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沧海一书客

海瑞，字汝贤，号刚峰，谥号忠介。海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点从海瑞为自己所取的字、号就能看出。

字、号往往反映了一个人的价值追求，海瑞为自己起汝贤、刚峰这样的字、号，正是恰恰反映了其对自身崇高的价值追求与道德取向。

忠介，意指忠实耿介。而后人给予其忠介这样一个谥号也是对其品行的充分肯定。由此可见，海瑞忠诚正直、刚正不阿的形象还是很深入人心的。

海瑞的刚正体现在方方面面，无论是对待君王，还是上级，甚至是平民，他都能做到刚正不阿。

于君，其敢直言纳谏。海瑞的传世著作《治安疏》就是劝谏嘉靖皇帝留下的。《明史》记载 ：“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决妻子，待罪于朝。”海瑞在上书前已经为自己准备好棺材，抱着必死的决心。

海瑞的《治安疏》确实是直言不讳，他痛斥嘉靖，“过于苟断，是陛下情之偏也”“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罗列嘉靖数条罪责，指责其贪图长生、痴迷道教、误国误民的种种行为。

明朝文官言事，往往是为了标榜名誉，展现风骨，名留史册。因此，一般御史上书往往避重就轻，而海瑞在《治安疏》中是真心指出皇帝的错误并希望皇帝能够有所醒悟，忠言逆耳以建言献策，将自己的身家性命抛之脑后。

于上司，其不阿谀奉承。胡宗宪之子胡衙内依仗其父权威气焰嚣张，无恶不作，鱼肉百姓。嘉靖三十七年，胡衙内带着随从四处游玩，各地属官畏其父权势，不敢怠慢，好生招待。可当胡衙内到了海瑞主管的淳安县内却遭到冷遇，无人接待。于是胡公子极其气愤，将一肚子气撒在驿吏身上。

海瑞听闻后，立刻带人赶往驿站，将胡衙内捉了起来，并施以妙计，向胡宗宪写信 ：“听闻胡总督您盛名远扬，今日却有不法之徒冒充您的儿子，为非作歹。”这样即便是再想救自己儿子，胡宗宪也很难开口了。海瑞深知胡衙内身份，却不畏惧胡宗宪权威，即便是得罪自己的上司，也要秉公执法。

于民，海瑞在民间始终是以一副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形象出现的。作为海南人，海瑞是深受海南百姓喜爱的。在琼剧中，有许多关于海瑞与贪官斗智斗勇的故事。

琼剧《海瑞》中描写了海瑞与贪官污吏斗智斗勇、为民请命的故事：他与胡宗宪、鄢懋卿的争执，和内阁首辅徐阶的斗争，甚至是直言嘉靖皇帝“误国”，表现了他在那样一个政治腐朽，民不聊生的黑暗年代里，出淤泥而不染，有着宁折不屈的精神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

因此，在海瑞被贬调离的时候，百姓们都“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海瑞去世以后，又有“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醉而哭者，百里不绝”的场景。海瑞一心为民，百姓也对海瑞报以敬意和眷念。

此外，海瑞还是一个十分清廉的官员，他“贫不能具含殓”，不贪图荣华富贵，这在当时的官场是很难得的。为官不贪，这在民众心里自然留下了好印象。

海瑞性格的另一面

在海瑞所处的时代，儒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海瑞从小就接受《论语》《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的熏陶，这对其“知”与“行”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明朝中后叶，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但海瑞偏向陆王心学。海瑞曾说道 ：“今之尊信晦翁，无异于战国之尊信杨、墨也。”意思是朱熹就像战国的杨朱和墨翟一样，虽然被奉为主流，但却不一定是正确的。

早在海瑞读书时，王阳明的心学便十分盛行，其中的知行合一、“立诚”等深深地影响着海瑞的价值取向。海瑞也非常认同陆王心学，“谓天下有遗于其心之外，吾无信也”“未有舍去本心，别求之外，而曰圣人之道者”“天地间未有一物一事，出心之外者”。

由此可见，心学对海瑞影响之深，外化于行。在此影响之下，海瑞追求本心，凡事不能违背心之所向，他为人刚正，对人、对事常常认真严苛。由于过分追求本心，往往忽略其他因素，陷入极端。

海瑞尊奉圣贤之道，孔孟之说，可受时代背景所限，此时的孔孟之道与春秋战国时已大不相同。它经历了各家杂糅，又趋于统一，日渐僵化。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熏陶下，海瑞有着极高的道德感，以至于他“眼里容不得沙子”，他不仅严于律己，更苛以待人。他的这种价值追求，使得他对自己，对家人，乃至对社会都有一个崇高的期望。

海瑞在民间乃至后人眼中，不仅仅是爱民如子，刚正清廉的正面形象，他更是传统的纲常礼教、封建的伦理道德的维护者。他的性格有着互为矛盾的两面性：一面是刚正、有节操之士；一面是顽固且过于刚强。木强则折，海瑞的这一性格为其日后官场沉浮埋下伏笔。

海瑞虽历经四朝，可在官场上初露头角却是在嘉靖年间。1549 年，也就是嘉靖二十八年，此时海瑞三十五岁，他参加乡试并考中举人。之后的五年间，他又参加了两次会试，均以失败告终。

之后海瑞就暂时放弃了考试而选择去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当个教谕，教书育人。在此期间，海瑞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因此，被特别提拔为淳安知县。只是此时的海瑞已经四十八岁，算得上是大器晚成。

之后有所升降，先后任职嘉兴通判、兴国州判官、户部云南司主事。嘉靖四十五年，海瑞的一封《治安疏》惹毛了嘉靖皇帝，被关进诏狱，直到明世宗驾崩，穆宗继位，海瑞才得到赦免，官复原职。

新帝即位，不仅大赦海瑞，还重用海瑞，先是将其调往兵部，后又调到大理寺，升为尚宝丞。徐阶遭弹劾后，海瑞受牵连又被调到通政司，任左右通正。隆庆三年，又获升迁，调至右佥都御史，外放巡抚应天。

此时的海瑞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可在其巡抚应天期间，得罪了不少人，因此不到一年，海瑞便受到许多弹劾，惨遭排斥，被贬为南京粮储。后逢高拱主政，高拱极不待见海瑞，遂将海瑞打发到南京户部去养老。

海瑞并不乐意这个安排，想以辞官威胁，谁曾料皇帝真的批准了他的请辞。万历年间，张居正长期把持朝政，认为海瑞性情过刚而难成大事，也不重新起用海瑞。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想要重用海瑞，却遭到朝臣的百般阻挠，于是只能作罢，委以南京右都御史。

纵观全局，海瑞的官场生涯约莫有三次低谷。

第一次就是嘉靖时期，海瑞的一封《治安疏》，惹怒了嘉靖皇帝，世宗一开始是挺生气，但海瑞此时盛名在外，皇帝也不好发作，反将海瑞比作“比干”，而自己又不是“商纣王”。不久后，世宗生病，回想起海瑞之前的种种，心里郁闷，便将海瑞关进诏狱。

第二次则是在隆庆年间，海瑞此时正巡抚应天，势头正盛，但由于行事严苛而树敌众多，遭朝臣的多番弹劾，后又值高拱主政，两人早有芥蒂，海瑞便被打发到南京的清闲职务。

第三次则是万历年间，此时海瑞仍因高拱打压而闲居在家。高拱之后，张居正又把持朝政，忌惮海瑞，也不起用他。

从这三次低谷可以看出，海瑞与身边人的关系不是很好。他几乎是陷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地步，在朝堂中树敌众多。不论是上级，还是同僚，都对他百般刁难、排斥。这种排斥更是使得海瑞的工作难以进行。三次低谷，不是无端发生的，它们都与海瑞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关联。

海瑞的性格对其政治前景的影响

海瑞性格具有双重性，这在他的为人处世以及官场生涯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一方面，海瑞秉公执法，刚正不阿，不屈不挠，深受百姓爱戴。这一层性格并非直接作用于其政治前景，而是附加属性发挥作用。海瑞的这一“正面”形象给民间、史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百姓心中自然有着一个好印象。

因此，新帝即位往往起用他以笼络民心，标榜自身，彰显自己以德治国的方略。皇帝深知海瑞的政见不可行，但其又受到百姓的爱戴、信任，所以常常给予其虚职以充分发挥海瑞道德模范的作用，从而在舆论上震慑、警示文官集团。从表面来看，海瑞是深得皇帝的信任与宠爱。

另一方面，他有时又过于刚正，这一性格使得他的官场之路走得十分艰难。海瑞的刚正得罪了不少同僚。海瑞的过于刚正使得他愈发孤僻，朝中官僚多不与其来往。无论是对下属还是对上司，他都以一套严格的道德标准去要求，这就使得他在朝堂之中格格不入。

加之明朝中后期，朝廷内部党派林立，官员们纷纷结党营私，壮大势力。海瑞这样的人的出现，无疑是对其他官员的威胁。他们既拉拢不了海瑞，而且还有很大的可能受到海瑞的攻击。这样一来，海瑞总是受到同僚的无端弹劾。

除了人际交往，海瑞的性格也影响其工作的开展。海瑞在巡抚应天期间，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可却矫枉过正，陷于偏激，威胁到多方势力。这一点也是海瑞被上到皇帝，下到富商大贾整个地主集团排挤在外的关键原因。

海瑞是一个坚定的复古主义者，他始终维护太祖定下的规定，甚至想要恢复旧的礼制。明中叶土地兼并严重，许多自耕农失去土地四处流亡。早期太祖制定的限制土地兼并的政策已成一纸空文。

面对这种情况，海瑞“自县以至巡抚，所至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意主于利民”“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

但土地兼并问题由来已久，并非明朝独有，自私田出现就已萌芽。海瑞为此甚至想倒行逆施，回到周公时期。这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土地兼并牵扯利益甚广，海瑞的行为无疑是站到了整个地主官僚阶级的对立面。海瑞的初衷是好的，他选择拯救深受土地兼并之害的百姓，可其施政方针是错误的。

历代有远见的君王和政治家，他们都曾希望能够彻底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可历史的印迹却告诉人们，这是远远行不通的。海瑞工作上的激进更使得他与同僚间的隔阂更深。性格不合，追求不同，甚至是连政见也有分歧，海瑞只能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与他人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