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回忆叶剑英

深切的怀念由衷的景仰

——沉痛悼念叶剑英同志

叶剑英同志和我们永别了!党失中坚，国失栋梁，军失老帅，我感到无比悲痛!

我认识剑英同志是1928年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回国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在长征途中，在渡河东征时，在延安，在西柏坡，多次和他一道工作。在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我经常在他左右，聆听教诲。在这举国悲痛、三军挥泪的时刻，对剑英同志怀念之情，犹如滚滚波涛，在我心头翻卷激荡。

在大革命时期，剑英同志是东征北伐的名将。他热忱拥护孙中山、断然和蒋介石决裂、坚定地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荣经历，代表了真正革命者所走的正确道路。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而艰险的斗争中，以无产阶级军事家、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为开国兴邦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在几次重大的历史关头，他所显示出的非凡机智和大无畏的气魄，他所建立的突出功勋，更使我崇敬景仰。

(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国革命进人了创建红军、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

剑英同志以他对革命的忠诚，英勇投身于这个时期的斗争中心。

他是广州起义的著名领导者，也是南昌起义的一位功臣。南昌起义前夕，我们党准备举行武装起义的动向被汪精卫嗅到了，他跑上庐山，和张发奎秘密策划，企图以开会为名将贺龙、叶挺骗上庐山予以扣留，然后围攻贺、叶部队。起义面临被绞杀的危险，情势十分危急。这时，剑英同志已经是我党的秘密党员，在张发奎所辖第四军当参谋长。他察觉了汪精卫的阴谋，连夜找到叶挺同志，通报了这一严重情况。紧接着，剑英同志和贺龙、叶挺等在九江甘棠湖的一只小划子上密商对策，决定贺、叶不上庐山，贺、叶所部立即开赴南昌。剑英同志的这一行动，对挫败汪精卫的阴谋、保证起义胜利举行，起了重大的作用。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时，张发奎打算倾师追击。剑英同志利用张发奎想回广东称霸的野心，对张讲:追击贺、叶，不利于保存自身实力，不如让贺、叶部队退往广东，再打起“援师”旗号直趋广州。张发奎欣然同意，便由南雄转兵广州。剑英同志的这条妙计，减轻了起义部队的压力。

广州起义中，剑英同志的杰出贡献是，把张发奎的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变为我们党发动起义的主力。张发奎一向把枪杆子当成命根子，醉心于扩充实力。剑英同志投其所好，强调要办好军官教导团，为我党掌握武装力量进行种种谋划。军官教导团的前身是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反动势力总想消灭这支力量。剑英同志建议张发奎把它接管过来，还毛遂自荐兼任团长。以后，反动分子不断攻击教导团“赤化”，鼓动张发奎解除教导团武装。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剑英同志挺身而出，多方周旋，不仅将教导团保护了下来，而且还发展了进步力量。当张发奎担心广州警卫力量薄弱，难以对付工人运动时，剑英同志趁机提出紧急扩编警卫团的计划。经过精心筹划，将几百名参加过省港罢工的工人编进了警卫团，推荐共产党员梁秉枢当团长，安排陶铸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团内的领导职务。这样，教导团、警卫团都成了我们党所掌握的武装。当时张发奎在广州驻有重兵，对举行起义十分不利。刚被张发奎搞下台的李济深、黄绍兹，组成东西两路大军夹击广州。剑英同志看准这个时机，施展调虎离山的策略，使张发奎将主力开赴西江肇庆、梧州一带，先打黄绍All。广州城内只留下了教导团、警卫团和一些保障部队，为起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广东省委不失时机地作出了部署。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的枪炮声震撼了珠江两岸。叶挺担任总指挥。剑英同志作为副总指挥，与张太雷、叶挺、周文雍、聂荣臻等同志，领导了这次著名的起义。张发奎素以老谋深算著称，但他对剑英同志的这些活动不仅没有察觉，而且一直对他十分器重。当有人说叶剑英是共产党时，张发奎也不予置信。这充分反映了剑英同志高超的斗争艺术。他名为张发奎部的参谋长，而实际上是我们党的一位好参谋长。

(二)

长征途中，在我们党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关键时刻，剑英同志坚决维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机智果敢地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这一惊心动魄的斗争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1935年8月下旬，毛泽东同志率领的右路军胜利越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那时剑英同志任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我是总政治部副主任，随右路军行动，经常同剑英同志一起行军、宿营。正当我们准备继续北进之时，指挥左路军的张国焘到达阿坝后，按兵不动，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反而提出要已出草地的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西康。中央明确指出，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极端不利。但张国煮不仅不听中央的劝告，竟然密电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剑英同志看到电报后，识破张国焘危害中央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认为，事关重大，立即赶往三军团召集紧急会议，决定率一三军团迅速北上，脱离险境。毛泽东同志去三军团驻地前，还特意嘱咐剑英:你的处境也很危险，要设法尽快离开。

剑英同志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回来后，在喇嘛庙里和我具体商量。他不顾个人安危，首先想到怎样把军委直属队带出去。他提出以打粮准备南下为名，把直属队拉走。我认为此计很好，事不宜迟，要赶快行动。随即召开了直属队领导同志会议，有林伯渠、李维汉等同志参加，布置凌晨两点出发“打粮”。考虑到当时的处境，剑英同志和我不论是早走、晚走，还是同直属队一起走，都不利于整个行动。于是，决定待直属队出发时，我们另走一路，并约定在附近的水磨坊会面。凌晨两点，我带上警卫员和饲养员，牵着骡子赶到水磨坊，剑英同志怕惊动别人，只身牵着没有备鞍的骡子走来。在茫茫夜色中，我们快步向阿西前进，约走了四五里路，忽然从后面冲过来十多个骑兵，从我们身边飞奔过去。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奉命追捕剑英同志和我的，因看到我们只有四个人，不像是他们所要抓的对象，把我们放过去了。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党中央被张国焘挟持南下，中央红军重新北上就更加困难了，三个方面军就不可能会师，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也难以实现。毛泽东同志曾多次赞扬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我们的脑袋就保不住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周恩来同志也说过: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毛主席，使中央脱离险境，立了大功。没有他这个功，那个局势就很坏了。“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啊!

(三)

剑英同志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善于团结爱国进步力量，善于孤立、打击顽固派。他多次不辱使命，与蒋介石集团周旋较量，赢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记得红军到达陕北不久，蒋介石就强令东北军、西北军进攻红军。为了化敌为友，联合抗日，剑英同志根据党中央决策，向东北军和西北军积极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开展各种友好交往活动。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经过剑英等同志艰苦努力，东北军和西北军终于停止敌对行动，同红军和睦相处，友好合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和剑英同志组成代表团，奔赴西安协助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实现和平解决。剑英同志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广泛接触各方人士，积极宣传我党方针，反对新的内战，争取联合抗日。

蒋介石被放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为了遏制南京政府的军事威胁，剑英同志根据军委指示，在西北联军参谋长会议上提出了可攻可守、可战可和的方案，深得各方赞赏。由于西安方面态度强硬，加上舆论压力，蒋介石未敢轻举妄动。正在这时，西北联军内部在和战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杨虎城将军处境十分艰难。剑英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一起，频繁地同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进行磋商，帮助杨将军处理各种棘手问题。剑英同志耐心劝导和战两派，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坚持“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团结抗日。经过多方努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条件。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经过几番谈判，终于达成了联合抗战的协议。正如剑英同志诗中说的:“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从此，剑英同志作为我党、我军的代表，辗转于南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等地，协助周恩来同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全国各集团军参谋长会议，并且亲自出马，对十八集团军进行攻击，扬言要整肃军纪军令，还指使国民党各集团军参谋长对剑英同志实行围攻。面临这场恶战，剑英同志成竹在胸，泰然自若。他列举十八集团军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大量事实，理直气壮地批驳蒋介石的谰言，针锋相对地回击各种诽谤、挑衅，还以确凿证据揭露国民党军队与伪军沉淦一气，暗中勾结。蒋介石原想借端反共，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场胜利的斗争，被誉为“叶剑英舌战群儒”。

剑英同志在积极推动国内统战工作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开展国际统战工作。根据党中央部署，剑英同志和我分别担任外事组正副组长，一起从事外事工作，开展宣传友好活动，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援。剑英同志多次会见伊文思、柯棣华、史沫特莱等友好人士，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扩大政治影响。随着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中外人士更加关注中国解放区的情况，对国民党封锁欺骗极为不满，并且于1944年6月组成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到延安，参观解放区。剑英同志友好地接待中外记者，热情地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情况，鲜明地指出国民党虽然兵多、外援多，但所抗击的敌伪军只是一小部分，而共产党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却抗击了大部分敌伪军。剑英同志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不久，美军观察组也来到延安。剑英同志根据党中央决定，向观察组更为详尽地介绍了华北、华中和华南三个敌后战场的情况。在剑英同志的具体安排下，观察组经过实地考察，对我政治、军事情况和抗日决心有了比较正确的估计。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戴维斯等人在报告中赞扬说:“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深得人民拥护和爱戴”，“中国前途握于中共而不属于国民党”。

剑英同志在统战活动中，善于利用合法身份，广泛接触蒋介石集团党政军要人，结交社会各界人士和国际友人，尽可能团结一切爱国进步力量。许多中外朋友虽事隔多年，仍深怀敬慕之情。张治中将军在“长沙大火”事件中，被蒋介石当作替罪羊革职留任。剑英同志和恩来同志仗义执言，为他鸣不平，使张将军深受感动。事后，张将军回忆说:在各方纷纷落井下石使我感到四面楚歌的情形下，中共朋友对我亲切同情，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