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江：缅怀郑老情

一、郑老多教诲，后学见世面

1964年8月下旬，派我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隋唐史，师从汪筏教授。那时，郑老正在北京翠微路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我本打算赶紧去看望郑先生。但因翠微路与北大校园相距甚远，电话和交通工具也甚为稀少，只好发信奉告郑老我在北大进修的简况，然后再想办法去看望郑老，面聆教益。郑老接信很高兴，并立即回信鼓励我在北大认真求教，定收良益。然而，郑老在信笺上开头称我“振江兄”三个字，使我甚为不安!心想，我才二十多岁，大学毕业没几年，郑老哪能这样称呼我“振江兄”啊!老人家何由爱称之重而令我汗颜不已?何况郑老是一级教授和教育家，威名显赫；更是亲手教诲我们的授业恩师，怎能以“振江兄”三字爱戴我呢?我愈想愈惶恐不安!于是呈函向郑老致谢，并连说几个“不敢当”!一个多月后，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也在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并将他的两位研究生带到中华书局进行硕士生毕业及学位论文答辩，请郑老担任答辩会主席，顾颉刚(临时有要事，未赴会)、汪筏、罗继祖、刘节、王永兴、唐长孺等著名教授为答辩委员。我跟着汪筏先生进入答辩会场旁听，以增长见识。我在会上见到郑老特别高兴!郑老笑着说：“我不再称‘振江兄’,你就没有不安了吧。其实，旧时信函称兄很正常，只是谦和而已。当然，现在已经大都不称兄道弟了，而是称同志。”汪筏先生诙谐地说：“你是新中国长大的，当然不知道旧中国的‘老例’吗!”这番开导我很高兴，也很拘束，是我初出茅庐少见识，而在名家面前难免扭捏出汗颜。当年，我看到郑老等名教授论学举止的风采，真乃开眼界、见世面。如今，我已古稀之年，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年轻时代得到郑老的教诲是我永不忘怀的。

二、撰写《丝绸之路》的曲折

1971年的秋天，遭受“文革”浩劫数年的高等院校终于开始复课了。“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的口号响彻云霄，学界亦为复课而忙碌；书局出版界也奋起约稿、编辑和出书，为师生教学读书和科研实践提供各类书籍。其中，中华书局一马当先，派员到各大学征求意见和约稿，旨在为“工农兵服务”。中华书局派出吉先生和熊先生两位高水平的编辑南下了解情况和约稿，第一站就到南开大学历史系，找我征求意见，主要是向我约稿和推荐同道供稿。我们攀谈很投机，我早就有编写《丝绸之路》和《中国古代的针灸》两本书的愿望说给他们听，主要说明写成这两本书稿，既是著作，也是为“工农兵”教学用的参考书，这对教学和科学研究是有用处的。他们很高兴，立即约我撰稿，而且尽快成书。我想了想说，在近期内恐怕不大可能一下子就能撰成两本书稿，而且我对“古代针灸”生疏，不会很快写成的。于是，我只答应尽快撰成《丝绸之路》,并把纲领性的提要与重点略作说明，书稿的规模大约10多万字。在那多事之秋，就够费力撰写的了，所以我不可能再把《中国古代的针灸》包揽下来撰写成书。于是，我建议编辑同志请中医史学家和针灸专家编写古代针灸是最好的。他们同意了。

丝绸之路海阔天空，所包容的知识、路径和图录等丰富多彩，真正撰写成书实不容易。于是，我请郑老前辈指导和合作，郑老欣然同意，不多天就商定了撰写提纲、分工、找资料和编写等程序。郑老撰写蚕丝的发现、丝路的形成和变迁，并对丝路沿线的一些地名和丝道作了精邃的考证；我撰写丝绸文化与生产技术的交流、中西商旅和使节往来及其贡献与影响，并绘制丝路及其变迁示意图。我们撰写顺利，力求写出新意来。1972年，我们辛辛苦苦地按照和编辑商定的稿约撰成初稿，寄给书局吉先生和熊先生看看初稿和示意图，以便修改。本来是催促我们快点交稿，可是交了稿而许久才给答复说，改换了原来的编辑，由另一位我们不曾见过的编辑先生接了下来，而且丝毫不给商量，不经我们同意就把著作初稿改成两万字的通俗小丛书。并声言此稿专著性太强，太不通俗，字数也太多，并提出基本上不引用或极少引用史料，要的是“工农兵”喜欢的通俗读物；还要把书稿大删篇幅，严格限制全稿不得超过二万字!接着，断然给我们退稿重写!其实，他是含而不露地按照吴晗等人的历史小丛书作样板，要我们照猫画虎写写小丛书稿。很显然，这些要求与我们同吉、熊两位先生商定的稿子是绝不相符的。郑老先生读到编辑的信件正色说：“无暇重写”,“亦难以再通俗”。特别是郑老考证精详，新意迭出，发现的丝路北新道和新资料尤为珍贵，是颇有学术价值的。因此，郑老理所当然地拒绝重写，并撤回他六七万字的珍贵书稿!郑老风骨品高，为人做事和蔼可亲、一丝不苟，可谓“风标才器，实足师范”,当是学界所公认的。那时候，编辑的主张令人不爽，我很想不通!深感好不容易地搜集诸多可贵的史料，数月间我也写出六万多字和丝路示意图，并和郑老六七万字合作成书稿，万没想到竟在瞬间被编辑轻易地改成仅仅二万字的通俗小丛书，我当然深感痛惜而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也要就此作罢。后经几度商讨，缓和气氛，郑老日理万机，另作准备为重大学术项目创制辉煌，所以通俗小丛书无暇一顾了。我只好不以博引实证的学术著作撰写《丝绸之路》,而按编辑的要求另起炉灶，也不再追根到底弄清的是理论的、学术的《丝绸之路》,仰或是另有心机地制作为“工农兵服务”的《丝绸之路》了。

《丝绸之路》成稿后，请郑老过目指导，老人家热心奖掖后学而不遗余力，遂对这篇拙稿大加赞许，并慈心善意地谢绝署其芳名。拙稿出书问世后得到好评。近年来，又有某学者把这篇《丝绸之路》译成英文收入其译著中出版。我感谢该译者的抬举，但是，用了我的文章连一点招呼都不打，能是严谨治学吗?实在令人遗憾，我当然要保留正当的版权!

三、郑老规划编纂多卷本清史起风波

大约是1977年前后，天津历史学会恢复了学术活动，郑天挺理事长也和理事、同人合作再造史学辉煌。郑老推荐我担任副秘书长，既减轻了秘书长韩枫的负担，亦锻炼了我为天津史学界的学术活动之义务。韩枫先生年迈体弱，担任《历史教学》总编实在繁重，于是不久就离休了。从此，我参与学术活动等义务繁忙起来，也得到郑老的指教和鼓励，同郑老的接触亦较多了。在郑老晚年的三年多里，我求教老人家的种种往事至今记忆犹新。仅就郑老设想编纂多卷本清史的大好事触动着我，多年的往事亦历历在目。

大约1977年的前前后后，郑老曾三次和我深谈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的人力和学术研究事宜。老人家很慈祥地把研究工作的计划和研究方向的设想与创意讲给我听。郑老的宏伟设想和具体的计划内容井井有条，启迪我焕然入神地倾听、长知识和见世面，深感老人家气度恢弘、学术渊博，使我由衷地崇敬不已。接着，郑老谦和地说：“我年老力不从心，公事又忙，现在研究室的人力亦少，要编纂清史而人手太缺，希望你来帮我主持这项工作，当然也要适当的多添有才的人呐，我希望你挑起这个担子来。这就是的我愿望、我的具体计划和研究方向。希望你不要推辞，怎么样?”郑老这番语重心长的至情，我感动不已!几乎字字和语句至今不忘!但是，当时我一点也没想到参与这桩大事情，一时不知所以。这番宏大的设想和学术计划要我参与，我想了又想，觉得我不但丝毫没有想过，也没有承担这项工作的能力和愿望，怎敢贸然蚍蜉撼大树呢!我心中顿然觉得这桩大事不好办。于是，我身不由己地站起来向郑老说情：“谢谢您太抬举我了!您万万不能这样安排啊，因为我不懂明清史，帮不了大忙，反而会给您添麻烦呢。所以，这是我担当不起的。”郑老说：“你能读会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就能读好明清史啊。噢，对了!你现在不是正在教中国近代史吗?其中有绝大部分就是晚清史。虽然近代史只有七十来年的历史，可是它的内容倒是极其丰富的，种种重大事件和事变之多，影响之大等等，都反映着清史的古代和近代的内容，这不正是你研究清史和组织撰写清史的途径吗?你考虑吧，不要推辞。”郑老笑着说。

两天后，我向郑老深谈，大意是：我说明愿意学习、研究和撰写力所能及的《清史》某些部分，但是不能帮助郑老主持编纂清史的重任。我要是接受了这桩重任，就会被人推到“火炉上烤”了。并对郑老说，我本性心直口快，犹有不平则鸣之好，容易得罪人。但是，我也最敢对抗嫉能妒贤、诬旁构陷成癖，且以写匿名信、告黑状成瘾之类的幺麽佞人，所以我不能给郑老添麻烦。当然，大不了还是“内部矛盾”吧。郑老听了笑着说：“当然，我了解你，可是不必这样，也不必多想吧。”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不几天风波骤起，流言满天飞!有的说我要把明清史研究室同人的饭碗抢走，还要剔出所谓“不称职”的人，甚至讥笑、辱骂声都出来了。当然，这都是“文革”的坏风气影响的，不足为训。即使遇到有出格的行为者，也是不值一哂的。瞬息之间，郑老听到了沸沸扬扬的议论和流言，担心我与别人争执起来，遂到寒舍安慰我的情绪，劝我不受干扰，事业是最重要的。并和我约定明天下午在明清史研究室再谈。第二天，我到了研究室。郑老怡然不为此类繁杂琐碎之事所动，仍然劝我以“为人民服务”(当时，这句话是那个时代人人要说的口头禅)和为清史学术事业着想；接着就把话题转到编纂清史的事上来，还指给我看台湾“国防部”编纂的多卷本《清史》,并说：“我们有编纂的优势，应当毫不犹豫地编纂起来。”本来，我想向郑老诉说委屈，可是老人家那么慈祥可亲，又气势恢弘的感召我，便立即扔掉了一切无聊的荒唐言。但是，风波亦有郑老难处事。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场风波也把郑老编纂清史的设想和计划阻隔了。甚为可惜!

四、郑老极度关切我乘飞机是否遇惊险

1979年3月，郑先生带领我们六位教师先到西安调研访问历史教学改革和参观兵马俑、秦陵与唐陵，再到成都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历史学科改革研讨会。其中，我最年轻，我奉派提前先到西安安排食宿、调研访问与市区的交通工具和路线等事宜。当我从北京机场飞往西安时，恰巧有北京西苑起飞的一架飞机坠落了。当时，我顺利地飞到了西安，一直没有听到发生北京失事的悲凄事端。可是，这项可怕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天津，郑老得到这件消息，瞬间便极度担心我的安危，遂立即令郑克晟先生到我家属打听消息，但是我家人也没有得到任何音信。家人和郑老都在坐卧不安之中。当天中午，郑老得到确切的消息：原来是北京西苑起飞的飞机失事了，而不是我在北京机场起飞的客机失事，于是立即转告我家放心了。可是我还不知道有飞机失事的任何消息，只是一心在西安东奔西走联络与安排等事宜。

我在陕西省政府和接待处呈上南开大学的介绍信，说明我们来西安的任务；还当机立断“借用”南开历史系的老干部李琛同志的口信，请转达给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老领导、老朋友的问候，并恭请马书记关照名教授郑天挺一行来西安访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我想不到能办这项任务，更想不到能够直接和省政府领导接见对话而得到帮助。那时，正是全国各省市政府机关恢复和调整正常工作，恰巧我住的西安止园，正是陕西省政府接待办公之处。止园的一位年轻同志和我的年岁相当，非常热情和善，并对我说：“在你住的不远地方，你看那座大房子曾经是中共西北局刘澜涛书记住过的地方，近来是中共陕西省委马文瑞书记暂住的，也许这两天马书记已经换到别处住了。你看，那大房门口还有军人站岗呢。”并对我说，“前院就是省接待处，你得到那里去办事吧。”我高兴的说：“刚才，我拿着介绍信走到大房子，请站岗的同志接待。可是人家不接介绍信，也是让我到前院去办呢。”这样，我得到一位很好的新朋友指点着，就少走弯路、好办事。于是，我立即想到了李琛在南开历史系任职副书记多年，当然都很熟悉。“文革”末期，曾听到李琛讲马文瑞等几位老领导“出山”复职的消息，悲凄的则是李琛的丈夫高仰云老前辈却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是高级老干部，曾任中共南开大学书记数年，有威望和贡献。他和马文瑞是数十年的老世交。所以，当我得知马文瑞老前辈可能就在止园，何不乘大好时机请李琛同志问候马文瑞老领导，并请他关照威望极高的一级教授郑天挺先生和他率领的教师们访问西安!可惜，我已经来不及面请李琛写信呈交马书记了。怎么办?不能拖延时间了!于是，我先呈交南开大学的介绍信，接着口述“李琛同志向文瑞书记问候，并请关照郑天挺先生一行访问西安”。令我大喜过望的是，省政府的负责同志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很快就给我们安排在一座优雅清静的美丽庭院供食宿，并给我们派来两辆新轿车，由司机整天跟随着我们访问、调研和参观。我实在想不到会有如此体面和方便的好机会、好场景!心里却有洋洋得意的自豪感。当然更有不先征求李琛同志的同意就自我主张而内心不安之羞愧感!回校后，我立即向李琛同志道歉和感激!并把事情一一说个明白。她很高兴的说我做的很好!她还说；“你也替我向文瑞同志问好了，尽管是转递口信，也是多么好哇!”事实上，这真是实事求是的好插曲!

我到了西安两天后，郑老带着几位先生到达西安火车站，但没想到竟有两辆小轿车停在车站口外等待着他们。我和两位司机把他们扶上车，轿车飞一般地到了住处的止园。这就是昔日著名的杨虎城往年居住的官邸。两位司机非常热情耐心，除接送不暇之外，还做我们娴熟的向导悉心照料，令我们实在感动不已!

郑老虽然已八十多岁高龄，但仍然兴致勃勃地访问、参观，尤以访问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教授谈论历史教学改革最深刻，创意很新颖。郑老很高兴!郑先生还带着我们去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记不清姓名了)。那位老人身体不好，他看到是郑老到医院来看望他，很是激动!他立即惶惑似地出门迎接，大声说：“郑老，我是您的学生啊，几十年不曾见面了，还认得我吗?您可不该来看我，应当是我拜访您呀!”的确，郑老对这位“老学生”记忆犹新，身体比老学生还强，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这位省政协副主席立即出院，请郑老和我们到一家有名气的大饭店用午餐。西安的精美菜肴、著名的各类面食和乳白色的酒糟液(我叫不清真名称)等等，样样脍炙人口，令我至今历历在目!

我们参观兵马俑、秦皇陵、华清池、唐皇陵、大小雁塔等名胜古迹引人人胜；郑老也有流连忘返之慨，犹喜观赏文物古迹，观赏名胜尚能矫健登高，看碑林则喜篆隶之精，亦评楷行之善。登秦皇陵，我们生怕郑老力不从心，但是郑老决不示弱，而是直步高登，并在皇陵顶上眺望气势恢弘之景象，尽情观赏秦陵千古之辉煌!我们忘记了疲劳，司机则开快车把我们送到唐陵山冢下，任情观看。郑老神采奕奕，并尽力加快步伐观赏唐太宗皇陵、武则天皇陵、李贤太子墓陵等陵墓，另有宏伟的墓碑和各种石雕，均在山冢之下别有洞天之景象，很值得观赏。我们虽然因时间太短只能走马观花，但是收获颇丰，眼界好似天地辽阔的幽深意境，观赏者无不遐想翩翩而自得。

我们的调研访问和参观活动在流连中圆满结束，即将起程入川与会了!我们由衷地感谢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感谢帮助我们的同志们!特别感谢辛劳三个日日夜夜的两位司机同志大力帮助!本来，我们不想再麻烦诸位领导和同志们了，可是怎么也买不到入川的火车票。我们正在焦急之时，陕西省府已经给我们买回了火车票。其中，五位教授和副教授乘坐软卧入川，我和刘泽华没有高级职称不得乘坐软卧，连硬座座位也买不到了。于是，给我们两个年轻人订了飞机票，我很高兴!可是，飞机很小，只能乘座20多人，是前苏联制造的伊柳辛小飞机，陈旧的螺旋桨，飞行高度只有4千多米。郑老很不放心，他说，前几天北京失事的惊吓而惶惑不安，看来还是乘火车稳妥，别乘飞机了。我说，两天之内买不上火车票了，飞机票已买来，我们就来个破釜沉舟吧。

郑老和四位老师到达成都后已经大半天了，我们乘坐的小飞机才飞往成都。这天运气很好，天高云淡，晴空万里，微微轻扬的浮云缭绕飞机，仿佛是要轻荡入机舱为乘客翩翩起舞，可是它哪里知道这座机舱破旧不堪，螺旋桨轰鸣不已，这同雪白袅娜的浮云和郁郁苍苍的宏伟秦岭是极不相称的。俯瞰熠熠的秦岭令我神思云天、赞叹不已!秦岭的剑锋天柱，几乎要和渺小的飞机拥抱接吻的这般距离。我盯着飞机的窗口遐想不已，看起来总是流连不舍，细想起来却又惊心动魄而后怕。一位乘务员告诫我说：“你的座位旁边是关闭着的仓门，千万不要打开门啊，开了门可了不得!”我毫不犹豫的说：“知道哇啊!我得保命呢。”随后我心里说：“这么简陋的小飞机令我如同翩若惊鸿，哪里还敢乱摸呀!我还执着地从窗口鸟瞰山岭苍松翠柏，张望绵延万里的宏伟秦岭呢。”

我在飞机上的愉快和暇想不已，却不知道郑老正在成都极度担心我们飞行中的安危。可喜的是，我们平稳的下了飞机，便立即乘车赶到开会的地方。刚进大门下车，就看到郑老先生大步向我们走来，郑老慈祥、微笑着说，你们来到了，可放心了!王玉哲先生走过来说：“好不容易啊!郑先生一直在传达室守着电话等待你们的消息，郑先生连预备会议也没参加，就是等你们的情况呢。”并告诉我们说，今天，北京机场起飞的一架大飞机升空后就出了故障，飞机在北京上空转了大约40多分钟(有的说一个小时，说法不一),乘客虽受惊吓不知所措，但不动不喊，秩序安然，直到汽油耗尽才迫降下来。当时，等待飞机下降时，消防队、担架、医生、护理等都安排好了救护措施，以防万一。说来也很万幸，升降一切顺利!乘客安然无恙，其中也有不少飞往成都参加会议的学者，滔滔不绝地述说北京上空遇惊险的事实。随后，有的改乘火车入川，有的依然再飞成都参加会议。北京这次航班，几乎和我们乘小飞机飞成都的时间相差不多，所以我们在西安、在上空都没有得到飞机出故障的任何消息。事后，才知飞机出故障，万幸有惊而无险!

五、郑老教学和执掌行政管理两不误的成功路

改革开放初起，郑老恢复了南开大学副校长的职务，治学、讲课和科研相当繁重。他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更是日理万机，一心一意地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为教育事业创新，为教师培育栋梁，并为师生谋福利。郑老不但是著名的大学问家，还是干练有作为的执掌行政大家。早在1964年，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隋唐史的时候，每到星期六下午都照例学习和讨论政治时事，休息时亦常听到老师们说笑和攀谈有趣的历史往事。有一次，大学者向达老前辈休息时，谈到郑先生年轻时的感人事迹：他说，郑先生一面教学和科研，而从不停课，并在深夜做文章；一面担任北大秘书长十多年，把校行政管理做得井井有条，还把掌管的经费从无分毫差错。虽然我记不得这番往事的前前后后了，可是回想向先生说的这番往事，却依然记忆犹新，永远崇敬郑老高风亮节的楷模精神!后来，我在北大汪筏教授的书房里问学之余，汪先生谈起他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非常敬佩郑先生。他说郑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总务长，从不辞劳苦、不怕日军残酷轰炸昆明等城镇，而倾心为师生寻求住所、教室、生活、筹经费和重视防空洞等等多种艰辛操劳。因此，郑老得到广大师生肃然起敬是必然的。这类历史故事的威力是颇为感人的。学者们谈论郑先生的种种事迹，出现许多动人的美好、诙谐的佳话。

改革开放初起时，郑老担负着繁重、精深的南开大学课程和科研项目，还在业余时给我们谈天说新知。郑老给我们讲过他在西南联大担任总务长的时候，物资、经费和师生们应有的用品，都是非常缺乏、艰难困苦的。他说，为了筹画经费，曾把联大的房顶上的马口铁拆下来卖掉作经费，而利用稻草麦草盖房顶照例维护用房。郑先生还说，他在艰苦岁月中，曾多次乘坐破旧、危险的运输机办理总务之要事，也曾万幸躲过了日军飞机的轰炸之厄运。郑先生和我聊天说过：“我在北大、联大不管担当多么繁重的秘书长、总务长，生活多么艰苦，我都一定做好工作而又不少开专业课程及其给学生答疑。我来到南开后更是如此。”这段难得的一席话，当是郑先生的学术与行政管理的成功路，颇受启发。

1979年，郑老复职南开副校长，经常向我们征求学校意见和建议。我向郑先生提出过建议：大意是南开大学的房舍区域太零乱，建房常是临时找地段地基，而把全校地址的东南角、东北角、所谓“西伯里亚”和西村、西南村弄得七零八落。教学区也是临时找地段地基，实在不成名校体统。因此，我建议成立“南开大学建设委员会”,建立全校规划，经讨论定下教学区、住宅区等多种区域，不得任意乱改。郑先生很高兴地接受我的建议，并提交给校领导。事实上，南开校址的布局积重难返，要想大改房舍区域是难有成效的。有一次，郑老准备行装赴京参加“人大”会议时，召集冯尔康和我等询问有什么建议方案带去吗?我立即向郑老诉说：“前不久，教育部的同志问我说，有没有关于教学方面的要求吗?我毫不犹豫的说，我们非常希望给年轻教师解决住房问题，现在连读书的‘斗室’也找不到，怎能做好教学呢?所以，我也请您把教学住房的大事带到人大会堂呼吁解决。”后来，我的印象是郑老真的和几位人大代表联合报了“提案”(也许是会议上的一般议论。我记不清了)。

1981年夏天，郑先生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评审全国第一批招收博士研究生，郑老担任历史学科组组长，全力主持评审。可是，全国重点院校几乎是各自力争多入选博士导师。郑先生则向来和蔼相让，所以不与各院校争夺入选博士生导师，结果南开多有著名的学者也没有人选成博导。郑先生觉得很不安，回到南开后两三天，顺便走进后学的寒舍一谈。老人家深为南开名学者没有入选而甚为遗憾。郑老虽然感慨万端，却依然充满热情和自信。一时间，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想了想，大意说：昔日往事多，“沧桑今已变”,只好开辟新路了。

六、郑老创办我国第一次明清史学术讨论会

1979年，郑老筹备、发起和主持南开大学创办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工作，是郑老精心创制的学术辉煌!这年秋天，讨论会的计划正式启动了。遂把郑克晟、冯尔康、南炳文和我共四人组成秘书处论文组，并立即运作起来。我们遵照郑老的指教，迅速安排会议序列、发邀请信请国内外学者准备与会和论文，尤为关切中外学者提交论文的题目和成稿时间，以便如期编排论文和大会与分组讨论等事宜。学术研讨会最重要的是邀请好与会学者及其提交的论文，所以我们按照郑老的指教，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讨论会的学术工作，还在大忙中抽空撰写自己与会的论文。不稍说，我一切都要自我尽力做好，尤在文章上争高低。至于出力是否有价值，那就不多管了。

1980年4月间，中外学者及其论文等信息日益增多，郑老和我们四人更繁忙不已。和蔼可亲的郑老主持我们开会商讨事情时，亦偶有争议和不同主张的事情。有一天，郑老招集我们四人讨论在什么时候讨论会议论文分组和安排等问题。有的建议说，现在接到的文章还不甚多，现在讨论和安排这类问题为时尚早，等到7月份分别安排就行了。可是，这次讨论的着重点理解不一致而有争论，时有沉默，气氛似有不爽。当郑老催促拿出意见时，我就赶紧说出看法，即便不同意郑老的意见时，也要坦言说出。为了缓解严肃的气氛，我就信口而说道：“郑老知我也、信我也!多谢郑老夸我直率直言，那我就先说了。”话音未落，郑老大笑，意见也很快协调一致起来。郑老高风亮节，气度恢弘，决不会训人、整人的，更不会、而且非常反对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不义行为。

大约是在1980年4月底或5月初，我向郑老请求说，去年我自报的论文题目《大运河沿岸的会党行迹研究述要》很不好作，研究会党难有创意，所以我放弃研究会党，而撰写《义和团几个问题辨析》,特望郑老同意和指教。因为，我很想和当前全然否定义和团的几篇论文和几位作者讨教和辩析，您看可以吗?郑老说，你研究会党的论题很好，怎么不作了呢?我回答说，因为会党内部所专用的“行话”、自造的“字、传单”(我叫它黑话、黑字、黑传单)和各种类别的规矩，都是很难真正弄明白的。我得花上一两年的时间研究才能研究出点门道来，或者可以撰成初稿，可是今年实在来不及了。所以，我不为这类论题自找没趣、浪费光阴，我要改换论题了。郑老笑着说：“亦好，你研究义和团的题目也很好，争鸣可嘉。近两年来，研究义和团的文章多了，你赶紧写吧。我们的讨论会只有三四个月了，又有那么多事情要做，真够你忙的呀!”当我走出郑老的书房时，郑老还亲切地说：“不要太累了!”郑老这番关照，我真是铭记不忘。

1980年7月底，光阴如同飞箭似的接近了南开大学举办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有一天，我走出主楼历史系办公室，正巧遇到郑老。他好像有点不安似的对我说：“离开会只有10多天了，还有不少重要大事没有办事的动静，总应该赶快动手了吧?”我连忙说：“刚才，负责主持大会的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赶紧找四五个人把几天会议的接送、车辆、厅房具体情况等大事提前做好，现在只有十来天了，由你赶快办去吧。’我听了这话吃了一惊!亦不客气地回答领导人说：‘几个月前就明确分工了，我们四人是论文组，外事处是关照外事、著名专家学者和邀请本校领导与本市领导参加开幕式大会等要事，其余的会议行政性的大事则由领导人派专人安排的，这是早就分工定好的，怎么又让我找人办这件事呢?’我毫不客气地质问一番。但是，说来说去的结果，仍是坚持由我赶紧办理，并说给我派四五人一起做，越快越好。我则气冲冲地说：‘我用不着四五个人，我自己挑出两人就可办好的!’于是，我赶紧请冯承柏和薛番安两位干将一起做这些要事了。”当然，我和郑老见面谈话时，还是尽量地做到说话温和，免得郑老为难。我给郑老说：“郑老您放心，我和冯承柏、薛番安三人用不着一星期准能办成事。”其实，我们三人快速用力5天的时间就安排好了，并同本校外事处密切合作，把这次首创的国际明清史讨论会的主要事项一个一个的完成了。郑老非常高兴!

1980年8月5至8日，这次盛大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了!与会的学者一百多位，国内外的大师级学者与会者很多，提交会议的论文多，质量高，讨论极其热烈。郑天挺先生不但主持大会晶莹溢出，还在特忙的大会上发表了自己新创的“幕府研究”高水平的论文，影响很大。会议圆满成功结束后，立即派我们四人整理出版全部百十余篇论文集结成书，并在一年多的时间出版了。

我在这篇怀念郑老的文章里，本想介绍同仁在这次国际明清史讨论会上，各自发表的创新论文得到很好的反响，聊为同仁一起缅怀郑老之深情。但因时间长了记不清同仁的文章了，只好自我叙述当年郑老指教我的学术人生路，也是最好的收获。今天，我真切而兴奋不已的是，把当年国际明清史讨论会上发表的拙作《义和团几个问题辨析》的往事，是对郑老最深情的怀念!那篇拙作，是当年郑老看中的。他老人家毫不犹豫地把我推上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大会上发表拙文，并引起中外与会者们热烈反响。当宣布大会休息片刻时，我的发言得到与会著名学者们的肯定和鼓励。其中，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教授当场鼓励我说：“你的发言很好!有三个突破：一是观点很新、证据确凿，二是你挖掘的新资料多、很有价值，三是文笔很好，读来很有吸引力。”“如果你同意，请立即给我这篇文章在《近代史研究》很快发表。”我很高兴地回答刘先生说：“前辈过奖!非常谢谢您的抬举!可惜，我已经寄给《历史研究》杂志去了，不知能否发表。”刘先生说：“那好，谢谢你!”和刘先生的短暂交谈，郑老亦看到、听到了。老人家很高兴!这段短暂的一幕，和稍后《历史研究》的发表拙文，有人说是我的“成名作”。当然，更是和郑老提携分不开的。尊敬的郑老，我永远怀念您!感谢您!

2008年元月12日于南开大学寒舍

2008年4月5日于加拿大渥太华略作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