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追思：返城时他把一个离异的女人带回家，气的他母亲呜呜痛哭

知青追思：返城时他把一个离异的女人带回家，气的他母亲呜呜痛哭

那年冬天，我们这批知青接到返城通知时，已是1980年初。

黑龙江的冬天，寒风刺骨，鹅毛大雪飘飘洒洒，铺天盖地，仿佛要将整个北大荒覆盖在白色的棉被下。

＂啥？你说啥？王梓宁，你再说一遍！＂刘淑贞婶子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眼睛里带着不敢相信的光芒。

＂是真的，婶子，我们可以回城了，政策下来了！＂我望着这位在北大荒陪伴了我们七年的老乡，心里五味杂陈。

整个生产队的人都沸腾了。

我们这批早已不再年轻的知青，有的已在这里生根发芽，有的却始终像候鸟一样等待着归乡的那一天。

而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

耿阿姨家的罗锅炕上，挤满了人。

我、大志、小颖和几个相熟的知青，围坐在一起，谈论着返城后的打算。

那盏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亮，映照着每个人脸上复杂的表情。

＂回去干啥呢？＂大志吸了一口烟，眼神迷离，＂七年了，城里还有谁记得咱们？＂

小颖却满脸憧憬：＂我想考大学，听说现在高考恢复了，知青还有优待政策呢！＂

我低着头没说话。

七年了，我的青春几乎全部给了这片黑土地。

从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从青涩少年到饱经风霜的青年，我与土地、与农活、与这里的人们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谊。

尤其是杨桂枝，那个比我大两岁的离异女人。

杨桂枝是本地人，十八岁嫁给了邻村的一个男人，结果婚后不久丈夫就外出打工，三年未归，最后寄来一纸离婚协议。

她回到本村，跟着老母亲过日子。

我是在参加秋收时认识她的，她的麦子割得比男人还快，汗水浸湿了衣背，却从不喊累。

＂王知青，接着！＂她常常在午饭时，将自家蒸的玉米面饼子掰一半给我。

那手上的老茧粗糙却温暖。

我们的感情是在那年冬天的一场大雪后开始的。

那天，我去她家修理漏风的窗户，不知怎的，两人就聊起了各自的过去。

她听我讲起城里的生活，眼里闪烁着向往；我听她讲述农村的艰辛，心里满是敬佩。

窗外大雪纷飞，屋内火炕温暖，两颗孤独的心慢慢靠近。

从那以后，我常去她家，帮她劈柴、挑水、修缮房屋。

她则给我做些可口的饭菜，缝补破旧的衣服。

在北大荒这片土地上，我们相互取暖，共同抵御严寒和孤独。

当返城通知下来时，我整整失眠了三夜。

第四天清晨，我敲开了杨桂枝的门。

＂桂枝，我要回城了。＂我直视着她的眼睛。

她静静地看着我，眼里没有泪水，只有深深的了然：＂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

＂我想带你一起走。＂我说出了早已在心里盘旋了无数次的话。

她惊讶地瞪大眼睛，随后缓缓摇头：＂我是农村人，到了城里，我能干啥？＂

＂我会照顾你，我保证。＂我握住她粗糙的手，＂七年了，这里的一切我都舍不得，尤其是你。我不能想象回城后没有你的日子。＂

杨桂枝沉默了很久。

她的眼神飘向窗外，那里是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土地，是她的根。

＂你妈同意吗？＂她终于问道。

这个问题像一把利剑刺进我的心。

我母亲是个传统的北方妇女，固执、要强，对儿子的婚事有着自己的期许。

一个农村的离异女人，怎会是她心目中的理想儿媳？

＂我会处理好的。＂我斩钉截铁地说，尽管内心忐忑不安。

离开北大荒的那天，整个生产队的人都来送我们。

杨桂枝穿着她最好的一件蓝布棉袄，提着一个破旧的布包，里面装着她全部的家当。

她的老母亲站在一旁，眼含泪水，却不断地点头，鼓励女儿走向新生活。

＂桂枝啊，跟着王知青去吧，妈这里不用担心，队里人会照顾我的。＂杨母拉着女儿的手，声音哽咽。

杨桂枝跪在雪地里，给母亲磕了三个头：＂妈，女儿不孝，等我在城里站稳脚跟，一定接您去。＂

这一幕让在场的人都红了眼眶，就连一向坚强的生产队长也偷偷抹了把眼泪。

拖拉机的轰鸣声中，我和杨桂枝坐上了通往县城的大车。

她紧紧地攥着我的手，脸上写满了对未知未来的恐惧和期待。

＂别怕，有我在。＂我轻声安慰她，心里却在打鼓。

火车上，杨桂枝像个孩子一样，对一切都感到新奇。

她从未坐过火车，从未离开过家乡，从未想过自己会去那个遥远的城市。

列车缓缓启动时，她的手紧紧抓住我的衣袖，眼中既有离别的伤感，又有前行的勇气。

我看着她充满好奇的眼神，内心又是怜惜，又是自责。

我真的能给她幸福吗？

我真的能让她适应那完全陌生的城市生活吗？

夜深了，车厢里的灯光暗了下来，大多数乘客都睡着了。

杨桂枝靠在我的肩上，轻声说道：＂梓宁，你知道吗？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心里又怕又高兴。＂

我看着窗外飞逝的夜色，轻轻拍着她的手：＂桂枝，无论前方有什么，我们一起面对。＂

她点点头，眼里满是信任。

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我们谈论着未来，谈论着城市生活，谈论着我们的梦想。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仿佛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火车在隆隆声中向前奔驰，载着我们奔向未知的命运。

三天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北京。

站在熙熙攘攘的北京站，杨桂枝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她的乡音、她的穿着、她的一举一动，都昭示着她的农村身份。

＂你后悔了吗？＂我问她。

她摇摇头，眼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我选择了你，就不会后悔。＂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跳越来越快。

七年未见的父母，一定已经白发苍苍。

他们会接受杨桂枝吗？

我该如何向他们介绍这个朴实的农村女人？

公共汽车上挤满了人，杨桂枝紧紧跟着我，生怕在这陌生的城市里迷路。

她好奇地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看着穿着时髦的年轻人，看着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和偶尔经过的汽车。

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是那么新奇，那么不可思议。

我家在西城区的一个老胡同里，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

推开那扇熟悉的红漆大门，院子里的一切仿佛还是我离开时的样子，只是多了几分沧桑。

＂娘，我回来了！＂我站在院子中央，大声喊道。

门嘎吱一声开了，我的母亲站在那里，一头花白的头发，脸上的皱纹比七年前深了许多。

她定定地看着我，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儿啊！＂她一把抱住我，泪水夺眶而出，＂可算回来了，可算回来了！＂

就在这时，她看见了站在我身后的杨桂枝。

＂这是......＂母亲的笑容凝固了。

＂娘，这是杨桂枝，我......＂我深吸一口气，＂我从北大荒带回来的，我们准备结婚。＂

母亲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她上下打量着杨桂枝，目光停留在她粗糙的双手和朴素的衣着上。

＂王梓宁，你......＂母亲的声音颤抖着，＂你这是要气死我啊！＂

杨桂枝局促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娘，桂枝是个好姑娘，她......＂

＂好什么好！＂母亲打断我的话，＂你知不知道我和你爸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了给你准备一个好的未来付出了多少？现在你倒好，一回来就带个......＂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但那鄙夷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阿姨，我......＂杨桂枝想解释什么，却被母亲冷冷地打断。

＂我不是你阿姨！王梓宁，你马上送她回去，否则，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说完，母亲转身回屋，重重地关上了门。

我站在院子里，感到无比的窘迫和痛苦。

杨桂枝的手轻轻搭在我的肩上，声音轻如蚊呐：＂要不，我还是回去吧。＂

＂不！＂我握住她的手，＂我不会让你回去的。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不能就这样放弃。＂

院子里的其他住户听到动静，都探出头来，好奇地看着我们。

他们的目光让杨桂枝更加不自在，她低着头，眼睛盯着地面，像是要把自己藏起来。

我拉着她的手，硬着头皮走向我的小屋。

那是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七年没人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

杨桂枝看着这间简陋的小屋，眼中却流露出羡慕：＂屋子真好，比我家的土炕屋强多了。＂

她的话让我的心一阵绞痛。

北大荒的艰苦生活已经让她的要求如此之低，而在这个城市里，她将面临的困难远不止于此。

晚上，父亲下班回来，得知这件事后，虽然没有像母亲那样激烈反对，但眉头紧锁，显然也不赞同。

＂梓宁，你妈这些年一直惦记着你，天天数着日子盼你回来。她和邻居李阿姨的女儿早就给你看好了，人家姑娘条件好，工作也稳定......＂父亲的话没有说完，但意思很明确。

我咬着牙，心如刀绞。

一方面是养育之恩的父母，一方面是患难与共的爱人，我该如何选择？

父亲看着我的沉默，叹了口气：＂你先休息吧，这事儿慢慢再说。＂

那晚，我和杨桂枝挤在我的小屋里。

母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只听见断断续续的啜泣声。

＂梓宁，我给你添麻烦了。＂杨桂枝的眼圈红红的。

＂不是你的错。＂我紧紧抱住她，＂给我点时间，我会说服他们的。＂

杨桂枝在我怀里小声啜泣，泪水浸湿了我的衣襟。

她从来不是个爱哭的女人，在北大荒的艰苦岁月里，我从未见她流过一滴泪。

现在，在这陌生的城市，在这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她终于崩溃了。

我轻轻拍着她的背，心中充满了自责和愧疚。

也许，我不该带她来北京。

也许，我应该尊重她的生活方式，让她留在她熟悉的土地上。

可是，没有她，我的北京生活又有什么意义？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的气氛凝重得可怕。

母亲不理我，也不搭理杨桂枝，仿佛我们是空气。

父亲则左右为难，试图调和，却无济于事。

杨桂枝很努力地想融入这个家庭。

她每天早起做饭、扫地、洗衣，干得比在北大荒还勤快。

她学着改变自己的口音，学着使用城里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学着理解母亲的心情。

＂阿姨，这是我做的馒头，您尝尝。＂杨桂枝小心翼翼地把一盘热气腾腾的馒头放在母亲面前。

母亲看都不看一眼，起身离开了厨房。

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无能为力。

每天晚上，当我们躺在床上时，杨桂枝总是轻声问我：＂梓宁，要不我还是回北大荒吧？＂

我总是坚定地摇头：＂不，桂枝，再给点时间，事情会好起来的。＂

但我自己都不确定这句话是否可信。

转机出现在一个星期后的晚上。

母亲突然腹痛难忍，面色惨白，冷汗直流。

父亲出差未归，我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是好。

＂可能是阑尾炎发作，得赶紧去医院！＂杨桂枝镇定地说，＂我在生产队见过类似的病例。＂

她迅速帮母亲穿好衣服，然后背起母亲就往外走。

虽然她个子不高，但常年劳作练就的身体却很结实。

她背着比自己重的母亲，一路小跑到附近的医院。

冬夜的寒风凛冽，杨桂枝的额头上却布满了汗珠。

母亲疼得直哼哼，却始终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

到了医院，杨桂枝把母亲轻轻放在椅子上，马上跑去挂号，然后又跑去找医生。

她那股子干劲和麻利劲儿，让医院的工作人员都对她刮目相看。

医生诊断是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即手术。

在手术室外，杨桂枝守了一整夜，眼睛一刻不离手术室的门。

＂您放心，阑尾炎手术很简单的，阿姨肯定没事。＂她一遍遍安慰着我，声音坚定而温柔。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正是这种坚韧和善良，让我在北大荒的日子里深深爱上了她。

手术很成功。

当母亲被推出手术室时，她看了杨桂枝一眼，眼神复杂。

接下来的几天，杨桂枝寸步不离地照顾母亲。

她端屎端尿，喂水喂药，精心护理，比护士还尽心尽力。

她用在北大荒学到的草药知识，为母亲熬制了能促进伤口愈合的药汤。

＂这是黄芪加当归，能补气活血，对伤口愈合有好处。＂杨桂枝小心翼翼地将药碗递到母亲面前。

母亲犹豫了一下，接过药碗，慢慢喝了下去。

这是她第一次接受杨桂枝的好意。

医院的日子并不好过。

狭小的病房里挤满了病人，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

杨桂枝每天睡在病床旁的小板凳上，从不抱怨。

夜深人静时，我看见她揉着酸痛的腰背，眼里却没有一丝倦意。

她的坚韧和善良，不知不觉中也打动了母亲。

慢慢地，母亲的态度开始软化。

她不再对杨桂枝视而不见，偶尔还会问一句＂累不累＂、＂吃了没＂。

出院那天，母亲拉住了杨桂枝的手，声音低沉：＂谢谢你，姑娘。＂

杨桂枝眼中闪过一丝惊喜，连忙摇头：＂应该的，应该的。＂

回到家后，母亲的态度虽然还是有些疏远，但至少不再公开反对我们的关系。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放下了一些。

然而，生活的挑战远不止于此。

作为返城知青，我被分配到了一家国营工厂做工人，工资不高，但好歹有了稳定的收入。

杨桂枝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无法正式就业。

她只能在附近的菜市场帮人卖菜，或者做些零工贴补家用。

每天清晨，当我还在睡梦中时，杨桂枝已经起床，悄悄地出门去菜市场了。

天还没亮，她就背着一个旧布包，穿过寂静的胡同，迎着刺骨的寒风，走向菜市场。

那里是城市最早苏醒的地方，也是最接近她曾经生活的地方。

菜贩们的吆喝声、讨价还价的声音，让她感到一丝亲切和熟悉。

然而，城市的菜市场和农村的集市毕竟不同。

这里的人们行色匆匆，语言生硬，很少有人会像在北大荒那样，买卖之余闲聊几句家长里短。

杨桂枝起初有些不适应，但她很快就学会了用城里人的方式与人交流。

晚上，当我下班回家时，她已经做好了一桌热腾腾的饭菜，等着我和父母。

＂今天卖了多少？＂我常常这样问她。

＂还行，赚了五块多。＂她笑着回答，脸上没有一丝倦意。

我知道她说的＂还行＂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她在寒风中站了一整天，嗓子喊哑了，腿站酸了，手冻僵了。

但她从不抱怨，从不向我诉苦。

她在努力适应这个陌生的城市，努力让自己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可是，城市对她来说仍然充满了敌意和不解。

街坊邻居背后的指指点点，路人异样的眼光，还有那些明里暗里的歧视，都让她感到伤心和无助。

有一次，我听见隔壁的王阿姨对李婶子说：＂你说王家那小子，怎么就找了个农村媳妇回来？那姑娘长得还行，就是粗手粗脚的，一开口那土味儿，听着就别扭。＂

我差点冲出去理论，却被杨桂枝拉住了。

＂别去，梓宁，他们说得对，我确实不适合城里。＂她轻声说，眼里满是悲伤。

＂要不，咱们回北大荒吧。＂有一天晚上，杨桂枝突然对我说，＂那里虽然苦，但至少我能干农活，不会觉得自己是个累赘。＂

我紧紧抱住她：＂不，桂枝，我们哪儿也不去。城里的生活刚开始，会越来越好的。＂

说这话时，我自己都不太相信。

北京的生活节奏快，人情冷漠，对于杨桂枝这样的农村女子来说，处处都是障碍。

她的口音让她在菜市场常常被讥笑；她的朴素衣着让她在街上被人侧目；她的勤劳朴实在这座现代化城市里似乎变成了一种过时的品质。

然而，杨桂枝从未抱怨过。

她像在北大荒那样，默默承受着一切，坚韧地活着。

或许正是这种坚韧，让她在逆境中看到了机会。

＂梓宁，你看！＂有一天，她兴奋地从菜市场回来，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这上面说，现在国家鼓励个体经营了，咱们要不要也摆个小摊？＂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充满了希望。

我接过报纸，看到上面确实有关于鼓励个体经营的报道。

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新政策，给了像杨桂枝这样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一个机会。

＂好啊，你想卖什么？＂我问她。

＂咱们可以卖北大荒的特色小吃啊！＂她兴奋地说，＂玉米面窝头、豆面饼子、土豆丝饼，城里人肯定没吃过这些。＂

我被她的热情感染了，也开始期待这个小生意。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开始筹备。

杨桂枝亲自去市场买材料，回来后就开始忙活。

她的手在面粉和水之间翻飞，动作熟练而优美。

我看着她忙碌的身影，心中满是感动。

这个女人，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小本经营。

用积攒的一点钱，我们在胡同口摆了个小摊，卖些杨桂枝在北大荒学会做的小吃——玉米面窝头、豆面饼子、土豆丝饼。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朴素的农家小吃在北京人中间竟然很受欢迎。

每天清晨，我们的小摊前总是排着长队。

杨桂枝那双粗糙的手，灵活地揉面、擀皮、烙饼，动作娴熟而优美。

＂大姐，你这饼真香啊，比饭馆里的还好吃！＂顾客们常这样夸奖她。

杨桂枝腼腆地笑笑，眼里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一个月下来，我们居然攒了将近两百块钱，比我在工厂的工资还高。

这个意外的成功让杨桂枝变得更加自信。

她不再因为自己的农村身份而自卑，反而开始为自己的技能和勤劳感到骄傲。

慢慢地，我们的小生意越做越大。

从路边摊发展到了固定档口，又从单一品种发展到了多种北方特色小吃。

杨桂枝那双在北大荒劳作过的手，如今在北京的小摊上创造着另一种奇迹。

最让我感动的是，母亲开始主动帮助杨桂枝。

她教杨桂枝识字，教她算账，教她如何与顾客交流。

两个女人之间的隔阂正在逐渐消融。

有一天，我看见母亲和杨桂枝坐在一起，母亲正耐心地教她写字。

＂看，这个＇爱＇字，上面一个＇爫＇，下面一个＇心＇，意思是用心去爱。＂母亲握着杨桂枝的手，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着。

杨桂枝专注地看着，眼里满是求知的渴望。

那一刻，我的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这两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终于开始理解和接纳彼此。

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吃饭时，母亲突然说：＂桂枝，过两天咱们去商店，给你买几件新衣服。＂

杨桂枝愣住了，眼泪差点掉下来：＂不用了，阿姨，我这衣服还能穿。＂

＂叫什么阿姨，叫妈。＂母亲佯装生气地说，＂你都跟我儿子在一起这么久了，还这么生分。＂

那一刻，我看见杨桂枝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她放下碗筷，扑通一声跪在母亲面前：＂妈......＂

母亲连忙把她扶起来，眼圈也红了：＂傻姑娘，在城里不兴这一套了。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父亲在一旁看着，眼睛里也泛着泪光。

他端起酒杯，难得地喝了一大口：＂好啊，咱们家终于团圆了！＂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一点酒，聊了很多北大荒的事情。

杨桂枝讲述着那里的风土人情，讲述着我们一起经历的艰辛和欢乐。

母亲和父亲听得入神，不时插话问这问那。

我看着他们其乐融融的样子，心中的幸福感几乎要溢出来。

随着小生意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条件也逐渐改善。

1982年春天，我们终于攒够了钱，在西城区买了一套小两居室的房子。

虽然房子不大，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幸福。

杨桂枝把房子打扫得一尘不染，还在窗台上种了几盆花。

她说，这让她想起北大荒短暂的春天里，那些顽强生长的野花。

1982年冬天，杨桂枝的母亲来北京看我们。

老人家第一次坐火车，紧张得一路都没合眼。

当她看到女儿在北京的生活时，激动地哭了。

＂桂枝啊，你有出息了，真的有出息了！＂老人家拉着女儿的手，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杨桂枝也哭了：＂妈，您要是愿意，就留在北京吧，和我们一起住。＂

老人家摇摇头：＂不了，不了，我一辈子生活在农村，舍不得那片土地。你们好好的，我就放心了。＂

尽管如此，老人家还是在北京住了一个月才回去。

这一个月里，杨桂枝带她去了天安门、颐和园、故宫，圆了老人家一生的梦想。

当火车缓缓启动，老人家的身影消失在车站的人流中时，杨桂枝哭得像个孩子。

我紧紧抱着她，心中既是心疼，又是庆幸。

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庆幸带她离开了北大荒，庆幸她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1983年，我们迎来了一个小生命——儿子王明亮。

杨桂枝怀孕期间，还坚持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直到临产前两周才停下来休息。

儿子出生后，母亲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孩子的责任，让杨桂枝能够休息和恢复。

＂桂枝啊，你和明亮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母亲抱着孙子，慈爱地看着杨桂枝，眼里满是欣慰。

杨桂枝含着泪点点头：＂妈，您和爸才是我最大的福气。要不是您们接纳我，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母亲笑着摇摇头：＂傻姑娘，一家人说什么客气话。＂

看着这温馨的一幕，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

感激命运让我在北大荒遇见了杨桂枝，感激她陪我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更感激她给了我一个完整而幸福的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的小生意也越做越大。

从小摊发展到了小店，又从一家店发展到了连锁店。

我们的＂北大荒风味＂小吃店在北京小有名气，甚至吸引了一些外地游客专程前来品尝。

杨桂枝的手艺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她也从当初那个自卑的农村女子，变成了自信的女企业家。

1985年，我们的生意已经做得相当红火。

当年冬天，我们决定回北大荒看看，探望那些曾经的战友和乡亲们。

当我们的汽车驶入那个熟悉的村庄时，往日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那片黑土地，那些简陋的房屋，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

村里的人听说我们回来了，都涌到村口迎接。

那些曾经一起劳作、一起生活的面孔，如今已添了几分沧桑，但眼神依旧热情而真诚。

＂王知青，你们可算回来了！＂刘淑贞婶子一把抓住我的手，眼里满是欣慰。

我们带了许多城里的礼物——收音机、手表、衣物，分给村里的每一户人家。

夜晚，我们在生产队的大院里架起了火堆，村里人都聚集在一起，听我们讲述城里的见闻，分享他们这些年的变化。

杨桂枝坐在我身边，眼睛望着熊熊燃烧的火焰，不知在想些什么。

＂桂枝，后悔离开这里吗？＂我轻声问她。

她摇摇头，眼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不后悔。这里是我的根，但北京已经是我的家了。＂

我握着她的手，感受着她手上的老茧，那是北大荒留给她的印记，也是她坚韧生命力的象征。

回北京的路上，杨桂枝显得格外安静。

她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若有所思。

＂梓宁，你说，我们当初的选择对吗？＂她轻声问我。

我握着她的手，坚定地说：＂对，当然对。我们走过了最艰难的时光，未来一定会更好。＂

杨桂枝依偎在我怀里，轻声说：＂梓宁，谢谢你带我走出北大荒，让我看见了不一样的世界。＂

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心中满是感激。

是她，这个朴实的农村女子，用自己的坚韧和勤劳，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和认可。

是她，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和幸福。

1987年，我们的儿子上小学了。

杨桂枝虽然文化不高，却对儿子的教育格外重视。

她每天陪儿子读书、写字，还特意请了家教，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

＂明亮，妈妈没什么文化，但妈妈希望你能读很多书，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她常常这样对儿子说。

小明亮是个聪明的孩子，很快就在学校崭露头角。

他的作文《我的妈妈》获得了全校一等奖，老师还特意把作文贴在了学校的荣誉墙上。

作文里，小明亮写道：＂我的妈妈是个农村人，她没有读过很多书，但她是世界上最勇敢、最坚强的妈妈。她从遥远的北大荒来到北京，克服了无数困难，创造了自己的事业。她教会了我什么是坚持，什么是勇气，什么是永不放弃的信念。＂

当杨桂枝读到这篇作文时，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

那一刻，她知道，自己所有的付出和坚持，都是值得的。

如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我和杨桂枝已经结婚三十多年，两鬓斑白，但彼此的感情却比当初更加深厚。

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仅在北京，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开了分店。

儿子明亮大学毕业后，接管了家族生意，并将其发展成了一家正规的餐饮连锁企业。

母亲和父亲都已年迈，但看着我们的成就，看着孙子的出息，眼中满是欣慰和骄傲。

每当我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回想起北大荒的风雪和艰辛，回想起杨桂枝站在菜市场上的身影，心中总是充满了感动和敬意。

是她，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开辟出了一片天地。

是她，用自己的坚韧和善良，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和爱戴。

如今，当我坐在自家餐厅的窗边，看着杨桂枝和年轻员工一起研发新品时，那股子认真劲儿和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荒割麦子时一模一样。

她的脸上多了些皱纹，头发也染上了白霜，但眼神依然明亮，笑容依然温暖。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冬天，想起那个决定带她离开北大荒的瞬间。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也是最正确的决定。

因为有了她，我的生命才如此完整和丰富。

因为有了她，我才真正懂得了爱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现在，回首那段峥嵘岁月，我不禁要问：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们是否还会选择走同样的路，勇敢地跨越命运设下的重重障碍，只为与挚爱之人相守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