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人物】于成龙：永宁州来堡村（今属方山县）人，赫赫清廉名

他临终时身处两江总督衙门，却没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

屋子里翻得干净，汤勺旁还放着一小碗凉了的菜羹；衣服破旧，鞋子补了又补。朝廷给他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清端”，碑文上称他是“天下廉吏第一”。老百姓那边更直白：街巷停市、哭声满道，有人在自家门口挂起画像祭祀。官府的褒奖和百姓的哀伤，一前一后地把这人写得很清楚。

他在任上并不是只会写漂亮条幅的那种官员。临终前还三次上疏请休息，病中不离职，最后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去世，享年六十七。这个人一路走来，做事的底色很一致：勤俭、慎刑、爱民、反腐。两江总督任内，他把这些要求写得明明白白：爱护老百姓、慎用刑罚、不收受贿赂、不搞小圈子、税收要严但不能压迫人、提倡节俭。不是一句空话，他真把这些当成行政的最低线。

他办案有一套，讲证据、重调查、轻刑。碰到可能是冤案的，他宁可多查一遍，也不愿轻易把人推上死路。这套做法当时不普遍，可实际效果明显：很多本该被判极刑的人得以平反，口碑就这么一点点积累起来。蒲松龄在《聊斋》里记了几桩他破案的事儿，民间把他和“青天”捆绑在一起，不是随便夸的。

再往前看，福建按察使任上发生的一件事，能说明他的做法。朝廷对付郑成功时期推海禁，沿海百姓被怀疑通商走私，很多人被抓，牵连到妇女孩子，面临重刑。那些案卷放在他案头，死刑案卷多得让人心疼。他顶着阻力要求重审，主张释放无辜者并给路费，结果上千人免了被屠戮。赈灾也不是做样子：他上疏请免税、筹措赈济，甚至发动富人捐款；自己把仅剩的一匹驮马卖掉，换钱救急。想想看，一个把驮马拿去卖、把私人利益当公共责任的人，和嘴上说爱民的官员是不一样的。

罗城那段更像电影桥段。那地儿刚经历二十多年兵乱，城里人少得可怜，荒草盖地，盗匪死灰复燃，瘟疫也凑热闹。他住不到衙门，只能寄居在一座关夫子庙里，把床靠在周仓塑像后面。带来的人里有五名家属后来自个儿死去或逃跑，现场常有人说他快支撑不住了。但他没撤，一边养病一边干政：上门看贫苦人家、整治土豪劣绅、安置回流难民、打盗匪。三年下来，把一个几乎荒废的小县慢慢收拾出秩序，人也愿意回家安居了。地方志上把这段当范例记着，不是吹牛。

早年入仕也有记录：明崇祯十二年（1639）举为副贡，清顺治十八年（1661）入仕为官，后来当过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最后做到了总督。每去一地，他都像个下到基层的干部：实地考察、跟人面对面说话、摸清情况再下手。不是坐衙门里发号施令那种。

他的清廉招人谈论，不是空穴来风。罗城离任时穷到连回京路费都没有；去福建任职时只带了一床被褥和一袭朝服，路上靠萝卜充饥。后来到了江南当大员，生活习惯没改，吃得清淡，民间给他起外号叫“于青菜”或说他“半茹糠秕”。离家多年，和结发妻子分隔二十年才见一面。临终那间屋子，破衣补鞋一堆，简单的菜羹，成了他清廉的最好注脚。

他也重视教育和文献工作。在直隶创办漳南书院，江南设了虹桥书房，这些后来都成了有名的学堂。他还主持编纂地方志：在直隶和两江任上，整理了《畿辅通志》四十六卷和《江南通志》五十四卷。把地方政治、经济、风俗、史料系统化地记下来，对后人治理和研究都有用处。这些活儿看起来文书化，但真正能影响治理质量。

从打匪到治豪绅，他不是走极端。既打击武装犯罪，也整治以权谋私的地方势力；既惩治害民的人，也想办法把流散的老百姓接回家，重建生产。做事触及的人多了，阻力自然也大。有时得和上面周旋，有时得和地方豪强硬碰硬。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很踏实：一点一点把案子查清楚、逐项解决，而不是耍花拳。

民间对他的爱戴有形有款。每次离任，群众常常遮道送别，哭得成行。死后有人在门口挂画像、停市下泣，这些都是自发的行为。朝廷那边，康熙亲自题碑、追赠官职、加谥号，官民两头都给了他回应。

还有些小细节容易被忘：蒲松龄把他的办案故事收进了《聊斋》，让这些草根记忆流传更久。任上常促成富户出钱出力参与赈济，官民合力在灾荒时能快点把救济送到手里，这种做法在当时挺实用。

把这些点连起来看，这人不是擅长打包漂亮报告的那类。他常常亲自下到基层，处理细活儿。那些生活中的小细节——在罗城睡在塑像后面、卖驮马赈灾、路上以萝卜充饥、临终的那碗凉羹和补了又补的鞋——都不是单纯的传说，而是在地方志和档案里能查到的片段。那一碗凉羹，补了又补的鞋，像是实物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