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容标率小分队在泰山极顶,生擒日军山东省电报局长间本

发布时间:2025-08-04 14:25  浏览量:1

前言1942年3月,全国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的最困难时期,我奉命从延安来到山东,分配在山东纵队四旅政治部任主任。此时,四旅兼泰山军分区。我们到达旅部后,旅长廖容标、政委汪洋率机关同志们在莱东常庄举行了欢迎大会。当我们到达时,泰山区的斗争形势已经恶化半年多了,环境已很艰难。泰山区原来包括十几个县,泰南划出去以后还有7个县,即泰北、莱北、章历、淄川、博莱、新甫和益临淄博四县边联。泰山区地处胶济、津浦两条大动脉之间,紧靠山东省会济南市。境内有淄、博、莱、新等矿区,虽然面积不过一万多平方公里,但它的资源十分丰富,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是我鲁中战略区对敌斗争的前哨阵地;它像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心脏,威胁着日军在山东的指挥中心,所以敌人对泰山区的经济掠夺和军事占领都特别重视。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秦启荣、吴化文(后投日)等也积极在泰山区对我党我军进行"摩擦",陷我军于日伪顽夹击之中。我军在泰山区人民积极支持下,利用山区有利地形,顽强坚持斗争。

从1941年开始,泰山区抗战进入了一个极为困难的时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为了巩固在华占领区,便停止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正面进攻,改为对蒋诱降为主。64%的日军和95%的伪军对敌后我军加紧"扫荡",大搞"强化治安"运动,实行"三光政策"。仅1942年,对沂蒙区、泰山区2000人以上的大"扫荡"达9次之多,总兵力累计50000人以上,历时137天。部队战斗非常频繁。敌人对我根据地分割、封锁、"蚕食",到处修公路,修封锁墙、挖封锁沟,安据点,碉堡林立。泰莱、新莱、博莱、章莱、泰历等数条公路都成了敌人的封锁线。到1943年3月,泰山区敌伪据点达314处,平均三至五里路便有一个敌据点或炮楼。博山夏庄区31个村,有11个村子安了敌伪据点。敌常驻兵力有日军2000余人,伪军6000余人,另有吴化文部队13000人。吴化文部队先是与日军勾结,于1943年初公开投敌,改为伪第三方面军,更增加了我泰山区军民对敌斗争的艰巨性。敌占村庄达1223个,大批村庄被敌"蚕食"伪化。1942年春,我军为打破敌人对莱芜西北山区根据地的封锁,攻克水北、枯河据点之后,敌人实行报复,以上千人袭击驻卞庄的十二团一营驻地,致使该营伤亡过半。1942年7月,敌人突然以3000余人"蚕食"了徂徕山,安设据点40余处,大搞自首活动。最严重时,泰山区根据地村庄仅剩三十几个。市集未安据点的只剩茶叶口,但被日军"扫荡"放火烧了五次,成了瓦砾场。泰山区实际上被分割为数小块游击区,当时被人们形容成"一枪能打穿的根据地"。特别是1942年10月17日,敌5000余人分六路突然对我驻白杨、吉山一带的党政军领导机关进行合击,激战竟日,最后短兵肉搏,战斗异常惨烈。我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汪洋同志及教导营长(原十二团团长)石新、保卫科长孙玉山、后勤处长刘叙坤、十团一营营长赵钧等200余名指战员和机关干部(包括十团一营两个连和教导营军事队全部)壮烈牺牲,百余人失踪和负伤。此次战斗,我机关部队损失惨重,教训极为沉痛。

面对当时的险恶形势,如何才能粉碎敌人"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阴谋,变被动为主动,打破敌人的"扫荡"、分割、封锁等一系列的"强化治安"措施,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呢?

鲁中军区政委兼区党委书记罗舜初同志,在吉山战斗后不久,便来到泰山区检查了各项工作,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山东分局又派鲁中区党委宣传部长林乎加同志任泰山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加强了领导。林乎加同志到泰山区后,多次召开了地委和军分区的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我们总结了吉山战斗、卞庄战斗和徂徕山、莲花山被"蚕食"的挫折和教训,认识到环境如此危急,必须改变对敌斗争的具体形式和措施,明确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当务之急是结合泰山区的实际斗争情况,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一元化领导、三三制、精兵简政、整顿三风、发展生产、时事教育、审查干部、拥政爱民、减租减息。对敌斗争,是敌后军民的首要任务。中央军委于1941年11月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确定我军对敌斗争的方针是:"长期坚持、保存实力、开展游击战争……在一些困难地区实行全部武装地方化。"地委和军分区进一步学习了山东军区提出的实行"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坚持实行长期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指示。地委于1943年3月8日作出了泰山区《三个月的对斗争总结和今后半年工作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今后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对敌斗争的需要,要加强敌区工作和敌伪军工作,以武工队为主要形式开展军事政治攻势,加强群众工作,开展反敌特与锄奸工作,做好两面政权工作,开展征粮与反抢粮、反资敌斗争,加强报纸与文化宣传工作,全力开展对敌斗争,扭转被动局面。

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了解决"鱼大塘小"的矛盾,军分区决心实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自1942年8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鲁中军区正式成立之后,四旅番号撤销,改称泰山军分区(即鲁中一分区),所属十一团拨归三分区;1943年春又将十团、十二团团部取消,两个团缩编为四个营,直属分区领导指挥。军分区司政后机关科改为股,机关的干部战士精简充实连队,老幼病残动员回家,骡马大裁减,后勤人员转入地下,真正实现了机关轻便、连队充实的目的。军分区领导干部只有司令员廖容标、政委林乎加、参谋处处长刘国柱、政治部主任欧阳平、副主任李枚青(1943年8月牺牲)等几人,充分体现了精简原则。

军队与地方党政机关的精简整编也减轻了群众负担。1942年下半年群众交纳的公粮与上半年相比,泰北仅占40%,章丘占48%,莱北、博莱都减少了一半。这一时期,泰山军分区的武装力量,包括6个县大队(新甫县大队1943年春划归三分区),70个区中队,总计约5100人。人数减少了,但部队更精干了,战斗力加强了。活动灵便,到处是八路军,但敌人找不到庞大的目标。机关部队精简后,我军注意了抓练兵,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战术水平,增强作战能力。自1943年秋起,部队开展了练兵运动,狠抓了五大军事技术,即:射击、投弹、土工作业、破、刺杀,掀起了比武热潮。军分区举行了比武大会,并选派了"尖子"出席1944年春鲁中军区的松林比武大会。

这时期,泰山区进一步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林乎加同志兼任军分区政委,廖容标同志还兼任泰山区专员。各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围绕对敌斗争的中心,大事都经党委决议,各司其责。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党政军民真正形成了一个拳头。这是冲破黎明前黑暗,取得胜利的又一得力措施。

这个时期战斗异常频繁,平均两天打三仗。大部分是我主动进攻,并且打了一些漂亮仗。例如1942年7月,军分区廖司令员率十团三营在淄河流域寻找战机,奇袭天险马鞍山,打了个漂亮的"无声歼灭战"。夺取马鞍山,为打开淄河区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并震动了博山城内的敌人。11月9日,日军数千人包围马鞍山。我守山人员,包括在马鞍山养伤的鲁中二团副团长王凤麟等30余人,凭险据守,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次日,日伪军增加兵力和炮火,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我守山人员拼死奋战。子弹打完了用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用石头砸。战至黄昏,共毙敌百余人。我副团长王凤麟、鲁中联办副处长谭克平、山纵干教科长于平、区党委组织科长李成仕等30余人壮烈牺牲。益都县参议长冯旭臣一家六口人跳下悬崖自尽,表现了高尚气节。马鞍山保卫战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英雄气慨,在鲁中战史上写下了悲壮的诗篇。马鞍山暂时被敌人占领了,但到1944年春,石洪生等四勇士再次化装奇袭,攻克该山,并全部消灭了守敌一个排。马鞍山又重新回到了抗日军民的手中。

日军攻下马鞍山后,又移兵围攻鹿角山。该山守寨部队由十团三营副营长方明胜带的一个加强排和该地区中队共百余人组成,由方统一指挥。敌人千余人在飞机大炮的轰炸掩护下,轮番发起八次猛攻,都被我守军击退。激战竟日,至黄昏敌拖着尸体撤退而去。鹿角山保卫战的胜利,为马鞍山的烈士们雪了恨,更重要的是保住了至淄河区的交通线。胜利后不久,我上山寨,代表军分区首长向方明胜同志及全体指战员慰问和表扬鼓励,并进一步部署坚守的措施。

1943年春夏之交,廖容标司令员率一小分队深入敌区,登上泰山,创"岱顶捉鬼子"的奇迹。某日天未明,他带着军分区政治部林长鲁宝琪、泰安县大队副政委张正德、分区侦察参谋刘锡坤、连长李兆亭和一个机枪班及侦察员共20余人上泰山游击,巧遇驻济南日军山东省电报局长间本等十余人上山。他们隐蔽在南天门内,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经过短促战斗,全歼敌人,除毙伤的十人外,还活捉了间本和伪大队长等4人。战后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廖司令上泰山,亦游击,亦游览;观罢日出设伏击,捉回鬼子和汉奸,军民齐称赞!"这次胜利给敌人很大震惊。数日后,日军出动千余人寻找我部报复,在灵岩寺东山展开激战,又被我军歼灭百余人。

1943年夏,莱芜县独立营攻克了刘家陈村据点,俘获了一个小队的伪军。该营在一夜之间接连攻下了泰莱公路上的15个碉堡,人枪全部俘获。

1943年春节前夕,军分区十团三营七连连长刘志太率排长李念壮、班长(战斗英雄)岳宗生、司继从、李公升四人,去章丘埠村敌伪据点侦察,乘敌不备摸入据点内抓到一个伪乡长带路,一枪未发即将北门岗楼及换哨伪军38人俘获,缴枪39支。1943年秋,刘志太又奉命率七连去胶济路上的大临池车站附近设伏,以区中队诱敌,将敌全歼,共毙伤伪军50多人,俘虏32人,缴轻机枪一挺,长短枪40多支,战马8匹,我无一伤亡。这两次战斗均受到军分区首长表扬。

我们对响水湾(莱东)敌据点的斗争,是有敌据点而无敌区的典型。1942年11月,敌人在响水湾安设据点,我们县、区武装和民兵在村民支持下对其进行围困斗争。一到夜晚,敌人在围子里不敢外出,任我民兵和工作人员在村子里活动。我们还向炮楼的伪军宣传,上政治课,日军像聋子、瞎子一般没有办法。经过15个月的斗争,敌人终于撤走,放弃该据点。像这种有据点无敌区的例子各县都有,并且日益增多。这是贯彻敌进我进,变敌占区为我游击区、根据地的斗争成果。

为了更有效地对付敌人,我们的侦察情报工作也得到加强,基本上做到了对敌情了如指掌,敌动我知。我们一方面靠侦察队、武工队、情报站在敌区活动得到的情报和群众传递的"三角信"或口传情报;另一方面也靠敌伪关系内线情报。例如泰安城、博山城、莱芜城、口镇、仲宫等伪军关系,不断将敌伪动态、组织编制、武器装备等告知我方。从济南、仲宫、泰安城、莱芜城、张店、博山到军分区都形成了情报网。如泰北大梭庄即有我们的情报站,只要情报到手就能准时无误地按指定地点送到别的情报站。该系统属军队建制。在泰莱边活动的罗俊武工队即建立了乡、村二级情报站,能及时掌握敌伪动态。莱芜口镇伪镇公所建立了我们的秘密情报联络站,经常送情报出来。我侦察参谋刘锡坤曾经进镇公所住了三天,摸清了敌情,为我军分区特务营歼灭驻口镇的吴伪军一个团部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我军分区司令部有一支训练有素和有丰富经验的侦察队,在对敌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例如,1943年初某夜,我军分区机关住莱北傅家庄。当时,下着雪,人们还未睡下,忽然听到黑山头方向几声手榴弹响。廖司令员和侦察科的同志判断,是我侦察员发现敌人后,来不及报告而投弹报警的。于是,廖司令下令机关部队紧急转移,待我们刚离开村西头,敌人便已来到村东头。这次幸亏我们转移快,未受到任何损失。事后才知道是大王庄据点的鬼子背着伪军、伪组织,利用雪夜对我分区机关实行远距离(30华里)奔袭。这样,不仅我在大王庄的情报员来不及送情报,就连我派出监视敌人的侦察员都来不及跑回报告,只得在途中投掷手榴弹紧急报警。由于我们侦察员的勇敢机智,使敌人扑空,保护了我机关免遭损失。

日军的特务情报工作,对我威胁很大。敌人有好几层情报网,即公开的伪政府情报员,收买流氓做情报员,派遣绝密职业特务情报员,以及打进来拉出去,潜伏到我们内部的情报分子等,斗争极为尖锐复杂。我们的对策是,对顽固的职业特务实行镇压,有的则以反间计把他干掉;对一般情报人员着重教育,争取为我所用。以两面手法应付敌人,如待我部队转移了再去报告敌人,或以多报少,或以少报多,使敌人受骗上当。反之,倒要敌人情报员向我报告敌情,真真假假,弄得敌人不敢信任。这是破坏敌人情报网最有效的办法。到敌占区活动的我方人员和部队多数住在地主家里。地主是当地的实权人物,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在我们控制下,他不敢让伪村长和情报员向敌人报告。

在情报战中,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最突出的是鲁宝琪同志的牺牲。他是鲁中军区政治部的科长,1942年秋,由军区派往泰北设立情报站,共30余人,并携有秘密电台,主要搞济南方面的敌人情报。1943年冬,在一次战斗中他负伤被俘,在狱中因伤势过重而英勇牺牲。

泰山区第一支武工队于1941年12月成立。由四旅调集四五十个连排干部、共产党员组成,并以得力干部罗俊(旅政治部协理员)任队长。每个成员装备步枪、短枪和手榴弹三种武器。武工队成立时,廖旅长、汪政委亲自讲话,指出组建能文能武、能工能打的武工队是当前深入边沿区、敌占区,配合地方党政民反"清剿"、打击敌特、进行政治攻势、保卫群众、团结群众最好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并交待了政策,部署了工作。只半年多时间,这支武工队在莱城口镇一带地区就取得了重大胜利。敌伪国特听到罗俊武工队为之丧胆,老百姓则喜悦地说八路军又回来了。1942年夏,莱东县委又组建立一支以尚克东为首的武工队,活动于莱芜城东,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成绩,威名大震。军分区在吉山战斗失利后,认识到大力发展武工队的必要性。罗俊、尚克东两支武工队积累了克敌制胜的丰富经验,树起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好榜样。地委与军分区发出号召,广泛发展武工队,学习罗俊、尚克东两支武工队的经验,实行敌进我进,变敌占区为我区。从此,武工队像雨后春笋般在各县相继诞生,最盛时约有百余支。好些区的区干部与区中队结合,以武工队的形式进行斗争。有些武工队是有形无名,也包括在内,出现了武工队遍地开花的局面。各县大队、公安局、敌工部都建立了自己的武工队。1943年春,我十团组建了两支武工队:一支化装插入淄川城进行侦察,打击汉奸和开展群众工作,建立秘密关系;一支插入洪山矿区在矿工中进行工作,在工人协助下打击特务汉奸。军分区武工队在1943年夏进入泰莱边,参加摧垮日特"川村实验区"的斗争,1943年秋,又转入济南市南郊历城境内开展工作,在当地县区党政和县区武装配合下,在大涧沟、仲宫、柳埠、商家庄、西营敌伪据点之间积极活动,打击汉奸队,摧毁道会门,争取群众,大造声势,八路军好的声誉家喻户晓,形势迅速好转。敌伪据点日益孤立,造成被我各个击破的有利条件。罗俊武工队又创下了新的功绩。

淄西通道主要是山东分局、山东军区与渤海、胶东的通道;泰北主要是山东分局、山东军区与太行山、延安的通道。

在被敌封锁的情况下,我们的交通邮递和护送干部的线路始终保持通行。后来将公开交通与秘密交通分开,平时只用公开线路,秘密交通线路只在关键时使用。1942年至1943年,我鲁中、鲁南根据地经济发生很大困难,除自力更生外,主要靠胶东送黄金和北海票支援(有时还要将黄金送往延安)。从沂蒙山区到渤海、胶东只有通过淄西通道。开始是采用接力办法,渤海派人送过铁路,泰山区接过来让北来的交通营休息。在淄西这块方圆不到200里的区域内,敌人安了47个据点,北来的交通营很难通过。为了保证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财政来源,泰山军分区便派一个连随专署的房众夫和军分区的李正育二同志过铁路北到渤海区接应,把黄金、钞票背回来。为了发挥淄西通道的重要作用,泰山地委决定组成淄西工委(李镜远任书记)和淄西办事处(房众夫任主任),并与鲁中军区胶济大队长李厚才保持联系,后又把短枪班扩大成淄西大队。他们还拔掉了常旺庄据点,使通道保持畅通。这支交通队除在一个村驻过48小时,在另一个村驻过24小时外,其余时间都是在47个据点、碉堡之间游击活动。为了护送文件和报纸,以及护送一批批的过路干部,要通过敌人一丈二尺宽的封锁沟,通常有一个班逐个用绳子下到沟底再搭肩爬上来。1942年4月,同我从延安一起来的30余名干部去渤海、胶东,就是由淄川县大队护送过胶济铁路封锁线北去的。

护送干部过路是很艰巨的任务,责任非常重大。有一次,山东纵队政治部江华主任率30余名营以上干部经过泰北去太行、延安,遇上敌人"扫荡",我泰历县大队即将他们安插在大梭庄一户较开明的小地主家里,住了一昼夜未被敌人发现。泰北工作做得好,受到江华主任的表扬。接着,他和那批干部在该大队一个排的护送下,顺利地通过了津浦路封锁线。

泰山区交通战线的先进人物有刘贯勉、李国松等模范交通员。1944年秋,他们出席过山东省的劳模大会。当然,也有牺牲的同志。如泰山地委交通科长刘恒先,就是在与渤海交通联系时牺牲的;邢占叶同志也是在章莱公路上的雪野遭敌伏击负重伤后牺牲的。

我们对民兵工作十分重视,并加强了领导,配备了骨干力量。民兵在这一时期非常活跃,特别是1942年8月1日,山东军区发出"八一训令",要求大力发展民兵。泰山区民兵到1942年底已发展到5793人。例如莱东苗山区的民兵阻击700余众的敌人,使敌人一天未敢前进;夏庄区的民兵在战斗中缴获轻机枪一挺,小炮一门,步枪50余支;香山区的民兵以少击多,三个民兵在途中阻击敌人数十人,使敌人不敢前进一步。民兵将猪石槽据点的22个伪军生俘,把据点放火烧掉;朱上坡的民兵30余人遇到大辛庄伪军10余人去博山,当即伏击该敌,把敌人全部消灭,缴机枪一挺,步枪9支;莱东邢家庄民兵当敌人"扫荡"时,在一户门上挂上了地雷,炸死日军3人;莱北香山区指导员崔志远,带两个民兵去温泉庄碉堡喊话时碰到了3个伪军,经教育后放回去里应外合,带出来伪军36人,把碉堡炸掉;莱芜颜庄区兰头村,有一次被日伪军400人包围,该村民兵、村民300余人,配合区中队26人和20余名工作人员,以百余条土枪、土炮和几十支步枪为武器,与敌人激战整日,敌无计可施,只好撤走。博莱南岩民兵,在队长刘建平率领下获重大战果,受到山东军区在全省英模大会上的表扬,并授予刘建平以特级民兵英雄和模范民兵指挥员称号。该民兵队曾配合主力攻克大崮堆据点,并连续迫退敌人据点十几处,夜袭玉皇项,歼灭伪军34人,缴机枪二挺、小炮二门,智取汪家庄据点,毙伤伪军33人,缴枪56支。并于1943年11月23日打退过吴伪军上千人的进攻。半年之内作战142次,毙伤日伪军133人,俘105人。受到山东军区首长表彰的莱芜民兵英雄李念林是有名的"爆炸大王",在配合打埠村据点时曾立过一等功。他用地雷战炸死和杀伤敌人76人。在廖司令和武委会主任李凤鸣亲自帮助下,他办了多期训练班,培养出0多名爆炸手。从茶叶区开始,做到了村村有石雷爆炸。他们创造了13种地雷,如蹚雷、踏雷、挂雷、连环雷、石雷等。1944年12月23日,美国合众国际社还广播了山东地雷战英雄李念林的事迹。

1943年冬季,泰山区民兵自卫队共计作战298次,毙伤敌伪军163人,缴掷弹简1个,长短枪33支,手榴弹170枚。破袭25次,飞行爆炸64次,固定爆炸214次,共炸死炸伤敌伪军80人。

泰山区民兵工作取得的成就,除分区首长和各部门关心支持及各县区领导重视外,泰山区武委会主任(专署武装科长)李凤鸣同志在民兵工作中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李凤鸣同志是山东泰安人,参加我军前曾在西北军任过团长、代理旅长,由于长期受到我党我军的影响,故在徂徕山起义后不久即参加我四支队。1939年春任教导大队长,以后任武委会主任。虽年过半百,还经常与民兵生活在一起,讲战斗故事给民兵听,教民兵战术,生活俭朴,无旧军人习气,无干部架子,深受民兵喜爱。在反"扫荡"中,他亲自带领民兵进行破袭战,到处安放地雷和袭扰敌人,给敌人以重大杀伤。

敌人想用经济封锁困死我们,我们就开展反抢粮、反资敌斗争,开展敌区贸易斗争,在经济上打击敌人。泰山区专署贸易局成立不久,即以土特产打入敌区,换取必要的军需民用物品。后又改为税贸局,增加敌区税收。在济南建立"福盛恒商号",在泰安开设泰兴原酒店。这个酒店名义上是燕宝志个人经营,实际上是我们的秘密粮仓金库。还建立了百余人的群众运输队。在过年过节时给伪警察所送点"礼品",以换得敌伪关卡对我们的物品不开包开箱检查即放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将照像机、电池、灯泡、手摇马达等装在火柴箱里或棉花包里运出来。但有时也发生问题,如单景春等人的叛变,使我贸易人员遭受了损失。

"粮为宝中之宝","兵无粮草自散",这是起码的常识。敌人也懂得这个道理,经常出来抢粮食,到麦收秋收季节更与"扫荡"结合起来抢粮。反抢粮斗争是以部队为骨干,部队每年都以武装来保卫夏收秋收,但更多地是靠民兵自卫队来担当。各村群众普遍实行"空舍清野",办法是藏粮埋粮,运粮不及的即掺沙(大粒粮掺细沙,小粒粮掺粗沙),使敌人吃不得运不得。为了不使敌人征到粮食,我们到了麦收秋收季节,便把伪村长调集到根据地办训练班。村里没有头,群众便有了借口不纳粮。麦收秋收过后,我们再把伪村长放回去,并保证把公粮交给抗日政府。群众对敌人应付的办法是:向伪政权请愿,多报灾情,少报产量,请求减免;要多送少,要好送坏,假送假截,以"八路军截去"骗敌;掺杂掺假,拌粮加水,少交、拖交、不交。对敌伪催粮人员捕、押、管、教,有武装掩护抢粮者,我部队民兵便予以打击。武装围困据点,使敌人不敢出来,这样大大减轻了群众的负担。一般敌占区群众的负担不到应征数的二分之一,游击区则基本不负担。如敌伪规定莱芜陶家陈村全年应交粮20万斤,开展反资敌斗争后,不到两万斤。

泰山区环境恶化以后,后勤工作境十分困难,只好采取分散隐蔽的办法,政治思想工作更需加强。为此,军分区决定调张煜任后勤政委,汪瑜任后勤总支书记。军工生产仍坚持造手榴弹、地雷,翻造子弹、炮弹,并生产少量机枪和打炸药的小炮。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卫生处将几个医疗所划成若干分所,分所再分成几个医疗小组,把伤员分散到敌区和边沿游击区隐蔽治疗。伤员白天分在群众家里,夜间和白天有情况时便把他们转移到堰窖里去(在梯田地堰上以石块垒成的洞),医护人员则化装成种田、割草、拾柴的农民或放羊的牧童在外面观察情况。这样做,要严格保密和严密分工,以防万一被敌发现也不致有大的损失。有时听到敌人要来的情报,即采取"调虎离山"计,在天黑前组织一些担架搞"假转移",以保住医疗小组不被敌发现。

1941年9月18日敌人"大扫荡"时,刘家白杨住着一所、二所共300余名伤病员和工作人员,群众听到敌人"扫荡"的消息便急忙把伤病员抬出去藏起来。村民刘新章发现还有一个女病员未能转移走,便把她掩护起来。敌人把刘新章抓去,用刺刀指向刘的胸膛,逼问八路军伤病员的消息,他坚决不说,壮烈牺牲了。莱北雪野区大酉坡毕才德家住着7个重伤员,刚运走了3个,敌人就来到了。她和邻居几个妇女冒着敌机枪扫射把4个伤员抬出去。其中有一个妇女被敌人抓住,敌人逼她说出伤员的去处,她毫不畏惧,始终不肯暴露伤员去向,被敌人用刺刀捅死。她们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我军伤病员的安全。漫子村一带的堰窖子是较好的隐蔽点之一。一个12岁的小看护员小毛伪装成牧童,巧妙地应付敌人,未被敌人抓去,被伤病员称之为机智勇敢的小英雄。

在建设地下医院的工作人员中,也出现了许多动人事迹。其中医疗所长王兰亭(女),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并细心为群众治病,受到了伤病员和群众的爱戴。王亭是山东章丘人,与丈夫刘子珍同是医生,抗战前在沂水县的依汶庄开设私人诊所。他们于1938年参加我军,夫妇二人不久入党。刘子珍在泰山分区卫生处医务主任,王兰亭任医疗所长。那时药品异常缺乏,疟疾流行,他俩想方设法以中草药代替西药,治好了许多患疟疾的病人。1943年春,泰山区春荒,疾病流行,他俩又积极为群众治病,治好了许多病人,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们为了治病救人,和大家一样吃大苦耐大劳,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出没封锁线边缘区,对坚持抗战做出了贡献。

我们在与敌人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展开了政治攻势,尤其是对道会门。因为泰山区道会门名目繁多,大多是由敌伪、国民党、地主欺骗落后群众组织起来反对我们的迷信组织,且多有武装。由于其政治背景不同,故对我们的态度也不尽一致。1940年至1941年前后,由于我们对道会门采取了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政策,因此树敌过多,积怨颇深。以后总结了经验教训,采取了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政策,只打击少数死心塌地投敌的会首,争取大多数会众,致使大部分会众有所转变。如窝铺乡小刘庄地主兼会首董树谦,配合日军"扫荡",杀害我抗日人员及家属,不但听不进我党我军的忠告,反而变本加厉。我部队加以反击,活捉董树谦,就地处决,会众解散。对一些态度较好、危害较小的会首,我们则采取了教育争取的政策。如西金井庄道会门头子倪 xx 比较开明,经我们多次教育争取,态度明显地转向我方,以后这个村庄成了我们打开范镇"川村实验区"之立足点。有一次他掩护我们一个排隐蔽在他家,未被敌发觉。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处理了道会门,对打击日伪军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们积极开展了争取瓦解伪军、伪政权的工作。地委分工由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李枚青兼地委敌工部长、十二团政治处主任张秉玉调任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各县委也配有专职敌工部长,各区还有敌工站长。当时主要的活动有以下几点:

(1)开展宣传攻势,进行政治攻心。宣传的主要对象是伪军、伪政权和伪属。每逢重大节日,如"七·七"、"九·一八"、春节、中秋节等,就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宣传的内容主要是:抗战必胜,正义战争必胜,日本必败,枪口对敌,不给日本鬼子当炮灰;缴枪不杀,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等。宣传方法主要是到据点碉堡附近喊话上课,用弹弓将宣传品射到据点碉堡,召开伪属座谈会,办伪乡、村长训练班等。有时喊话遇到伪军打枪,我们立即点名警告,使其老实听训。我曾于1942年6月写过一份对伪军的传单诗:"出路出路,只有爱祖国,伪军兄弟,快弃暗投明,过来当八路。"这些宣传攻势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采取各种方法,瓦解争取敌伪军。我们采取了开展宣传教育,对伪属进行工作,"红黑榜"点名,打入伪军内部进行活动等方法,瓦解争取敌伪军。博莱县和庄据点最顽固的一个父子兵营,经过我们喊话教育后,有48人逃跑,带出步枪16支。又如共产党员郭正元打入历城伪军岳伯芬部,经郭正元积极进行教育瓦解,于1944年秋拉出一个大队反正,整编为我们历城县大队。莱芜颜庄区公安特派员王善甫等同志积极做伪军工作,争取了一个伪乡公所,一个伪军中队,两个碉堡的伪军在我攻据点时自动放下武器。采取这些方法开展活动,对瓦解争取敌伪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3)配合我军袭击,乘机投诚反正。我们在伪军内部建立的关系,1944年夏已达70多人,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1943年春,我莱北独立营一连在内线配合下一枪未放,就拔除了高家洼据点,俘获人枪各34。1943年,在县敌工部长期争取下,泰北山口伪军一个中队在我军到达后即按廖容标司令员的命令起义,参加我泰历县大队。姚庄据点的一个伪军中队(中山分校)在我争取下也由队长宋绍平率领起义。1943年底,我们采取里应外合的方法,解放菜芜的孝义、辛庄、颜庄、南冶、嘶马河、矿山子等10余个据点时,伪军、政权起义和投降者共达1500多人。1943年10月打埠村时俘获了伪军班长杨兴华,经教育释放后,他到垛庄据点当班长,成了我军情报员,使我军顺利地打下了垛庄据点,俘敌300余人。以后杨兴华又到济南市郊大涧沟配合我军袭击敌据点,俘敌100多人,缴步枪100多支,机枪一挺,我军仅伤一人。

李枚青副主任为了体察开展敌伪军工作的成效,曾亲自到泰北,由县敌工部长徐毅民陪同,在一个伪乡长家与伪军中队长刘少文谈话。第二天夜,又到山口伪区长孟子钧家住了一天,以检查对伪政权的争取程度。两次活动都很安全、顺利,李枚青同志对泰北的敌伪军工作十分满意。在此之前,1942年夏,李副主任曾深入万德、灵岩寺检查敌区的群众工作,并亲自对和尚进行抗日爱国教育。由此可见,我们领导同志以自身行动贯彻了敌进我进的方针。

(4)积极争取伪政权,使其转为革命的两面政权。这方面的工作也取得显著成绩。莱芜县在敌人准备占领的地区内,事前就布置一批人打入了伪政权。对那些忠实于敌人的伪乡、村长,我派人员去发动群众检举控告,将其除掉或撤换。如封丘乡伪乡长刘宝善是敌人的忠实走狗,我军就捉住他镇压了。1943年底,我们将雪野区伪区长王徽五、寨里区伪区长边子玉争取过来与敌人进行合法斗争。我们利用口镇维持会长朱干晨营救我军被捕人员及抗属,还在陶家陈村建立了白皮红心隐蔽根据地。该村伪政权完全由我们控制,没有汉奸,全村700户,家家有地洞掩护我们工作人员。像这样的地下红色堡垒,每县都有几个乃至十几个。又如泰北的大梭庄,是一个回民村,在村党支部书记杨英同志领导下,建成了坚强隐蔽的抗日村,掩护干部,保存公粮,安置伤病员,转送情报。伪政权人员完全听命于我们。遇到危险时,我们则采取假逮捕真保护的办法使其脱险。到1942年年底,我们已争取了9个伪乡政权、100多个伪村政权。1943年年底统计:莱芜县伪政权中忠实于我军而表面上应付敌人的占55%,两面都应付的占25%,忠于敌人而应付我们的仅占12%,还有8%则是敌人的忠实走狗。

(5)开展对"川村实验区"和国特刘伯戈的斗争,粉碎敌特阴谋。川村是日本特务,他搞了一套伪装中立的欺骗手法,诡称相信"三民主义",以办中山学校为名,组织伪军460人。以泰莱边范镇为中心向四周发展,几乎搞了大半个县的地盘,成了敌占区的"模范区"。该地区敌人不来"扫荡",诡称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行不通,日本灭亡中国也不可能,只有实行"三民主义"才行。有时俘虏我方人员实行"宽大处理",企图以欺骗软化手法达到奴化中国人的罪恶目的。我们一方面派武工队进去进行宣传教育,揭露敌人欺骗阴谋,规劝伪军和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打消某些人走"中间道路"的幻想;一方面进行军事斗争,派部队去打了几次仗,四个伪军中队(即四个分校)全部被摧毁,山口、祝阳、姚庄、吴家庄等据点被我军收复。在我军政治、军事打击下,1944年春,"川村实验区"垮台了。

刘伯戈是国特兼日特的双料货。刘伯戈曾代理我莱芜县委书记,抗战前就叛变投降了国民党。1941年起即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坚决与我为敌,杀害我们不少干部、党员,对我们破坏很大。对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国特,我们主要是采取军事斗争,严厉打击,在嘶马河等地与其进行了两次战斗,全歼其武装力量,毙伤敌80余人,俘虏750多人。

为了做好敌伪军工作,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1943年8月13日晚,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李枚青同志在莱芜上游庄附近过公路封锁线时遭敌伏击,而光荣牺牲,时年29岁。事后,分区广大干部战士及上游附近10多个村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送出,安葬在小酉坡村。

再如泰历县敌工部副部长吴奎轩同志,在泰北山口伪据点进行工作时中了埋伏,突围时子弹打光被俘,后被伪军活活打死。牺牲后,其遗体运回原籍莱芜时,沿途许多群众痛哭流涕。还有章丘县敌工部长褚方塘,分区敌工科干事杨荫树(东北人),敌工干事孙士英,秘密武装人员程宽明等人,都是在做敌伪军工作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开展敌伪军工作做出了贡献。

1943年春,部队、地方同时开展了拥政爱民与拥军优属运动,更加体现了军民鱼水情。部队每到一个地方,争相为群众做好事:助民劳动、抢险救灾、为群众看病、组织群纪检查小组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情况。部队制定了"拥政爱民公约",地方制定了"拥军优属公约",部队干部战士还学会了拥政爱民歌,出现了许多动人的拥政爱民故事。机关连队住到村民家里都实现了"三不走"的口号(借东西未还不走,水缸不挑满水不走,地不扫干净不走)。政府和群众也经常慰问部队和伤病员,尤其是在部队打了胜仗以后,群众杀猪宰羊慰问部队。每逢节日,只要环境允许就召开军民联欢会。从此,将每年的新年春节之间的一个月,定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月,把"双拥"制度化,真正做到了"拥护政府爱人民,军民团结一家人"。

1943年,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部队开荒种地,运粮运柴。当时泰山区发生了空前的大春荒,大部分群众吃不到粮食,以榆树叶、野菜、观音土充饥,到处都是浮肿病人,大部分村都有十数人乃至数十人病饿而死。据莱芜县统计,1943年春,饿死不下5000人。淄河地区更为严重,病饿而死的万人以上,出现了逃荒要饭、卖儿卖女的严重情况。部队生活也艰难到食不见粮,冬不上棉的程度。有时天气寒冷,天下大雪,干部战士还穿不上棉衣,只好发裁好的布片和棉花,每个人自己动手做。有的连队战士没有鞋子穿,便将一双鞋子轮流站岗时穿,变成了"站岗鞋",行军走路只好搞"赤脚运动"。吃菜也很困难,每天只发5分钱菜金,每人一天只有3钱油5钱盐,买不到菜就炒糊盐当菜。每人每月只发北海币1元作为零用钱。1942年底,我十团在淄河峨庄、石板一带抗击日伪顽夹击,保卫淄河抗日根据地。此时,老百姓粮食被敌人抢光,已经断炊;我军也断粮,吃些从莱芜运去的花生饼,有时花生饼也接济不上。冬季青树叶、野菜无处可采,有位司务长拣来干枯杏叶,与半块花生枯饼下在锅里煮成一锅特殊稀饭,让全连人吃一顿。这一大"发明",立即推广到各单位,都纷纷去拣干树叶煮着吃,以解饥饿之急。当时我正在该团检查工作,也享受了这一"特殊待遇",并为此写了一首歌颂干杏叶为抗战作贡献的短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部队一方面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要求每个人开荒半亩,各机关干部战士都开荒种地,自磨自食。一方面,勤紧腰带,节约救灾,部队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食救济群众,机关到几十里路外自运粮柴。下去搞民兵工作的同志都同民兵一齐实行劳武结合,并随身带上药品,随时给群众治病。军分区派出若干医疗组到重点地区给群众治病。鲁中区党委号召:"生产不荒一亩地,救灾不饿死一个人"。鲁中区党委和区联办拨出粮食30万斤,发放无期贷款25万元救济群众。许多妇女挑起生产上的重担,仅在莱芜北部就有上万台纺织布机。妇女们白天下田劳动,晚上纺线织布,成为生产上的能手。

当时,由于汪洋政委、李枚青副主任的牺牲,卞庄、吉山、马鞍山战斗的失利,许多村庄被敌"蚕食",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士气一度有些消沉。在这种情况下,我部队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党中央发出了号召,"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汪洋同志生前也讲过"……天要明的时候黑一刹,灯快要灭的时候亮一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暂时的困难,敌人一时的猖狂凶残都逃脱不了即将灭亡的命运。"用这些号召和指示教育部队,鼓舞了士气。大家决心咬紧牙关,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争取最后胜利的早日到来。

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中,我们既狠抓当前的形势任务教育,又抓了远大目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学习红军光荣传统,尤其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艰苦奋斗的精神,使广大干部战士树立抗战必胜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伟大信念。回顾起来,这两个信念的教育,对当时度过难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机关部队于1942年春开始了整风运动。分区领导作了整顿"三风"的动员报告,每天坚持二小时学习,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整风文件。军分区还举办了连干部整风轮训队,总结了经验教训,写了反省自传,统一了认识,使大家受到了一次马列主义党性党风的教育,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部队内部开展了尊干爱兵活动,互相订了"尊干爱兵公约",对过去发生的某些不愉快的事情,干战双方各自作自我批评,干部主动承担责任,改善了官兵关系,进一步增强了内部团结,出现了官爱兵、兵尊干的融洽气氛。

部队开展了文娱活动,活跃了部队文娱生活。军分区宣传队进行小型演出,下连队教唱歌曲。宣传干事郭莘还编了首歌曲,名叫"咬紧牙关,度过困难,争取胜利",还组织演出话剧《过关》。机关干部还自编自演"山东快书",如《大战岱崮山》、《三次讨吴大胜利》等。连队组织的青年班,大都成了连队模范班。连队主要靠青年开展活动,这既活跃了部队生活,又鼓舞了部队士气。

加强党组织建设,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保证。各级领导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团以下均有专人负责做党的工作,团有总支书记;一度取消团部后,各直属营和各县大队(独立营)也配备了总支书记,营有分支书记(即副教导员),连有支部书记(即副指导员)。要求连队的党员经常保持25%到35%左右,做到班有党员,排有小组,连有支部。经常召开党员与群众座谈会,号召群众向党员提意见,批评监督党员,教育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每个班有2至3个互助小组,一个党员团结2至3名群众。战斗中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平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发挥了党员的模范作用、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部队经常表彰先进,发扬正气,激发积极性。1944年,分区开展了创模立功运动,在南营与地委共同召开了英雄模范代表会议,选出了方明胜、曲凯庆、阎发仓、董占江、岳宗生等18名战斗英雄和李念林、刘建平等民兵英雄,并出席了1944年7月鲁中军区和山东军区召开的英模大会。

通过上述工作,部队的政治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

1944年3、4月间,由鲁中军区统一组织指挥的第三次讨吴战役(山东大股伪军,吴化文部即伪第三方面军),经过两周激战,将其主力、总部基本歼灭,俘虏6000余人,毙伤1000余人,把他从盘据多年的南麻、悦庄、鲁村老巢驱赶了出去。此役解放了沂鲁山区大片土地,使鲁中各分区联成一片。

我一分区十团与博莱县区武装及民兵在廖司令率领下,担任西路梯队,参加了这次战役,从芦芽店、松仙岭、鲁山顶压下去,配合主力直捣吴伪巢穴,战果辉煌。在此战役前后,日伪在泰山区的博莱、章莱、泰历、莱新等四条公路封锁线上的据点、炮楼,有的被迫放弃撤走,有的被我军攻克。至此,分割、封锁局面基本打破,西起泰山,东至鲁山、沂河,再无敌人封锁线,我军民畅行无阻。1944年春季,我分区部队进行大小战斗300多次,其中多数是我主动打的。由此可见,我军已由被动开始转入主动。这一切,虽然与欧州战场上希特勒的即将彻底失败和太平洋战场上日军的节节败退有密切的关系,但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自己日夜奋战、流血牺牲换来的。在有利形势下,我分区一面加紧向敌人进攻,收复失地;一面加紧扩军、整军,发展民兵,准备迎接大反攻。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泰山区军民欢喜若狂,我们奉命以军分区机关为基础,率十团、十二团,加上军区四团,组建鲁中四师,再加上县区武装和民兵,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反攻、大进军。

泰山区军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经过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945 年泰山区建树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上铭刻着:"泰山区人民子弟兵,1941年至1945年8月1日战绩统计:战斗次数2905次;攻克据点161个,迫退据点182个;解放国土面积8600平方公里,解放人口60万,解放村庄1940个;毙伤敌伪10773人,俘虏日军18人,俘虏伪军10862人,缴获钢炮2门、迫击炮1门、小炮92门,掷弹筒4具、重机枪2挺、轻机枪118挺、长短枪9498支、炮弹849发、枪弹185212发,破坏碉堡1229座,打坏敌机1架,打毁敌汽车30辆"。

泰山区军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本文是一篇集体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