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收麦子，村花母亲悄悄对我说：我家那果子熟了，你啥时候来摘

“我家那瓜熟了，你啥时候来摘？”

张婶的声音不大，混在麦田里“唰唰”的镰刀声和没完没了的蝉鸣里，像一根细针，一下子就扎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停下挥舞镰刀的胳膊，直起酸麻的腰，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淌进眼睛里，涩得我一阵猛眨。麦芒的碎屑粘在汗湿的脖子上，又痒又扎。我眯着眼，看向不远处同样在埋头割麦的张婶。她也直起了腰，正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汗，眼神却直直地飘向我。

那是1996年的6月，太阳毒得像要把人烤化。我高考落榜了，分不高不低，就那么尴尬地悬着，复读的念头在心里烧着，却又被家里不算宽裕的条件压着。于是，我跟爹一样，成了个地道的庄稼汉，每天天不亮就下地，跟这些金黄的麦子较劲。

张婶是村里的“名人”，不是因为她能干，而是因为她有个全村最好看的闺女，林漱。

林漱跟我同岁，在镇上的高中读书，成绩比我好。她人就像她的名字，干净、清秀，话不多，总是安安静静的。夏天她喜欢穿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走在村里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人，跟这片黄土地格格不入。村里的小伙子们，包括我，没事就爱往她家门口晃，嘴上说着找谁谁谁，眼睛却总是不老实地往院子里瞟，希望能看到那个身影。

可张婶的这句话，分量太重了。

我们这儿，“摘瓜”是什么意思，是个男人都懂。尤其是一个当妈的，对一个半大小子说这话，那意思就再明白不过了。

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热了，比头顶的日头还烫。我能感觉到周围几个一起割麦的叔伯，虽然还弯着腰，但耳朵肯定都竖起来了，镰刀划过麦秆的声音都好像轻了许多。

我抓着镰刀的手紧了紧，木头把子被汗水浸得又滑又腻。我不知道该怎么回话，只能含糊地“啊”了一声，然后低下头，更卖力地割起麦子来，好像要把自己的尴尬和慌乱全都割断。

那天晚上，我躺在院子里乘凉的竹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夜空里星星很多，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碎钻。风扇在旁边有气无力地转着，吹来的风都是热的。我爹在一边抽着旱烟，烟锅头一明一暗，映着他被岁月刻满沟壑的脸。

“今天张家的找你说话了？”爹闷声问了一句。

我的心一跳，身子都僵了。

“没……没说啥，就问麦子割得咋样了。”我撒了个谎，声音干巴巴的。

爹没再说话，只是“吧嗒吧嗒”地抽着烟。烟草燃烧的辛辣味在闷热的空气里弥漫开来。我知道，这点事瞒不过他。一个村子就这么大，谁家地里多长出一棵草，不出半天全村都知道了。

张婶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原本就乱糟糟的心湖。林漱那张白净的脸，总是在我眼前晃。说不动心是假的。能娶到林漱，是村里所有年轻小伙子的梦。可我心里清楚，张婶看上的不是我陈进这个人，而是我们家还算殷实的家底，和我这个读过高中的“文化人”身份。

我们家在村里条件算中上，爹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木匠，农闲时总有活干，能挣些活钱。我虽然高考没考好，但在村里人眼里，那也是喝过墨水的，跟他们这些只认识自己名字的庄稼人不一样。

而林漱家，情况就差远了。她爹林叔前两年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腰伤了，干不了重活，只能在家里编些竹筐，挣个零花。家里几亩地全靠张婶一个女人撑着。我见过她那双手，关节粗大，布满了裂口和老茧，跟林漱那双纤细白净的手放在一起，不像母女，倒像祖孙。

他们家，太需要一个能撑起门户的男人了。

我心里乱成一团麻。一边是少年人对美好姑娘的朦胧向往，一边是这种近乎交易的现实。我感觉自己像是案板上的一块肉，被人掂量着分量，盘算着价钱。这种感觉，让我很不舒服。

过了两天，我娘让我去镇上买点东西。回来的路上，要经过林漱家门口。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心里跟打鼓一样。快到她家门口时，我下意识地放慢了速度。

她家的院墙是土坯的，不高，能看到院子里种的丝瓜和豆角。院门虚掩着。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快点骑过去，门“吱呀”一声开了。

是张婶。她端着一盆水正要往外泼，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脸上就堆满了笑。

“是小进啊，赶集去啦？”她热情地打着招呼，好像前几天在麦地里说那句话的人不是她一样。

“嗯，张婶。”我捏着车把，脚尖点地，有些局促。

“进来坐会儿，喝口水吧，看这天热的。”她不由分说，就拉着我的车把往院里拽。

我推脱不过，只好跟着进了院子。

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西墙根下，果然有一小片瓜地，几个圆滚滚的西瓜藏在藤蔓里，其中一个特别大。

“你看，我没骗你吧，这瓜保熟。”张婶指着那个大西瓜，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话里有话。

我没接她的话茬，目光在院子里扫了一圈，没看到林漱。屋里传来一阵压抑的咳嗽声，是林叔。

“你林叔他……老毛病了。”张婶脸上的笑容淡了些，叹了口气。

她把我让进堂屋。屋里光线很暗，一股浓浓的草药味。林叔躺在靠墙的床上，脸色蜡黄，瘦得脱了相。看到我进来，他挣扎着想坐起来。

“林叔，你躺着吧。”我赶紧上前一步，按住他。

他冲我虚弱地笑了笑，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张婶给我倒了碗水，是晾凉的白开水，里面放了点糖。我捧着碗，心里五味杂陈。这间屋子，处处都透着一股贫穷和窘迫。墙是黄泥的，墙皮已经开始脱落，屋里最值钱的家当，可能就是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了。

“小进啊，你是个好孩子，婶知道。”张婶在我旁边坐下，开始拉家常，问我高考的事，问我接下来的打算。

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心里却在想，林漱呢？她在哪儿？

正想着，里屋的门帘一挑，林漱端着一个药碗走了出来。她看到我，明显也愣住了，白净的脸上飞起一抹红晕，很快又褪了下去，只剩下些许不自然。

“小进哥。”她低低地叫了一声，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就走到床边，扶起她爹，一勺一勺地喂药。

我看着她的侧影，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两截细细的胳膊。她的动作很轻柔，很有耐心。喂完药，又拿毛巾给她爹擦了擦嘴。整个过程，她都没再看我一眼，但我能感觉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沉静和坚韧。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有些不是滋味。这样一个好姑娘，本该在教室里安安静静地读书，憧憬着未来，现在却要被家庭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甚至可能要被她母亲当成改变家庭命运的筹码。

我把碗里的水喝完，站起身告辞。

张婶把我送到门口，又把那个最大最圆的西瓜摘了下来，硬要塞给我。

“婶，这我不能要。”我连连推辞。

“拿着！跟婶还客气啥。”她把西瓜塞进我车前的筐里，然后压低了声音，凑到我耳边说，“小进，婶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家漱漱，是个好姑娘。谁要是娶了她，是福气。我们家虽然穷，但我们不懒。只要你对她好，我们老两口，以后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她的话说得很实在，甚至有些卑微。我心里一酸，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只能点点头，推着车子落荒而逃。

车筐里的西瓜很沉，压得车头直晃。我的心比这西瓜还沉。

回到家，我把西瓜抱下来，放在院里的水井里镇着。娘看到这么大的西瓜，问我哪来的。我含糊地说是路上碰见张婶，她硬给的。

娘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复杂。她没再多问，只是转身进了厨房。

晚上，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爹忽然开口了：“林家的那个闺女，你觉得咋样？”

我扒饭的动作一顿，心又提了起来。

“……挺好的。”我小声说。

“嗯，”爹点点头，抽了口烟，“人是好人，就是家里那个光景……是个拖累。”

“他爹的病，就是个无底洞。”娘也接话了，语气里满是担忧，“咱们家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你要是真跟她好了，以后这日子，怕是难熬。”

他们的话像一盆冷水，把我心里那点因为见到林漱而燃起的小火苗给浇灭了。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实话。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庭的事。在农村，更是如此。

接下来的几天，我刻意躲着林漱家。下地干活，我也选离他们家地块远的地方。我心里很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张婶，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林漱。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割麦子、打场、扬麦这些繁重的农活里，想用身体的疲惫来麻痹心里的烦恼。可越是这样，林漱的身影就越清晰。我想起她在昏暗的屋子里喂药的样子，想起她低头走路时，发丝被风吹起的弧度。

这天下午，打完场，我浑身是土地拉着架子车回家。路过村口的小卖部，看到林漱正从里面出来，手里拿着一包盐。

四目相对，我们都愣住了。

她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低着头，捏着盐包的手指有些发白。

“……你也来买东西？”我没话找话，声音干得能搓出沙子。

“嗯。”她轻轻应了一声，声音细得像蚊子叫。

一阵尴尬的沉默。村口的风吹过，卷起一阵尘土。

“我……我先回去了。”她小声说，然后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鹿，快步从我身边走过。

看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冲动。我丢下车子，追了上去。

“林漱！”我叫住她。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我。

“你……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我鼓足了勇气，直视着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很亮，像浸在水里的黑曜石。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长长的睫毛颤抖着，像蝴蝶的翅膀。

我知道，她有话想说。她母亲做的那些事，她不可能不知道。

“我们……到那边说吧。”我指了指不远处河边的一排杨树。那里比较僻静。

她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们在河边站定。夏日的午后，河水静静地流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我娘她……”她终于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 ઉ 的颤抖，“她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她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我知道。”我看着她，心里那股烦躁忽然就平复了。我看到她眼里的为难和歉意，也看到了她极力维护母亲的孝心。

“我爹的病，时好时坏。前阵子又加重了，医生说要长期吃药，不能断。家里的钱……都花光了。”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头也垂了下去，像一棵被霜打了的麦苗。

“我不想……我不想因为我们家的事，拖累任何人。”她抬起头，眼睛里有水光在闪烁，但她倔强地忍着，没让它掉下来，“小进哥，你是个好人。你以后肯定能考上大学，走出这个村子。你不该被我们家绊住。”

她的话，像一把小锤子，一下一下敲在我的心上。我一直以为，她和她母亲是一样的想法，想找个依靠，把我当成救命稻草。可我没想到，她心里是这么想的。她不仅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反而处处为我着想。

那一刻，我之前所有的不舒服、所有的戒备，都烟消云散了。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善良、懂事，却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女孩。

“那你呢？”我问她，“你想过你自己吗？你有什么打算？”

她愣住了，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问。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她才缓缓开口：“我想当个老师。我们村小学的王老师要退休了，我想……我想试试，考个民办教师的资格。这样，既能在家照顾我爹娘，也能有份收入。”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憧憬。

我心里一动。在那个年代，民办教师虽然辛苦，工资也不高，但对一个农村女孩来说，是一份非常体面和稳定的工作了。

“这是好事啊！”我说，“你学习那么好，肯定能考上。”

她苦笑了一下：“哪有那么容易。要考好几门呢，我高中好多东西都快忘了。而且，买复习资料也要钱。”

我看着她眼里的光一点点暗淡下去，心里忽然做了一个决定。

“我帮你。”我说。

“啊？”她惊讶地看着我。

“我也要复读，正好也要复习高中的课程。我把我的课本和复习资料都拿给你，我们一起学。有不懂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我的话说得很快，生怕自己会后悔，“钱的事，你别担心，我这里还有一点。”

我说的是我准备复读用的钱，是我爹给我的。虽然不多，但买几本资料是够了。

林漱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但随即又摇了摇头：“不行，这怎么行。那是你复读的钱，我不能用。”

“没事，”我摆摆手，装作很轻松的样子，“反正我也要看。多一个人看，书还能看得更新一点呢。就这么说定了。”

我没给她拒绝的机会，转身就往家跑。我怕再多待一秒，我那点好不容易鼓起来的勇气就会泄掉。

那天晚上，我把我的高中课本、笔记，还有几本崭新的复习资料，用一个布袋子装好。第二天一早，趁着下地之前，我悄悄送到了林漱家门口。我没进去，把袋子挂在她家门环上就走了。

我以为，事情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可以帮助她实现梦想，我们之间也可以建立一种超越了物质和交易的、更纯粹的关系。

然而，我把现实想得太简单了。

我们的“学习小组”就这么秘密地开始了。有时候，我会借着问她家借农具的由头，给她讲讲题。有时候，她会托村里的小孩，给我捎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她遇到的难题。我们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份联系。

我能感觉到林漱的变化。她的话渐渐多了起来，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每次我给她讲明白一道题，她眼睛里那种豁然开朗的光，都让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我甚至开始幻想，等她考上了老师，我考上了大学，我们……

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我的所有幻想都击得粉碎。

那天，我正在家里看书，准备着来年的高考。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我娘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小进，不好了！你林叔吐血了，被送到镇上卫生院去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手里的书掉在了地上。

我跟着我爹娘赶到卫生院的时候，林漱和她娘正守在急救室门口。张婶的头发乱糟糟的，眼睛又红又肿，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主心骨，瘫坐在长椅上。林漱站在一边，脸色惨白，嘴唇被她咬得一点血色都没有，但她还强撑着，安慰着她娘。

看到我们来，张婶“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抓住我娘的手，语无伦次地说着：“他不行了……医生说……要赶紧送去县医院，要做大手术……要好多钱……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啊……”

医生出来了，表情很严肃。他说林叔是胃部大出血，情况很危险，必须马上转到县医院，准备手术。手术费加上后期的治疗费，初步估计，至少要一万块。

一万块！

在1996年的农村，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家一年的总收入，省吃俭用，也就能攒下两三千。

张婶听到这个数字，两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

场面顿时乱成一团。

我看着眼前的一切，脑子里一片空白。前几天，我还和林漱一起，憧憬着她当上老师的未来。可现在，现实就像一堵冰冷的墙，狠狠地砸在了我们面前。在生死面前，所有的梦想都显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

我爹和我娘商量了一下，回家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取了出来，一共三千多块，全都塞给了张婶。

“先拿着救急，人命要紧。”我爹说。

张婶攥着那沓钱，跪在地上，一个劲地给我们磕头。

钱还是远远不够。张婶和林漱开始挨家挨户地借钱。亲戚、邻居，能借的都借了。但大家都不富裕，东拼西凑，也才凑了不到两千块。

那几天，林漱肉眼可见地憔悴下去。她不再看书了，整天跟着她娘，低着头，去求这个，去求那个。我好几次看到她从别人家出来时，眼睛都是红的。我知道，她肯定听了不少闲话，受了不少白眼。

我心里难受得像是堵了一块大石头。我恨自己没用，除了给她讲几道题，我什么都做不了。我那点准备复读的钱，早就给了她买资料，现在也是囊中空空。

一天晚上，我去找她，想安慰安慰她。她家没开灯，黑漆漆的。我走到院门口，听到屋里传来她和张婶的说话声。

“……娘，要不，我不考了。我去广东打工，听说那里挣钱快。”是林漱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和疲惫。

“不行！”张婶的声音很尖锐，“你一个女孩子家，出去能干啥！你听娘的，娘已经想好办法了。”

“什么办法？”

屋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听到张婶说：“我去找小进他娘说说，把你们的亲事定下来。只要亲事定了，他们家肯定不能不管。他爹是木匠，人脉广，肯定能借到钱。等以后你们结了婚，这债，你们俩一起还。”

我的血一下子就凉了。

“娘！你怎么能这样！”林漱的声音里带着哭腔，“我跟小进哥……我们没什么的。你这是在卖女儿！”

“我卖女儿？我是为了救你爹的命！”张婶也哭了起来，“漱漱啊，娘没用。娘只能想到这个办法了。小进是个好孩子，嫁给他，你不会吃亏的。你爹的命，就指望这个了啊！”

屋里只剩下母女俩压抑的哭声。

我站在门外，浑身冰冷，像掉进了腊月的冰窟窿。我感觉自己像个小偷，偷听了不该听的秘密。同时，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和屈辱感包裹了我。

原来，在她们眼里，我终究只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我们之间那点刚刚萌芽的、纯粹的情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碾得粉碎。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夜的噩梦。梦里，我看到林漱穿着红色的嫁衣，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她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

第二天，张婶果然来我们家了。

她没提借钱的事，只是一个劲地夸我懂事、能干，说林漱也经常在她面前提起我。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我娘是个实在人，听出了弦外之音。她把张婶拉到一边，两个人嘀嘀咕咕了半天。我坐在屋里，心乱如麻。

过了一会儿，我娘进来了，脸色很难看。

“小进，你跟娘说实话，你跟林漱，到底到哪一步了？”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我低着头说。

“普通朋友？”我娘的调门高了八度，“普通朋友她娘会找上门来提亲？她说你们俩早就好上了，你还给她买书，天天给她讲题！”

我百口莫辩。在农村，未婚男女走得近一点，就很容易被人说闲话。我和林漱那些自以为纯洁的交往，在别人眼里，早就变了味。

“这门亲事，我不同意！”我爹把烟袋锅在桌上磕了磕，斩钉截铁地说，“这不是结亲，这是拉咱们家下水。他家那个窟窿，咱们填不起！”

“可是……人家姑娘的名声……”我娘有些犹豫。

“名声？”爹冷笑一声，“现在是名声重要，还是咱们家以后的日子重要？他爹的病要是治不好，就是个人财两空！小进，这件事，你别掺和了。从今天起，不许你再跟林家有任何来往！”

爹的话，像一道圣旨，给我和林漱之间画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没出门。我心里很矛盾。理智告诉我，我爹是对的。我们家只是个普通农家，根本承担不起这么沉重的负担。可是一想到林漱那双无助的眼睛，想到林叔还在医院里等着救命钱，我的心就揪着疼。

我该怎么办？是听从父母的安排，明哲保身，从此和林家划清界限？还是不顾一切，去帮助那个我心里在意的女孩，哪怕要赔上自己和整个家庭的未来？

我感觉自己被架在火上烤。

晚上，我爹来我房间，递给我一瓶汽水。这是我们父子之间难得的温情时刻。

他坐在我床边，沉默了很久，才开口：“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那姑娘，确实是个好姑娘。可是，儿子，人这一辈子，不是光有情情爱爱就行的。过日子，是柴米油盐，是实实在在的难处。爹不是心狠，爹是怕你以后后悔。”

我看着我爹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和他鬓角的白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知道，他是为我好。

“你还年轻，你的路还长着呢。好好复习，考个大学出去，比什么都强。”爹拍了拍我的肩膀，起身出去了。

他的话，让我冷静了下来。是啊，我自己的未来都还是一片迷茫，我拿什么去承担另一个家庭的重担？我连自己都还没能撑起来，又怎么去为别人遮风挡雨？

我做出了决定。一个让我感觉自己像个懦夫的决定。

我开始躲着林家人。张婶来过我们家几次，都被我娘以各种理由挡了回去。我在村里远远看到林漱，也会立马绕道走。

我能想象到她们的失望和怨恨。我也在心里一遍遍地骂自己。我把所有的课本都翻了出来，没日没夜地看书、做题，我想用学习来填满我所有的时间，让我没有空隙去想那些让我痛苦的事情。

可是，我做不到。那些数学公式、化学方程式，在我眼里，都变成了林漱那张苍白的脸。

半个月后，我听说，林叔从县医院回来了。手术没做成，因为钱没凑够。他们只能回家，用些便宜的药，听天由命。

这个消息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那天下午，我正在地里帮着浇水，看到林漱一个人，挑着两个大大的水桶，摇摇晃晃地往她家的地里走。她比之前更瘦了，整个人就像风中的一片叶子，随时都可能被吹倒。

她家的地离水源远，要走很长一段路。以前，这些活都是林叔干的。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那道好不容易筑起来的防线，瞬间崩塌了。

我丢下手里的水管，冲了过去，从她肩上抢过了扁担。

“我来。”我说。

她没有反抗，只是默默地跟在我身后。

我们一路无话。到了她家地头，我把水倒进水渠里。她站在一边，看着干裂的土地被水慢慢浸润。

“……谢谢你。”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很沙哑。

“别跟我说这个。”我心里一阵发堵。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没有怨恨，也没有失望，只有一种死水般的平静。“我娘……她做的事，对不住你。你别怪她。”

“我不怪她。”我说，“我只怪我自己……没本事。”

她摇了摇头，嘴角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不关你的事。这是我们家的命。”

“命”这个字，从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嘴里说出来，显得那么沉重，那么苍凉。

“我要走了。”她忽然说。

“去哪？”我心里一紧。

“去深圳。我一个远房表姐在那边的电子厂。她说可以介绍我过去。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块钱。”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知道，她做出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她放弃了当老师的梦想，放弃了她熟悉的一切，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用她那双本该拿粉笔的手，去流水线上拧螺丝。

“你别去。”我脱口而出，“你去了，你爹娘怎么办？”

“我每个月会寄钱回来。”她说，“总比在家等着强。”

“那你的考试呢？你不是想当老师吗？”我急了。

她看着我，眼睛里终于有了一丝波澜，那是一种深切的悲哀。“小进哥，梦想……是给那些没有后顾之忧的人准备的。我没有那个资格。”

她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上。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她告诉我，自从她爹从医院回来，家里的气氛就变得很压抑。她爹不说话，也不吃饭，整个人都失去了生气。她娘天天以泪洗面。她觉得，这个家快要散了。她必须做点什么。

我看着她瘦弱的肩膀，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生活，有时候真的可以把人逼到绝路。

送她回家的路上，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小进哥，”快到村口时，她停下脚步，“忘了我吧。也忘了那些不愉快的事。你好好复习，考上大学。以后，我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她说完，没等我回答，就转身跑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心里空落落的。

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夜没睡。

我爹的话，林漱的话，像两台打谷机，在我的脑子里轰隆隆地响。一边是理智，是现实，是为自己和家庭负责；一边是情感，是道义，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和另一个女孩破碎的梦想。

我到底该怎么选？

第二天一早，我做出了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震惊的决定。

我找到我爹，对他说：“爹，我不复读了。”

我爹愣住了，手里的烟袋锅都忘了往嘴里送：“你说啥？”

“我不考大学了。”我一字一句，说得无比清晰，“我想跟你学木匠活。学好了，我去城里，去工地，去家具厂，干什么都行。挣钱，比上大学快。”

“你疯了！”我爹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们辛辛苦苦供你读书，是为了让你跳出这个农门，不是让你回来跟我这个老头子一样，一辈子跟刨子锯子打交道！”

“爹，我想明白了。”我看着他，眼神异常坚定，“上大学是为了什么？不也是为了以后能有份好工作，能挣钱，能过上好日子吗？我现在就需要钱。有比我的前途更重要的事。”

“什么事比你的前途还重要？”我爹气得胸口起伏。

“是一条人命，和一个姑娘的梦想。”

我把我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爹娘。我说，我不是要娶林漱，也不是要用我们家的钱去填他们家的无底洞。我要用我自己的手，去挣钱。这笔钱，算我借给林家的。等林叔病好了，等林漱工作了，她们可以慢慢还。

“我不想看着一条人命就这么没了。我也不想看着一个那么好的姑娘，因为穷，就放弃了她这辈子唯一的希望。”我说，“如果我今天眼睁睁地看着，什么都不做，就算我以后真的考上了大学，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

我爹和我娘都沉默了。他们看着我，眼神里有震惊，有不解，但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情绪。

我爹坐了下来，点了根烟，抽了很久。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你想好了？”他最后问我。

“想好了。”

“不后悔？”

“不后悔。”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像是瞬间老了好几岁。“你长大了。你想怎么做，就去做吧。但是，你要记住，路是你自己选的。以后不管多苦多难，都得自己撑着。”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知道，我爹同意了。

我没去学木匠，因为那太慢了。我托我一个在县城建筑队当小工头的表哥，让他带我出去。

走之前，我去找了林漱。

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她。她听完，愣愣地看着我，半天没说出话来。

“你……你不用这样的。”她的声音在发抖。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与你无关。”我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让我自己以后能睡得着觉。”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是我爹给我的五百块钱，是他准备让我带出去当生活费的。

“这个你先拿着，给你爹买点好药。等我到了那边，一发工资，我马上就寄回来。”我把信封塞到她手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不许去深圳。留在家里，好好照顾你爹娘，好好复习。你不是想当老师吗？那就一定要考上。我等着喝你的喜酒。”

我说“喜酒”两个字的时候，故意说得很轻松，像是在开玩笑。

林漱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一颗一颗地掉了下来。她没有说谢谢，只是紧紧地攥着那个信封，用力地点了点头。

三天后，我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车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林漱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远远地看着我。她没有哭，只是静静地站着，像一尊望夫石。

车子越开越远，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黑点。

我知道，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拐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我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我心里，却前所未有地踏实。

工地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苦得多。

住在十几个人一间的大通铺里，空气中永远混杂着汗味、烟味和脚臭味。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跟着师傅们去扛水泥、搬砖、和砂浆。我的手，没过几天就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结成厚厚的老茧。肩膀被钢筋和木板压得又红又肿，晚上疼得翻不了身。

吃饭就是在大棚里，几个大盆装着菜，白菜、萝卜、土豆，轮着来，没什么油水。一大群人围着，呼啦啦地就吃完了。

我一个读过高中的，在工地上是个异类。工友们大多没怎么读过书，说话粗声粗气，休息的时候就聚在一起打牌、吹牛。我融不进去，也不想融进去。

每天最累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爹说的话，“路是你自己选的”。是啊，是我自己选的。我不能喊苦，也不能退缩。

每个月最开心的日子，就是发工资那天。我领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把大部分钱都寄回家，让我娘转交给林家。我只给自己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

我开始给林漱写信。在摇晃的工棚里，趴在我的小木箱上，就着一盏昏暗的灯泡，我给她写信。我不写工地的苦，只写我看到的新鲜事，写我对未来的计划。我还会在信里，给她出几道数学题，或者跟她探讨一下某篇课文的中心思想。

她也给我回信。她的信写在一种很便宜的信纸上，字迹娟秀。她会告诉我她父亲的病情在好转，告诉我她娘开始在院子里养鸡，告诉我她复习的进度，告诉我她又遇到了什么难题。

那些信，成了我在艰苦日子里最大的慰藉。每一封信，都像是一束光，照亮我疲惫的生活。

我们的关系，很奇妙。我们不谈情，不说爱，却比任何情侣都更了解彼此的处境，更懂得彼此的坚持。我们像两个在黑暗中并肩前行的战友，用一种最朴素的方式，互相支撑，互相鼓励。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第二年夏天。

我收到了林漱的信，信里只有短短一句话：我考上了。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信纸，在工地的嘈杂声中，一个人蹲在角落里，看着那三个字，眼泪就那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我不知道自己是高兴，还是心酸。那眼泪，是咸的，也是甜的。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买了一瓶啤酒，一个人，对着天上的月亮，全都喝了下去。

又过了两年，我靠着吃苦耐劳和读过书的头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工，慢慢做到了表哥的副手。我不再需要干最累的体力活，开始学着看图纸，算材料，管人事。我的收入也高了起来。

林家的债，早就还清了。林叔的身体也恢复得不错，虽然不能干重活，但做些家务，编编竹筐，已经没问题了。

我爹娘开始催我，说我年纪不小了，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他们旁敲侧击地问我，跟林漱到底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和林漱，通信一直没有断。我们聊工作，聊生活，聊村里的变化，却始终没有人去触碰那个最核心的问题。

我心里有她，我知道。可我也有我的顾虑。我放弃了大学，成了一个整天跟钢筋水泥打交道的“包工头”。而她，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了。我有些自卑，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了。

那年春节，我回家过年。

村里变化很大，很多人家都盖了新楼房。林漱家也把土坯房翻新了，变成了红砖瓦房。院子里收拾得整整齐齐，还养了一群咯咯叫的母鸡。

我去她家的时候，她正在备课。她穿着一件干净的白毛衣，头发长了，用一根发带松松地束在脑后。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洒在她身上，让她整个人都显得特别温柔。

看到我，她站了起来，脸上带着浅浅的笑。

“你回来啦。”她说。

“嗯，回来了。”

我们之间，没有久别重逢的激动，只有一种淡淡的、熟悉的默契。

张婶和林叔对我热情得不得了，又是倒茶，又是拿水果。张婶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说：“小进啊，我们家能有今天，多亏了你。你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我有些不自在，连忙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那天，我在她家吃了晚饭。饭桌上，张婶和林叔不停地给我夹菜，嘘寒问暖。我能感觉到，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丈母娘看女婿。

吃完饭，林漱送我出来。

我们在村里的小路上慢慢走着。冬天的夜晚，很冷，但天上的月亮很亮。

“我听我娘说，你家里人……在给你张罗对象？”她忽然开口问。

“嗯。”我应了一声。

“有合适的吗？”

“还没。”

又是一阵沉默。我能听到我们俩的脚步声，踩在落叶上，沙沙作响。

“小进，”她停下脚步，转头看着我，月光下，她的眼睛亮得惊人，“你……是怎么想的？”

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

我看着她，看着这个我牵挂了这么多年的女孩。她不再是当年那个瘦弱无助的少女了。她变得自信、从容，身上有一种知性的美。

我心里的那点自卑，忽然就冒了出来。

“你现在是老师了，”我有些艰难地开口，“我只是个……工地上干活的。我们……不合适。”

她愣住了，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笑了。那笑容，在清冷的月光下，显得特别好看。

“陈进，”她叫我的全名，这是她第一次这么叫我，“你是不是觉得，你放弃了上大学，是为了我，所以你委屈了？”

“我没有！”我急忙否认。

“那你就是觉得，我当了老师，就看不起你了？”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有些语无伦次。

“那是什么意思？”她步步紧逼，“陈进，你看着我的眼睛。你告诉我，这几年，你有没有想过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有月光，有星辰，还有我清晰的倒影。我所有的防备，所有的自卑，在她这样清澈的目光下，都无所遁形。

“想过。”我终于承认了。

“我也想你。”她说，“每天都在想。”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

“从你决定去工地，为我们家挣钱的那一刻起，我就在心里跟自己说，这辈子，我林漱跟定你了。不管你以后是当老板，还是当一辈子工人，我都认。”

“我不是在报恩，”她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抢在我前面说，“我是真的……喜欢你。喜欢那个在麦地里，因为一句话就脸红的少年；喜欢那个偷偷给我送复习资料，陪我一起学习的同学；更喜欢那个为了我，敢于承担一切的男人。”

她的话，像一股暖流，瞬间涌遍我的全身，驱散了我心里所有的寒冷和不安。

我伸出手，紧紧地抱住了她。

她在我怀里，轻轻地颤抖着。

“傻瓜。”我听到她在耳边，带着哭腔，轻轻地说。

那一年，我们订了婚。

没有隆重的仪式，就是两家人在一起，吃了顿饭。

我爹喝了很多酒，喝醉了，拉着林叔的手，说：“亲家，我这个儿子，虽然没上成大学，但他是个爷们儿。你把闺女交给他，放心！”

林叔也红了眼圈，一个劲地点头。

第二年，我们结了婚。

我用这几年在工地上攒下的钱，在村里盖了一座二层小楼，是村里最气派的房子。

婚礼那天，很热闹。林漱穿着洁白的婚纱，美得像个仙女。她挽着我的手，一步一步，走过红地毯。

司仪问我：“陈进先生，你愿意娶林漱女士为妻，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都爱她，照顾她，尊重她，接纳她，永远对她忠贞不渝直至生命尽头吗？”

我看着林漱的眼睛，大声说：“我愿意。”

我看到，她的眼睛里，噙满了幸福的泪水。

我知道，我们的人生，都因为96年那个夏天，那个关于“摘瓜”的约定，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那不是一个简单的约定，它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是一场关于人性的考验，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成长。

我很庆幸，在那个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我选择了善良，选择了担当。

因为这个选择，我虽然失去了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却赢得了一个最珍贵的爱人，和一个无愧于心的未来。

如今，我们的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我依然在工地上打拼，成立了自己的小工程队，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林漱也成了学校的骨干教师，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有时候，在夏天的晚上，我们也会坐在院子里，吃着西瓜，看孩子在旁边追逐打闹。

她会笑着问我：“哎，当年我娘说，我家的瓜熟了，让你来摘。你怎么那么久才来啊？”

我也会笑着，搂住她的肩膀，看着满天的繁星，说：“因为好瓜，值得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