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开国少将：余明

在安徽金寨县的群山深处，有一片曾被烽火染红的土地。这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腹地，也是开国少将余明的故乡。1914年，余明出生在金寨县双河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时的中国正处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苛捐杂税、兵荒马乱压得百姓喘不过气。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田埂上赤脚奔跑的孩子，日后会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用一生的坚守与担当，书写一段“铁血亦有柔情”的革命史诗。从大别山的游击队员到空军少将，从枪林弹雨的战场到和平年代的建设一线，余明将军始终带着“把百姓装在心里、把战友护在身后”的温度，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了温润而厚重的一笔。

余明的童年，是在“地主的鞭子、饥饿的肚子”里熬过来的。6岁时父亲病逝，母亲带着他和弟弟靠给人缝补、放牛糊口，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12岁那年，一支穿着灰布军装的队伍来到双河镇，他们不抢百姓一粒粮，还帮村民挑水、耕地，领头的人说：“我们是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这是余明第一次听到“革命”这个词，也是第一次在黑暗里看到光。

1929年，鄂豫皖苏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15岁的余明攥着一把柴刀就加入了儿童团，白天站岗放哨、传递消息，晚上跟着红军战士学认字、听革命道理。有一次，他在给红军送情报的路上遇到地主武装，情急之下躲进了山洞，怀里的情报被汗水浸湿，他就用身体捂着、用体温烘干，直到安全送到红军手中。“那时候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红军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跟着他们走，准没错。”多年后，余明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1932年，18岁的余明正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的一名宣传员。比起扛枪打仗，他更擅长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做动员——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他把革命道理编成山歌；在行军的队伍里，他用快板讲战斗故事；看到受伤的战友，他悄悄把自己的干粮塞过去，说“我年轻，扛得住”。长征路上，他三过草地、两翻雪山，粮食吃完了就煮皮带、挖野菜，有个小战士走不动了，他就背着人、扛着枪，一路走一路唱：“雪山高，高不过我们的志气；草地长，长不过我们的信仰。”这份“既懂打仗，更懂人心”的特质，让他在战士中格外有威信。

抗日战争爆发后，余明从延安抗大毕业后，被派往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淮地区开展游击战。那时的敌后战场条件艰苦，不仅要跟日军、伪军周旋，还要应对缺粮、缺药的困境。作为营政委，余明有两个“习惯”：一是开饭时总往战士的碗里多盛一勺米，自己却常常啃红薯；二是宿营时先检查战士的被子有没有盖好，伤员的伤口有没有换药，最后才找个草堆躺下。

1940年秋，余明率部在安徽定远县打伏击战，战斗结束后，他发现一名新兵因为紧张丢了枪，蹲在地上哭。有人提议按纪律处分，余明却蹲下来拍着他的肩膀说：“第一次上战场，谁不慌？枪丢了可以再夺回来，要是丢了信心，可就啥都没了。”第二天，他带着这个新兵去侦察，手把手教他隐蔽、瞄准，后来这个新兵成了连队里的神枪手。战士们常说：“跟着余政委打仗，心里踏实，因为他不仅带我们打胜仗，更把我们当家人。”

在皖东根据地，余明还特别擅长“军民联动”。他知道，要在敌后站稳脚跟，必须得让老百姓信任。有一次，日军烧毁了村民的房子，余明就带着战士们帮村民重建，自己动手锯木头、垒土墙，晚上还跟村民一起编竹篮、织土布，帮他们解决生计。村民们感动地说：“新四军跟咱是一条心！”后来，每当日军“扫荡”，总有村民冒着危险给新四军送情报、藏粮食，甚至主动加入民兵队伍，形成了“军民一条心，鬼子难进村”的局面。这种“以情换情、以心交心”的工作方法，正是余明高情商的生动体现——他懂得，革命不仅是军事斗争，更是人心的凝聚。

解放战争时期，余明先后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虽然主要负责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但他总能“想在前面、做到细处”，成为前线战士的“坚强后盾”。

孟良崮战役期间，部队连续多日急行军，很多战士的鞋子磨破了，脚也起了水泡。余明看到后，立刻组织后方人员赶制布鞋，他自己也跟着妇女们一起纳鞋底，手指被针扎得满是血泡也不停歇。鞋子送到前线时，他特意叮嘱：“优先给行军最远、打仗最猛的连队。”有个连长捧着还带着体温的布鞋，激动地说：“余主任，这鞋比子弹还管用，咱们肯定能打赢！”

淮海战役中，余明负责伤员转运和物资调配。为了让伤员能及时得到救治，他亲自勘察路线，在沿途设立了十几个临时救护点，每个救护点都配足了担架、药品和棉衣。有一次，一批伤员需要连夜转运，天上下着大雪，道路结冰，余明就带着工作人员在前面铲雪、铺草，确保担架能平稳通过。他跟医护人员说：“战士们在前线拼命，我们多跑一步、多细心一点，他们就多一分生的希望。”那段时间，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眼睛熬得通红，却始终笑着说：“只要能减少伤员的痛苦，再累也值。”

这种“把后勤当战斗打，把战士当亲人待”的态度，让余明在部队中赢得了“贴心人”的称号。很多年后，当年的老战士回忆起他，还会说：“余将军没有架子，跟他在一起，感觉不是上下级，而是兄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开始向现代化、正规化转型。1951年，余明奉命调入空军，参与组建空军第五航空学校，从此开启了他在“蓝天领域”的新征程。对于长期在陆军服役的他来说，空军是个全新的领域，但他从不畏惧挑战，反而笑着说：“革命战士就像种子，撒到哪里都能发芽。”

在航校，余明的“高情商”再次发挥了作用。他知道，航校的学员既有从陆军调来的老战士，也有刚毕业的青年学生，文化水平、思想观念差异很大。于是，他提出“互帮互学、共同进步”的理念：让老战士教学员们战术经验，让青年学生帮老战士补文化知识；生活上，他经常去学员宿舍跟大家聊天，了解他们的困难——有个学员因为想家情绪低落，余明就跟他讲自己长征时的故事，还特意让炊事班做他家乡的菜；有个老战士因为学不会航理而焦虑，余明就陪着他一起查资料、做笔记，鼓励他“慢慢来，咱们打仗都不怕，还怕学不会知识？”

在余明的带领下，空军第五航空学校形成了“团结、务实、温暖”的校风，为人民空军培养了大批优秀飞行员。1955年，余明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此后，余明又先后担任空军某军副政委、政委等职，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治军理念。他从不搞特殊化，食堂里跟战士们一起排队打饭，训练场上跟飞行员们一起研究战术，甚至在飞行员执行危险任务前，他都会亲自去送行，拍拍他们的肩膀说：“注意安全，我们等你们回来。”这种“不摆官架子、不搞形式主义”的作风，让他在空军部队中深受爱戴。

1982年，余明从领导岗位上离职休养，但他“退而不休”，始终牵挂着国家和军队的建设。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两件事上：一是整理革命史料，二是关心青少年成长。

为了还原真实的革命历史，余明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回到金寨、皖东等地，走访老战友、老乡亲，收集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先后撰写了《难忘的江淮抗战岁月》《我的长征记忆》等文章，为党史、军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有人劝他多休息，他却说：“我们这代人是历史的见证者，把故事讲给后人听，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是我们的责任。”

在关心青少年方面，余明更是不遗余力。他经常去学校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要爱祖国、爱人民，要懂得感恩、学会担当”。有一次，一个孩子问他：“将军爷爷，您打仗的时候不怕死吗？”余明笑着说：“怕啊，但我更怕老百姓再过苦日子，更怕国家被人欺负。你们现在要好好学习，将来把国家建设得更强，这样我们的牺牲才有意义。”他还经常资助贫困学生，却从不留名，只说：“我小时候没条件读书，现在能帮孩子们圆读书梦，心里高兴。”

晚年的余明生活十分简朴，家里的家具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衣服洗得发白也舍不得扔。孩子们劝他改善生活，他却说：“比起牺牲的战友，我能有这样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咱们不能忘了本，不能忘了当初为什么革命。”1990年2月6日，余明在合肥逝世，享年77岁。 按照他的遗愿，家人将他的骨灰一部分撒在了他战斗过的江淮大地，一部分送回了金寨老家，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团聚”。

如今，金寨县的革命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余明将军用过的快板、军用水壶和航校工作笔记。每当有人驻足观看，讲解员都会说起他的故事——那个在长征路上背着战友的宣传员，那个在敌后战场帮村民盖房子的指挥员，那个在航校里陪学员补功课的校长，那个晚年还在给孩子讲革命故事的老人。

余明将军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用无数“温暖的细节”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他懂得尊重每一个战士的尊严，懂得体谅每一个百姓的难处，懂得用真诚与善意凝聚人心——这正是“高情商”的最高境界：不是圆滑世故，而是心怀敬畏、饱含温情，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每一件小事上。

大别山上的风，还在讲述着他的故事；江淮大地的田埂，还留存着他的足迹；人民空军的蓝天，还闪耀着他的精神。余明将军虽已远去，但他那“铁血亦有柔情”的赤子情怀，早已化作一盏明灯，照亮着后人前行的道路，提醒着我们：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了来时的路，不能忘了心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