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打赢太平军 不是湘军能打 是吃透了“用人+系统”的赢战密码

1854年4月，湖南靖港江面炮火连天。一支刚组建不久的湘军水师，在太平军的猛攻下身败名裂，战船被烧毁数十艘，士兵溃散如潮。帅帐中，44岁的曾国藩看着兵败如山倒的惨状，想起自己组建湘军一年多的心血付诸东流，又念及朝廷的催促、朝野的质疑，绝望之下纵身跳入冰冷的江水。

幸得部下拼死相救，曾国藩被拖上岸时，怀里还揣着早已写好的遗书。谁也没想到，这个连遭惨败、一度想以死谢罪的“书生将领”，日后会率领湘军一路逆袭，最终于1864年攻克天京，终结了纵横14年、席卷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运动。

有人说，曾国藩赢在湘军勇猛；有人说，他胜在战略得当；但翻开史料才发现，真正让他笑到最后的，是一套以“人才为核心”，串联战略、制度、后勤、意识形态的“赢战系统”。他不是单纯“网罗人才”，而是打造了一个让人才发光、让团队凝心、让战略落地的生态链——这才是他对抗太平军的终极底气。

太平军初期人才济济，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皆是百年难遇的军事奇才，而曾国藩麾下的李鸿章、左宗棠、杨载福、赵烈文等人，早年要么落魄无依，要么声名不显。但曾国藩的厉害之处，从不是“捡到宝”，而是构建了“发掘-任用-培养-留存”的完整人才体系，让平凡人变骨干，让骨干变栋梁。

1. 发掘：打破“出身滤镜”，唯才是举不问出处

清朝末年的官场，选人看科举出身、看门第背景，绿营将领非科班即勋贵，普通士兵再勇猛也难有出头之日。但曾国藩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在招募人才时，只问“能不能干事”，不问“来自哪里、出身如何”。

杨载福出身湖南善化一个普通家庭，自幼水性过人，却无任何功名在身。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时，听闻有这么一个“浪里白条”，亲自登门拜访。见面时，杨载福一身粗布短褂，说话直来直去，毫无文人雅士的体面，但曾国藩却看中他“熟悉水性、胆识过人”的专长，直接任命他为水师营官，让他全权负责战船操练、战术设计。后来，杨载福率领湘军水师打赢田家镇战役，烧毁太平军战船4000余艘，切断长江中游运输线，成为曾国藩麾下“水师第一功臣”。

再看申明标，此人早年是市井中的“悍徒”，好勇斗狠，因与人斗殴亡命天涯。曾国藩招募湘军时，有人举报申明标的过往，劝他不要收留“亡命之徒”。但曾国藩亲自召见后，发现此人虽性格粗野，却勇猛无畏、重情重义，当即任命他为哨官，让他带领一支敢死队。此后，申明标在安庆之战、天京之战中屡立奇功，每次攻城都第一个攀上城墙，成为湘军公认的“悍将”。

对于上层士大夫，曾国藩同样不拘一格。李鸿章早年科举及第后，因官场失意落魄投奔曾国藩，彼时的李鸿章心高气傲、性情浮躁，曾国藩没有因他“有才华”就直接重用，而是让他在幕府中“磨性子”，但也从未因他的性格缺陷而弃用。左宗棠更是屡次顶撞曾国藩，甚至公开批评他“迂腐”，但曾国藩深知左宗棠“军事才能卓绝”，不仅不计前嫌，还多次向朝廷举荐，最终让左宗棠独领一军，平定浙江太平军。

曾国藩曾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在他看来，人才从不是“天生的”，而是“可发掘的”，打破出身、门第、性格的偏见，才能把散落民间的“璞玉”都收入囊中。

2. 任用：知人善任，让“对的人干对的事”

招到人才只是第一步，用好人才才是关键。曾国藩最擅长的，就是“看人下菜碟”，精准匹配每个人的专长，从不让“外行领导内行”。

赵烈文是江苏阳湖的秀才，科举之路不顺，却精通经史、善于谋略。曾国藩发现他的才华后，没有让他带兵打仗，而是任命他为幕僚，让他负责谋划全局、起草文书、分析局势。1861年，湘军围攻安庆时，赵烈文预判“安庆年内可破，太平军必失长江中游屏障”，建议曾国藩“趁势东进，直逼天京”；后来天京陷落后，赵烈文又提醒曾国藩“功高震主，需自剪羽翼以避祸”，这些建议都被曾国藩采纳，帮他避开了无数陷阱。

李鸿章思维敏捷、善于变通，尤其擅长与洋人打交道、筹措粮草。曾国藩看出他“不适合带兵攻坚，却适合统筹全局、开拓新局”，于是在1862年支持李鸿章前往上海，创办淮军。曾国藩不仅给李鸿章调拨了湘军的精锐部队，还为他争取到上海士绅的支持，让淮军迅速成长为能与湘军并肩的力量。后来，李鸿章率领淮军收复苏州、常州，切断天京的东部外援，成为平定太平天国的“第二主力”。

左宗棠性格刚直、治军严明，擅长“稳扎稳打、收复失地”。曾国藩便让他率领一支湘军，前往浙江作战。左宗棠到浙江后，按照“先肃清外围，再围攻杭州”的思路，先后收复金华、绍兴、宁波等地，最终攻克杭州，彻底切断太平军的南部补给线。

曾国藩的用人逻辑很简单：“让谋士谋事，让将领领兵，让能吏理财，让悍将冲锋”，每个人都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发挥作用，团队的整体战斗力自然事半功倍。反观太平军，后期杨秀清独断专行，让石达开这样的军事奇才去处理政务，又让缺乏谋略的韦昌辉掌握兵权，最终导致人才错位、内部内耗，再好的人才也难以发挥作用。

3. 培养：不是“用人才”，而是“造人才”

如果说其他将领是“使用人才”，曾国藩就是“培养人才”。他的幕府堪称“晚清人才培训基地”，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等后来的晚清名臣，都曾在他的幕府中“深造”。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方式很简单：一是“言传身教”，二是“放手历练”。他每天都会和幕僚们一起吃饭、聊天，分享自己的治军心得、处世之道；晚上则会批阅公文到深夜，让幕僚们在一旁学习如何分析局势、制定策略。李鸿章在幕府中待了三年，后来回忆说：“我从曾公身上学到的，不仅是军事谋略，更是为人处世的格局。他让我明白，做大事者，需‘稳’字当头，需‘忍’字为先。”

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敢于“放手”。一旦发现人才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他从不吝啬放权。左宗棠刚加入湘军时，只是一个普通幕僚，曾国藩发现他的军事才能后，直接让他统领5000湘军，前往江西作战；杨载福在水师崭露头角后，曾国藩便让他全权负责水师的扩充、训练、作战，自己从不干预具体事务。

这种“培养+放权”的模式，让湘军形成了“人才梯队”：曾国藩是核心，李鸿章、左宗棠等是骨干，杨载福、申明标、赵烈文等是中坚，基层士兵也能通过战功获得晋升。反观太平军，洪秀全后期猜忌心极重，不愿放权给李秀成、陈玉成等年轻将领，导致人才断层，后期再也难出能独当一面的大将。

4. 留存：情感绑定+利益保障，让人才愿意追随

人才留不留得住，既要“讲情义”，也要“给实惠”。曾国藩深谙此道，他对下属的“好”，既有精神上的共鸣，也有物质上的保障。

湘军的军饷是绿营的3倍多：绿营士兵每月军饷仅1.5两白银，不够养家糊口；而湘军士兵每月军饷高达4.2两，将领的军饷更是丰厚，营官每月能拿到260两，相当于绿营参将的3倍。不仅如此，曾国藩从不拖欠军饷，他通过厘金、捐输等方式筹措资金，确保士兵“月月有饷拿，年年有赏赐”。

除了物质保障，曾国藩更重视“情感绑定”。他会亲自给将领们写信，关心他们的生活、家人，甚至会为战死将领的家属筹措抚恤金、安排工作。湘军将领罗泽南战死沙场后，曾国藩不仅厚葬了他，还收养了他的孤儿，资助其读书科举；杨载福母亲去世时，曾国藩亲自前往吊唁，还为其母亲撰写墓志铭。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让湘军将领们对曾国藩忠心耿耿，即便屡遭惨败，也没人愿意背叛他。

更重要的是，曾国藩为人才提供了“上升通道”。在绿营，士兵无论立多大功，都很难晋升为将领；但在湘军，只要有战功，普通士兵能升哨官，哨官能升营官，营官能升统领。这种“凭本事吃饭”的氛围，让人才有奔头、有希望，自然愿意死心塌地追随。

太平军初期凭借“流动作战”的优势，横扫江南，清军绿营追着太平军打，却总是“疲于奔命、屡战屡败”。但曾国藩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结硬寨、打呆仗”的战略，看似笨拙，实则精准击中了太平军的命门。

1. “结硬寨”：先保自己，再耗死敌人

曾国藩的“结硬寨”，简单来说就是“每到一处，先筑营垒，再图进攻”。湘军每行军一天，最多走30里路，到达目的地后，士兵们不休息，第一件事就是挖壕沟、筑营垒。壕沟要挖两丈宽、一丈深，营垒要筑得高大坚固，还得在营垒外布置鹿角、陷阱。

有人嘲笑曾国藩“畏敌如虎”，说他“打仗不如行军，行军不如筑营”，但曾国藩却不为所动。他深知，湘军是“新组建的军队”，战斗力不如太平军精锐，尤其是初期，硬拼肯定吃亏。而“结硬寨”的好处的是：一来能保护自己，避免被太平军突袭；二来能切断敌人的补给，把敌人困在城中。

1860年，湘军围攻安庆，曾国藩让曾国荃率领湘军在安庆城外筑营垒，挖了三道壕沟，一道用来防御太平军援军，一道用来围困安庆城内守军，一道用来运输粮草。太平军多次派援军来救安庆，都被湘军的营垒挡住；安庆城内的守军则因粮草断绝，只能杀马为食，最终军心涣散。1861年9月，湘军攻克安庆，太平军损失惨重，长江中游的屏障彻底丢失。

安庆之战后，“结硬寨”的战术被湘军广泛运用。围攻天京时，曾国荃率领湘军在天京城外筑了一道长达46里的营垒，把天京围得水泄不通。太平军多次突围，都被湘军的营垒挡了回去；天京城内的粮草逐渐耗尽，到后期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1864年7月，湘军攻克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就此终结。

曾国藩曾说：“打仗之道，以‘稳’字为先，以‘耗’字为诀。”他的“呆仗”，本质上是“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用最小的代价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最终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2. 夺长江：掌控“生命线”，切断太平军的补给

曾国藩深知，长江是太平军的“生命线”。太平军占领江南后，粮草、武器、兵力都要通过长江运输，一旦失去长江的控制权，太平军就会变成“瓮中之鳖”。因此，他从创办湘军之初，就把“建立水师、争夺长江控制权”作为核心战略。

为了打造水师，曾国藩可谓煞费苦心。他派人到广东购买洋炮，又聘请洋人指导战船建造，最终打造出一支拥有240多艘战船、1万多名士兵的湘军水师。杨载福、彭玉麟等水师将领，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不断优化水师战术，让湘军水师成为太平军的“克星”。

1855年，湘军水师与太平军水师在湖口展开激战。太平军水师利用湖口狭窄的地形，诱敌深入，一度击败湘军水师。但曾国藩没有气馁，他让杨载福重整水师，改进战船设计，增加战船的防护能力和火力。1856年，湘军水师在田家镇与太平军水师再次交战，杨载福率领水师顺流而下，用火攻烧毁太平军战船4000余艘，击毙太平军水师将领赖汉英，彻底掌控了长江中游的控制权。

此后，湘军水师沿着长江东进，先后攻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一步步切断太平军的补给线。到1862年，湘军水师已经掌控了从武汉到镇江的长江航道，太平军的粮草、武器无法通过长江运输，各地守军只能各自为战，最终被湘军逐个击破。

反观太平军，虽然初期也有水师，但缺乏系统的训练和先进的武器，后期又因内部内耗，水师实力不断下降。李秀成曾多次想从长江运输粮草救援天京，但都被湘军水师拦截，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天京被围、粮草断绝。

3. 稳扎稳打：不贪功、不冒进，一步一个脚印

曾国藩打仗，从不追求“速胜”，而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他制定的战略很清晰：先收复湖南、湖北，再攻克江西、安徽，最后围攻天京。每一步都脚踏实地，从不跳过任何一个重要据点。

1854年，湘军收复武汉后，有人建议曾国藩“趁势东进，直捣天京”，但曾国藩却拒绝了。他认为，武汉虽然收复，但江西、安徽还在太平军手中，如果贸然东进，后路可能被太平军切断。于是，他先率领湘军进攻江西，花了三年时间才收复江西全境；随后又进攻安徽，用了四年时间攻克安庆；直到1862年，湘军才正式围攻天京。

这种“慢战略”看似耗时费力，却让湘军始终掌握主动权。每收复一个地方，湘军都会安抚百姓、筹措粮草、扩充兵力，让根据地越来越稳固。而太平军则相反，一味追求“扩张地盘”，打下一个地方后不巩固，很快又被清军收复，最终导致“根据地越来越小，兵力越来越弱”。

曾国藩曾说：“兵者，凶器也，不可不慎。”他的“稳”，不是胆小，而是对战争规律的敬畏。在他看来，战争的本质是“国力的较量、耐力的较量”，只有稳扎稳打，才能最终赢得胜利。

清朝的绿营兵是“国家正规军”，巅峰时期有60多万人，而湘军最多时也只有30多万人。但就是这支“非正规军”，却能击败太平军、碾压绿营，核心在于曾国藩对湘军进行了彻底的“制度革新”，解决了绿营的致命弊端。

1. 绿营的致命弊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绿营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缺陷：士兵是“国家的兵”，将领是“朝廷任命的官”，士兵常年驻守一地，将领却经常调动。比如，一个湖南的绿营士兵，可能今天的将领是广东人，明天的将领是江苏人，将领不认识士兵，士兵也不服从将领，打仗时自然“人心涣散、各自为战”。

更严重的是，绿营的军纪涣散。士兵们平时不训练，整天喝酒、赌博、欺压百姓，打仗时则“闻风而逃”。曾国藩在创办湘军前，曾奉命在湖南办团练，亲眼看到绿营士兵“见贼则逃，见民则抢”，他在日记中写道：“绿营之弊，已深入骨髓，若不彻底改革，断难成事。”

2. 湘军的制度革新：“私兵体制+同乡纽带”

为了解决绿营的弊端，曾国藩创立了“私兵体制”：湘军的将领由曾国藩亲自挑选，士兵由将领从自己的家乡招募，上下级之间形成“师徒、同乡、同窗”的关系。

具体来说，曾国藩先挑选一批核心将领，比如曾国荃、罗泽南、李续宾等；然后让这些将领回到自己的家乡，招募士兵，士兵必须是“朴实无华的农民”，曾国藩认为“农民憨厚、能吃苦、听话，比市井无赖更适合当兵”；将领招募士兵后，自己训练、自己管理，士兵只服从招募自己的将领，将领只服从曾国藩。

这种制度设计，让湘军形成了“层层效忠”的关系：士兵效忠将领，将领效忠曾国藩。打仗时，士兵们“为了同乡、为了将领、为了自己的军饷”，自然会拼死作战。比如，三河之战中，李续宾率领的湘军被太平军包围，士兵们明知寡不敌众，却没有一人逃跑，最终全部战死，李续宾也自杀殉国。

除了“私兵体制”，曾国藩还强化了“同乡纽带”。湘军的士兵大多来自湖南湘乡、衡阳、宝庆等地，将领也以湖南人为核心。同乡之间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平时互相照应，打仗时互相支援，凝聚力极强。而绿营的士兵来自五湖四海，互相之间毫无感情，打仗时只顾自己逃跑，自然难以形成战斗力。

3. 军纪：“严”字当头，赏罚分明

曾国藩深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湘军之所以能打，离不开严格的军纪。他亲自制定了《湘军军纪》，明确规定“禁止抢劫、禁止奸淫、禁止杀戮百姓”，违反军纪者，一律斩首。

湘军刚组建时，有一个士兵抢劫百姓的财物，被曾国藩当场抓获。有人求情说“这个士兵作战勇猛，饶他一次”，但曾国藩坚决不同意，当即下令将其斩首，并召集全体士兵训话：“我们是为了保卫家乡、保卫礼教而战，不是为了抢劫财物。如果谁敢违反军纪，这就是下场！”

此后，湘军的军纪越来越严。士兵们都知道，“违反军纪必死无疑”，因此不敢有丝毫懈怠。而绿营则相反，军纪形同虚设，士兵抢劫百姓无人过问，最终失去了民心，也失去了战斗力。

除了“严罚”，曾国藩还重视“重赏”。湘军的战功奖励非常丰厚：斩杀一名太平军士兵，赏白银5两；攻克一座县城，赏白银1万两；攻克天京后，曾国藩拿出100万两白银奖励士兵。这种“赏罚分明”的制度，让士兵们“打仗有动力、作战有勇气”。

战争拼的不仅是兵力、战略，更是后勤、财政。太平军占领江南后，清朝的财政收入锐减，绿营经常欠饷，士兵们“无粮无饷，自然无心打仗”。而曾国藩却通过一系列“理财手段”，为湘军筹措了充足的军饷、武器，解决了“后顾之忧”。

1. 厘金制度：湘军的“钱袋子”

厘金是曾国藩为湘军筹措军饷的核心手段。所谓厘金，就是在交通要道、商业重镇设立厘卡，对过往商人征收1%的商业税（“厘”即百分之一）。

1853年，曾国藩在湖南设立第一个厘卡，起初遭到商人的反对，但曾国藩坚持“厘金取之于商，用之于军”，并严格规范厘卡的征收行为，禁止官员贪污受贿。随着湘军收复的地盘越来越多，厘卡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到1860年，湘军控制的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共设立了100多个厘卡，每月厘金收入高达100多万两白银，足以支撑湘军的军饷开支。

厘金制度的成功，不仅解决了湘军的军饷问题，还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为了方便经商，商人纷纷修建道路、码头，促进了物资流通。而太平军则相反，他们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虽然初期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但后期却因过度搜刮商人、地主，导致商业停滞、财政枯竭，最终只能“靠劫掠维持生计”。

2. 购买洋枪洋炮：湘军的“武器优势”

曾国藩深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太平军初期凭借先进的武器（从洋人手中购买的洋枪洋炮），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为了应对太平军的武器优势，曾国藩积极购买洋枪洋炮，还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仿制洋枪洋炮。

1861年，曾国藩从美国购买了1000多支洋枪、20多门洋炮，装备给湘军精锐部队。这些洋枪洋炮的威力远超太平军的武器，在安庆之战、天京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湘军围攻天京时，用洋炮轰击天京城墙，炸开了一个几十丈宽的缺口，湘军士兵沿着缺口冲入城中，最终攻克天京。

反观太平军，后期因根据地被压缩，无法从洋人手中购买武器，只能依靠自制的土枪土炮，武器装备远不如湘军。李秀成在自述中写道：“湘军有洋枪洋炮之利，我军武器落后，虽有勇力，却难以抵挡。”

3. 地方捐输：士大夫的“财力支持”

曾国藩打出“卫道”的旗帜后，赢得了全国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很多士绅、商人主动为湘军捐款捐物，支持曾国藩“保卫儒家文化”。

比如，湖南士绅胡雪岩（后来成为晚清著名红顶商人），多次为湘军筹措军饷、购买武器，还为曾国藩引荐洋人，帮助湘军购买洋枪洋炮。江苏士绅潘曾玮、浙江士绅俞樾等，也纷纷捐款捐粮，支持湘军作战。

这些士大夫的支持，不仅为湘军提供了充足的财力保障，还提升了湘军的“合法性”。在士大夫的宣传下，湘军成为“正义之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湘军，为“保卫礼教”而战。

战争不仅是军事的较量，更是意识形态的较量。太平军以“拜上帝教”为意识形态，宣称“推翻清朝、建立天国”，但这种外来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尤其是“毁孔孟、灭礼教”的行为，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强烈反对。

曾国藩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打出“卫道”的大旗，宣称湘军是“为了保卫儒家文化、保卫传统秩序而战”，从而赢得了全国士大夫的支持，占据了“道义制高点”。

1. 《讨粤匪檄》：一篇文章抵得上十万大军

1854年，曾国藩率领湘军出征前，发布了《讨粤匪檄》。这篇檄文没有谩骂太平军，而是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痛斥太平军的罪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之家，读书人家，亦必毁其祠宇，焚其书籍。”

曾国藩在檄文中写道：“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

这篇檄文精准击中了士大夫阶层的痛点。在古代中国，儒家文化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士大夫阶层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太平军“毁孔孟、灭礼教”，相当于动摇了士大夫阶层的根基。因此，《讨粤匪檄》发布后，全国各地的读书人纷纷响应，主动加入湘军，为“保卫儒家文化”而战。

比如，湖南学者罗泽南、郭嵩焘，江苏学者赵烈文，浙江学者俞樾等，都放弃了科举之路，加入湘军，成为曾国藩的幕僚或将领。这些读书人不仅为湘军提供了智力支持，还带动了更多人加入湘军，让湘军的人才库越来越充实。

2. 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让湘军“师出有名”

意识形态的作用，不仅是“招兵买马”，更是“凝聚人心”。湘军士兵大多是农民，他们可能不懂“儒家文化”，但他们知道“太平军毁祠堂、焚书籍”，破坏了家乡的传统秩序；他们知道“曾国藩是为了保卫家乡、保卫礼教而战”，因此愿意为了“正义”而战。

而太平军后期，拜上帝教的意识形态逐渐崩溃。洪秀全沉溺于享乐，杨秀清、韦昌辉等人为了权力互相残杀，“天国”的理想成为泡影。士兵们发现，太平军所谓的“人人平等、共享太平”只是一句空话，因此军心涣散，逃兵越来越多。

曾国藩曾说：“打仗之道，攻心为上。”他的“卫道”大旗，本质上是一种“攻心战术”。通过占据道义制高点，让湘军士兵明白“为什么而战”，从而激发他们的战斗意志；同时，让太平军陷入“道义困境”，失去民心和军心。

再好的人才体系、战略、制度，都需要一个核心人物来支撑。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湘军的灵魂，不仅因为他会用人、会打仗，更因为他的个人特质——坚韧不拔、自律自省、格局宏大，这些特质成为湘军的“精神内核”，让整个团队在困境中不崩溃，在胜利后不骄傲。

1. 坚韧不拔：屡败屡战，从不放弃

曾国藩的军事生涯，充满了失败。靖港兵败、湖口惨败、三河之败，三次重大失败，每一次都让他濒临崩溃，但他从未放弃。

靖港兵败后，曾国藩跳水自杀，被部下救起后，他写下遗书，准备再次自杀。但部下劝他：“胜败乃兵家常事，大人若死，湘军必散，湖南必危。”曾国藩听后，放弃了自杀的念头，重新振作起来，整顿湘军，最终在湘潭之战中击败太平军。

湖口惨败时，湘军水师被太平军分割成两部分，曾国藩的座船被太平军俘获，他仅以身免。这次失败让曾国藩痛不欲生，但他没有气馁，而是总结教训，改进水师战术，最终重建水师，夺回长江控制权。

三河之败是湘军最惨痛的失败：湘军精锐部队被太平军全歼，将领李续宾、曾国华战死，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在这场战役中牺牲。曾国藩接到消息后，大病一场，几近晕厥。但他清醒后，没有沉浸在悲痛中，而是迅速整顿湘军，补充兵力，最终攻克安庆，为三河之败复仇。

曾国藩曾说：“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他的坚韧不拔，感染了湘军的每一个人。在他的影响下，湘军士兵们也养成了“屡败屡战”的精神，即便遭遇惨败，也能迅速重整旗鼓，继续战斗。

2. 自律自省：以身作则，赢得尊重

曾国藩是一个极度自律的人。他每天清晨起床，练习书法、阅读书籍；晚上批阅公文到深夜，写日记反省自己的言行。无论行军打仗多忙，他都坚持这个习惯。

在军营中，曾国藩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们吃粗粮，他也吃粗粮；士兵们住帐篷，他也住帐篷；士兵们训练，他也亲自到场监督。他从不搞特殊化，也不接受下属的贿赂。

有一次，一个将领为了讨好曾国藩，送给他一匹千里马。曾国藩坚决不收，他说：“将士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我怎能贪图享乐？这匹马应该送给前线的将领，让他们更好地指挥作战。”

曾国藩的自律自省，赢得了下属的尊重和爱戴。将领们都愿意追随他，士兵们都愿意为他效力。正如李鸿章所说：“曾公之所以能服众，不仅因为他有谋略、有能力，更因为他以身作则、清正廉洁。”

3. 格局宏大：不嫉贤妒能，懂得放权

曾国藩的格局，体现在他对人才的态度上。他从不嫉贤妒能，反而愿意为人才铺路，让他们独当一面。

李鸿章创办淮军时，曾国藩不仅给他人马、武器、军饷支持，还向朝廷举荐李鸿章，让他成为江苏巡抚，拥有独立的军政大权。有人劝曾国藩：“李鸿章能力太强，日后可能会超过你，甚至与你为敌。”但曾国藩却笑着说：“天下之乱，非一人所能平定。李鸿章有才华，让他独当一面，才能更快地平定太平天国。”

左宗棠多次顶撞曾国藩，甚至公开批评他“迂腐”，但曾国藩却从未记恨他，反而多次向朝廷举荐左宗棠，让他成为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左宗棠后来平定新疆，成为晚清名臣，他在晚年回忆说：“没有曾公的举荐和支持，就没有我的今天。”

曾国藩的格局，还体现在他对功名利禄的态度上。攻克天京后，曾国藩手握30万湘军，成为晚清最有权势的大臣。有人劝他“拥兵自重，登基称帝”，但曾国藩却坚决拒绝。他主动向朝廷上书，请求裁军，并把湘军的大部分兵力解散，自己则回到湖南老家，闭门思过。

这种“功成身退”的格局，让曾国藩避免了“功高震主”的杀身之祸，也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百姓的爱戴。

曾国藩击败太平军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套“成事方法论”。他的赢战密码，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因素，而是“人才+战略+制度+后勤+意识形态+个人领导力”的协同发力，是一套完整的“赢战系统”。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套方法论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

- 用人：不要只想着“招人才”，更要想着“造平台”，让人才能够成长、发挥价值，形成“人才生态链”；

- 战略：不要追求“速胜”，要学会“稳扎稳打”，找到对手的命门，用“笨办法”做正确的事；

- 制度：好的制度能让“平凡人变优秀”，坏的制度能让“优秀人变平凡”，要重视制度建设，解决核心痛点；

- 格局：做人做事，格局要大，不嫉贤妒能，懂得放权，才能凝聚更多力量，做成大事；

- 坚韧：人生难免遭遇挫折，只有屡败屡战、从不放弃，才能最终赢得胜利。

曾国藩曾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无论是平定太平天国，还是做人做事，关键都在于“躬身入局”，用系统的思维、坚韧的意志、开阔的格局，一步步攻克难关，最终实现目标。

这，就是曾国藩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