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北宋文宗的风骨与传奇

“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吾一老翁——是为六一。”晚年自称“六一居士”的欧阳修，以这样轻松诙谐的自述，藏起了半生的政治惊涛与文坛烽火。这位北宋文坛领袖的一生，恰似他所倡的古文，看似平实却暗藏千钧之力，在诗词革新、政治改革与史学著述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谱。

1030 年，欧阳修以第十四名进士的身份踏入仕途，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官场生涯。他最初被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在洛阳的日子里，他虽官职不高，却凭借着扎实的学识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得到了西京留守钱惟演的赏识。

钱惟演是当时的文坛宿将，府中聚集了不少文人雅士。欧阳修与梅尧臣、尹洙等时常相聚，一起探讨诗文创作，这段经历让他在文学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他并未沉溺于安逸的生活，始终关注着时政。他在处理地方事务时，秉持着公正严明的原则，积累了宝贵的基层治理经验。

欧阳修与梅尧臣、尹洙一起探讨诗文创作

1034 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城，担任馆阁校勘，负责整理国家藏书。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古籍文献，进一步拓宽了视野。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一场政治风波即将来临。

1036 年，时任吏部员外郎范仲淹因弹劾宰相吕夷简被贬，满朝文武噤若寒蝉，欧阳修却写下《与高司谏书》，痛斥谏官高若讷趋炎附势。这封掷地有声的书信让他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却也让 “欧阳永叔” 的名字与 “直言敢谏” 牢牢绑定。

在夷陵的三年，欧阳修并未因贬谪而消沉。他在简陋的官舍里整理历代史志，深入研究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政务弊端。他发现 “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这种认知让他从纯粹的文人转向经世致用的儒者。他积极整顿吏治，减轻百姓负担，夷陵的百姓对他十分爱戴。

1043 年，范仲淹推行新政，欧阳修被召回京城任谏官，成为改革派的核心成员。他深知新政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连续上奏《准诏言事上书》《本论》等奏章，提出 “进贤退不肖” 的用人主张，为新政的推行摇旗呐喊。他还冒着极大的风险，揭露宦官干政的黑幕，试图为朝廷扫清障碍。

然而，新政触动了太多权贵的利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庆历五年（1045 年），新政失败，范仲淹等改革派大臣纷纷被贬，欧阳修也未能幸免，被贬为滁州知州。

在滁州，欧阳修并没有因仕途的挫折而萎靡不振。他积极治理地方，关心百姓疾苦。1046 年，他在琅琊山修建醉翁亭，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文中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的旷达，实则藏着 “与民同乐” 的政治理想。据说他为这篇文章修改数十遍，最初的手稿有数千字，最终精简到四百余字，每个字都像打磨过的明珠，闪烁着通透的智慧。在滁州的几年里，他让当地的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

欧阳修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

离开滁州后，欧阳修的仕途依旧起伏不定。他先后在扬州、颍州、应天府等地任职。在每一个地方，他都兢兢业业，致力于改善民生。在扬州，他兴修水利，促进农业发展；在颍州，他关注教育，创办学校，为当地培养了不少人才。

欧阳修在扬州兴修水利

1056 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城，担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他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参与史书的编撰工作。他与宋祁共同编撰《新唐书》，历时十余年，最终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在编撰过程中，他严谨认真，对史料反复考证，力求真实准确。

1057 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科举考试，这成为扭转宋代文风的关键节点。当时考生盛行 “太学体”，追求怪诞晦涩，欧阳修果断将这类文章全部黜落，而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倡导古文的青年才俊。放榜之日，落榜考生在街头拦截欧阳修的马车抗议，他却始终坚持 “文以载道” 的主张，最终让清新流畅的古文成为文坛主流。这次科举改革，对宋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057 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科举考试，成为扭转宋代文风的关键节点

作为 “唐宋八大家” 中宋代六家的领袖，欧阳修的文学实践影响深远。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 “穷而后工” 的创作理论，认为诗人唯有经历困顿才能写出深刻的作品。这种理念源于他自身的经历 —— 被贬滁州时写出《醉翁亭记》，谪居扬州时创作《秋声赋》，晚年退居颍州仍有《六一诗话》传世。

他的散文平易晓畅如 “行云流水”，诗歌清新自然似 “春风拂柳”，就连史学著作《新五代史》《新唐书》也以叙事生动著称。《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独自编撰的，他以简洁的语言，清晰地梳理了五代时期的历史脉络，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欧阳修和苏轼在汴京学士院

更难得的是他的胸襟气度。苏轼考中进士后，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写道：“老夫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这种甘当人梯的精神，让北宋文坛形成薪火相传的良性生态。晚年的欧阳修自号 “六一居士”，所谓 “六一” 即 “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再加上 “吾一翁”，这份从容洒脱，正是他一生精神境界的写照。

1071 年，六十六岁的欧阳修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定居。此时王安石正在推行变法，与欧阳修政见不合的他选择急流勇退。颍州西湖的波光里，常常能看到他拄着拐杖散步的身影，身后跟着几个孩童，听他讲当年在汴京与苏轼论诗的趣事。

他晚年最看重的不是文名，而是家族传承。在《泷冈阡表》中，他深情回忆父母的教诲，特别提到父亲审理案件时 “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 的仁心，这种精神被他转化为为官处世的准则。1079 年，苏轼因 “乌台诗案” 入狱，已重病在床的欧阳修仍上书营救，这份跨越生死的情谊，成为文坛佳话。

1083 年六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颍州病逝。临终前，他嘱咐家人薄葬，不立墓碑。但历史早已为他刻下不朽的印记 —— 他推动的古文运动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走向，他提拔的人才支撑起北宋中后期的文化天空，而他 “遇事敢言，天真率直” 的人格，更成为后世文人的精神标杆。

如今，滁州的醉翁亭仍在琅琊山的绿荫里静静伫立，颍州西湖的游船还在传唱他写的词。当游人抚摸着那些斑驳的碑文，仿佛还能听见千年前那个声音在说：“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这份深情与豁达，正是欧阳修留给世界最珍贵的礼物。

醉翁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