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后，他一直在找同样的爱

读书时，我们会发现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对女性的描写有着不同切口。以日本作家为例，时下正流行的村田沙耶香、川上未映子的作品可能会围绕着具体的个人生活展开，或从某种女性的遭遇引出普遍的困境。那上世纪的作品是如何描绘女性的呢？ 特别是当女性作家尚少、男性作家群体为主导时，女性是怎么被看待的？

日本小说家加藤周一在他的作品中给出了一类答案。 上世纪 70 年代， 加藤周一在 自传体小说《羊之歌》《续羊之歌》 中刻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形象：母亲和恋人。 笔下的母亲代表着他心中的理想“女性”——给予他温柔、信赖、无限的爱，在母亲去世后，他一直寻找着那个能带来同样感受的女人。

刘争 是研究加藤周一思想的学者之一，她通过分析小说中的虚与实，写下今天 单读分享的这篇《加藤周一自传体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在跟随刘争探索加藤精神世界的过程中，我们能看到加藤母亲和故乡对其思想的影响，也能观察到，为大众所熟知的女性形象在半世纪前是如何被塑造的。

加藤周一自传体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羊之歌》《续羊之歌》的实与虚

撰文：刘争

*日文发表于 2023 年 3 月出版的《加藤周一现代思想研究中心报告》准备号，中文经作者增补修订首次刊登，文中引用文的翻译均为作者本人。

引言

1968 年 8 月，也许有人会回想起，那是一个苏联及东欧五国入侵捷克的夏季。在同一个夏季，加藤周一在日本出版了自己的自传体小说《羊之歌——我的回想》和《续羊之歌——我的回想》。当时的加藤周一已经是日本文坛知名的评论家。49 岁正当盛年，人生刚刚过半而已，他为什么要出版回忆录呢。

加藤周一在《羊之歌》的扉页上说明了这本书的意图：“我想用自己作为一个例子，呈现一个接近现代日本人平均水平的人是在何种条件下产生的。” 的确，当我们翻开这两本自传体小说，便能一脚踏入他幼年至青年的生活空间，看到一个人在战争和法西斯主义肆虐之下的个人生活和精神状态，了解一个绝非“平均水平”的人的个性和独立精神如何形成。

本文选取两本自传中有关家庭生活和感情生活中的部分片段，通过与加藤有密切情感联系的女性角色，分析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和恋人形象，聚焦那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笼罩之下的社会空间，观察女性的存在如何支撑了个人的精神世界和自由空间。

加藤周一在两个恋人之间如何抉择；对母亲和家的回忆，成为加藤心中永远的精神故乡；同时，遥远的西方世界也正吸引他继续探索。这两本自传小说通过刻画那些不同于男性的女性形象，描写母亲和恋人的“女性”的爱如何化为内心的力量。加藤在小说的虚构和现实生活经验之间，寄托了他对人类本身的理想和期望。

“母亲”织子

加藤周一的母亲叫增田“Oriko”（1897—1949）。“Oriko”是片假名书写，本文根据加藤周一使用的汉字“织子”来称呼她。织子出生于东京原宿，父亲叫增田熊六，母亲叫岩村“Tsuta”，她在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她还有一个哥哥（增田家的长子）、一个姐姐（长女）和一个妹妹。织子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在双叶女子高中时接触到了天主教。1916 年，芳龄十八岁的她通过家庭安排的相亲认识并嫁给了当时三十岁的加藤信一。婚后，二十岁的织子曾患重病，那时她正式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 [鹫巢力《加藤周一是如何成为“加藤周一”的》，岩波书店，2018，第 10 页] 。信教后一年、婚后第三年的 1919 年诞下了长子加藤周一。织子和她的丈夫信一都属鸡，两个人正好相差 12 岁，但性格却截然不同。加藤周一的生前好友鹫巢力曾指出，《羊之歌》反复描写了父母在性格、教养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同上，第 55 页] 。加藤周一从小就更亲近和喜爱母亲。外祖父增田家的亲戚常常围绕着加藤周一的家庭生活。也就是说，母方亲属交往较密，父方亲属关系较疏远。 [同上，第 31 页]

加藤周一的外祖父增田熊六（1866—1939）是一名军人，曾外祖父增田明道是佐贺藩的武士，因在箱馆战争中立功行赏，被明治政府赐予东京高轮一带的大片土地 [同上，第 5 页] ，由于继承了大量财产，从此得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织子和她的丈夫就生活在这上一代留下的优越环境中。鹫巢力曾这样说：

加藤在大正民主主义时期 （指日本大正年间，1912 年至 1926 年） 长大，充分感受到了大正民主主义的氛围。与后来的日本社会相比，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此外，加藤成长的家庭属于中上阶层，周围的知识分子也不在少数。他的父母奉行平等主义思想，对子女一视同仁。孩子们是家庭的重心，母亲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高于父亲。在加藤的家庭中，“妇唱夫随”取代了“夫唱妇随”。 [同上，第 34 页]

织子在家庭拥有较强的发言权。比起父亲信一来，两个孩子周一和久子更亲近母亲。如果家里出现了意见分歧，孩子们会与母亲一头，形成“三比一”压倒父亲。这一点引用鹫巢力的原话：

加藤的家庭由父母、加藤和妹妹久子组成。然而，“总是三个人对一个人”（木村久子所述）。加藤、母亲和妹妹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父亲不得进入其中。可以说，这种关系预示了战后社会的家庭模式。 [同上，第 34 页]

不过，与母亲相当亲近的加藤周一和妹妹久子有时也会强烈地反抗母亲。原因主要是织子希望自己的孩子们信仰天主教。织子表面上并不会强行逼迫孩子们，但她总是耐心地慢慢劝说两个心爱的孩子。甚至直到她去世，也没放弃这个愿望。临死前，她将这一使命托付给了侄女美代，并叮嘱她在自己死后要继续好好劝说两个孩子。多年以后，两个孩子出于对母亲的信任和爱，先后受洗，完成了母亲的夙愿。加藤周一是在人生最晚年的阶段才做出这个决定的，这是后话。

回到当年的家庭生活，还是个孩子的加藤周一对母亲与对父亲的印象完全不同，甚至形成鲜明的反差。尽管父亲信一和母亲织子都持有平等的思想，对周一和妹妹一视同仁，但在《羊之歌》中，母亲织子被描写得十分温情，而父亲信一却被描写得十分冷漠，而且这种反差在书中被不断强调 [同上，第 51 页] 。鹫巢力指出：

父亲信一使他（加藤周一）只差一步就陷入自我厌恶的境地。父亲根本不可能理解加藤（周一）的“自我厌弃”。而母亲织子不受这些关系的束缚，她带着对加藤（周一）深深的爱，接受并理解他那“只差一步的自我厌弃”。 [同上，第 50 页]

《羊之歌》中的“母亲”形象一方面确实来源于真实生活，呈现了加藤与母亲织子之间的实际关系，而另一方面，鹫巢力也指出，《羊之歌》也存在虚构。 [同上，第 vi—ⅶ 页。原话为“《羊之歌》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基于事实，并加以虚构。特别是在个人问题上，有很多虚构。因此，要理解加藤，就必须思考为什么作为虚构的东西被写成了虚构，为什么重要但没有写的东西没有被写成。”] 比如，在《羊之歌》中，“母亲”比父亲更受孩子周一的爱戴，难道仅仅因为她拥有“母亲”这一女性身份吗？不。真实的母亲织子接受了女性的性别分工，承担起亲人、丈夫和孩子所期望的家庭中的女性角色。而《羊之歌》中的“母亲”形象则超越了织子本人的真实形象。因为小说中的“母亲”不仅仅是“女性形象”，更是作为“理想的人”的形象被刻画的。而“母亲”作为一个“理想的人”的形象被刻画，才在小说中赢得了孩子周一的尊敬。“母亲”形象与“父亲”形象的反差则体现了加藤周一对人的观察与思考。在与“母亲”的对比中，“父亲”是另一种人的典型，是加藤周一意图批判的非理想类型。

于是，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周一对父亲主要表现出三点怀疑和不满。第一点，父亲是个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者，但加藤周一认为，“仅凭理性主义，不足以理解世界。” [同上，第 52 页] 第二点，父亲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很少解释“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 [同上，第 52 页] 。并且，父亲对周围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怀有不满，并且正因为如此，他才特别崇拜“天皇陛下”，不得不强调外在意义上的“日本” [同上，第 53 页] 。第三点，“信一的态度总是体现出对生活的放弃” [同上，第 54 页] ，“父亲” 不愿主动努力，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躺平”。

以上三个特征所凸显的父亲的形象，可以解读他象征着“缺乏感性”“无视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缺乏主体性”的那种人。相比之下，母亲又是什么样的形象呢。首先，母亲是一个勤劳积极的人。这一点在《羊之歌》中有以下场景描述为例。

对于早上不工作只喝酒的舅舅，母亲批评他：“你怎能这样生活，明明是身体强壮的男人却整天什么也不做……” [同上，第 56 页]

其次，与理性主义的父亲相比，母亲更能理解人的感受，而不是只提出生硬的要求。正因为母亲是一个不受世俗价值观同化的人，她才能从内心深处理解和共情孩子周一的敏感和好奇。鹫巢力曾举过如下例子：

（加藤周一）被迫目睹爷爷宰杀一只鸡，陷入生理恶心和精神好奇的漩涡中的加藤忍不住哭起来。这时，“妈妈赶来把我救下，温柔地对我说：‘把你吓坏了吧？’” [同上，第 56 页]

当父亲信一批评孩子：“没有比在高考前读小说更荒唐的、浪费时间的事了。”这时，母亲织子则为加藤辩护说：“即使对社会没有用处，诗歌也是美的享受，你自己不也曾潜心《万叶集》，创作过诗歌吗？” [同上，第 58 页]

我们可以看出，当孩子周一目睹一只鸡被人杀死时不由地哭起来，“母亲”的态度是温柔地守护这个读无用小说的孩子。她的态度与“父亲”是不同的。尽管“母亲”和“父亲”一样，都具有成年人的眼光，但她却能够体谅、理解、承认孩子有着与成年人不同的视角和感受力，尊重孩子朴素的情感和好奇心。此外，虽然《羊之歌》中没有直接描述，但现实中的织子是信仰天主教的。因此可以想象，母亲织子不可能像父亲信一那样盲目“崇拜天皇陛下”。因为她心中始终有一个超越的神，这必然使她拥有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和看待事物的方式。

如上所述，我们看到小说中的“母亲”是一个“有主体性”“有丰富的感受性”“重视事物之间联系”的人。而“父亲”这个人物的特点是“缺乏主体性”“缺乏感受性”“无视事物之间的联系”。

“京都女人”和“伦敦女子”

小说中“母亲”这一人物在《羊之歌》中，不仅是与“父亲”对立的女性形象，更是作为女性化的形象来描画的。关于女性，加藤周一曾这样写道：

我从小就没有人们所说的“男性”特质，无论是手臂腕力、权威、权力还是强制他人的能力，以及所谓的豪放磊落，我从小就没感到过这些特质对我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相反，我喜欢一切温柔的、微妙的、大概就是被称为“女性化”的那些东西。 [加藤周一，《病痛》，《羊之歌——我的回忆》，岩波书店，1968，第 43 页。]

小说中“母亲”这个理想人物形象，并没有在母亲死后消失不见。而是伴随小说情节发展，被加藤周一将这种寄托在女性身上的理想人物的表达，继续延伸到了其他女性身上。这样的“女性”形象从《羊之歌》中的“母亲”延展到了《续羊之歌》中的恋人。变化始于“母亲”之死。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中，加藤周一离开日本走向西方的游历，都是从“母亲”织子死后才正式开始的。在《续羊之歌》中，加藤这样描述“母亲去世时”的感受：

母亲死时，我感觉自己的内部被掏空了。(略)无限的爱的核心从我的世界消失了，从此世界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略)我自己的人生从此被切成两半，以母亲死去的那一刻为界限，我的人生和从前不再是同一种东西。当我意识到这个世界的重心，在这一刻之前和之后发生了如此改变时，这想法令我自己也感到震惊。因为我意识到，之前并不是我依靠母亲而生存，而是母亲依靠我而生存。但失去母亲后不久，我便清晰地察觉到，我从一个无条件信赖和爱的世界，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大概再也不会有同样的信赖和爱了。信赖必须重新建立，爱必须重新寻找。而京都女人的存在，却丝毫没能改变这一点。 [加藤周一，《京都的花园》，《羊之歌——我的回忆》续篇，岩波书店，1968，第 40—41 页。]

母亲的去世改变了加藤的生活，使他的人生从此被分割成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加藤感到“内心被掏空”，“无限的爱的核心”彻底消失，他觉得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他必须重新寻找“信赖”和“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小说中“母亲”的象征，通过母亲的死，试图转向另一个女性。

“母亲”作为理想的“人”，除了如前所述的三个特点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值得一提。那就是，无论是《羊之歌》小说中的“母亲”，还是现实中的织子，都对自己的孩子怀有“深深的爱”（强烈的感情和热情），这种爱体现在一种强烈的自我意志上。织子强烈希望她的孩子们和她一样信仰天主教。虽然织子始终没有强迫她的孩子们加入信仰，而是耐心地劝说加藤周一和他的妹妹久子。她生前一直坚持的意志，在她死后也一直延续。所以她将自己的意志托付给侄女美代，拜托她继续执行她的意志，继续替她劝说她心爱的两个孩子。鹫巢力也证实了这一点。

战后，加藤的母亲织子临终前嘱咐三代“照顾好”加藤和妹妹久子的“信仰”（本村久子自述）。织子并没有强迫加藤和久子加入天主教，但她内心很可能强烈希望他们加入天主教。 [鹫巢力，《加藤周一是如何成为“加藤周一”的》，岩波书店，2018，第 25 页。]

而加藤周一小说中的恋人“京都女人”，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小说中描写她是一个“固执”、无法“争辩”或难以“说服”的人，有一种“冷眼含笑，倔强不可触碰”的 气质。 [加藤周一，《京都的庭院》，《羊之歌——我的回忆》续篇，岩波书店，1968，第 35 页。] 在加藤看来，那是一种空虚的爱，一种彼此无法把握的、没有激情的、过于理性的爱。当母亲的死使加藤失去了“爱的核心”的时候，当时的恋人“京都女人”却只是一个从未进入彼此世界的实体。他们的灵魂从未真正融合。小说中的“母亲”并不喜欢加藤与这个女人的恋爱关系，但加藤却一心想娶她为妻。 [同上，第 43 页。] 母亲去世后，加藤的逻辑和态度变得混乱，他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使世界发生这种变化的，绝不是男性的“能力”或“力量”，而是来自女性的“母亲”的温柔、无限的爱和信赖。加藤写道：

在母亲去世多年后，我思考我自己的死亡时，会想到自己可能会无缘无故死于癌症，不仅如此，我甚至还想到，如果真有天堂这回事，母亲一定会在那里，也许我会在那里再见到她。 [同上，第 42—43 页]

《羊之歌》中的“我”与“京都女人”分手后，开始想象在天堂和母亲再见一面的可能性。随着真正的爱消失，可有可无的爱也没有了吸引力，理性的表象开始后退，深层的本能被激发出来。加藤曾多次描述“母亲”是一个“对自己的感情很敏感，常常毫不犹豫地为自己的信仰而战” [加藤周一，《高原牧歌》，《羊之歌——我的回忆》，岩波书店，1968，第 139 页。] 的人。与“京都女人”分手后，小说主人公“我”的原型加藤与留学期间结识的另一个恋人“伦敦女子”的原型希尔达在现实中结了婚。加藤与妻子中西绫子离婚后，与外国女友希尔达·斯坦梅茨结婚，晚年还加入了天主教。回想起来，加藤后来的人生，不仅与母亲织子生前的无限的爱和信赖有关，还在母亲死后继续被她强烈的意志所推动。而加藤这样描述他与恋人“京都女人”分手的场景。

“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她说，“你就告诉我。”但其实不是这回事。我以为我爱她很久了，但当我真正爱上另一个女人时，我意识到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原来是另外一种东西。（省略）我在放心状态下离开了她，我决定再也不见她了。我再也没有精力去持续想另一个人了。这是一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但在建立这种状态的同时，我自己也像一个旁人一样来观察我自己。这个“自己”到底是什么呢？离开一个女人去找另一个女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除了与这两个女人的关系以外，似乎内心什么都没留下，只有空虚在蔓延。 [加藤周一，《从外部看日本》，《续羊之歌——我的回忆》，岩波书店，1968，第 168 页。]

在小说文本中，加藤只是提到从“一个女人”到“另一个女人”的转变，却并没有将“另一个女人”实际带入小说的场景。据鹫巢力所说，“京都女人”是一种代表日本女性的虚构符号。那么是否可以同样推测，虚构中的“另一个女人”，指的是另一个“恋人”，但她仍将是加藤对某种“人”的理想象征的化身。加藤觉得自己必须重新寻找母亲织子的“无条件的信任和爱”，他试图寻找另一个能让他感受到与母亲同样的信任和爱的恋人。我们可以想象，加藤期望这个“恋人”具有与“母亲”同样的特质，为他的世界提供无限的爱和信赖，是一个心中理想的“人”的存在。那么，加藤周一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心选择“伦敦女子”的呢。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给她（伦敦女子）写信，想着与在伦敦的那个女子断绝关系。她（伦敦女子）对此起了疑心，请了一天假，突然来到我在巴黎的住所。当时我正在床上看书，于是我穿着睡衣起身，勉强打开门，发现她静静地站在走廊里，手里拿着一个小手提包，外套斗篷的领子翻立着。“我以为你已经不在巴黎了，”她说，“因为你不可能不给我回信。”我一听到她的声音，一摸到她柔软的头发，就意识到我在英国下的决定突然间改变了，或者说，我一开始就没能真正下定决心。与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光相比，所有其他的考虑此刻都显得微不足道了。“你是无法跟那个日本女人一起生活的吧。”她说。的确，我甚至还没来得及想。“那么，与其我们两个人放弃幸福的生活，而让我们三个人都不幸福，还不如哪怕只是我们两个能够幸福的生活。”——她的逻辑并不能完全说服我。但我已经决定和她一起生活了。而且我已经盘算，总让一个本该在遥远的京都等我的人保持等待是不公平的。我的变心通过书信通知对方，也是一种不尊重对方的方式。在分手之前，我必须和她（京都女人）见上一面，说明情况。我真的必须回日本了......等拿到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对我来说太晚了。我应该早点出发。 [加藤周一，“告别”，《续羊之歌——我的回忆》，岩波书店，1968 年，第 161—162 页。]

前面说过，去找加藤的“伦敦女子”的原型希尔达，在现实中后来成了加藤的妻子。与小说中的“京都女人”相比，两个女人的不同之处显而易见。“伦敦女子”虽然是西洋人，但她和织子很像。她是一个充满爱和热情的人，她有自己确定的意志，内心充满对加藤的信赖，天真地认为加藤不可能不给她回信。她不惜长途跋涉跑到加藤的住处，想亲自“说服”加藤。

而“京都女人”在小说中是一个守了寡，还独自带着一个孩子的女人。她不仅声音甜美，还有一张粉妆玉砌的脸。她深谙生活的复杂和人生的痛苦，总是在远方默默等待，而从不试图“说服”加藤，也从不曾被加藤“说服”过。

小说中，加藤与“京都女人”虽然都是日本人，但“京都女人”克制理性的爱，与《羊之歌》中的“母亲”之爱明显不同。反倒是“伦敦女子”的爱和母亲的爱一样，充满信赖与热情，令加藤感到亲近和爱。无论“母亲”还是“伦敦女子”，小说中的这两个女性形象都是一种对“人”本身存在的理想。她们作为世界“无限的爱的中心”的提供者，是加藤寻找世界的“重心”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女性都对加藤的人生产生了极大影响。当然，我们不能忘记，现实与小说的情节并不完全重合。

从“女人”到“庭院”、“故乡”以及“西洋”

前面说过，加藤的自传体小说《羊之歌》和《续羊之歌》中的女性形象“母亲”和“恋人”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的形象被刻画的。关于女性形象，加藤在 1995 年前后，写过一篇文章，里面关于“女性的象征”的内容如下：

在日本现代文学中，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态度可分为两类 。在歧视女性的社会体制下，女性被视为不平等的存在，这也反映了这一点。这一立场的典型是永井荷风。荷风甚至不承认男女性别的市民性。 另一种立场是将女性理想化，以谷崎润一郎为代表。她们往往接近于女神。有时她的外貌魅力压倒一切，有时她的精神魅力也压倒一切，使她成为文化的化身、代表和象征。 [加藤周一“女性观”《NHK 人间大学 鸥外・茂吉・杢太郎》1995 年 1—3 月刊，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5 年，第 113 页。]

这段话虽然是加藤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观点，当时小说《羊之歌》已问世二十多年了。但它依然能够表明，加藤具有一定此类视角，将女性视为“文化的代表和象征”。然而，在加藤的作品中，这样的文化代表和象征并不仅局限于“母亲”和“恋人”这样的女性人物形象，甚至与“庭院”和“故乡”这 样的空间和时间叠加复合在一起。小说中，加藤用十个段落书写的“京都的庭院”这一篇，以“女人”开头，并以“女人”结尾。以下引文摘自“京都的庭院”这一篇。

为了这个女人，我经常去京都。我以为我爱她。或者说我一直以为，我觉得我爱她，和我爱她，根本就是一回事。 [加藤周一，《京都的花园》，《续羊之歌——我的回忆》，岩波书店，1968 年，第 34 页。]

文章的第一段描写“女人”，第二段描写“寺庙”，第三段描写“庭院”，将转向“故乡”和“西洋”。以下为引文。

离开生我、养我的东京，我遇到了一种确定性——外在事物与内在事物之间的确定关系。京都是我离开故乡后找到的另一个故乡。 [同上，第 36—37 页]

电影《时雨之记》

加藤以这种方式书写了与西洋相对的故乡的存在。对他来说，生他、养他的东京是他最初的原本的“故乡”，而京都则是他精神层面的“另一个故乡”。“某种确定性的东西”连接着原来的“故乡”和另一个“故乡”。这就是“我”的“外在”和“内在”之间的“一种确定的关系”。小说中的加藤，在“京都的庭院”里开始了对西洋的憧憬，动了去西洋看看的念头。描写京都庭院的文字，在小说中被安放在前往西洋的“第二次出发”这一篇之前的位置。第三段的描写如下。

一个秋日的午后，我在一座禅寺的庭院里遇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略）庭院的景象一刻不停地变化着。刚刚看到东山的黄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转眼间那些光又化成一片阴翳，枯山水随之沉入一片灰色的底部，才想着阳光还会照亮它，只见银色的细雨无声无息地洒落在白沙之上，石砌的青石因雨水鲜活起来，呈现出鲜艳的光泽。这是一座庭院，但这个空间却超越了这座庭院本身。 [同上，第 36 页]

同样，第三段最后一个短语转到“西洋游历”，回应了该段的开头，如下文所引。

一个秋日的午后，我看到西边的太阳照耀着东山的斜面，看到雨水落在干涸的白沙上，因此最终萌生了去西洋看世界的愿望。 [同上，第 37 页]

从这里的第三段我们可以读出和想到，巍巍耸立的东山和庭院里细细的白沙都是京都特有的景观，也是京都文化的传统元素。然而，太阳和雨水却是超越京都和庭院空间本身的存在。只有当阳光和雨水参与到庭院空间的内部，并且相互运动作用时，光影之间的庭院才得以在那个神奇的下午，在加藤的面前，展现其最大的美和价值。原本的故乡，并不是唯一的故乡。同样，美丽的庭院也并不是唯一的庭院。在京都的庭院空间中，加藤注意到了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景观，还感受到了“统一”和“某种形式”之间存在的“不可思议的确定性”。以下为引原文。

喜悦与悲伤、华丽与忧郁在一瞬间的表情中出现又消失，所有这些都巧妙地统一在一种低调的形式中——一个超越了每一个瞬间的形式，我似乎只能这样去称呼它，这是一种微妙的秩序。我才开始观察这座庭院，我的感觉一定类似于对陌生的好奇。然而，几乎是突然之间，我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确定性，那就是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熟悉的世界了。 [同上，第 36 页]

这里的“确定性”是指前面提到的两个“故乡”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语境中，“故乡”变成了“女人”。加藤继续写道：

这是否意味着，我读懂了一个女人脸上的每一个表情？应该不是，我只是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内部对这个世界的反映。 [同上，第 37 页]

在“庭院”和“故乡”之后出现的“一个女人”是“对这个世界的反映”，这意味着“一个女人”可以被解读为与前两者平行并列的存在。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的内部与“庭院”和“故乡”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一个“女人”，就像一座“庭院”，是一个人的内部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这里的“女人”就是“人”本身。也就是说，我们把“女人”置换成“男人”也是成立的，但为什么不用“男人”呢。这也许是由于，观察者加藤周一本人是男性身份，他需要设定与自己的属性既有共通点又不相同的观察对象。

总而言之，从加藤的视角来观察“女人”“庭院”“故乡”，它们都分别象征着“充满活力、有着统一秩序而又不可思议的世界”本身。也因此，它们之间会存在“确定性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也存在于加藤的内部。因此他会对这种关系感到熟悉。

随后的段落，“京都的庭院”这一篇的第四段，再次提到了“某种确定性的关系”和“女人”。这是他对法国留学考试中考官所提“你是否感到过某种特殊的依恋”这一问题的思考。引文如下。

在进行任何思考之前，必须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依恋——事物与我之间的某种关系，就像我与京都的庭院之间的关系一样。如果我试图解释这种特定的关系，那么它一定与《国语》中的一首诗有关，与一个女人说话时的语气有关，或者与我小时候经常从涉谷家楼上的窗户观望道玄坂日落时的天空有关，我肯定有这半辈子也想不完的事情。 [同上， 第37—38 页]

“京都的庭院”这一篇的第五至第九段以及最后一段，描写了“母亲”的病逝。第十段描写了他与恋人的书信往来，以及他如何开始西方游历。最后一段，即第十一段，虽然只有一行半，但在文章结构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加藤、“庭院”和“女人”三者同时出现，总括全篇。

许多年后，我回到了京都的庭院。但没有再回到我以为曾那么深爱的那个女人身边。 [同上，第 44 页]

读到最后，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了。在“京都的庭院”这一篇的段落结构和内容中，“故乡”“西方”“庭院”“女人”（母亲和恋人）这四种存在之间有着相互对应的关系。其中，“故乡”“西方”“庭院”是空间，而“女人”则是人。加藤通过这一系列描写所要表达的意图，是他对世界及面向西方的出发和探索，同时也是面向故乡、面向自己内心这类进行“回归”的探求。

对于加藤来说，这种内在于心的存在，可能是“母亲”，也可能是小时候在东京的家中看到的窗外景色，还可能是他的恋人或某一个“女人”。 因此，加藤对世界和变化的兴趣既是向外的、面向西方的探索，同时也是向内的、面向故乡和人本身的“回归”。“母亲”或“一个女人”都是面向自身内部的世界。

在小说《羊之歌》中，“一个女人”所象征的个人立场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是加藤在寻求“无条件的信任和爱”的另一个世界的过程中，得以与广袤世界形成矛盾与统一的重心。笔者认为，这种人的内部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往复性与相互构成性，正是加藤周一文学的特点。换言之，个人的世界观与世界的普遍性之间的双向回路，以及两极之间的关联，正是加藤周一哲学的特点。 [刘争《例外的思想——战后知识人加藤周一思想的射程》现代图书，2021]

因此，小说中的“母亲”，其原型是母亲织子，是世界整体的某个“庭院”中的人类理想的象征，而这个理想形象以“女人”的形式与世界相连。《羊之歌》中的“母亲”与织子的真实形象重叠，但也有部分虚构的“母亲”。加藤在他的自传小说中，将人类的理想形象通过“女性”身份进行描绘，并在《羊之歌》中将其叠加在织子身上，作为“母亲”形象出现。加藤突出母亲织子的个性，与父亲形成鲜明对比，同时用“母亲”这种女性化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理想中的“人”的形象。而“母亲”是模仿织子现实形象的理想象征，具有包括加藤在内的所有男性也能普遍继承的人性的理想。这种理想超越了单纯的女性形象，成为一种与世俗的、非理性的、局限性的形象相区别且互为对立的理想形象。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中两位恋人的原型与“母亲”一样，在很多方面与现实并不重合。比如，小说中的“母亲”不太喜欢“京都女人”，而现实中的织子实际上却很喜欢加藤的第一任妻子中西绫子（“京都女人”的原型）。他们的结合是织子极力怂恿并实现的“相亲结婚”。 [鹫巢力：《加藤周一是如何成为“加藤周一”的》，岩波书店，2018 年，第 487 页。] 此外，根据加藤周一的日记《1948—1949 年日记》 ，我们可以读到母亲织子直到加藤周一去世前，一直非常爱护和祝福加藤周一和绫子的关系。 [《JOURNAL INTIME 1948—1949》是一本记录 1948 年至 1949 年间公共和私人活动的日记。加藤周一数字档案“JOURNAL INTIME 1948-1949”（trc.co.jp）网站对其内容介绍如下：这是加藤周一从战后初期开始他充满活力的写作生涯，到他前往法国留学之前的一段生活。图片显示了加藤母亲织子去世前的日子，这是加藤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并附有织子“遗言”。]

加藤周一的日记《Journal Intime 1948—1949》第 20 页，粘贴并保存着加藤周一母亲织子的“遗言”纸片。图片由作者提供。

据鷲巣力所述 [鷲巣力『加藤周一はいかにして「加藤周一」となったか』岩波書店、2018、493 頁] ，加藤于 1955 年 1 月 15 日在法国凡尔赛上船，3 月 4 日在日本神户下船。直到 1955 上半年左右，加藤应该一直和绫子住在驹込西片町，但后来又搬到了上野毛的住址。事实上，希尔达在 1955 年期间来找过加藤，她来日本可能是为了兑现一个承诺。她此行的情形也让人想起另一位日本大文豪森鸥外曾经的经历。森鸥外的家人送走了一个从德国来日本寻找恋人的女人，甚至都没让她见他一面。而加藤周一却正式接受了希尔达，并开始与绫子离婚。在小说中，加藤只是离开了“京都女子”，选择了和“伦敦女子”一起生活。新生活开始的地点，正是这段时期搬到上野毛的新住所。

上野毛车站附近的环八大道指示牌。图片由作者提供。

正如《羊之歌》中的“母亲”与织子并不完全吻合，“京都女人”不是绫子，“伦敦女子”可能也并不是希尔达。这两个“女人”，都只是加藤在《羊之歌》和《续羊之歌》小说中的虚构形象。加藤周一所追求的人的理想和人性的真实，只能在小说的虚构中述说。至于他的后半生是否最终找到了自己另一个世界的“重心”，我们将永远不得而知。

后记

6 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到加藤周一居住过的地方——东京都世田谷区上野毛车站附近的一家蛋糕店喝咖啡。当天从那家娟秀典雅的小店出来后，外面虽然没有阳光，却仍是一个明亮的下午。微风拂来，皮肤不冷也不热，像感受人类温情的呼吸。我忽然留恋这微风，决定在这风里多呆一会儿。作为加藤周一的研究者，我并不是第一次在那附近溜达。这几年我曾数次漫无目地在那里想象加藤周一曾经的生活和他在这里写就的文字。我幻想，既然无法回到过去，哪怕在空间上接近他一点，也许就能接近一点他的真实。

住宅区的小路依旧很安静，每到岔路口我都必须胡乱选择一个方向。这一天也不例外。随意的向右拐，再向左拐。走了不久，便看到几座半新不旧的小房子以凹字型排开。其中离小路最近的那座房子尤其雅致。走到门前一看，小木板上写着两个字“本村”。我立刻想到加藤周一的妹妹久子婚后就姓本村。但转念想到，事情不可能那么巧。我踱步再走近些，便看到房子侧墙的窗子敞开着。一阵微风吹进屋内，窗帘微微颤动。忽然，一个白发奶奶的侧脸从窗子里浮现出来，随着她缓慢地从窗边站起身来走向屋内，她的轮廓彻底消失了。久子她应该高龄一百多岁了，也知道她至今仍住在东京都内某处。她会不会像刚才这个老奶奶呢？瞬间的侥幸之后，我便嘲笑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时，窗户里的黑色开始晃动，趴在窗台上的一只黑猫睁开了眼睛，原来是微风吹动了它的黑毛。看它憨态可掬，我便驻足与它四目相对，它并不逃开，金黄色的猫眼反而越来越清晰，我一时怔住了。

笔者在上野毛遇到的黑猫。图片由作者提供。

那天晚上回家后，我查阅了加藤周一和久子的资料，找到了久子的儿子的姓名，打开与他相关的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信息的网页后，赫然显示出一个地址。我在谷歌地图上输入了那个地址便立刻看到了白天去过的那座上野毛的房子的图像。而在更早的谷歌地图上，我看到了加藤周一曾经居住的家。原来，加藤周一生前和妹妹一家住在一起，加藤夫妻住在一楼，妹妹夫妻住在二楼，各自有独立的大门。加藤去世后，久子一家替哥哥卖掉了大部分地皮，只保留了边上的土地重新盖了一座房子住。由此回想白天窗内的那个轮廓，她真的就是久子啊！我竟见到了久子本人！久子是否也从屋内看到了窗外亮光中的鲁莽陌生人呢。我不得而知。但她留在我视网膜上的影像如此奇妙，如同加藤周一在小说的虚实间留下的难解之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