叶剑英(前左一)、尼赫鲁(前左二)

尽管有人非议保卫中国同盟，但是，许多中外著名人士，比 起对同盟的批判来，他们相信的还是孙夫人的公正性格和原则性。

托马斯 ·曼、贾瓦哈拉尔 ·尼赫鲁、赛珍珠、保罗 ·罗伯逊、 克莱尔 ·布什，以及孙博士和他原先的夫人所生的儿子孙科，还 有著名的基督教徒将军冯玉祥等，都是保卫中国同盟的执行委 员。

华侨尽力援助这个组织，孙夫人在他们中间享有很高的声 誉。她的丈夫孙博士深受华侨的尊敬，而孙夫人始终不渝地忠实 履行亡夫的遗教，因而很久以来便为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华侨所尊 敬和爱戴。

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都纷纷建立了对中国的救援 组织。保卫中国同盟香港委员会以及后来成立的上海委员会，都 有许多著名的中外人士参加。

香港委员会中最积极的是医疗服务中心主任的夫人希尔达 · 司徒永觉。这个殖民地里的保守的英国人对她并无好感，这 些人把她叫做“红色的希尔达”。

这不仅是因为她有一头红色的亮 闪闪的头发，在香港，在那群死气沉沉、贪慕虚荣的人的社会圈 子里，希尔达这个积极的充满活力的妇女带来了一股新风。她有 敏捷的组织能力，又能集中精力去做目前急需的事情。她唯一的 缺点是过于直率。为此，她和中国人的合作有时候搞得不好。

中 国人是善于以间接的方法表达自己意见的国民，他们喜欢采用迂 回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希尔达参加各种中国人团体的活动，并和她的丈夫合力推行 一系列“急进的”改革，例如成立计划生育咨询处等。而这一切 也同样引起香港的“中国通”对她的不满。

希尔达是援助中国红 十字会这个外国人组织的秘书，同时又是保卫中国同盟的秘书。 这些组织如果没有她的积极协助，在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里大概 不能够展开如此广泛的活动吧。这些活动一直延续到日军进攻香 港为止。

自己只承担赞助者的责任，实际工作却委诸他人，这已经成 了香港社会的通常观念和习惯。希尔达却不能满足于此。她执拗 地追求某一目标，为求早日实现这个目标，她不委托于人，而是 亲自用电话与人商议，或四处奔走。那些尖酸刻薄的家伙，竟然 断定她能够取得这样多的工作成果是由于笼络带点古风的自由主 义者、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所致。

司徒永觉夫妇坚决反对种族歧视，不断为中国人享有平等权 利而努力。支持他们夫妇俩主张的英国人，人数虽然不多，但活 动非常积极。他们夫妇俩非常得力的盟友之一、香港的主教罗伦 德 ·O · 霍尔博士，因为参加了各种中国人的组织，并与他们积 极合作，被扣上“危险的过激分子”的罪名。

保卫中国同盟香港委员会的中国人成员，除八路军在香港的 代表廖承志外，还有我在上海见过的廖承志的姐姐朱迪。

我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一员，与孙夫人就到汉口接受任务的 问题商谈过多次，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到汉口去。我乘坐的飞机， 从几乎听不到战争的脚步声的地方——繁荣的海滨城市香港出发， 只用了几个小时，便到达处在炸弹和战火威胁下的汉口。日本人 还能让我们在汉口待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