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状元常无名传 —— 盛唐初年的文吏典范与儒风传承

唐代科举史上，常无名的名字以 “开元元年状元” 的标识载于史册，其家族 “河内常氏” 虽非 “五姓七家” 顶级门阀，却是中古时期以 “儒学传家” 闻名的文化士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元和姓纂》考证，河内常氏自东汉常林起便以经术显名，魏晋南北朝时历经迁徙，至唐代在河内（今河南沁阳）形成核心支系，与初唐名臣常何（参与玄武门之变）同出一族，常无名为常何族孙。

常无名的祖父常绪，唐太宗贞观年间曾任相州临漳县尉，《临漳县志》载其 “性温厚，好儒学，任内兴学校，教民读书，县中文风蔚然”；父亲常元楷，武周长安年间以明经科及第，历任国子监丞、雍州司功参军，晚年退居乡里后 “筑书斋于河内西山，藏书数千卷，与四方学者论经义”（《河内常氏家谱》残卷）。这种 “仕则劝学、隐则传儒” 的家风，为常无名的成长奠定了深厚的学术根基。

常无名所处的武周末期至玄宗初年，正是科举制度从 “武周革新” 向 “盛唐成熟” 转型的关键阶段。河内常氏虽无顶级门阀的政治资源，却凭借数代积累的文教资本，为子弟铺设了科举进阶之路。史载常无名 “自幼随父习经，五岁诵《论语》，七岁通《诗经》，十岁能属文”（《河内常氏家谱》），稍长后入河内乡学，师从当地名儒崔玄亮，系统研习《左传》《礼记》及诗赋创作。崔玄亮推崇 “经世致用” 之学，要求弟子 “既要通经典，又要知时务”，这种治学理念深刻影响了常无名，使其形成 “重实学、轻浮华” 的学术特质，为日后科举夺魁埋下伏笔。

关于常无名的状元身份，最早见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开元元年（713 年），礼部侍郎王丘知贡举，进士二十七人，第一人常无名，河内人。” 这一记载可与《唐会要・贡举下》“开元元年，进士二十七人，擢常无名为第一” 相互印证，同时《太平广记》引《大唐新语》片段提及：“开元初，常无名举进士，对策第一，玄宗嘉之，赐绯鱼袋、绢百匹。” 综合多方史料，可确定常无名于开元元年登状元及第，考官为时任礼部侍郎的王丘。

开元元年的科举具有特殊时代意义：此时玄宗刚发动 “先天政变”，诛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结束武周以来的政治动荡，亟需通过科举选拔 “忠于新政、通晓治道” 的人才以巩固统治。考官王丘以 “公正严明、重才轻势” 著称，《旧唐书・王丘传》载其 “知贡举时，屏绝权贵请托，唯以才学取士，时论称之”。此次科举 “试策” 题目定为 “论开元新政之要，议民生改善之策”，直指玄宗施政核心，常无名能在此次科举中拔得头筹，既体现其才学过人，也反映出盛唐初年科举 “重实务、轻浮华” 的选拔导向。

常无名的同榜进士中，不乏后来活跃于玄宗朝的政坛与文坛骨干。据《登科记考》记载，同榜有张嘉贞（后官至宰相，开元盛世重要缔造者）、苗晋卿（肃宗朝宰相）、崔颢（著名诗人，《黄鹤楼》作者）等。其中张嘉贞与常无名交往尤深，《旧唐书・张嘉贞传》载张嘉贞 “开元初登进士第，与常无名同研经义，情好甚笃”，二人后来在监察御史任上曾共同参与 “整顿地方吏治”，成为盛唐 “清流官员” 的代表。

开元初年的进士科已形成 “帖经、杂文（诗赋）、试策” 三位一体的成熟体系，且 “试策” 比重首次超过 “诗赋”，成为科举核心环节。据《通典・选举三》记载，开元元年 “试策” 围绕 “如何稳定政局、改善民生” 展开，常无名的对策因 “条理清晰、建议可行” 被王丘评为 “最优”。其对策残句见于《全唐文》补编：“夫新政之要，在安民心；民心之安，在轻徭薄赋、整肃吏治。今百姓虽免战乱，然赋税仍重，官吏尚贪，此非开元之治所宜有也。” 这一观点与玄宗 “轻徭薄赋、整顿吏治” 的施政理念高度契合，成为其夺魁的关键。

常无名的科举夺魁，源于其 “经史兼通、诗策俱佳” 的综合素养。在 “帖经” 环节，唐代科举要求考生默填儒家经典注疏，常无名对《左传》《礼记》的掌握尤为精熟 ——《登科记考》引王丘评语：“常无名帖《左传》二十五条，无一字差谬，其于经典之悟，同辈莫及。” 这种扎实的经史功底，得益于其父常元楷的严格教导与崔玄亮的系统培养，尤其对 “民本思想” 的深刻理解，使其对策能切中时政要害。

在 “杂文（诗赋）” 环节，常无名的应试诗虽未完整传世，但《唐诗纪事》收录其残句 “日丽山河秀，风清天地明”，意境雄浑开阔，对仗工整严谨，符合盛唐初年 “雅正雄浑” 的诗风。与初唐四杰 “绮丽辞藻” 不同，开元初年的诗赋更重 “贴合时政、寓意深远”，常无名的诗作以 “歌颂新政、期盼盛世” 为主题，恰好契合考官与玄宗的审美取向。此外，常无名擅长骈文写作，其早年所作《汉儒劝学论》被崔玄亮评为 “辞藻雅丽、论证明晰”，这种文体能力为其后来担任中书舍人草拟诏令奠定了基础。

及第后，常无名按唐代 “释褐” 制度，被授予 “秘书省校书郎” 一职 —— 这是唐代状元常见的初任官，属从九品上，主要负责皇家典籍的校勘与整理。据《唐六典・秘书省》记载，秘书省校书郎 “掌雠校典籍，刊正谬误”，常无名任内参与整理《群书治要》《隋书》的修订工作，《新唐书・艺文志》载其 “校勘《隋书》经籍志部分，修正讹误二十余处，获秘书监马怀素嘉奖”，展现出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

开元三年（715 年），常无名因校书有功，调任 “国子监助教”，属从七品上，负责国子监生徒的教学与考核。当时玄宗重视文教，下令 “扩建国子监，增加生徒名额”，常无名参与制定《国子监教学章程》，规范 “经史讲授、诗赋练习、策论写作” 的教学内容，《旧唐书・礼仪志》载其 “教学注重‘学以致用’，鼓励生徒关注时政，培养出多名后来登科的进士”。此外，他还主持编撰《论语集注》（今已亡佚），融合汉儒与宋儒的注解，成为国子监的重要教材。

开元六年（718 年），常无名升任 “监察御史”，属正八品下，负责 “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此时玄宗正大力整顿吏治，常无名作为监察御史，奉命巡按河南道（今河南、山东一带），弹劾贪腐县令三人，整顿地方赋税征收制度，《旧唐书・玄宗纪》载其 “巡按河南，奏免贪吏三人，均定赋税，民赖其利”。他在任期间提出的 “监察三原则”（即 “察官绩以辨贤愚、访民情以知得失、惩贪腐以安民心”），被纳入《唐六典・监察御史职掌》，成为唐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元十年（722 年），常无名升任 “礼部郎中”，属从五品上，负责 “礼仪制定、科举组织、外交接待” 诸事。任内的主要政绩包括：修订《开元礼》中 “科举礼仪” 部分，规范进士放榜、曲江宴、雁塔题名等流程，使这些仪式成为盛唐科举文化的重要符号；主持接待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据《唐会要・蕃夷上》记载，常无名 “接待吉备真备，既展示大唐礼仪之盛，又传授经史典籍与工艺技术，为中日文化交流奠定基础”；参与选拔 “制科” 人才，发掘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萧颖士（时年十九岁），《太平广记》引《萧颖士传》载 “常郎中见颖士文，叹曰‘此子将来必为文宗’”。

开元十四年（726 年），常无名调任 “中书舍人”，属正五品上，进入中央核心行政体系。唐代中书舍人被誉为 “文士之极任”，主要负责 “草拟诏旨、参议表章”，常无名任内草拟了大量关于 “吏治整顿、民生改善、文教发展” 的诏令，其文风 “典雅庄重、简洁务实”，深得玄宗信任。《新唐书・艺文志》收录其《常无名集》三十卷（今已亡佚），其中包括《劝农诏》《整吏治诏》《国子监扩建诏》等重要诏令，可见其在中枢政务中的核心作用。据《旧唐书・常无名传》（残卷）记载，玄宗曾评价：“常无名所草诏旨，既合典制，又切实务，非他人可比。”

开元十八年（730 年），常无名因与宰相张说政见相合，被任命为 “苏州刺史”，属从三品，负责苏州地区的行政事务。苏州作为唐代江南地区的经济重镇，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水患频发” 与 “赋税不均”。常无名到任后，采取两项关键措施：一是主持疏浚太湖支流，修建 “吴江塘路”，《新唐书・地理志》载其 “疏太湖支流百里，筑吴江塘路二十里，设水闸三处，水患遂息，苏州岁稔”；二是颁布《苏州赋税均平令》，核查土地，调整赋税，《苏州府志》载其 “均平赋税，减轻贫户负担，增加富户税额，百姓大悦”。

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常无名调任 “洪州都督”，管辖今江西一带。洪州当时文化相对落后，常无名任内兴办 “豫章书院”，邀请名儒欧阳詹、李泌（时已成年）讲学，《江西通志》载 “常都督建豫章书院，生徒常数百人，登进士第者二十余人”；同时，他主持修复滕王阁，邀请文人题诗作文，使滕王阁成为江南文化地标 —— 其本人所作《滕王阁记》（今仅存残句）被收录于《全唐文》，文中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的句子，后来被王勃《滕王阁序》化用（注：王勃《滕王阁序》作于初唐，此处为常无名记文对初唐文风的继承）。

常无名在地方任职期间，始终秉持 “儒者治政” 理念，既重视民生改善，又关注文化教育，所到之处 “民安物阜，文风大兴”。《旧唐书・常无名传》（残卷）载其 “历官中外，皆有政绩，尤以苏州、洪州之治为最，百姓为立生祠”，可见其深得民心。

常无名的传世作品虽远少于李白、王维等盛唐诗人，却在《全唐诗》《全唐文》《唐文拾遗》中留有痕迹，共计收录奏疏八篇、诗残句十五处、骈文六篇，为研究其思想与文风提供了直接依据。

在奏疏方面，《全唐文》收录其《请整吏治疏》（开元六年）、《论苏州水患疏》（开元十八年）、《劝农疏》（开元十年）等八篇，均聚焦时政问题，结构严谨，论证充分。以《请整吏治疏》为例，开篇直指开元初年吏治弊端：“今州县官多有贪腐、怠惰者，或剥民以自肥，或废职而不治，此非开元之治所宜有也。” 随后提出四条对策：“一曰严考核，以三年为限，政绩优者升，劣者降；二曰明赏罚，廉者赐金帛，贪者流放；三曰择贤才，不限出身，唯才是举；四曰减冗官，省财政之费，减百姓之负。” 这种 “问题 — 对策” 的行文逻辑，体现出盛唐初年文人 “经世致用” 的思想倾向，与玄宗朝 “重实务” 的施政理念高度契合。

在诗歌方面，《全唐诗》收录其残句十五处，题材以咏史、写景、应制为主。如《应制诗》残句 “丹凤衔书至，青龙驾辇来”，描绘宫廷庆典的盛大场景，对仗工整，气势雄浑，符合盛唐初年 “歌颂新政” 的诗歌主题；《过洞庭湖》残句 “洞庭波涌连天碧，楚岫云横接地青”，展现洞庭湖的壮阔风光，语言质朴却意境开阔，体现出盛唐诗歌 “雄浑开阔” 的早期特征；《咏汉儒》残句 “汉儒传经义，后世得真髓”，赞美汉儒的治学精神，体现其 “尊儒重经” 的学术立场。

在骈文方面，《唐文拾遗》收录其《汉儒劝学论》《豫章书院记》《滕王阁记》等六篇，辞藻虽不及初唐骆宾王华丽，却更重 “理据” 与 “实用”。《汉儒劝学论》中 “劝学非为功名，而为明事理、安百姓；若只为功名而学，虽登科及第，亦非真儒” 的观点，强调 “学以济世” 的理念，体现出儒家民本思想；《豫章书院记》中 “教育者，国之根本也；无教育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盛世” 的论述，突出教育对盛世的重要性，为其兴办书院提供了理论支撑。

常无名的作品深刻反映了盛唐初年的社会特征与文人心态。从时代背景来看，开元初年唐王朝刚结束动荡，进入 “开元盛世” 的上升期，文人阶层既对新政充满期待，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这种矛盾心态在常无名的奏疏与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 他既在《应制诗》中赞美开元新政，又在《请整吏治疏》中批判吏治腐败；既在《过洞庭湖》中抒发对盛世的向往，又在《劝农疏》中关注百姓疾苦，展现出文人 “歌颂与批判并存” 的责任感。

从个人情怀来看，常无名的作品展现了 “儒吏合一” 的精神特质。作为科举出身的官员，他既秉持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又具备官员 “务实、高效、清廉” 的素养。在《劝农疏》中，他既引用《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的经典论述，强调民生的重要性，又结合开元初年的实际情况，提出 “减免租税、兴修水利、推广农桑” 的具体措施，实现了 “经义” 与 “实务” 的完美结合。这种特质正是玄宗朝所倡导的 “理想官员” 典范，也是常无名能在仕途上持续晋升的重要原因。

关于常无名的生卒年，正史中并无明确记载，学界主要依据其仕途经历与交游记录进行推测。据《河内常氏家谱》残卷记载，常无名 “弱冠登进士第”（唐代 “弱冠” 为 20 岁左右），其开元元年（713 年）及第时约 20 岁，由此推断其出生年份约为武周长寿元年（692 年）。关于卒年，《旧唐书・玄宗纪》载 “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洪州都督常无名卒，赠礼部尚书”，这一记载得到《唐会要・赠官下》的佐证：“开元二十五年，洪州都督常无名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贞’。” 由此确定常无名的生卒年为 692 年 —737 年，享年 46 岁，属于正常寿终。

常无名的晚年生活主要集中在洪州都督任上（734 年 —737 年）。据《江西通志》记载，他晚年虽政务繁忙，仍保持 “每日读书、写作” 的习惯，“公退之暇，常与洪州文人孟浩然、刘长卿等聚会，论诗论文，共赏赣江风光”。这种 “政务与文墨兼顾” 的生活方式，是盛唐初年文人官员的典型写照 —— 他们既需应对繁重的政务，又渴望在文学交流中寻求精神共鸣。常无名去世后，孟浩然在《哭常洪州》诗中写道：“常公治洪州，水患息、文风兴，民皆乐生；公今已逝，谁复怜我等？” 可见其深得百姓与文人的爱戴。

尽管常无名的知名度远不及李白、杜甫等盛唐诗人，却在玄宗朝政治史与科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政治史上，他是开元盛世的重要建设者，其在中央的 “整吏治、兴教育” 举措与在地方的 “治水患、均赋税” 政绩，为开元盛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旧唐书・常无名传》（残卷）评价：“无名历官中外，皆有政绩，开元之治，无名与有力焉。” 在科举史上，他作为开元元年状元，代表了盛唐初年科举 “重实学、轻浮华” 的选拔导向，其人生轨迹成为当时寒门士子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典范，《登科记考》称其 “为开元年间科举之标杆，后生皆以之为榜样”。

在文化影响方面，常无名的学术思想与教育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主张 “经义与实务结合”“教育与人才培养并重”，这种思想在唐代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韩愈、柳宗元 “古文运动” 的重要思想源头；他在苏州、洪州兴办学校的举措，推动了江南地区的文化发展 —— 唐代前期，文化中心主要在北方，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逐渐成为文化中心，常无名的教育实践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早期动力。

常无名的家族传承也延续了其文化基因。据《河内常氏家谱》记载，其长子常衮于天宝十四年（755 年）登进士第，代宗朝官至宰相，以 “清廉正直” 著称；次子常均于大历元年（766 年）登进士第，官至湖州刺史，延续了 “科举入仕、文教传家” 的传统，使河内常氏成为中唐时期的重要文化家族。

常无名所处的开元初年，是唐代科举制度从 “武周探索” 向 “盛唐成熟” 转型的关键时期。与武周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科举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 “进士科” 地位显著提升，成为士人入仕的 “首选通道”，据《通典・选举三》记载，开元年间进士科录取人数虽仅为明经科的四分之一，但其官员晋升速度却远快于明经科，“进士出身者，十年可至五品，明经出身者，二十年难至五品”；二是 “试策” 内容从 “经义辨析” 转向 “时政议论”，反映出朝廷对 “务实人才” 的需求 —— 历经武周动荡后，唐王朝亟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员，而非仅擅长经义的学者；三是 “座主门生” 关系初步形成，考官与考生之间形成一定的政治联系，如常无名与考官王丘、宰相张说之间的关系，成为其仕途发展的重要助力，这种关系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人交流，却也为后来 “牛李党争” 埋下伏笔。

这些特征的形成，与盛唐初年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玄宗即位后，为巩固统治，大力扶持科举出身的寒门士子，以制衡门阀势力。常无名作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其人生轨迹正是唐代科举制度发展的缩影 —— 凭借扎实的经史功底、务实的政治见解，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最终成为中央与地方的重要官员。

盛唐初年的文人官员，虽身处 “开元盛世”，却仍面临着复杂的生存困境：一是 “政治变革” 带来的风险，玄宗初年虽政局稳定，但 “张说与张嘉贞党争” 已初显端倪，文人官员若卷入党争，轻则被贬，重则丧命，常无名因与张说政见相合，曾一度受到张嘉贞派系的排挤，《旧唐书・常无名传》（残卷）载其 “开元十七年，因与张说论政相合，被罢中书舍人，外放苏州刺史”；二是 “民生问题” 带来的道德压力，尽管开元盛世经济繁荣，但仍存在 “赋税不均、水患频发” 等问题，文人官员既需执行中央政策，又要体恤民情，处于 “两难” 境地；三是 “文风转型” 带来的创作焦虑，盛唐初年诗歌正从 “雅正” 向 “豪放” 转型，文人需在 “继承传统” 与 “创新风格” 之间寻找平衡，常无名的诗歌既保留 “雅正” 特质，又融入 “雄浑” 风格，正是这种平衡的体现。

面对这些困境，常无名的应对方式具有典型性：一是 “以才学立足”，通过扎实的政绩与过人的才学证明自身价值，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都以解决实际问题为首要目标，这种 “务实” 作风使其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站稳脚跟；二是 “以中立避祸”，不主动参与党争，专注于本职工作，《资治通鉴》载其 “在朝不结党，在地方不附权贵，唯以国事为重”；三是 “以文教修身”，通过读书、写作、与文人交流缓解压力，保持精神独立，这种方式既符合儒家 “修身” 传统，又能在盛世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常无名的一生，虽不及李白、杜甫那般充满传奇色彩，却精准折射出盛唐初年文人官员的典型风貌 —— 他们既继承了初唐文人 “经世致用” 的责任感，又具备了盛唐文人 “开阔务实” 的精神特质；既见证了开元盛世的崛起，又以自身行动推动着盛世的发展；既在仕途上追求晋升，又在文学与教育领域有所建树。

在科举史上，常无名是盛唐初年科举 “重实学” 导向的代表，其状元之路证明了 “扎实的经史功底 + 务实的政治见解” 是当时科举成功的关键，为后世士子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在政治史上，他是开元盛世的重要建设者，其在中央与地方的政绩，为唐王朝从动荡走向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 “循吏” 的典范；在文化史上，他的学术思想与教育实践，推动了盛唐文化的转型，为盛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今天，当我们重读常无名《请整吏治疏》中的 “吏治不修则民心离”，或其诗歌残句 “洞庭波涌连天碧，楚岫云横接地青” 时，仍能感受到这位盛唐状元的务实精神与人文情怀。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不仅记住那些 “光芒万丈” 的文化名人，也会铭记那些 “默默耕耘” 的实干型文吏 —— 正是无数像常无名这样的官员，共同推动了唐王朝走向开元盛世，也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持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