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锋 16 总政让肖忠渭同志在顾作霖主任领导下，负责野直单位的工作

广昌决战

经过短时间的治疗，我的伤痊愈了。四月中旬，我高兴地回 到了总政治部，回到了首长的身边。不几天李弼庭部长派我和周 碧泉同志，到上固第一线检查工人师的政治工作情况。

工人师是 一个新组建的师，由李干辉同志任师长，周桓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工人师有一大批参加过土地革命斗争的工农战士，战斗情绪 比较高，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但由于我们打的是攻坚战， 一味去攻敌人的碉堡，三天没攻下来，部队伤亡也不小。因为部 队刚组建不久，战斗作风和组织纪律性差，逃亡也多些。

四月廿二日，当我们把在四十三团了解到的情况，向师里的 周主任汇报后，准备再到别的团检查。这时，周主任说：“你们别走了，刚才总政来电话，要你们马上到广昌去找一方面军野战 直属队。”

廿五日，我们赶到珠溪埠，来到了野直。

朱总司令、 博古同志、伍修权参谋长、李德顾问、顾作霖代主任和王志道同志都在这里。

王志道同志向博古同志介绍说：“这是工农总政治部组织部的组织干事肖忠渭同志，刚从工人师检查工作回来。总政让肖忠渭同志在顾作霖主任领导下，负责野直单位的工作。”

博古同志连声说：“好、好。”

顾作霖代主任问：“搞个什么职务好呀?”

站在一边的伍修权参谋长说： “就叫政治处主任吧!”

博古接着说： “还有警卫营的四百多人，也归野直机关领导。忠渭同志是党校高级班的老学员，我是他的老师，给他们讲 了六个多月的联共(布)党史，我较了解他的政治思想情况。原任过信康南少共工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就叫野直政治委员兼主任吧!”

接受任务后，顾作霖代主任向我交代说：“你迅速到野直，组织前方野政，还要协同组织科管一下统计工作。调九军团侦察科长罗文坊同志当特派员，钟玉山、钟辉同志为特派干事， 袁帮光、袁兴同志为电台政委兼总支副书记。司、政和警卫营有两个电台，加上兵站部供给处共有六百多人，其中党员四百二十五人。做野直工作会碰到许多困难，你要虚心学习。”

顾主任还 告诉我： “陈诚已率领24个步兵旅抵达新丰、白舍、甘竹一带， 还有八个炮兵旅。前方情况比较紧急，如果广昌失守，瑞金就保 不住。因此，军委决定集中全力，在广昌决战。”

根据顾作霖代主任的交代，我立即赶到大路口，把警卫营的 大部分同志和野司管理料的几个干事，组织起来，开始进行工 作。

但这时候，前方的战事也十分紧迫。四月十四日，敌军占领 甘竹后，罗卓英指挥11个师，沿赣水两岸在十华里正面上，采取 堡垒战，逐步向广昌推进。

我军集中一、三、五、八、九军团和 地方四个独立师的兵力。红一师守鸡公山高峰。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术来对付敌人。

在敌军进攻 的正面，我以三军团为主力，从甘竹、龙溪、鹅龙瑕、王泥排到 广昌的江河两岸，都挖沟筑堡，摆开阵势，与敌决战；

在广昌东 南面的下埠洋背，置五军团作为总预备队；

在广昌的西面，置红 九军团；

在广昌以东和东北面，置一军团在广昌东北角青绸、轧 粮坑一带，协同驻盱河西岸的三军团，进行正面防卫；

我准备由 一 、五 、八军团实行“短促突击”战术狠揍敌人一下。

四月廿八 日，敌军出廿二个旅分八路纵队，在三十多架飞机的配合下，向广昌推进，见村就炸，见堡就毁， 一直推进到长生桥樟树下，新 屋里一线。

我一方面军的领导，朱德、博古、李德、伍修权、顾 作霖等同志，亲临广昌城南彭上乌沙岗阵地。

方面军领导指示彭 德怀军团长和杨尚昆政委：“三军团一定要守住广昌城，以便 一 、五 、八军团协同盱河东岸九军团从两翼夹攻，实行‘短促突 击’,打击敌人。起码要消灭敌军三至五个旅，以改变目前的战 局。”

对这种打法和不切实际的要求，彭德怀军团长意见很大， 接受任务后，他便怒气冲冲地赶回前线去了。

廿八日，敌人向我军阵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上午八 时，汤恩伯指挥八个炮兵旅和三十五架飞机，同时轰炸我军阵 地。工事、堡垒一个个被炸毁，广昌城被战火、硝烟所吞没。

在 血与火的狂涛之中，我三军团的第四师、第五师死守广昌。十一 团的两个连队，坚守城北的356高地因工事被敌炮弹炸塌，几乎 全部被掩埋；坚守广昌街179高地的红五师十三团第二连，也被 埋在工事里；我军的医院、兵站也被敌军炮火炸毁。

李德急忙跑 到头陂的野直电台，责令彭德怀指挥部队，坚决守住广昌，否 则，要撤职查办。

这时，其他各军团首长纷纷来电，向李德请示 仗怎么打，还要不要突击，往哪里突击?

李德彷徨徘徊，无计可 施，他在电台旁边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 “这一仗打糟了，怎么办?往哪里突?用什么办法才能打败蒋介石的围困?”

我当 时心里很纳闷，自己当了六、七年红军，可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红 军打这样的败仗；也没听说过工农红军会这样愚蠢，集中主力去 投敌人的罗网。

廿九日早晨，伍修权参谋长命令我迅速带领警卫营进到广昌 的南山、陂上和长桥尾一带，掩护红三军团撤出广昌。

上午十 时，我军进入阵地，与敌对峙；九军团某团也奉命在罗田咀一带 阻击敌人，午后，在一阵猛烈的炮击之后，敌两个团分五路向我南山发起攻击。我军工事被炸塌，有一个连差点被掩埋。但在骄 横的敌人面前，我警卫营战士毫无畏惧，浴血奋战连续打退了敌 人的四次进攻。我二营伤亡二十七人。残酷的战斗一直延续到晚 上七时。

当阻击任务完成后，我营奉命撤回到大路口。当天晚 上，军委立即在头陂召开各军团主要领导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

博古、朱德、李德、顾作霖、伍修权等首长和各军团领导： 杨尚昆、林彪、聂荣臻、左权、罗炳辉、董振堂、蔡树藩、李卓然等二十多人，先后来到头陂村的小祠堂。

彭德怀来迟一步，他 刚一进入祠堂，就边走边骂： “你这个李德!你怎么不从苏联带 几架飞机、坦克、大炮到中国来打正规战?!你作孽太多了，中 国革命快被你送光了!”

李德听不懂中国话，他问翻译王智焘同志：“彭德怀说什么?”

王智焘同志没翻译，搪塞他说： “他随便说说。”

会上，各军团将战况一一作了汇报后。

博古说：“我 们虽然失了广昌，但也给敌人以很大打击，暴露了敌人的很大弱 点。敌人占了广昌，下一步他们向哪进攻?他们要进攻瑞金，迫 使红军分成东西两个集团。但是，我们的前途还很光明。我们还 要很好研究，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计策，狠狠打击国民党。”

本来对这种打法，对三军团在广昌遭到的严重损失，彭德怀肚里 就憋着一股气。他一听到“给敌人以很大打击”, “我们的前途 还很光明”。这些话，火气又来了。

他拍着桌子说：“你这个李德呀!红四师红五师不要打仗了。这样的仗我们无法再打!”

朱 总司令闷闷不乐地说：“广昌决战，我们打输了。各军团暂时撤 出，由九军团继续监视广昌的敌人。各军团分别撤到广昌以东地 区，各独立师回原地方。回去后，要做好动员、解释工作，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

李德也咕噜咕噜说了一遍： “广昌这一役没打 好，我要负责。为什么没打好呢?是因为我们的工事没做好，敌 人进攻的队伍又很密集，我们没法实行突击。现在我们要加强防守，设法阻击敌人前进。我们到瑞金后，继续研究粉碎敌人第五 次围剿的办法。”

最后，顾作霖主任对如何进行部队的思想教育 工作，对赤少队和广大群众如何进行解释，作了具体的部署。各军团长返回部队。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半夜才结束。会后，我们 随朱德、博古、顾主任等领导，连夜回到大路口营地。

连日来的作战、开会，我感到十分疲劳，准备好好睡一觉。 还未躺下，朱总的警卫员就跑来对我说： “政委，不好了!顾主任得了急病，很严重，朱总司令让你马上派人同医务所的同志 好好护理、抢救。”

我们一直忙到天明。这时，顾主任已不能动 了。我马上派人报告朱总司令和博古同志，四月三十日七点多钟，因抢救无效，顾作霖主任逝世了。

在场的同志，都为失去一 位可敬可亲的好首长，非常悲痛。

顾作霖主任是江苏嘉定县人， 一九二五年冬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转为中共党员， 后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回国后，一九三一年任少共中央 书记，广昌决战来到前线代总政主任，也是一方面军野战军政治 部主任。顾主任是一位深受战士、干部爱戴的好领导。

他有学问、有经验，没有架子。他经常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在党 和红军危难的时候，他的逝世，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朱总司令和 博古等首长沉痛地向顾作霖的遗体告别后，朱总司令对我交待 说：“忠渭，你派一个班，护送顾主任的遗体回瑞金，交医院安排。”

五月四日，军委和总部首长要回瑞金了，伍修权参谋长向我交待说：“忠渭，军委领导马上要回瑞金去，你们野直七百多 人，由你负责带到莲塘待命。到那里后，你们归江西军区的王司 令统一指挥。你们的任务是：好好解释广昌决战的意义，两条道 路斗争还没有结束，还在发展，要提高干部、战士的觉悟，要协 助地方剿匪，打击地主武装大刀会。一定要注意爱护兴国、石城人民，要经常搞星期六义务劳动；要抓紧时间整训部队，提高部 队的战斗力；要加强部队中党的领导，做好支部工作，提高党支 部的堡垒作用。”

博古同志插话说： “今后野直的任务，等我们回到瑞金后，看情况再决定。”

伍修权参谋长最后交待说：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听军委的命令。”

遵照上级的命令，我带领部队离开广昌，于五月七日赶到了 莲塘，接受三分区王司令的领导。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野直 在三个地方，协助和配合三分区独立团的行动。

广昌决战，是我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的一次极不利的 仗。也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军事指挥上的一次最严重 的失败记录。

广昌是瑞金的北大门，敌人进攻广昌，目的在于攻取瑞金， 以达到消灭我红军主力，摧毁我中央苏区的目的。为此，蒋介石 调集由美、德、日装备的廿三个步兵旅和八个炮兵旅，约廿一万 人的部队，疯狂地围剿我军。

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左”倾路 线的推行者，拒绝正确的主张，相反地提出什么:这是“殖民 地、半殖民地和蒋介石反动政权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两条 道路的决战。”“御敌于国门之外”,调集处于劣势的红军，摆 开阵势，与强大的敌人死拚。这样做，等于是往虎口里送肉，正 中蒋介石的毒计。

当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时，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 九时，李济深、蔡廷锴等以十九路军为基本力量，在福建组织中 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提出取消国民党，并发表反蒋抗战 的宣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二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于福州， 李济深主席宣誓就职，十一个成员，九个委员会，发表十八条纲 领，拥有七个步兵军，两个空军大队。

并正式宣布：

一，任命蔡 廷锴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邓世增为副指挥；

二，任命沈光汉为第一军军长，李盛宗为副军长；

毛维寿为第二军军长，张励为副军长

；区寿年为第三军军长，黄固为副军长；

张炎为第四军军长；谭启秀为第五军军长；

翁照恒为第六军军 长；

卢兴邦为第七军军长；

任命了刘占雄、邓志才、庞成、梁世 骥、张君嵩、云应霖、谢琼生、院宝洪、司徒非、赵一肩、洪文 德、余承学为师级长官；

任命刘植炎为空军第一大队长，邓恩铭 为第二大队长。

同时派人与我党我军接洽，秘密商谈停战和合作 问题。

如果我们利用这个时机，支援福建人民政府，联合十九路 军和更多的同盟者反对蒋介石，这将肯定会立即改变红军被动防 御的处境，迫使蒋介石中止在苏区北部，闽浙赣边上大筑碉堡， 抢修公路的计划；就会迫使敌人由步步为营转入运动，由集中转入 分散。敌人要瑞金，我要福州、厦门至南京，可以同敌人换防。

但是，“左”倾路线的推行者是要坚持两条道路的决战。“反对 中间派”,“反对走第三条道路”,说是“中间派比敌人还坏”。 就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把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推到了蒋介 石 一边。使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孤军地 位。

我军无论在兵员上、武器装备上，都远不如敌军。多年来， 我们靠人民的支持，靠灵活、机动的游击战，靠朱、毛总结的 “十六字诀”与敌作战。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就是靠这 些取得的。

这个时候，我们有什么力量和条件，同敌军进行所谓 的“两条道路的决战”?

但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推行 者，根本不从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过高 估计自己的力量，非要搞什么正规战、阵地战，“以集中对集 中”,“堡垒对堡垒”与敌人死打硬拚。这种错误的指挥，就注 定了我军在广昌的失败。

毛主席在同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在苏维埃运动中期犯了两个大错误：

第一，当一九三三年春，福建事变之际不 曾跟蔡廷错的军队密切联合起来；

第二，采取了单独守势的错误 战略，放弃了以前诱敌深入的策略，跟占有优势的军队作阵地防 御战，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在这方面无论技术上或精神上，红军都不是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