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陕北的早期革命岁月（白治民）

白治民

白治民（1918年8月—2007年1月），陕西清涧袁家沟人。193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至1935年先后任共青团安定县委书记、陕北特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35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6年2月参加红军东征。后曾任共青团陕甘宁省委书记、中共延长中心县委书记、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党委书记、绥德军分区政治委员、警备区政治委员、地方委员会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西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陕西省委副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后曾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顾问，中纪委委员等职。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7年1月在北京病逝。

我原名白炳智，曾用过小尚的别名。1918年8月4日，我生在陕西省清涧县东临黄河、西近无定河的一个偏僻山庄袁家沟村。袁家沟坐落在一个狭窄沟沟里，两条小溪把村子分隔为东西两沟，我家住在西沟。父亲白育材从小种地劳动，粗识字，当过本县参议员。母亲李氏（旧社会农村妇女，出嫁后都不再叫名字，因而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名讳。）目不识丁，在家操持家务。我是家中长子，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后来他们都参加了革命。

我的家乡一带贫穷落后，靠天吃饭。遇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每垧（约三亩）地的产量也不过三四百斤，如是灾歉年，交过官府的苛捐杂税外，大多人家是糠菜半年粮，少数人逃荒要饭。袁家沟村共有70多户人家，当时上过大学的仅一人，中学生二三人，文盲占绝大多数。当地的农民大多相信神鬼，认为穷富是由命运决定，人人盼望年年风调雨顺、能够安居乐业。

我参加革命前，家中有山坡贫瘠耕地30多垧，由于劳动力少，除父亲辛勤劳动外，每年雇半个长工，或把10垧左右的耕地请别人伙种。这样，每年收获的粮食，平年可以为家人糊口，丰年有点余粮，遇上灾年也得用糠菜填补。家中自有五孔土窑（1934年土改时分给别人一孔），还和别人合养牛、驴，以备耕种运输。1934年土改时我家被定为富农，1947年二次土改时，经济情况改变了，一点剥削也没有了，改定为中农。

白治民旧居。1936 年2 月红军东征准备期间，毛泽东曾居住于此

1924年春，我开始在本村小学上学，当时学生很少，集中在一个大窑洞上课。第一年上学时学校聘请的教师是位秀才，开学当天，由老师引导学生向孔子牌位叩头礼拜。读的书是国语课本一册，里面内容有“人手足刀尺，一身二手，大山小石”等等。我在本村小学读了整四年，1928年转学到位于高杰村的清涧县立第二高级小学。当时，要到外村上个高小，每年大约要花费6块银元、300多斤口粮，6个银洋不算多，可是要靠父亲一人的劳动收入还负担不起。记得1石（300斤）小麦只能卖7个银元，幸好在伯父的支援下我才读到毕业。高小学制三年，一年预备班两年高级班，所以我总共读了七年书。

20世纪30年代，我党很重视在学校中开展工作。清涧县立第二高级小学（简称二高）建在高杰村芋园沟珍珠山下，我进校前，学校就有党和团的组织。至1930年，党团力量有了新的发展，教员中多数是党、团员，连庶务、校役中也有党、团员。教员中的党员白雪山、李宗白、白自强，后来都为了革命死于敌人屠刀下，成为本县著名烈士。学生中后来成为党的高级干部的有赵怀璧、冯治国（冯天佑）等。我上学时的语文教师是李宗白，他很有文才，白话文、文言文都讲得很好，还常常在上课时朗读自己写的诗词。我记得有一首诗中有这么两行：革命青年志要坚，精神振作理论先。他还引导学生读进步的文学著作，如郭沫若、蒋光慈的作品，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那时的学生都能大段大段地背。

由于老师的教导，以及党、团组织的活动，学校革命气息很浓，朝气蓬勃，实在是一所好学校，在革命化方面和解放后根据地办的学校不差多少。我们的语文课（当时叫社会课），由教师选用《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进化简史》以及许多有反帝、反封建、反蒋介石内容的文章当教材。一篇反蒋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自蒋介石秉政以来，暴乱之迹擢发难数……”描述二七大罢工的课文中有“江水呜咽，江风怒吼，可怜工人颈上血，染红军阀手中刀”等语句。学生每天上早操时喊“打倒列强，除军阀”，教学活动中时时处处给学生灌输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生动活泼的内容。在教师的启蒙教育下，我脑海中萌发出革命的思想—什么叫剥削、被剥削？什么叫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穷苦人民才能翻身当社会主人，才能实现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

1930年2月，我年仅12岁，经教师冯治国、同学高鹤龄二人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我入团后当过团小组长和儿童团大队长。当时，学生会、少先队、儿童团为公开组织，少先队每人发一支木枪，儿童团员都佩戴红领巾，上操显得精神抖擞。校内团是秘密组织，团员定期过组织生活，一般是星期日在一个庙上开会，除组织生活外，还能读到上级秘密传送来的内部刊物，如《向导》《红色中华》和南方红军作战消灭敌人的战报等。我们很钦佩地下党同志刻印的技巧，无论在蜡纸上还是在复写纸上，刻的字迹虽然很小，但非常清晰。我们每次读这些文件都选在晚上熄灯后，别人睡了，团员几人把被子顶起来，把美孚煤油灯放在中间，不让灯光透出来，然后一人读或分头轮流看。每一次读红军的战报，我们都为红军的英勇胜利而兴高采烈。平时偶尔在报纸上也能看到一点红军战斗的消息，加上教师的讲述，我们十分敬仰毛泽东、朱德、贺龙、徐向前、萧克等英雄人物。党团员教师也在激励学生的革命热情，他们经常讲授具有革命内容的事件，如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二七大罢工工人的英勇事迹。

1930年下半年，于学校是转折时期，学校党组织受到“立三路线”的影响。在党员教师的动员和支持下，学生多次罢课闹学潮，遇到高杰村附近的川口集市和东岳庙庙会，全校便整队敲锣打鼓前去游行、讲演、演短戏，向群众宣传。冬季，团组织派学生给村上农民办冬学，教书识字。农忙时动员学生下地帮农民锄草、收庄稼。用这些办法与农民联络感情结交朋友，将宣传工作深入到家庭、田头地块。有时夜间进村张贴标语、传单，甚至把反动豪绅、地主的名字写在传单上贴在他们的家门上。

回想往事，我之所以能在12岁入团，走上革命的光荣道路，实在与我在二高读三年书，特别是在1930年受革命熏陶和老师们的言传身教有直接关系。很惋惜，二高这么一个党的工作很有基础的好学校，1930年寒假前自己人把它闹垮了。现在回头看，1930年下半年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学潮实有点为学潮而闹学潮。有成绩不能否定，但如果党、团员少暴露，组织上注意隐蔽发展和积蓄力量，巩固好阵地，党、团员教师做好本职工作，扎扎实实地培养革命青年，那么二高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必然会大得多。到后来由于教师中革命者的身份公开暴露了，1931年，学校从校长到教师被迫来了个大“清洗”，学校从此面目全非了。1930年12月，我在二高小学毕业了，从此也失学了。

1930年冬，我离校回到家中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并在本村过团的组织生活。我村有一个三人的团小组，小组长为白玉光，我和白耀明是团员，我们三人是先后在高杰村第二高小上学的同学。本村还有党支部，党员比团员人数多，白如冰、白栋材、白炳昕、白吉盛、白吉昌等人都是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早期入党的。袁家沟党的支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颇有名气，党员组织群众开辟新苏区，打击土豪劣绅，带领群众前仆后继，国民党的报纸还登过袁家沟的闹红消息。值得称颂的是，袁家沟的党组织自建立起，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从未被敌人摧垮，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据我所知，清涧县还有几个支部与袁家沟支部相同，从大革命后期建立起就一直坚持斗争，战胜种种困难，顽强奋斗直到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我在家中参加农业劳动三年。当时按年龄是个少年，体力上算个半劳力，每天起早贪黑，面对黄土背朝天。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背上脱皮，汗水湿透衣衫。早春晚秋地上冰凉，赤脚踩地，冻得麻木，寒气渗骨。那时那刻，对古人的诗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赤日炎炎似火烧，田内禾黍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等深有体会。

袁家沟村新貌

种地劳动是艰苦的。陕北农村把种地叫“受苦”，我看这话又对又不对。人人都要靠农业吃饭穿衣，谁又能一生不经受一点酸甜苦辣，若是吃蜜长大，生活中怕苦怕累，只图享乐，那种人绝不会成大器。现在想，我自己的经历中有几年体力劳动的实践，是非常有益的，了解旧社会的苦，更感新社会的甜。黑暗的旧社会的军阀官僚和豪绅地主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如同豺狼虎豹，劳苦大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用革命的铁扫帚把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自己才能翻身得解放。

解家沟是清涧县东部的一个小镇，距袁家沟20华里，每月农历逢二逢七固定有集市。遇集时农民上市进行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耕畜和农具交易，还有信用借贷等，绅士、收款委员也逢集收粮、催款。

1934年1月21日（农历腊月初七）春雷一声，震撼了无定河两岸。党领导的陕北游击队在该镇一夜之间处决了九个坏蛋，“绅士、委员、衙门汉，九颗脑袋躺沟滩”，“草房里藏下白绅士，冰滩上捉住黄俊士（绅士）”。之后，方圆数十里的群众奔走相告，议论纷纷。大多数人兴高采烈，他们说以后可以不纳粮不交税了！

绅士、催收粮税的人员实在是可恶，他们任意敲诈小商贩，遇集看见小商贩卖调料他们不给钱伸手就去拿，不让拿就要征印花税。谁家的捐税没有按时缴纳就要加罚。

1934年解家沟的这场革命风暴过后，清涧东区广大农村很快建立起了贫农会、赤卫队、妇联会等群众组织。过去的地下群众组织此时如雨后春笋，公开露面了，到处热气腾腾。接着，基层行政组织也建立了，1934年建立了县革命政府。当时农村中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革命活动的基层干部和党、团员，他们走村串户做宣传组织群众、建党、建政的工作，每到一村选择拥护革命的可靠人家吃住。工作人员中多数人身上挂一个用布缝制的挂包，里面装上些宣传品、饭碗、水杯等用品，群众称他们是巡视员、宣传员。

开辟的红色村庄日渐扩大了，就分成苏区、游击区，后来和绥德、延川、安定几县苏区连成一片，陕北和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就成为以刘志丹、谢子长为领袖的陕甘宁老革命根据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反动武装对根据地的残酷“围剿”也频繁了。1934年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袁家沟是敌人很关注的村子，白如冰是袁家沟村人，因参加过解家沟杀豪绅事件，当时已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缉。敌军进了村见人就开枪，夜间也来袭击。为防止敌人突然进犯，白天设山头哨，村村相连，敌军一出县城，山头哨马上喊话；晚上东藏西躲，男人白天下地劳动，晚上躲到崖窑睡觉。1934年的一段时间，我们全村人家都逃往外村投亲靠友，大片耕地荒芜，粮食歉收，大家生活非常困难。

由于敌人的骚扰，有家不能回，山沟崖窑短时期可以藏身，时间长了也不是办法。1934年农历正月，我同表弟李成厚一同去漫王家山村、焦石堡村两处亲戚家躲避了20多天。这两村距袁家沟约五六十华里，都属绥德县管辖，距清涧、绥德县城都较远。漫王家山韩家是李成厚的外祖父家，焦石堡黄家是我的姑夫家，两家都是农民。我在焦石堡的十来天，每天为姑夫家上山牧羊，度过了一段羊倌生活。

1934年春季，党组织派李铁轮来陕北负责整顿团的组织。当时团和党都很注意保密，我和李铁轮多次一起活动，只知他叫小李，不知道他的名讳，也不知道他是何处人。他有时以修钟表掩护身份，直到20世纪40年代，我才得知他叫李铁轮，陕南安康人。李铁轮在陕北有一段时间负责团的工作，成绩显著，清涧县经过他整顿，团的组织有了发展。中共清涧县委决定3月间成立团区委（全县只这一个区委），王月明任区委书记，我任区委组织委员。由于组织的发展，4月成立了团县委，团县委书记仍是王月明，我任团县委组织部长，直至9月离职。

9月，陕北高原秋高气爽。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上级通知，陕北特委决定派我和高鹤龄两人去安定县工作。这一消息令我心情很不平静，七上八下的。上级既已经决定，个人要无条件地服从，这不成问题，但是心想，我才16岁，去外县工作，情况又会是什么样？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有没有知心朋友帮助自己，自己有无独立生活的能力，一切还未经过实际检验呢！想来想去，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出去闯吧！

在正式离家门的那一天，我只告诉了父亲要去的目的地，父亲脸上露出了愁容，但没有挽留。我没有对母亲说明白，怕她听见儿子要离家远行而伤心难过。

我们约定先去特委所在地二郎山村集合，特委书记是崔田夫（雇农出身），其他负责人有郭洪涛、马明方、张秀山、张达志、崔田民等人。特委决定由我担任陕北团特委特派员，郭洪涛向我们交代了工作任务，张达志写了介绍信，还派两名常去安定的交通员携带一支手枪，送我们去安定苏区。

我们一行人从二郎山出发，途经胡昌坪村时巧遇了惠世恭（当时化名马五），他的任务是负责在清涧、安定两县交界处的国民党统治区做开辟工作。因他知道陕北红二支队的宿营地，于是领着我们一行人赶路，傍晚时抵达黄土洼村和二支队接上头。

二支队全称是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队长任三，政委马万里（惠世恭的长兄），全队约有100多人，武器是长短枪和马刀。他们所担负的任务是打通清（涧）安（定）苏区的路线，逐步使两县苏区连成一片，正好符合我们行动的目的，这样我们就跟随二支队行动。因为有了武装力量的依靠，我们心中踏实多了，勇气倍增。黄土洼距安定苏区不足200华里，但中间要经过白区，通过白区还有一段马路，必须夜行军，并且要绕道而行。荷枪战士夜行军爬坡时，从下往上看，枪筒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如银光铁流，雄壮威武。行军途中在陈家河还打了一家土豪，这次打土豪纯粹为筹款，结果实际没有搞到多少银钱。我们一共走了三天又一夜，平安到达安定苏区，并和红一团的部队接上头，红一团的团长是贺晋年，部队人数约比二支队多一倍。进入安定苏区，两位交通员熟悉路线，我们四人很快找到了中共安定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和负责人。当时安定县委书记是李景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薛兰斌，副主席为白占玉。

我们四人到达目的地后，两位交通员顺利完成任务，仍返回陕北特委，留下高鹤龄和我。我俩身无分文，什么行李也没有，那真算得上是“两袖清风”。我是团特委特派员，安定县委让我负责筹建团县委，高鹤龄分配到县委技术处工作。技术处是一个机密单位，负责上下接头联络、党内文件刻印、发行等工作。根据县委的决定，团县委书记由雇工成分的黄国应担任（当时各级党、团委的书记一般要选择工人或雇工出身的人担任），我兼任了团县委组织部长。

安定苏区分东区、西区等。东区连接清涧，敌人骚扰多，是敌我拉锯式地区，人口较西区稠密。西区地广人稀，是较巩固的苏区，干部群众都称它为后防，一个村庄只有几户人，超过十户的算大村子，西区经济文化比东区更落后，人民生活困苦，当地不产棉花，群众衣服穿得破烂，有的一家人共用一床棉被。产粮主要是糜子、谷、玉米、荞麦等杂粮，不种小麦，有的种少许燕麦。我们活动时，凡到干部、农民家吃饭，顿顿是黄米、小米饭，有时吃燕麦掺和着黄米的“粣子饭”，逢年过节或遇没收地主土豪的羊子时，吃顿羊肉，改善生活。

秋天离家时，我只穿了随身衣服，没有衣服换洗，很快长了虱子。这年冬天，我第一次领到组织发的一套棉衣，里边絮的是山羊绒，绒中夹带着不少毛，穿在身上羊毛窜出来许多。因为没有被子，有几个月睡觉不脱衣服，真是睡下容易起床快。后来，杨彩彬同志送我一条棉花绒毯子，真是雪中送炭。一直到1935年秋季，机关搬到延川县永坪镇时我才换上由公家发的棉被。那时候组织不发钱，自己身无分文，要买穿的用的东西都办不到。下农村绝大多数工作人员也是不带钱的，吃饭困难不大，到同志或熟人家吃，有的地方有公房、公粮，后来出去时带组织发的粮票，交粮票吃饭更方便了。

青年时期的白治民

我刚到安定时人生地不熟，最担心孤单，怕遇到困难无人帮助。但不久我就完全适应了，没有了原来那些顾虑，我和当地县、区党团负责同志关系处得很好，深刻体会到革命大家庭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友情。如李景膺（石子沟）、杨彩彬（景阳家河）、杨成森（稍庵里）、高维嵩（窑台上）等同志家我经常去。1935年的春节我还是在杨成森家中过的。当时的条件是艰苦的，但是靠干部之间团结一致，靠大家坚定的革命信念，靠艰苦奋斗的精神，遇到任何困难，大家都有决心克服。

我去安定不久，就去杨道峁看望了正在那里养伤的谢子长。当时同谢一块养伤的还有贺晋年，谢、贺两位的夫人陪同护理。谢子长当时是陕北游击队的总指挥，他的伤口在胸部，贺晋年的伤口在腹部。谢子长是在1934年秋天攻打清涧河口的战斗中负伤的。1934年8月26日夜，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三团、红二支队及地方赤卫军共千余人攻打河口。作战部队从袁家沟出发，战斗在夜间打响，敌人是高双成部一个连，再加一个反动民团。敌我兵力对比我方占优势，敌人处劣势，战斗在夜间进行，天正下着雨，战斗现场混乱，敌我难分，红军主动撤出战斗，未把敌人全部消灭。攻打河口最大的损失是总指挥谢子长胸部中弹，负了重伤。

谢子长

清涧县河口战斗遗址

谢子长养伤的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还没有医院，药品非常缺乏，每天主要用消炎药洗敷伤口。如若医药条件稍微好点，他的伤是完全能够治好的。痛惜子长同志不幸于1935年2月过早地逝世，年仅37岁，他逝世后对外保密。谢子长在陕北革命中功勋卓著，他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1935年1月，陕北党、团特委驻地从清涧迁往安定。

特委到安定后决定将安定县划分为秀延、赤源两个县。团特委驻在安定西区灯盏湾村。团特委负责人为李铁轮、慕纯农等。3月，党特委提拔我为团特委执委，派去延川县巡视工作。此时，陕北苏区日益扩大，清涧、安定、延川等县已连成一片。

延川县我是第一次去，延川的苏区和清涧、安定等县的苏区相同，都是农村、

山区，经济文化落后。我们之所以选择几县的交界地带开展工作，是因为离敌人驻扎的据点较远，敌人统治薄弱，易于建立革命根据地。那时我还幼稚，不大懂这就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举。

1935年春，还发生了一件令我痛惜的事，我的好战友高鹤龄意外遭难了。高鹤龄是清涧县高杰村乡高家坬村人，我俩是高杰村县立第二高小的同班同学，他是我在1930年入团的介绍人之一，那年他是该校团支部书记。1934年秋，特委曾派我俩一同去安定县工作。1935年春，因工作需要，党组织拨给刘昌汉一支手枪。有一天，刘昌汉和高鹤龄一起拨弄这支枪，不慎走火，子弹穿入高鹤龄的小腿，恰好卡在腿骨上。当时的条件差，无法手术取出子弹，又因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长期发炎化脓，后来腿部肌肉也萎缩了，最终一颗走火的子弹竟夺去了这位年轻且才华出众的优秀干部的宝贵生命。我因失去这位好战友，曾长期悲痛不已！

1935年夏季过后，陕北特委和我们团特委都迁到延川县永坪镇。在此之前，特委机关总是在偏僻村庄流动，可是到了永坪就有点不同了，因为苏区扩大了，还打开了延川、延长、安定等几个县城。永坪是咸榆公路上的一个镇，距敌人驻守一个团的瓦窑堡也只有50华里，敌人也侦察到这里驻有中共党、政重要机关，飞机还轰炸过该镇。我们团特委住在永坪附近的枣林湾。

团特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增加了几个，书记慕纯农，我仍任宣传部长，宣传部增加了一个干事王治周，别的部也增加了一个干事。机关有了自己的灶，有专门的炊事员，省政府给团特委配备了一匹马，组织给我们每人缝制了一床棉被。平时还能领取一些办公用品。总之，各方面条件比过去有所改善。

1935年9月上旬，红二十五军从鄂豫陕边区长征到达陕北。9月16日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永坪。我们驻永坪的机关、部队有组织地列队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全体指战员。欢迎的人群队形整齐，站立道路两旁，大家都注视着部队前来的方向，军长徐海东骑着一匹高大的黑马走在队伍的前面。当望见列队欢迎的人群时，徐海东和先去迎接的朱理治一起下马，从欢迎队伍的面前缓缓含笑挥手走过去，政委程子华因在作战中负伤，躺在担架上。（后来程子华在永坪时也住在枣林湾，和我们同住在房东杨老头家中。）欢迎的人群中口号声、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直至部队全部通过完毕。

红军三个军会师后统一了指挥，9月18日，在永坪成立了红十五军团。永坪召开了成立军团庆祝大会，我有幸参加了大会。会上宣布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会议场面隆重热烈，会上还拍了照。新任军团副军团长的刘志丹也在这次军团成立庆祝大会上讲了话。

刘志丹

刘志丹的名字在陕甘宁根据地早已家喻户晓。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35年初在安定县冯家稍庵村。我和他这是第二次见面，他早已成为我崇拜的英雄人物。刘志丹指挥作战英明果断，战术上声东击西、围城打援等等运用自如，他带兵爱兵如子，更有许多佳话流传，深受军民的爱戴。

刘志丹中等个头，参加大会时穿着一身灰蓝色的军装，腰上扎着一根皮带，挂着一支手枪。在我印象中，他平易近人，举止风度更像老师、学者，不像传闻中身经百战的武人。

他说红二十五军来了，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现在不是敌人追着打我们，而是轮到我们收拾他们了……他用词很文雅，讲话不急不慢，条理层次分明，能打动听众的心弦。

之后的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县劳山一举消灭了东北军张学良部一个精锐师，击毙了师长何立中，10月24日，在甘泉榆林桥又消灭了张学良部另一个团。这是中央红军到陕北前西北红军作战取得的大胜利。

迎接中央机关到瓦窑堡

瓦窑堡四周都成了苏区，这个白色据点长期被我游击队围困，成了瓮中之鳖。后瓦窑堡敌人仓皇逃跑。得知消息后，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带领史秀云及我们五六人，每人骑一匹马从永坪动身快马加鞭赶到瓦窑堡。我们到达后立即与那里的负责人接上了头，商讨接管工作，建立政权，成立了几个委员会（我还担任了一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并立即开展组织群众、恢复社会秩序等工作。瓦窑堡属安定县，但比县城居民多，市场也较繁荣，人称长街市，陕甘晋省委、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等领导机关迁入后，瓦窑堡便成了西北苏区当时的政治中心。

陕北团特委驻在瓦窑堡市内米梁山上营尔斌的宅院内，营尔斌是反革命分子，当时已逃往白区。我们在瓦窑堡时一些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曾合拍一张照片，现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保存着。

1935年，红军在作战中缴获敌人的一部无线电台，因为缺少自己培训的报务人员，无法发报，只能收听敌台广播的消息。在永坪时有一天忽然收听到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说彭德怀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向陕北进军，之后有正式消息说西北中央局暨中央红军10月19日到达保安县吴起镇。11月6日，我们机关接到通知，西北中央局及中央直属队次日要到达瓦窑堡。当时驻瓦窑堡的所有机关单位都动员起来，街上挂起欢迎横幅，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口号，街道、机关打扫得干干净净像过节一般。

次日，各单位负责人带队，全体人员参加，手持小旗列队到南门外等候欢迎。联络人员骑马不断往来传递到达时间的信息，欢迎的队伍等候了几个小时。大家怀着兴奋的心情向中央前来的方向望着，来了！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劳苦功高的中央机关大队，英武雄壮地缓缓从欢迎的人群面前通过。前锋和后卫有几百名战士肩上一律扛着上套的驳壳枪，中间许多领导人骑着伴随了他们长征的小骡马。欢迎的群众不断呼喊口号，情绪异常激昂，欢迎的队伍一直坚持到大队的最后一人通过后才返回。

中共西北工委的同志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部分领导干部合影，第二排右起第二为白治民

中央到瓦窑堡后，机关单位接连会餐三天，各人领取一张会餐证，可参加一次，我亦同样有份。时届初冬，天已冷了，该穿棉衣了，但无论干部或战士，衣服都较破旧单薄。我的未婚妻白青山带着被服厂的职工（当时她任厂党支部书记）加班加点在为长征到来的中央红军战士赶制新军装。

那一天随中央机关大队到达瓦窑堡的有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刘少奇、李维汉等。毛泽东、周恩来等是在富县直罗镇战役之后来瓦窑堡的。中央初到瓦窑堡时首脑机关对外称西北中央局、中央苏维埃政府驻西北办事处、西北军事委员会、少共西北中央局。不久大家都知道西北中央局就是党中央，其他北上来陕北的单位是中央所属的机关单位。

由于党中央、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直罗镇战役一仗全歼东北军一〇九师，活捉师长牛元峰，从而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苏区的第三次“围剿”。陕甘宁苏区根据地扩大了，从此便成了党中央、中央红军的立足点，后来又是八路军的出发地。党中央在陕甘宁根据地13年，指挥全国革命战争，成为全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总后方。由于党中央及时到达陕北，迅速纠正了错误肃反，把刘志丹等大批高级领导人从监狱中解救出来、恢复了工作，从而挽救了陕甘宁这块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一个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