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三府” 满韵遗风今犹在

《江城日报》2025年5月23日3版

作为满族重要发祥地之一和清代皇室派出机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驻地，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曾经拥有大量建造精美的三合院、四合院院落，民间一度流传“六十四府”的说法。经过岁月洗礼，一些旧式院落消失了，一些凝固着特殊历史记忆的建筑则留存至今。2024年10月，我市对乌拉街满族镇代表性古建筑“萨府”“魁府”“后府”，进行复原修缮后，对外开放，供市民和游客参观。

“萨府”最初是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第13任总管索柱的私邸，“魁府”是清末将军魁福的私邸，“后府”是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第31任总管云生的私邸。乌拉街满族镇“三府”是典型的清代东北民居建筑，既有建筑艺术研究价值，又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一

“萨府”是乌拉街满族镇“三府”中可追溯历史最久远的清代建筑。据史料记载，“萨府”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最初是当时担任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第13任总管索柱家族的住宅。据《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记载，索柱，满洲正黄旗人，阎查氏，早年担任过打牲乌拉右翼翼领，乾隆二十年（1755年）开始，曾三次出任打牲乌拉总管，其中第三次为担任吉林副都统时兼任。史载，索柱“性果毅”，虽为边地底层官员，却受到乾隆的关照，不仅没有在“鳇鱼案”中丢官（“鳇鱼案”，乾隆发现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进贡的鳇鱼、东珠个头过小，遂下令严查），后来索柱的儿子吉禄还继任了打牲乌拉总管的职务（吉禄在嘉庆年间升任吉林副都统，兼任打牲乌拉总管）。

“萨府”内的房舍

为何索柱家族的宅邸改称“萨府”，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述，只知这一宅邸后来转让给一位“萨大人”。“大人”一般不是指领催、骁骑校等底层军官，而是佐领（四品）以上的官员。根据当时吉林地方的惯例，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居住在城内（四品以下在近城乡间“屯居”），可见这位“萨大人”的品级应该在四品以上。根据清代旗人称名不举姓的习惯，查阅《吉林通志》《永吉县志》等史料，乾隆时期之后，与乌拉街有关且叫作“萨某某”的，只查到萨凌阿一人。

萨凌阿到底是不是“萨大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萨凌阿本是一名采东珠的“珠轩达”。咸丰年间，萨凌阿应征入关作战，在陕甘地区平定白彦虎叛乱的战斗中，因作战勇敢，受到金顺将军的器重，被任命为全营统领，率吉江马队参加了收复新疆的浴血鏖战。因战功卓著，萨凌阿不断升迁获勋，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出任西宁办事大臣（从一品，管理青海地区）。几年后，因在奔母丧期间患上眼部疾病，他向清廷请辞。光绪三十年（1904年），萨凌阿在乌拉街的宅邸中去世。从职务上看，萨凌阿有资格被称为“萨大人”，且居住在城内。

据史料记载，清代早期，吉林地区的建筑材料以木材、黏土、石料为主，不仅城墙、房屋多为木材所构筑，甚至一些主要的街道路面也由木料铺成。烧制砖瓦在当时是珍贵的建材，史料引述传闻：清初，吉林地方修建衙署庙堂的部分青砖，是从盛京（沈阳）运送而来的。大多数市民造房垒墙，即便不用木材，也多选用混有草料的泥砖土坯。

以木料为主要建材，易导致火灾发生。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鉴于连续多年发生火灾，吉林地方陆续将官署、高等级宅第的木板围墙改成砖围墙。“大量使用青砖，推动了吉林城的制砖业，出现了许多生产青砖、青瓦的砖窑”（《吉林市建材志》）。从同治、光绪时期开始，封禁制度逐渐解体，大批闯关东流民涌入，解决了东北地区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借吉林城由土城扩建为砖城的契机，吉林城周边出现了大量砖瓦窑。城墙建设结束后，建造民宅的主要材料也开始由土石转向砖瓦。

从光绪年间开始，吉林周边的砖瓦房屋比例激增。大量拥有军功并获得封赏的吉林籍官员，也开始参照关内府宅的规制，在家乡建造住宅。据古代建筑史学专家张驭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考察：“乌拉全城作方形……城内有十字大街，街路宽广，商店建于大街两侧。住宅小巷，东西排列，构成‘大街小巷’的布局方式。因为事先规划了街道，居住用地十分规整，每宅沿路建设宅墙，大门排列整齐。乌拉镇住宅绝大部分是三合院，一家一宅广阔异常。（《吉林民居》）”一些品级较高的富贵之家，也会建造带有倒座房（门房）的四合院。

吉林地区的院落与关内三合院、四合院的平面布置不同。吉林民居的大门、二门一般建在院落的中轴线上，而关内只有王府、衙署才允许这样建设。民宅若这样建造，会被认作是僭越，从而受到严惩。吉林民居的正房与厢房之间空间接连比较宽松，不像关内四合院那样严密，厢房的檐廊不会遮挡正房里屋的通风和采光。现存的“萨府”正是这样一座标准的吉林民居四合院。“萨府”建筑面积500平方米，正房三间，前出檐廊，东西两厢四栋，每栋各三间，门房三间。房屋为硬山建筑，房屋飞檐翘脊，青砖黛瓦，典雅古朴。“萨府”对于研究吉林地区清代满族民居建筑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

“魁府”是乌拉街满族镇“三府”中文化融合特色最鲜明的清代民居建筑。“魁府”因院主人魁福而得名。民国版《永吉县志》记载：“魁福，字介臣，王佳氏，体干魁梧，幼有大志。”魁福的祖上为流放吉林的罪人，在打牲乌拉充作渔户。咸丰年间，魁福应征入关作战，因战功被封为佐领，后来回到家乡，在打击马贼时因功补协领缺。同治年间，因陕甘叛乱，魁福率领乌拉马队赶赴甘肃，然后随金顺开赴新疆收复失地，参加了极为惨烈的玛纳斯之战，后来累迁为科布多参赞大臣、察哈尔副都统等职。

吉林地方史料对出身较低的魁福给予了较高赞誉：“在军所垂三十载，自卒伍至将领，身经数百战，环甲枕戈，几无暇晷。严寒酷暑，南渡江，东抵海，西穷沙漠，陟天山，北上唐努，跨乌梁，倥偬万里，露宿草寝，维其常性……游行枪林弹雨中，尝樱巨创（被砍伤颈部，流血如注），濒危者数矣，而神思自若，卒未尝少挫其锋。”

光绪年间，魁福在乌拉街城内修建了一座两进四合院宅邸。这处院落建有倒座门房三间，内设影壁。五间正房坐北朝南，东、西厢房各六间对称排列。“魁府”最有特色的当属大门和“门脸”。东北满族民居的大门一般设在院落的中轴线上，普通院落有简单的衡门（有些像日式民居的光棍大门），也有木板门楼。大型的三合院常建造“四脚落地大门”，吉林俗称“瓦门楼”。四合院的大门为“屋宇型大门”，吉林俗称“砖门楼”。“魁府”的大门属于“砖门楼”，但与吉林地区流行的式样存在巨大不同。

“魁府”的“巽位门”

首先，“魁府”的大门没有建在院落的中轴线上，而是开在院落的东南角。按照八卦方位，东南角为“巽位”，代表着生长、繁荣和文曲星降临等美好含义，是中原地区民宅常见的建门方式。吉林地区的“巽位门”四合院很少，目前仅知局子街达桂将军住宅、永昌胡同瓜尔佳氏住宅采用了这种形式。其次，“魁府”的拱券形大门嵌于大型抛山影壁之中，这种拱门带有清末流行于吉林地区的欧式古典主义建筑痕迹。拱门与影壁的组合，并非重楼起脊的传统屋宇式样，而是平展如牌坊坊额，是清末民初店铺的建筑才使用的“洋门脸”，影壁装饰也有偏欧式的装饰细节。带有关内风俗，兼具中西式样的“魁府”大门，为研究清末民初吉林地区的建筑艺术演变，提供了实物例证。

三

“后府”是打牲乌拉第31任总管云生的私人府邸，位于坐北朝南的衙署之后（北侧），故称“后府”。据民国版《永吉县志》记载：“云生，字奇峰，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正白旗人也。其先人由京总管内务府分驻乌拉，遂世居焉。”云生虽为旗人，且担任过骁骑校和右翼翼领，但他的官场经历并非由行伍起步，而是由当差办事的文职笔帖士（文书）开始。史载，云生无论是在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管理公仓，还是后来为皇室采办东珠，始终恪尽职守，敢于革除积弊。由于才干卓越且做事认真，光绪六年（1880年），云生被任命为打牲乌拉总管，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升任伯都讷副都统（同年卒于任上）。

“后府”内精美的建筑构件

云生在总管任上政绩卓越，不仅为牲丁向清廷讨回了欠饷，还据理力争，免除了吉林将军增设的旗民“粮捐落地税”。在沙俄侵略吉林时，他竭力保障乌拉街地方民众免遭涂炭，受到人们的爱戴。同时，云生在任上主持修纂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此书是继《吉林外记》之后，记述吉林地方情况的第二部地方志书（比《吉林通志》的编纂还早三年），是研究打牲乌拉历史的重要资料。

据史料记载，“后府”始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是打牲乌拉历史上诸府中规模最大、最具品质与风范的建筑，据说是慈禧太后赐建的”。“后府”原本为建筑宏伟的典型满族四合院民居，除房舍庭院外，还有南园、西花园等附属区域，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后府”庭院由高高的青砖墙围成，房舍雕梁画栋，做工极精细，甚至可以说是奢华。“后府”留存至今的山墙、柱头、墙角镶嵌的砖雕和汉白玉石雕，即便上面有着斑驳的岁月印痕，但依然可以看出做工极其精美。

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社会动荡，土匪横行。1922年中秋节前，马贼攻陷乌拉街，“后府”遭到劫掠，建筑物亦受到损毁。后来，“后府”又遇火灾，导致仅存如今的五间正房和五间西厢房。

“后府”内的落地烟囱

尽管不完整，但“后府”依然保留着鲜明的满族民居特征。关于满族民居特征，有俗谚总结为：“口袋房、万字炕、烟囱立在地面上。”满族民居建筑坐北朝南，正房以三间为多，即东屋、堂屋、西屋。其中西屋为举办祭祀活动的场地，供奉祖宗的牌位，因此也被称为“上屋”。作为重要活动空间，“上屋”的面积较大，有时甚至会向堂屋“借”半米左右空间，叫作“借间”。若为五间，东屋一般会隔成“腰屋”和“里屋”，“上屋”则不设隔间。由于“上屋”面积大，形如一个大口袋，因此在民间被称为“口袋房”。

“万字炕”即室内顺着山墙处建有窄条炕，连接室内的南、北炕，也被叫作“顺山炕”。满族民居正房的东屋有时不设“万字炕”，但“上屋”一定会设“万字炕”，即“西炕”。满族民居室内的火炕有“南炕为尊，北炕为小，西炕为大”（家中老人多睡在南炕上）的说法。这种情况的出现源于西屋的西墙供奉着家中的祖宗龛，墙上又悬有盛放谱书的黑匣子——索匣。西炕上摆放着祭祀香案、祭器等物。在西炕坐卧、吃饭、放杂物，会被认为是对祖宗不敬。“上屋”一定有“为大”的西炕。

“烟囱立在地面上”说的是满族民居特有的“落地烟囱”，满语称其为“呼兰”。这种烟囱和汉族民居不同，并不建在山墙上方的屋顶，而是状如小塔一般，立在山墙之外的地面上。烟囱与房屋之间以“烟脖子”相连。据说，这种烟囱与满族先民的房屋墙面使用木料建造有关。为防止墙面被“燎着”而发生火灾，烟囱就被立在山墙的外面了。早期的落地烟囱采用中空的树干，为防止“呛雨”，烟囱顶会罩上一个柳条筐。乾隆东巡吉林时，曾写诗记载道：“中通外直求材易，暮爨（cuàn，煮饭）晨炊利用均……疏烟土锉烹蒸便，夜雨荆筐盖覆频。”后来，木制落地烟囱逐步被泥垒或砖砌的烟囱取代，但落地的形式一直被保留下来。“后府”内就有一座精美的落地烟囱，烟囱位于正房东山墙外，高度在8米以上。烟囱为叠层四棱柱形状，顶端有三层小楼型的防雨罩，楼檐挂有铜铃，极富建筑美感。

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被称作“府”的住宅是有一定制度要求的，尤其是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清代。一般来说，皇亲国戚的住所称“府”，达官显贵的住所称“邸”或“第”，普通官员的住所称“宅”，百姓的住所则被称为“家”。正因此，张驭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乌拉街满族镇进行实地考察时，称如今的“魁府”为“魁宅”。

之所以乌拉街满族镇三座清代官吏的宅第被称为“萨府”“魁府”“后府”，大概是因为这些宅第的主人曾有过受人瞩目的成就，获得了一方百姓的认可和尊敬。索柱、魁福、云生，要么曾为社会稳定、国家领土完整甘洒热血，要么曾为民众福祉、百姓生计作出过贡献，皆为乌拉街的发展增过光、添过彩。从弘扬乡邦文化、缅怀先辈的角度出发，称他们的旧居为“府”，也是可以理解的。

2013年，乌拉街满族镇“三府”被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乌拉街满族镇“三府”不仅是清代东北民居建筑的代表，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对于研究清代东北边疆的治理、满族社会结构、打牲乌拉朝贡经济以及东北地区多民族文化融合，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乌拉街满族镇“三府”的对外开放，激活了静态的文化遗产，使其焕发出新的魅力。

作者 吴永刚（图片由吴永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