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宁：认真的泰昌先生

这个秋天阴晴不定。

10月1日下午1时稍过，接到吴泰昌先生的公子吴喆电话，告知泰昌先生已于当日上午去世。噩耗过于突然，我震惊之余竟忘了问其中详情，想到吴喆一家现在正处于悲痛与忙乱之中，便只是匆匆安慰了几句，并表示泰昌先生的后事如有需要效力之处请言声，之后再想不起其他话语……吴喆来电话，我其实不怎么奇怪。泰昌先生的不少同事、朋友近几年几乎每天早晨都接到他的问好，或是一句话，或是一段话，更多时候是一张图片。我收到的最后一张写着“早安，健康，平安”的图片终止于9月21日，9月23日我给他发了一张“早安”图片，没见他回复，但我也习惯了他有时中断几天后再发问好图片的节奏。刚接吴喆来电时，我想到可能是泰昌先生生病了，甚至住院了，委托吴喆告知——虽然泰昌先生身体一直很硬朗，总是鹤发童颜的模样。哪承想，泰昌先生竟已驾鹤仙去……

年轻时的吴泰昌

我在此文里称吴泰昌先生，其实平时我都是称他为老吴。他年长我26岁，叫他老吴可能一般人会认为不礼貌。但不只我，大凡上个世纪90年代初之前进入文艺报社工作的同事，对报社内年长者的称呼一概都只在姓前加一“老”字，如老张或老李，而不是在姓后加称职务或“老师”，此或可谓文艺报社传统的“单位文化”吧。

我是1986年调入文艺报社的，当时的《文艺报》正是新时期文艺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重镇和先锋，风头正劲，光环闪闪。时任报社副主编的老吴即泰昌先生，尚未到天命之年，却已是白头如雪，然说话中气十足，走路风风火火。我先在副刊部工作，副刊部不归他分管，所以跟他接触不多，但从同事们的言谈中得知，泰昌先生交往甚广，是报社的“外交家”。1988年4月，报社记者部（后改为新闻部）主任吉敬东（笔名晓蓉）看到我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的一篇题为《命名的奥妙》的杂文，认为我很适合在记者部工作，便向报社领导提出要调我到记者部。当时的副刊部主任陈明燕（后任《作家文摘》总编辑）、分管副主编陈丹晨分别征求了我的意见，之后我便成了记者部的一员。记者部与文学评论部皆为泰昌先生分管，故从1988年至1998年泰昌先生退休，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了十年。还因这层关系，我跟晚年的泰昌先生来往颇多，对他有更深的了解。

泰昌先生表面上性格大大咧咧，说话间表示惊讶时声音分贝突然会拉得很高，是个性情中人，但其实他粗中有细，且心细如发，尤其是体现在工作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文艺报》是在中国青年报社的印刷厂印刷，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尚未有电脑照排，报纸仍是铅字印刷，付印前各版面分管副主编（有时是主编）、值班的业务部室和总编室主任（或副主任）以及责任编辑，都要到印刷厂去作付印前的最后一遍核红。记得我刚到记者部工作不久，有一回，第4版（综合新闻版）上刊登了一篇关于一位刚去世不久的文艺名家的座谈会消息，我是该版的责任编辑，泰昌先生一早带着值班的部门主任和我在中青报印刷厂核红，完后已是中午，大家各自散去。我刚骑车回到报社，泰昌先生从家里打来电话，说他琢磨了一下，那条消息标题里的“缅怀”二字改为“追思”较好，让我再到印刷厂去修改。我一听头就大了，印刷厂位于东城区海运仓胡同2号，报社在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路程不远可也不近，得花半个小时骑自行车去（坐出租车不能报销）。这么大费周章就为了将“缅怀”改为“追思”？泰昌先生在电话中听出我的“畏难”情绪，就有些生气地说：“算了，你这工作态度。我让别人去……”

我以为“核红事件”之后，泰昌先生会“记恨”甚至给我“穿小鞋”，但没有，他可能真忘了这事。1999年是《文艺报》创刊五十周年，报社决定由刚退休不久的泰昌先生主编一本纪念画册，时任主编老金（金坚范）让他自己挑选编画册的助手，他竟选了我和另外两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同事。已年过花甲的他本可以象征性地只动动嘴当这个主编，动手的事则交给我们几个年轻人，但他身体力行地当起了这个主编。他自己拍摄、收藏有不少关于文坛和《文艺报》的珍贵照片，但还不够，被誉为当代文坛“活字典”的他凭着记忆想起某个活动的某张照片谁手里有或可能有，他便自己先打电话联系，对方大都不出他所料地存有，接下来才是让同为我们这个画册编辑小组成员的报社司机登门取来。最苦和累的活是照片的编排，因为制作公司的活甚多，负责给我们排版的排版员白天先忙其他活，晚上才能腾出时间排我们的画册。每晚都是泰昌先生坐在排版员旁边，指点每一张图片的位置，当场拟图片说明文字，兴趣来时还给我们讲一段与图片相关的文坛掌故逸事。他那“缅怀”和“追思”的推敲劲儿也出来了，甚或有时突然想到什么，便一拍脑袋，将已经排好的版又推翻重来……他精力充足得好像不用睡觉，一个晚上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端坐电脑旁边指挥排版；倒是我们几个年轻助手熬不住，在排版室里找把椅子东倒西歪去了。常常排版结束，已是黎明，有几次甚至已是第二天早上了。

耗时耗神几个月时间编出的纪念画册，获得了文艺界的一波波好评，这跟泰昌先生的认真劲儿自然是分不开的。我个人的收获则是，除了泰昌先生在编辑工作乃至人情世故上的言传身教，我终于有了时间和机会将《文艺报》从1949年5月试刊号至1999年画册编辑截止前的各期刊物、报纸浏览了一遍，对《文艺报》乃至中国文坛五十年的风云又有了新的发现和了解，并写成报社五十年“大事记”编入画册。令我惭愧的是，泰昌先生还将我标注为画册的“副主编”，使得一些朋友和同行以为我“提拔”了。当然，这的确也是泰昌先生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对我的提携。

巴金和吴泰昌

泰昌先生与茅盾、巴金、曹禺、冰心、朱光潜、叶圣陶、钱锺书、孙犁、臧克家、吴组缃、严文井等众多文坛大家都有交往，有的甚至结下很深的情谊。这些文坛前辈信任他，除了因为泰昌先生的身世背景，还因为泰昌先生对他们发自内心的敬仰、尊崇与爱戴吧。而泰昌先生也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直接从文坛前辈们身上学习和汲取了许多宝贵的品质。他的《跟张光年同志学做编辑》《认真的叶至善大哥》等散文，写的就是文坛前辈对待编辑工作的认真精神，在他自己的事业与人生中，这一精神也为他所剑及屦及地践行。

吴泰昌（左一）和钱锺书、杨绛夫妇在一起

泰昌先生对秋天情有独钟，《秋天里的钱锺书》是其散文名篇之一。秋天是美丽的，但这个秋天令我哀伤，因为泰昌先生离去了。

编辑：刘 雅

二审：张俊平

三审：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