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又然影像志｜选辑：《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

【按】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见过周永珍——没有进大‬门，在临街的大门外说了会儿话。她既是家慈刘蕊华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同学，自然就是家严李又然的研究生；直到近年我才知道，她还是考古所研究员陈梦家在燕京大学的本科生。
而后，家严的学生胡昭（和周永珍一起看望过李又然）为李又然诗集作序时写道：“我友周良沛为出版《中国新诗库》搜罗五四以来诗人专集，在北京找到陈梦家夫人，借得陈先生诗集来复印，事后写信来说：‘四本诗集一天就复印完了。老一辈诗人写得特少，而名声却特大。’——他这里说出了一个真理：也许正因为他们写得严谨、写得认真，总是在有了真情实感时才写，所以才写出的都是精品。”
“他（艾青）的《诗论》很多人都喜欢读；翻译家蔡芳信就说过，他读了不止一遍。”最早，从家严李又然在文学回忆录《艾青》一文中（见《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知道蔡芳信，与他有联系（见《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书中也有证实）。
还是这一次明确地证实到“他（李又然）和芳信以及陈梦家夫妇是好朋友。”我用极少的钱网购到《梦家诗集》“您尾号10卡2022年9月2日06:49快捷支付支出/《梦家诗集》(消费财付通-孔夫子旧书网)11.57元（含邮费）。”因为其时‬是陈梦家忌日——（1911年4月19日-1966年9月3日）；著名诗人、中国现代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于是，继前一稿后，补发这一稿——《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

李又然：《以先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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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怀来“三同”四足年。我珍惜这段生活。怀来挂满苹果，这段生活充满可贵的回忆。
大家知道，怀来是董存瑞先烈——他感天动地——的家乡！
怀来要大变，将来谁都认不出它来。但是即使到无穷的将来，怀来始终是生长董存瑞的这个怀来，董存瑞始终是生长在这个怀来；怀来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多么光荣啊！怀来人光荣，像我这样在怀来生活的人光荣。全中国人民光荣。全世界人民光荣。⋯⋯最光荣是怀来人！
社员和干部都待我好，我感谢他们！我有许多农民朋友，都是真正的农民，因之，都是真正的朋友！我怀念的人是多的。这里，我只十分简单地提几个人：
一位是我的房东老杜，杜元清同志。他很老了，我祝他长寿！他不识字，可是极有智慧。时常，夜已深，我还在炕上看书或写东西，他已睡熟，我感到他就是智慧，我在他的身旁，我和智慧在一起，我和智慧相结合。一天，我挑水，从山下到高高的山上，他刚从地里回来，看我很吃力，他一句话不说，只深情地看着我，那感情的深啊，是赞许，是鼓励，是怜惜，我得到支持！
两位社员，叔侄二人，商量着写一篇稿子，写得很得体，要寄到报社发表。那是表扬我的，我谢了他们，可是一再劝他们不要寄去。这时候，他们说，你是真好，对我们有用处，可是我们希望你回去，去做你原来的工作，那用处大得多、大得多！——农民有人尽其才的思想！
我还认识一位工人，王洪斌同志。他很聪明，能写诗，而且写得很快。不知又写下多少首了？正像我的农民朋友都是真正的农民，因之，都是真正的朋友一样，王师傅是真正的工人，也就是真正的朋友！一天，他默默地拿给我十元钱！我寄回去过，两次都退回来，最后，我托人转交给他。
一位工人能有多少钱呢？十元等于一万！钱是有数目的，情意是没有数目的。钱是可以还的，情意是不能还的。——不能还的是情意！能还吗？
一位女学生，渴望学医，也使我时常想起她。今日，在我们的新中国，一切正当的、合理的、光明的愿望，早晚都能实现。但愿她早已成为医生了！——我们的医生从农村中出来，我们的科学家从农村中出来，我们的艺术家从农村中出来，我们的一切人才从农村中出来！
有一个时期我住在砖厂。白天，和年青工友们一起劳动——背砖，我是从这以后爱惜砖的，看见好好的砖被扔碎，感到可惜。砖，烧成功不容易，可是摔碎呢，很方便！⋯⋯夜里，和他们一起学习，他们不再有学习的兴趣了；可是自从一起学习之后，大多数都发愤用功起来！有一位还非常喜欢李白的诗，背得出很多首。后来他当了文化队长。
最后一年，我教外语，实践证明：农村的男女青少年！完全学什么都行，包括外语在内。——农村的青少年，比城市的青少年，绝不，不更聪明！
承编辑同志要稿，我写了这些。趁这机会，我作为一封信，寄给我的怀来的朋友们，向他们致敬，祝他们健康，向他们问好！我感谢他们，怀念他们啊！
因有董存瑞而怀来更光荣！祝愿大家以先烈的精神，在新长征中做出榜样，创造辉煌的业绩！
1979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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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注释：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这一期（《怀来文艺》1979年第3期），我们特别邀请曾经在怀来生活、战斗过的文艺界的同志们与本县的业余作者共度这个伟大节日，承他们大力支持惠寄诗文图画，在此深表感谢。

周永珍：《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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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悄然离开人间，倏忽已半年，他那模糊的身影，常晃动在眼前。
认识李又然先生，是在1952年。那年暑假，我毕业分配在文化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一天，上世界文学课，李又然先生来到我们教室，他面庞清瘦，微突的眼睛带一点血丝，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稍大。他讲话态度和蔼，面容慈祥。他允许同学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有的时候，同学公开提出相反的意见，他不生气，还说：“好啊！应该有自己的见解，独立思考么！”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
当时文学研究所分在两处，一部分在鼓楼东大街，一部分在什刹海后海南河沿。先生住在鼓楼，我们学习住宿在什刹海，除去上课，有的时候上晚自习，先生也到我们这边来。大家围坐在先生周围，请他讲述文学大师的名著和故事。还有的时候，我们湖岸散步、竞舟湖心，先生或夹在同学中散步，或倚栏观看。同学们都很爱戴他，有的背地里称他李妈妈。这并非有丝毫贬义。人们习惯说，严师如父，可是先生却慈祥得像个母亲。
三个月的授课过去了，要求每个同学交一篇论文。我写了一篇什么，题目和内容全已忘记，但是记得受到先生的特殊嘉奖。因为当时我想离开文学研究所，先生不加另眼，反给予鼓励，我深深敬仰先生的为人和修养。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先生被下放到河北农村，此后一别二十年⋯⋯
1978年底，一位外地同学来找我，一见面便告诉我，李老师住在北京。我们决定一同前去看他，乘地铁在翠微路下车，进了一条巷子，曲折向北向西，来到一间面朝北的房子。门口是用木板搭盖的挡风阁子，两间简陋的小屋，可以避风雨。室内凌乱地放着一些书籍和生活用品，房间正中放着一个装了烟筒的蜂窝煤火炉，先生贴近火炉而坐，两手拥抱火炉取暖。他只穿了一身破旧的蓝色棉衣裤，目光呆滞而无神。因多年不见，我们报了姓名，先生才嘴角微动，以笑作答。我们伫立良久，不知说什么才好，还是先生说：“你们坐吧！”我环视四周，没地方可坐。还是那位同学搬来了一条木凳，才开始了我们的谈话。我问先生：“您好吗？”先生说：“好，还好。”声音是那样的低沉，我顿感心酸。我们问到先生的近况，过去二十年的经过，先生回答极简单，也毫无怨言。我们谈到先生过去的妻子，因为彼此都是熟识的。先生说：“是我对不起她！”先生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不会交绝而出恶声的。
我们想在先生身边多停留一会儿，约他一同吃饭，先生表示同意。在颠簸的土路上，我们分别走在先生的两旁。初见到他的时候，那种压抑的心情完全消失，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送先生从什刹海回鼓楼东一样。来到一家餐馆，顾客寥寥无几。我们选了一张靠近火炉的位置坐下，要了几道菜和少许葡萄酒，缓慢地用着。先生很少说话，他端坐，背已略驼，目光竟变得深邃而平静了。
辞别先生归来，行路更加颠簸。我们默默地走着，只有天边几颗寒星，点缀着，这初冬的北京。
此次见到先生以后，唯一希望的是，能看见先生更多的文章。1980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先生追念冯雪峰同志的悼文《比我淋更多的雨》。仅看题目，我的双眼就已被泪水模糊了；文章虽短，意味深长，我仿佛见到先生在雨中被淋着，头发散乱，脸上淌着雨水⋯⋯
先生1906年4月16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与人合伙开鸡鸭行的商人家庭。他在老家慈溪长大，十几岁回到上海进钱庄做学徒、银行当练习生。20年代末，他刚到欧洲留学不久，即在里昂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中国支部，其间秘密为《赤光》撰稿，与罗曼·罗兰通信，与艾青相识，也从哲学转向文学，自然更染上了有《马赛曲》风范的人道情怀。从30年代初回国到抗战，他积极而无畏地从事世界语者运动和反战工作，终于得以在1938年3月10日抵达延安，直到八年以后，随部队行军至东北开辟解放区，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他的散文名篇以及结集大多属于——战争年代的沉雄犀利的战士美文，即《国际家书》和《伟大的安慰者》。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将近三十年间，先生自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以后，就几乎再没有安定过，在运动中历尽磨难，先后两次九年下乡劳改，73岁那年才得以平反。他以最后的力量向人生终点冲刺，拼力写出一批散文与诗，在报刊上发表，但终因已身心憔悴，于1982年住进了医院，从此一病不起，1984年11月13日长逝，享年78周岁。令人遗憾，由丁玲、陈企霞先生分别作序的《李又然散文集》的正式出版，已是李又然先生身后之事。
是的，永志不忘，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先生的一生，忠于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学贯中西；他豁达大度，助人为乐，心地坦诚，诲人不倦，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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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注释：
《江城日报·松花湖副刊》编者在按语中指出：
李又然同志于吉林解放初期，在我市工作和生活过，主持筹建过吉林省文协，主编过《文艺》周报、《文艺月报》。本刊曾于1982年初夏，派人进京邀他撰写《江城琐忆》文章。不料他因病住院，未能如愿；更未料到他一病不起，两年后溘然长逝。现发表周永珍同志文章，为永久纪念。
[全文载《江城日报·松花湖副刊》1985年7月15日，原标题为《纪念李又然先生》，现标题为辑注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