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北大舵手”郑天挺

1917年，郑天挺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自此便与北大结下不解之缘。1933年，他担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兼学校秘书长。七七事变后，郑先生强忍丧妻之痛，留在北大，沉着冷静地安排校产保管和师生南下的各项事宜，为北大的有生力量转移到昆明继续办学做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郑天挺又出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一职，于三校合作贡献颇多。抗战胜利后，他亦首先返回北平筹备北大复校工作，一生中为北大发展殚精竭虑。今天，就让我们借助何炳棣先生的回忆文章来认识这位“学养兼儒、道之长”的“北大舵手”。

“北大舵手”郑天挺

何炳棣 | 文

图1：郑天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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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由于特别缘分，我早在清华三年级时就知道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毅生）先生清史造诣甚深。那年清华行“导师”制，我特选陈寅恪先生为导师，因此课外有正当理由偶尔登师门请益。当我到西院陈府面呈隋唐史班习作论文(“唐代皇位继承问题”)之后，陈师即精彩地发挥何以唐太宗和清康熙这两位最英明的君主，都因皇储问题不能解决，而感到长期的烦恼与苦痛。谈话上溯到有清开国时，陈师曾提到郑先生对多尔衮称皇父问题考证的精到。那时我虽注重西洋史，却随时也注意到国史研究方面较精彩的文章，对北大的明清史产生很大的敬意。

1939年秋到昆明以后与清华办事处的几位“故人”偶尔谈及联大人事时，发现清华的人对北大校长蒋梦麟、教务长樊际昌皆不无微词，独对秘书长郑天挺的学问、做人、办事才干和负责精神都很倾服。所以我1940年2月得悉郑先生已同意继清华沈履为联大总务长的消息后，深信此后三校合作有了保障不是没有理由的。

关于这位名副其实的“北大舵手”崇高的品德、史学成就及其对北大及联大行政方面的贡献，目前已有不少资料可供参考。本文只需要追述前此从未被人谈及的有关郑先生的轶事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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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初夏，某日我上午去地坛历史系办公室翻选西文书籍，照例要先穿过联大新校舍大院。将进校门不远，听见后边有人叫“何先生”。我回头一看是郑天挺先生。郑先生马上就说清华留美考试的结果一两天内就要公布了，现在讲话已经没有嫌疑了。“明清史那门题目是我出的。”他说有一件事藏在他心中已经很久：有一份答卷对较容易的题目如同、光之际满人主张维新的是哪些人之类的，答得不好；而对两个重要的题目，如明太祖开国规模和雍正一朝多方面的改革与建树答得不但很好，而且对摊丁入地颇有创见。他问我这卷子是不是我的。

我想了一下，回答说很像是我的。他半笑着问我：“你自己打多少分？”我当然谦虚一点地回答，只能打四五十分，因为三个史实性的问题都答得不好，而且同、光之际满人主张维新者只能答出恭亲王奕䜣一人。他说我得了74分，是最高的。

听了这话我内心才千肯万定，我今番考取了！因为我前此确以明清史是我的“弱科目”。极力维持表面的镇静，故意和郑先生开个小玩笑，我说：“那么您一定不是按每题20分客观原则打分的。”郑先生提高声音回答：“那当然喽!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材大典，如果按照呆板式的打分，那不就变成了三点水的沦材大典了吗？！”

1974年夏，我一人去天津，与莲生妹扫父母墓。次日上午八点半钟南开大学即有车来接，对南大历史系教师做一学术报告（题目是“中国文化土生起源的讨论”）。杨石先校长致词后，我未开讲正题之前，先追述了以上真实的故事，并声明无论国内“文化大革命”如何破旧立新，我在海外是永改不了我的“封建”观念，内心上一直称毅生先生为“恩师”。

图2：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照（1943年6月）

前排左二为郑天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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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先生另一轶事年月已记不清，但应发生于我1943年春返回昆明之后。1940年因日机频频来袭，北大在东北郊离城五公里多的岗头村盖了一所平房，为蒋梦麟校长疏散之用。此外在阶下另一大院里盖了七间平房，另加一大厅及小间房以备紧急时北大同仁暂避之用。吴大猷先生对北大岗头村这所大院在空袭频仍岁月里，拥挤、紧张和教授多家之间时或不能避免的“摩擦”有极生动的回忆。

我返昆后，日本空袭频率大减，美国“飞虎”空军大队扬威，人心大定。想象中岗头村的北大大院应远不如初期那样拥挤。可是人事方面摩擦仍是不免。盛传蒋梦麟夫人陶曾谷女士与北大同仁及家属不睦，与周炳琳个性上冲突尤烈。因此双方都向秘书长（郑先生始终是北大秘书长，在联大是总务长）抱怨，要求大院与蒋寓之间筑一高墙，互相隔绝，永避冲突。

郑先生一再调解无效，最后只好同意搭墙；墙确是搭了，但只搭到一尺多高便停工了。无论双方如何施压，郑先生也不把墙搭高。不到半月，双方羞愧难当，不谋而合地又要求秘书长把这道碍眼的矮墙拆除了。

只有毅生先生才具有儒、道两家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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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17日，北平已在解放军包围之中，北大全体师生举行50周年校庆纪念会，数日后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赠献郑先生一面“北大舵手”的锦旗以感谢他多年来对北大做出的积累贡献。“北大舵手”这一崇高荣誉郑先生是受之无愧的。最令我不解的是：1952年院校调整时，大大扩充改组了的北京大学竟容不下这位全部身心奉献于北大如此之久(至少从1933年受命为北大秘书长起)，生平最喜爱、最需要北京这清代文物史料中心的清史权威；竟把他与清华的雷海宗拔根调到天津南开大学。此中内幕，希望今后学人多做考证。

只有胸襟豁达似海、学养兼儒、道之长的郑先生，才能抑制自己极度的失望，另起炉灶，以全部身心投入领导和发展南开的历史教研工作。自1952至1981年底的二十九年间，南开历史教研的累累成果是与郑先生的领导分不开的。我个人方面，1979年秋至次年初春，能自海外协助南开筹开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能于1980年夏亲自看到郑先生身心两健、会议十分成功，感到无限快慰。不料郑先生竟于1981年12月20日在天津仙逝。接到南开准备为郑先生出一本纪念文集的通知之后，我极用心地赶撰了一篇有“革命”原创性的长文“鱼鳞图册编制考实”，聊表对这位当代“完人”的尊敬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