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为何临终前对“两毛二分六”耿耿于怀，非要讲清楚不可呢？

1914 年，陈永贵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一个贫寒交加的农民家庭。彼时，中国正深陷军阀割据与列强侵略的泥沼，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陈永贵的家庭亦是这悲惨时代的缩影。大寨村，这个日后因他而闻名的地方，在当时是典型的山区贫困村，土地贫瘠，农业生产条件极差 ，村民们长期在温饱线上挣扎。

陈永贵的童年被贫穷和苦难笼罩。6 岁时，山西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粮食颗粒无收，家庭陷入绝境。为了生存，父亲被迫做出一个无奈又痛心的决定：将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卖给地主，以换取维持生命的粮食，自己则带着陈永贵外出逃荒。这一决定如同一把利刃，深深刺痛了陈永贵幼小的心灵，母亲和弟妹被卖时的悲痛场景，成为他一生都难以磨灭的记忆，也让他过早地体会到了生活的残酷与无奈。

然而，命运并未就此放过这个可怜的孩子。在逃荒的艰难日子里，父子俩四处漂泊，靠着乞讨和打短工勉强维持生计。但生活的重压和周围人的指责，让父亲最终不堪重负，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选择了自尽。年仅 8 岁的陈永贵，瞬间成为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孤苦伶仃地在这世间挣扎求生。

失去父亲的陈永贵，被好心的乡亲收留。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从童年起就承担起成年人的重负，开始干各种繁重的农活。田间地头成了他的 “战场”，他在那里学会了播种、收割、施肥等各种农事技能，也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逐渐培养出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格。

1948 年，对于陈永贵来说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党员，同年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 ，正式开启了他带领大寨村民脱贫致富的征程。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历史的关键转型期，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新中国的曙光即将照亮这片饱经沧桑的大地，农业生产成为了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大寨村作为中国千千万万个农村中的一员，也迎来了改变命运的契机。

彼时，大寨村的农业生产面临着诸多难题。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严重，再加上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效率低下，粮食产量一直难以提升，村民们的生活依旧困苦。陈永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深知，要想改变大寨村的命运，就必须打破传统，探索出一条适合大寨村发展的道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陈永贵发现村里的许多老年人和少年因为年龄问题无法加入互助组，导致劳动力闲置，而同时一些互助组又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困境。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整合劳动力资源、提高生产效率的好机会。于是，他与当时的村支书贾进才商量，决定成立一个新的互助组 ——“老少组”，将那些因年龄被其他互助组拒之门外的老人和少年组织起来 。

陈永贵的想法在当时遭到了不少质疑和反对。有人认为，老人和孩子体力弱、劳动能力差，把他们组织在一起，根本不可能提高生产效率，反而会拖累整个村子的发展。甚至还有人给 “老少组” 取了个绰号，叫 “懒散组”，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嘲讽和不屑。但陈永贵并没有被这些质疑和反对所动摇，他坚信，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跟着党走，就一定能够创造出美好的生活。他耐心地向村民们解释自己的想法，鼓励大家给 “老少组” 一个机会。在他的努力下，“老少组” 终于成立了。

成立之初，“老少组”面临着重重困难。组员们年龄参差不齐，体力和劳动技能也各不相同，生产工具更是简陋不堪。但陈永贵没有丝毫退缩，他以身作则，承担起了组内最重、最累的工作。每天天不亮，他就第一个来到田间地头，带领组员们开始一天的劳作。在劳动过程中，他不仅耐心地指导年轻组员学习各种农事技能，还充分发挥老人们经验丰富的优势，让他们为生产出谋划策。同时，他还积极动员组内的妇女们参加劳动，劝说组内的男人也帮着媳妇做家务，倡导男女平等、共同劳动的新风尚。在他的带动下，“老少组” 的组员们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

在陈永贵的带领下，“老少组” 的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第一年就达到了 150 斤，比之前的互助组多了 30 斤。这一成就让乡亲们看到了希望，也让那些曾经质疑和反对的人刮目相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陈永贵的远见卓识和领导能力，纷纷加入 “老少组”，与他一起努力改变贫困现状。随着 “老少组” 的不断发展壮大，陈永贵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他成为了大寨村当之无愧的农业生产带头人。

1952 年，陈永贵正式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但他的信念也更加坚定了。他深知，仅仅依靠 “老少组” 的成功还远远不够，要想让大寨村彻底摆脱贫困，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经过深思熟虑，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开垦梯田。大寨村地处山区，地形复杂，沟壑纵横，传统的平地种植方式不仅不利于水土保持，还限制了农作物的生长空间。陈永贵认为，开垦梯田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能够增加耕地面积，还能改善土壤条件，提高粮食产量。

然而，开垦梯田谈何容易。这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当时的大寨村一穷二白，既没有先进的机械设备，也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一切都只能靠村民们的双手和简单的工具来完成。面对这些困难，陈永贵没有丝毫犹豫，他带领乡亲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始了一场与大自然的艰苦较量。他们手持简陋的工具，如锄头、铁镐、扁担等，每天天不亮就上山，一直干到天黑才收工。在开山辟地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和挑战。坚硬的岩石、陡峭的山坡、恶劣的天气，都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但陈永贵始终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哪里最困难、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他的行动感染和激励着每一位村民，大家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硬是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一寸一寸地开垦出了层层梯田。

为了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陈永贵还带领乡亲们修建了蓄水工程。大寨村地处干旱地区，水资源匮乏，农作物常常因为缺水而减产。陈永贵深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于是他带领村民们在山上挖沟渠、建水库，将雨水和山泉水储存起来，用于灌溉农田。这些蓄水工程的建成，不仅解决了农田的灌溉问题，还保留了土壤的养分，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陈永贵的努力下，大寨村的粮食产量逐年攀升，从 1952 年的亩产 237 斤，到 1962 年增长到 774 斤 ，实现了质的飞跃。大寨村也因此成为了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吸引了无数人前来参观学习。

大寨村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1963 年，大寨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整个村庄被洪水肆虐，房屋倒塌，农田被冲毁，粮食颗粒无收，村民们的生活再次陷入了绝境。然而，陈永贵并没有被灾难打倒，他带领大寨村民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他们白天抢修农田，晚上搭建临时住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大寨不仅恢复了生产，还实现了粮食增产，向国家交售了 24 万斤公粮 。这一事迹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大寨精神也开始广为传颂。

1964 年 3 月，陶鲁笳向毛主席汇报了大寨的巨变和陈永贵的事迹。毛主席对陈永贵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专门询问了陈永贵识不识字，得知陈永贵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一直在努力学习读书看报后，感到非常欣慰 。同年 12 月 26 日，毛主席 71 岁生日，他自费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陈永贵也在被邀请之列。在宴会上，毛主席与陈永贵亲切交谈，勉励他不要骄傲自满，要继续带领大寨村民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次与毛主席的会面，让陈永贵深受鼓舞，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为农业发展奋斗的决心。

此后，陈永贵的政治生涯迎来了快速上升期。1967 年，他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开始在省级层面参与领导工作 。同年五一劳动节，陈永贵被请到毛主席身边，这一殊荣让他成为了全国瞩目的焦点，也让大寨精神更加深入人心。1969 年 4 月，陈永贵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九届中央委员，正式进入领导集体，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陈永贵并没有因为身份的转变而忘记自己的农民本色。他始终坚持不脱离劳动，不拿国家工资，不转户口，保持着与农民的紧密联系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农民的需求和问题，更好地为农业发展服务。他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领导干部中显得尤为独特，也赢得了广大农民的尊敬和爱戴。

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陈永贵向毛主席提出了 “三三制” 工作法，即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留在北京处理政务，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考察，深入基层，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到大寨，扎根土地，继续为农业生产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个建议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和支持。在之后的工作中，陈永贵严格按照 “三三制” 的原则，频繁奔波于北京、大寨和全国各地。他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求。每到一处，他都会仔细观察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与当地干部和农民交流经验，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

1975 年，陈永贵到河南考察农业生产。在一个小村庄里，他看到农民们正在为干旱的土地发愁，庄稼因为缺水而长势不佳。陈永贵心急如焚，他不顾旅途的劳累，立刻与当地干部一起商讨解决办法。他亲自带领农民们打井、修渠，寻找水源，经过几天几夜的努力，终于解决了农田的灌溉问题。看着清澈的水流进干涸的土地，农民们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对陈永贵充满了感激之情。在河北的一次考察中，陈永贵发现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比较落后，农民们仍然采用传统的耕作方法，效率低下。他耐心地向农民们传授大寨的经验，指导他们如何改良土壤、合理密植、科学施肥。在他的帮助下，当地的农业生产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粮食产量大幅提高 。

陈永贵的足迹遍布了大江南北，从东北的黑土地到西南的山区，从西北的干旱地区到江南的水乡，都留下了他辛勤工作的身影。他每到一处，都能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带来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动当地农业的发展。他的工作不仅得到了农民们的热烈欢迎，也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评价。然而，陈永贵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他在推广大寨经验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阻力。有些地方的自然条件和大寨相差很大，照搬大寨的模式并不一定适用。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生产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传统的大寨经验也需要不断地创新和改进 。

在生活中，陈永贵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的饮食非常简单，一日三餐常常是杂面粥、疙瘩汤配上几根老咸菜 。他穿着朴素，常年穿着粗布制成的衣衫，脚上蹬着一双布鞋，抽烟也只选择价格低廉的劣质烟。国务院按照他的身份标准，为他配备了高级厨师，但他却因为厨师做不出家乡的拉面、饺子和豆腐等熟悉的味道，直接辞退了厨师，转而从家乡找来一位擅长做家常饭的人 。

有一次，纪登奎和陈锡联前来拜访，炊事员想着买只鸡来好好招待贵客，却被陈永贵拒绝。他说道：“人家是来吃咱家常面的，咱就按平时的标准招待，不必搞那些花里胡哨的。” 陈永贵生性热情豪爽，喜欢广交朋友，经常邀请客人到家里吃饭，有限的收入常常是入不敷出，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从不铺张浪费 。陈永贵出访和视察时也非常重视廉洁自律。他去墨西哥进行访问时，没有携带任何服务员或管理员，一切都由警卫员来管理 。驻墨大使姚广也是昔阳人，得知出访人员每人发了 20 元外汇券后，建议大家购买便宜的手表。然而，陈永贵得知后严厉地说：“怎么回事？难道我们要戴外国表吗？周总理戴的也是上海表！” 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 。

当他到达拉萨进行视察时，当地官员邀请他去参观布达拉宫，他却婉拒道：“庄稼地才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飘扬、人们欢呼、马儿嘶鸣的农田建设场景才是最美的！” 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考察当地的农业生产上，与农民们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他视察贵州、云南等地时，离开时发现随行人员带有当地赠送的酒和烟，便对随行人员发火，命令他们按市场价付款寄去，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 。

1980 年 9 月，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陈永贵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辞去职务。这一决定，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彼时，改革开放的浪潮正席卷中国大地，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农业领域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陈永贵深知，自己的思想和理念在某些方面已经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了给更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年轻人让路，他毅然选择了离开领导岗位，回归平凡生活 。

辞职后的陈永贵，定居在北京。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将他和家属的户口迁到了北京，并每月发放 200 元生活费 。然而，从忙碌的工作岗位突然闲下来，陈永贵一时有些不适应。他开始每天看报纸、看文件，试图了解社会的发展动态。但社会各界对他和大寨模式的批评，让他心里一时难以接受。曾经，大寨模式是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而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在一些方面被认为存在局限性。陈永贵拿着报纸去找李先念，希望能得到一些解释和支持。出于对他身体健康的考虑，李先念后来不许工作人员再给他送文件 。

尽管离开了领导岗位，陈永贵那颗为农业发展贡献力量的心却从未停歇。1983 年，他主动向中央申请工作，上级特意批示派他到北京的东郊农场担任顾问 。对于这个专业对口的工作，陈永贵十分满意，他又能在自己熟悉的农业领域发挥余热了。在农场工作期间，他凭借丰富的农业经验，帮助农场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如购买化肥、农具等，深受农场干部与员工的称赞 。

然而，命运却对陈永贵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1985 年初，他开始感觉头痛、浑身乏力，起初以为是感冒，吃了几天感冒药却不见好。随着病情加重，儿子陪着他到医院检查，结果如同一记重锤，将他和家人砸懵了 —— 他被诊断为肺癌，且已到晚期 。当医生遮遮掩掩地与家人沟通病情时，陈永贵从他们的态度中猜到了自己的真实状况。家人安慰他说能治好，他却摇头苦笑道：“周总理得的也是这病，不也还是治不好！” 话语中，满是无奈与豁达 。

陈永贵住院期间，华国锋曾亲自到医院探望。两位老友相见，回忆起往昔的峥嵘岁月，有说不完的话。陈永贵感慨道：“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 这些话语，既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对过往奋斗岁月的自豪与欣慰 。

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后，陈永贵展现出了非凡的坚毅和无私。他决定停止吃药，他认为自己的病情已经无法治愈，继续治疗只是在浪费国家的钱财。尽管医生们不断鼓励他，告诉他仍有治愈的可能性，但他心意已决，坚决不愿再消耗宝贵的医疗资源 。他开始平静地处理自己的后事，此时他共有存款 8023 元，原本打算全部交学费，但考虑到小儿子即将上大学，家庭经济负担较重，在家人的劝说下，他只留下了一部分用于孩子的教育费用 。

1986 年 3 月 26 日，陈永贵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在北京协和医院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享年 72 岁。然而，他去世前对 “两毛二分六” 的执念，却成为了一个萦绕在人们心头的谜团，引发了无数的猜测和解读。

其实这个问题源于《山西日报》上的一篇报道。报道中算了一笔账，把大寨得到的国家支援，主要是五十万元农业机械化试点费，用大寨历年向国家售粮的总数去除，结果显示大寨每卖一斤粮国家等于多掏了两毛二分六。这篇报道让陈永贵感到无比委屈和沉重，他觉得大寨多年来的努力和贡献被忽视了。他认为，大寨人在艰苦的条件下，靠着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国家的粮食生产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努力。如今却被这样计算，实在是不公平 。

临终前五天，中央办公厅专门把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贾来恒、赵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让他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病床前，陈永贵面容憔悴，但眼神中却透露出坚定和执着。他再次谈起了 “两毛二分六” 问题，声音微弱却充满力量：“我现在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你们适当的时候找领导同志谈谈。如果讲不清楚这个问题，我就是有罪之人。我们干了 30 年，还欠下国家那些账。你们是现世人，又是见证人。你们讲清楚这件事。”

1986 年 3 月 26 日，陈永贵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