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看到友人的妻子漂亮，羡慕之余写下了一首词，感动世人近千年

《——【·前言·】——》

一次宴席，苏轼偶见友人王巩的侍妾——一个名叫“柔奴”的女子，美貌、温婉，出身歌妓却心志高洁。苏轼原本只是设宴迎友，谁料酒未尽，心先动。

动的不是情欲，而是敬佩——敬她风霜共苦的执着，敬她笑对岭南恶地的坦然。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让苏轼顿时写下一首词，千年之后仍被无数人反复吟诵。

1079年夏，汴京骤然风云突变，一场文人劫难悄然掀起。朝廷风头正盛的新法派对朝野言论极度敏感，尤其是那些才气横溢、敢言直书的“老臣”与地方官员，纷纷遭殃。而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苏轼的“乌台诗案”。

苏轼，一个原本深得百姓爱戴、仕途稳健的士人，因诗中几句暗讽政局，被台谏官弹劾。朝中党争激烈，弹劾声一片，有人看热闹，有人拍手称快。最终，他被贬黄州，记名不带俸。命虽保住，名声却几乎跌入谷底。

朝堂之外，牵连最深的，是他的好友王巩。

王巩，字定国，本是苏门门生，早年以文入仕，才情不俗，为人耿介。二人诗文往来频繁，政见也颇为一致。这在朝堂动荡之际，无异于把他推向火堆。果不其然，不久，王巩被朝廷下令贬至岭南宾州，成为地方最边缘的下吏。

岭南之远，非今日可比。那时地理险恶，瘴气重重，官职虽在，却与流放无异。彼时王巩年三十许，刚成婚不久，仕途正启，却一夜之间坠入泥沼。

出发那日，无人送别。可王巩的妻，却坚持同行。

这位女子，原非寻常闺秀，乃出身风尘，自号“点酥娘”，真名无人知。坊间多传她歌艺超群，貌美如画，当年王巩赴曲江书院讲学，偶经歌楼，见她一眼，便如雷击，一掷千金将其赎出，后纳为妾。

如此出身，本不该随贬，但她却说：“你往哪儿，我便往哪儿。”

就这样，一男一女，一车一琴，自汴京向南，踏上三千里贬途。

岭南之行，不是寻常颠簸，而是每一里都带着试探与压迫。

入蜀道，行崖谷间，车不得过，多数时需步行。入湘地后，多水路，船小颠簸，日夜噪虫惊人。至宾州，瘴疠横行，官舍简陋，夜来蛇虫自入床褥。王巩数度发热，点酥娘无一日离身。

她煎汤熬药，煮粥为餐，夜里吟歌相慰，白日扫院除虫。她没有抱怨，没有退缩——她没有把王巩当成“失势之人”，而是共患难的“家人”。

这不是传奇，也不是戏文，而是真实写入史家的细节：王巩“病而不废，贬而不怨，皆其人扶助者力也。”

在岭南，王巩与苏轼常以书信往来。苏轼在黄州苦中作乐，种地筑室，也常牵挂这位遭更恶贬地的朋友。他写信：“岭南多毒，慎养身。”王巩回：“毒不胜情，幸有伊人。”

信中不曾提“点酥娘”之名，但句句皆是牵念。

柔奴曾在回信中代笔一段：“岭地山重水远，人情闭塞，然小楼清风可凭，歌者抚琴有韵。”

这段话后来被传为词中那句“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的注脚。因为在烈日如火的岭南，有一个女子仍在歌唱，那便是“清凉”。

王巩没有官职上的晋升，也无力北返，但在岭南的三年，他未曾病重过一次，也未见颓废，靠的，正是柔奴的陪伴与支撑。

这段时间里，柔奴成为了他生命中最坚硬的盾。不是贵妾，不是名媛，是共苦之妻，是心灵支柱。

1083年，命运终于松了口。王巩被允准北返，苏轼也已调离黄州至杭州任通判。两人久别重逢，自是喜不自胜。

王巩一路北上，舟车劳顿，柔奴仍旧陪同。他回京第一件事，就是拜会苏轼。苏轼闻讯，立即在郊外设宴款待，选在汴水南岸一处幽院。

那日秋意渐起，黄叶轻摇。苏轼特邀几位故交，备了酒席，琴案香炉齐设，意在慰劳旧友三年艰旅。

王巩带柔奴同行，这并不常见。在朝中士人眼中，妾多不登大雅之堂，更遑论公开露面。但苏轼不是俗人，他见礼之余，主动为点酥娘设座。

酒至半酣，苏轼忽问：“岭南久居，可有乐声？”王巩微笑示意，点酥娘立起，缓步至庭前。

她身着浅色素衣，不施脂粉，面容柔和。琴在膝，轻抚弦起，一曲《长门怨》悄然流出。声音清透，不如京城教坊女子般浓艳，却似林间泉水，缓缓沁入人心。

苏轼起初端坐，其后不觉身倾，神沉其声中。他听到的不只是乐音，而是一段苦旅中无声的支撑。他看到的不只是容貌，而是风雨之后仍保持温柔的那种力量。

点酥娘唱罢，不语，静坐归席。苏轼饮尽杯中酒，却只觉喉头一阵酸。

席间，王巩谈及岭南苦况，言辞平淡，却藏无尽艰辛。苏轼随口问：“岭地可住否？”王巩笑答：“初苦，后安。幸有人随。”

此语入耳，苏轼内心忽地泛起波澜。

他这一生，见过太多声色犬马，听过无数金石之音。可那一曲素唱，那一身简衣，那一句“此心安处”，却是最动人之景。

回到府中，当夜，苏轼执笔未眠。烛下纸上，笔走龙蛇。

他写下那首《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字字珠玑，情感层层深入。既写出点酥娘之貌之音，更写出她背后那份陪伴不弃的坚韧；也写出王巩苦中带笑的豁达，最后一句更是将整首词点燃——“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是柔奴的心声，也是苏轼自己的映照。

他将词赠与王巩，并嘱后人流传。苏轼心中明白，世人或许会惊艳点酥娘之美，但他更想留下的是，那一份在最苦的地方，仍有人相守的深情。

《定风波》并非苏轼最壮阔的词，却是他最柔软的一笔。

词出之日，王巩手抚纸面，久久无言。点酥娘站在他身后，轻轻读出那句“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声音中带着一丝哽咽。她不是不明白这词中所含的情感，只是不曾想，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故事，会被一位朝堂诗人这样郑重其事地记下。

那一夜，她没有再歌，没有再言，只在苏轼门外，向北行了一个礼，低头离去。

对于点酥娘，这不是一场被赞美的意外，而是被看见的尊严。

从来歌妓入词，多半被写为风月之物，可苏轼却偏不。词里无欲，无俗，只一句“天应乞与点酥娘”，把她从尘埃中捧上云端——不是因她貌美，而是因她坚韧；不是因她动听，而是因她有情。

“自作清歌传皓齿”，写她天赋本真，不靠浓妆不靠粉饰，是骨子里的干净；“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写她在苦地不改本心，自带清凉气息；“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写她随王巩历劫而不老，笑里仍有旧时芬芳；最后那句“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不只是一句话，是三年岭南苦旅后，她给出的答案。

而苏轼，何尝不是在写自己？

贬谪黄州那几年，他也曾夜卧寒屋、朝种黄豆，心无归处。是儿子，是朋友，是心中的一口书气，支撑着他一步步走出阴霾。

他见王巩、见点酥娘，见到他们在苦难中守护彼此的身影，仿佛看到了自己。那一刻，他终于明白：真正的安，不在于官职地位，也不在京城繁华，而在于心灵是否有所依傍。

于是他写下这首词，不为风月，不为咏物，而为一个名字——寓娘，也叫柔奴，点酥娘。

这首词起初只在士人圈内传诵，后来逐渐流入坊间，尤其是教坊女子争相传唱，不再仅仅为了讨好宾客，而是因为其中有种“身份之下，仍有尊严”的呐喊。

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在读此词时曾感慨：“点酥娘者，非红粉而已，是人中玉也。”

苏轼一词，让一位歌妓从青楼之地走进文人心中，不再只是艳色之物，而成了坚韧与情义的化身。

然而，诗词归诗词，现实终归现实。

王巩北返之后仕途未再大起。苏轼调往杭州后又数度贬谪，终老海南。点酥娘的名字也未再出现在史册中，仿佛她只是为这一首词而存在。

但词却没有消失，反而一代代传下来。晚宋文人蒋捷读后写道：“此词非为女子而作，实写‘人之所安’也。”明代张岱在《夜航船》中称：“点酥娘之言，胜千古文章。”

到了清代，“此心安处是吾乡”更成为流行语，乃至今日，依旧出现在无数文章、讲座、演讲与社交平台中，被当作人生哲理广泛引用。

这句话流传千年，却从未老去，因为它击中了人的本质：人在漂泊中，需要一个心的港湾。

苏轼写下此词时，已是人生过半。他经历了乌台之狱、好友受难、官场沉浮、亲人离散，他的“心”早已千疮百孔。但他仍能在一次小小宴席中，于一个温婉女子的微笑里，写下如此清澈的句子，足见他的豁达与通透。

这份豁达，不是眼前无事的安逸，而是即便千疮百孔，也愿意相信人心可以温暖。

点酥娘也许再没有显赫一时的结局，但她的坚韧、她的深情、她的从容，早已透过那首词，被定格在中国文学史里。

她不是才女，不是名媛，她甚至可能一生都在别人故事的边缘，但她曾在那一刻，被苏轼捧上笔端，被千古传颂。

这是一种文学带来的“修复”：一个出身低微的女子，一个贬官的小吏，一个沉浮多年的文人，在一顿饭、一曲歌、一首词之间，相互看见，相互成全。

这也正是《定风波》的伟大之处。

它不仅仅是苏轼才情的展示，更是一种人文关怀的典范。它提醒我们，每一个在苦难中仍选择陪伴、仍愿微笑、仍保持温柔的人，都是值得尊敬、值得铭记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