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柳宗元：不同性格决定了不同的人生结局

人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放在刘禹锡和柳宗元身上，真是恰如其分。

在中唐的星空中，刘禹锡与柳宗元如双子星座般璀璨：年龄相仿，刘禹锡比柳宗元大一岁；出身相似，均为官宦家庭；自幼都聪慧好学，青年时期便崭露头角，同年登科；同为“永贞革新”的核心成员，后又同遭贬谪；俩人都理想崇高，才华横溢，重情重义，然而最终却形成了不同的文学风格，画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这种人生归宿的差异，源自俩人性格的天壤之别：刘禹锡乐观豪迈，豁达坚韧；柳宗元深沉忧郁，孤高悲怆。这种性格的差异，最终塑造了俩人不同的人生结局。

刘禹锡，字梦得，郑州荥阳人。贞元九年（公元793年）进士及第，任太子校书、淮南记室参军，后入节度使杜佑幕府，深得杜佑的信任与器重。后来杜佑入朝为相，刘禹锡随之升迁为监察御史。在此期间，与同在御史台任职的韩愈、柳宗元交往甚密。多说一句，杜佑就是大诗人杜牧的祖父，也就是说刘禹锡曾和杜牧的爷爷共过事。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顺宗即位，其近臣王叔文、王伾等进入中枢，刘禹锡与王叔文关系甚好，其才华志向尤受王叔文的器重，遂被任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这段时间里，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派的核心人物。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郡，生于长安，祖上七世为官。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一时名震乡里。不久，父亲去世，以例守孝三年。三年守孝期满，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两年后又考中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书院正字，这是一个从九品上的官职。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被任命为蓝天尉，两年后被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在这里，不仅广泛接触到了官场的上层人物，而且认识了韩愈、刘禹锡，三人遂成好友。顺宗即位后，柳宗元被任命为吏部员外郎，掌管礼仪、享祭和贡举，与刘禹锡一起参与到王叔文的革新行动中。

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这场充满激情与理想的改革触动了藩镇、宦官在内的太多人的利益，仅仅持续了一百多天即告失败，顺宗被迫让位，王叔文被赐死，王伾被贬病亡，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此后，二人的人生轨迹开始分流：刘禹锡在贬谪中辗转朗州、连州、夔州等地，历时二十三年，直至大和二年（公元828年）才得以回朝，晚年官至太子宾客，享年七十一岁；柳宗元则终身困居永州、柳州，虽曾短暂回朝，却很快再次被贬，最终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病逝于柳州，年仅四十七岁。

刘禹锡“一贬再贬却能善终”，柳宗元“困守荒蛮而英年早逝”。俩人不同的结局，恰是性格差异的外在显现。

先说下刘禹锡。

刘禹锡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豁达”与“坚韧”，这既有先天的乐观因子，更多的是后天对命运的主动把握。

历时一百多天的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朗州，那年他才三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大展拳脚的年纪，然而，命运恰似和他开了个玩笑，给蒸蒸日上、无限大好的前途来了个急刹车。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他从和州刺史任上返回洛阳，与好友白居易在扬州相逢时，还写下了“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这样的愤懑之语，二十一年过去了，仍没有释怀，可见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有多大，伤害有多深。

然而，刘禹锡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虽遭贬谪，但始终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仍视逆境为修身养性的机会，很快便调整心态，将贬谪之地视为“诗境”而非“绝境”，以禅宗修养心性，“世间忧喜虽无定，释氏销磨尽有因”，表明自己对得失的淡泊。主动融入当地生活，学习巴楚民歌，创作了《竹枝词》系列，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谐音双关，将民间智慧融入诗歌，成为中唐乐府诗的典范。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刘禹锡与柳宗元等被召回长安。那年三月，他和柳宗元等人一起到玄都观赏桃花。京城的大道上人马喧阗，川流不息，尘土飞扬，两旁草木葱茏，桃花繁盛，看着眼前的盛景，回想起自己十年蹉跎，一事无成，而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之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便写下了著名的《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就是这首诗，又让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又遭贬谪，这次是连州。面对二次贬谪，他并未沉沦，反而在被属于岭南偏远地区的连州兴修水利，创办书院，兴文重教，推广文化，在他影响下，连州后来成为岭南文化重地。深入民间，了解当地疾苦，通过诗文记录当地百姓生活，深受百姓爱戴。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正是其豁达性格的体现。

刘禹锡的豁达，更体现在对生命的哲理性认知上。他不似传统文人那般“悲秋”，反而写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昂扬之句，将秋天视为“晴空一鹤排云上”的奋进季节；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他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名句，将个人的失意置于历史的洪流中，传递出“新陈代谢”的乐观史观。这种对生命的宏观视角，使他得以超越个人得失，在贬谪中保持精神的自由。

与刘禹锡的豁达相反，柳宗元的性格是“敏感”与“细腻”，这种性格既成就了他的文学深度，也成为其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初秋的一天傍晚，三十二岁的柳宗元坐在马车上，缓缓行进在南下永州的官道上，马车的背影在夕阳下被无限拉长，身后是长安城的朱雀门。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弱冠之年进士及第，十年之后荣耀官场，然而，命运却来了个急转弯，光芒暗淡，落魄离场，让人措手不及，来不及细细咀嚼。

同行的，还有那位出身名门、聪明贤淑的母亲和两位年幼的妹妹。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交界，荒僻之地，人烟稀少。初到永州，柳宗元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寄宿于龙兴寺。残酷的政治氛围，艰苦的生活环境，加之母亲去世，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也让他对生命有了极致的感知。

贬谪永州后，他虽寄情山水，写下《永州八记》这样的传世名篇，但字里行间始终渗透着挥之不去的孤独感。《江雪》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意象，正是他内心孤独的外化----天地间一片死寂，唯有垂钓者与风雪相伴，这种“天地大如席，独我一人立”的孤独，恰是他贬谪生活的真实写照。

为了排解心中的愤懑，柳宗元常常不避幽远，伐竹取道，探山访水，此间共写了八篇山水游记，后称《永州八记》。在《小石潭记》中，“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的喜悦与“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悲凉，情感的转折仅在一瞬之间。这种对环境的敏感捕捉，显示出他内心的脆弱：美好的事物总能瞬间触发他的喜悦，但这种喜悦又很快被孤独与苦闷吞噬。

柳宗元的细腻，还体现在对政治理想的执着上。他虽遭贬谪，却始终未放弃对革新的信念，曾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写道：“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这种对理想的坚守，使他在贬谪中始终关注民生，以“苛政猛于虎”的呐喊批判社会不公。然而，现实的残酷却让他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想改变世界，却无力回天；想保持清高，却不得不接受命运的摆布。这种矛盾，最终转化为内心的抑郁，侵蚀着他的健康。

刘禹锡与柳宗元的性格差异，直接决定了他们对贬谪的应对方式，进而塑造了不同的人生结局。

刘禹锡的豁达，使他能够主动适应贬谪生活。在朗州，他学习当地语言，创作民歌；在连州，他兴修水利，造福百姓；在夔州，他借鉴当地祭祀歌曲，创作《竹枝词》。这种“入乡随俗”的适应能力，让他在贬谪中找到了生命的支点。同时，他以“诗豪”的气质超越命运的束缚，将贬谪的痛苦转化为文学的素材，“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传递出“坚持就是胜利”的信念。这种“适应与超越”的生存智慧，使他在贬谪中保持了精神的自由，最终得以善终。

柳宗元的敏感，使他无法摆脱贬谪的痛苦。虽寄情山水，却始终无法排遣内心的孤独；关注民生，却始终无法改变现实的不公；坚守理想，却始终无法实现政治抱负。这种“挣扎与沉沦”的生命困境，最终导致他的健康恶化：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柳宗元病逝于柳州，年仅四十七岁。他的早逝，既是命运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太过敏感，太过高洁，无法承受世俗的污浊，最终被自己的内心压垮。

刘禹锡与柳宗元的人生轨迹，是性格与命运互动的典型案例。他们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性格并非命运的全部，但性格却能决定我们应对命运的方式。刘禹锡以豁达坚韧赢得了生命的长度，柳宗元以敏感细腻成就了文学的深度；刘禹锡的“诗豪”气质激励着后人对抗挫折，柳宗元的“幽客”精神则让我们反思生命的本质。

在中唐的政治风雨中，他们像两棵不同的树，一棵在岩缝中倔强生长，最终成为参天大树；一棵在幽潭边悄然绽放，最终化作一缕清香。他们的生命，虽结局不同，却同样精彩----因为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