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占香港后，为何不攻临近的澳门？何鸿燊道出原由：日军不敢

谁能想到，那个战火蔓延的冬天，香港人一夜之间醒来就成了亡国奴，可紧挨着的澳门，却仿佛被老天爷护住一般，平安得不像话。日本人气势汹汹连美国都敢动一把，香港也占了，唯独澳门仿佛透明。这背后到底藏着啥隐秘角力？等到几十年后，一位在澳门摸爬滚打出来的大佬，偶然从日本商人口中套出点“门道”，谜底才若隐若现。有人说，吃一堑长一智；可在何鸿燊身上，却是乱世当头、棋盘挪移，一个少年怎么在这块独特小地上活出自己的天命？故事里人味很浓，绝不是资料里能看出来的那些冷冰冰的字。

1941年12月，外头的世界真是翻了天。珍珠港还在冒烟，香港总督还没反应过来，日军就穿过新界，三下两下把九龙攻下来。那几天，香港街头除了哭声还是哭声。英军的武器再现代，大部分也是走马观花地逃命。本地老百姓更惨，澳门那边传过来的风声，说香港已经阴云压顶了，上海滩有些逃难的富人早早递话，要往南跑。传说杨慕琦投降那天风都特别冷，黑色圣诞夜，街上一点光都没有。有人还记得这一夜，到处是割据军队在赛车场露宿，祖辈口里念叨，现在好了，天要变黑好一阵子。

反倒是澳门这头，不紧不慢，生活还能过。“葡国人靠得住吗？”当时大街小巷都议论这个事。其实仔细想，赌馆还照常开，最火的还是鸡蛋仔摊，难民排长队抢馒头，边上还能听见有小贩吆喝黑市香烟。葡萄牙立着中立的牌坊，但背后能不能扛住压力，谁都心里打鼓。

话说就是在这时候，何鸿燊也卷进了这场风暴。何鸿燊其实出身不算一般，他父亲早年是香港大商，风光时连半条街都认得他的车。偏偏到了他十三岁，家道已如黄叶飘零。“家破人还要活”，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真是从头再来。那年头，逃难和找口饭吃差不多是一个意思。1942年初，大批难民从香港挤到澳门，彼时还年少的何鸿燊，跟着亲戚牵线找地方落脚，住的地方连盏马灯都稀罕。你说他走投无路？也不尽然，乱世总有活路，关键在你怎么逮得住那个机会。

澳门不大，哪有香港的繁华？可正因为“派不上号”，日军反倒像没看见。可别真以为从此风平浪静，暗地里的弯弯绕多得很。日商斋藤——别人可能只当他是个贪心外商，背后却虚情假意地跟各路人马都有生意勾当。他那家“联昌公司”，表面是卖面粉、火柴，实则时不时递过情报。城里人背地都说，绝不能在茶楼里乱说话，有些生意人一睁眼就是七八个路数。

某个下着小雨的下午，何鸿燊正蹲在永乐戏院门口跟人聊行情。斋藤一身深色西装、带着泛旧的皮箱走过来，自介绍是个做粮食生意的。话锋一转，没两杯茶下肚，这个老外突然拐到时局上的门道：“小何，你知道吗，这地方安全得很。”当时并不是人人都信得过他，茶楼上年长的跑堂还特意敲了桌子，低声跟老板娘讲“小心隔壁桌的，别被牵连。”但同龄的何鸿燊，眼里闪过一丝警觉——靠着语言本事，老板娘后来回忆，何鸿燊跟那个日本人嘀咕完，没留下一声多余的话，抹了嘴自己走了。

不过，机灵归机灵，生计还是现实。何鸿燊毕竟穷得叮当响，亲戚也只能帮得一阵。他琢磨半天，咬咬牙答应给斋藤打杂——赚钱不寒碜，重要的是要活下来。有趣的是，到了“联昌”，才发现这家所谓贸易公司，走动的却不止是粮油小贩，三天两头有奇怪的人进出，何鸿燊甚至偶尔替斋藤送信，见过澳门海关、教会的洋人和政界的中间人，谁也不敢认得全。

后来这些年何鸿燊回忆，说那时每天都像走钢丝。联昌的账本里，粮油只占小半，更多的是各种看不懂的文书——有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还有日文。有一回，他替斋藤去码头接货，无意间听到有人用广东话骂“倭鬼有鬼祟心”，结果被斋藤用烟蒂弹了一下，暗示他别自找麻烦。何鸿燊心下便更留了个心眼，见人说人话，背地还要查访风向。

那阵子澳门政府也心惊胆战。总督德卡瓦略连夜加派警察巡逻，指令手下紧盯赌场，却表面上张贴着“和平共处”告示。几个主教曾经公开祈祷和平，没准也是为了给自己留退路。最难的是应对难民。政府开了两间难民收容所，挤得下脚都成问题，还有不少本地小商贩趁机抬高米价。那时候的澳门，鸡飞狗跳但始终维持着弹性，一些大户人家甚至组织志愿队为逃难的人送粥。城里奶粉短缺，有母亲靠着稀粥拉扯几娃，嘴上却总挂着“日军真要来，连这口粥都保不住”。

这里不得不说个小八卦，澳门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就是“只要港英扛不住，葡萄牙人顶多泡壶茶看戏，见风声不对就撤”。可偏偏日本真没动澳门。何鸿燊白天跑腿送货，晚上跟住在破旧公寓里的老港人聊夜事，心里头却老疑惑，“日军到底图个啥？”也正是这个心结，让他后面成为暗流中心的人。那时候的何鸿燊，虽是雇员，却隐约感到自己像一道活栅栏——澳门可以是安身之地，但只有懂得顺势逢源，才能在风口浪尖不被拍死。

日子拉长到1943年。那天夜里下着零星小雨，何鸿燊被叫去斋藤家。屋里竟然点着日本进口的香。斋藤喝多了，轻声讲起旧事：说是日本和葡萄牙早就默契达成协议，只要澳门乖乖不招惹盟军，日本就承诺“高抬贵手”。按他的话讲，澳门是通往海外的消息孔，还是避税的天堂，日本人哪舍得坏了买卖？更微妙的是，日本高层要保住和欧洲列强的一线联系，这小小一隅就成了“暗通车”，谁也不准自作主张动它。

这番话其实是赌出来的。到了1944年，澳门外头都在传，一些日本官员准备撤资——那时候斋藤也感到风成了，不久后悄然收拾行李，临走还把联昌公司的事情推给了何鸿燊。留下的，还有一本记录了与葡萄牙人和中日势力周旋的账本。何鸿燊暗地咂摸，“这东西要是落到谁手里，兴许是条救命索。”

有趣的是，何鸿燊做事虽然规矩，从没忘记难民身份。他没啥资本，却偶尔偷偷在联昌的货物里夹带些米面，低价分给收容所孩子。也有人说他当时“老成”，更清楚什么事情该装聋作哑。多年后澳门茶馆老人还提，那阵子只要有陌生面孔闯进来，大家的话题立刻换成银元和赛马。背地议论归议论，日子还得过，正应了那句老话：“打烂沙锅卖铁碗。”

打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澳门，这块不动声色的小地方，总算等到了另一阵春风。何鸿燊也凭着一本账册，人脉、经验和联昌公司的底子，转身就是另一番景色。日子开始往上爬。他不只是混口饭吃那么简单，刚出战后的澳门百废待兴，他把粮食、药品、甚至修路的活一一沾上边。谁家生意要起步，许多人就爱搭上何家的边，说“这个年轻人投机——准出头”。

其实，他的豪赌还没走完。澳门的赌场重新招标，他一头扎进去。过程并不容易，毕竟赌业旧家族根深蒂固。有人背后冷嘲热讽，“外来人，还想跟龙头抢饭？”可何鸿燊手头的资源再加上战时结下的关系网，就是敢赌一把。你要说他全靠运气，也不见得。他主张如果拿下牌照，城里得多做点旅游——铺路修桥，一环又一环，就像下棋，活口多了，人也就越活越宽。

后来，何鸿燊还看准了本地房产，经济刚刚冒头，他就动手买地。有人说他“赌的不是骰子，是一座城的明天”。小小澳门，从赌场、地产到银行，一步一步积累。对外，看准内地逐渐开放，试着往北京、广东递橄榄枝；对内，懂得在葡国人和本地大家族间油盐进退，从不做超出自己能吃的那口饭。

生活到了上世纪末，澳门要回归了。大伙都紧张。新政策没来之前，生意阵线时刻要调整。有人担心“一国两制”是句空话，也有人信运气。何鸿燊则更像棋盘上站定的老手，既见过风浪，也不会怕再洗牌。他一边和内地高层维系情谊，一边不忘跟葡国方面打照面，里外都不怠慢。那几年澳门酒店、赌场、地产、金融串成一根线，何鸿燊一边理老东家关系，一边揣着家底打算未来。城里老人常说，“精明的本事是从难处熬出来的。”

到澳门回归时，何鸿燊成了众望所归的人。他在典礼上说了一句流传很久的话，大意是“澳门属于我们自己，但世界的机遇给敢搏的人。”饭馆的老伙计也记得，“澳门就是靠何大老板那样的人才有生气。”

你说他算英雄吗？有人爱戴，也有人骂他精明、世故。可苦难年代，谁不是走一步算一步？也许，澳门没被日军占，靠的正是那点躲闪和隐忍；而何鸿燊能从乱世里翻身，靠得也是一样的本事。命运给一手糟牌，有的人怨天尤人，有的人偏要打出四通八达的出路来。你要问，澳门的安稳究竟靠了谁、靠了什么？也许，答案藏在每个夜里不关的赌馆里，也藏在一个少年夜深人静的叹息声里吧——这些故事没讲完，下回还得慢慢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