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三部曲：从权谋博弈到帝国崩塌

西晋的权力漩涡，始于一场精心策划的“清君侧”政变。元康元年（291年），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图中“贾南风（皇后）”）望着朝堂上跋扈的杨骏、司马亮等外戚与宗室，眼中闪过寒光。这个因“黑胖丑陋”被父亲贾充嫁给傻皇帝的女子，早已用权谋证明了自己才是后宫与朝堂的真正主宰。

贾南风的首要目标是太傅杨骏——司马炎临终前指定的辅政大臣，其党羽遍布朝野，连女儿杨艳（图中“杨艳（皇后）”）都曾是司马炎的正宫皇后，可谓权倾朝野。但杨骏忽略了司马炎的另一位托孤大臣、汝南王司马亮（图中“司马亮（汝南王）”）的存在，更未警觉贾后与楚王司马玮（图中“司马玮（楚王）”）的暗中勾结。

司马玮是司马炎第五子，性格暴躁却勇武善战，因不满杨骏排挤宗室而被外放荆州。贾南风以“保护太子”为名，密令司马玮进京，同时指使心腹散布杨骏“意图废帝”的谣言。元康元年三月，楚王司马玮奉旨入京，与贾后合谋发动“矫诏之变”：以皇帝名义下诏，诬陷杨骏谋反，派兵包围杨府，诛杀杨骏及其党羽数千人，杨太后（杨艳之侄女）也被逼自杀。

杨骏之死并未平息权斗。司马亮作为辅政大臣之一，试图收拾残局，却被贾后视为下一个障碍。她利用司马亮与司马玮的宗室矛盾，先是让司马亮接任太宰，又挑唆司马玮以“谋反”罪名诛杀司马亮及其党羽卫瓘（图中“卫瓘”）。当司马玮的士兵冲进卫府时，卫瓘的孙子含泪提醒：“此为天子诏书吗？”少年尚且懂得权谋的虚伪，而司马玮还沉浸在权力带来的眩晕中。

然而，贾后很快对司马玮翻脸。她拿出伪造的“司马玮私自矫诏”的证据，将其处死。至此，“媚娘大战”的第一阶段落幕：贾后以“清君侧”为名，清除杨骏、司马亮、卫瓘等老臣，扶持汝阴王司马亮（图中“司马亮（汝阴王）”）等傀儡，自己则通过控制傻皇帝司马衷，开启了长达十年的“垂帘听政”。

这场三个月的混战，看似是外戚与宗室的权力洗牌，实则暴露了西晋立国以来的根本矛盾：司马炎为防曹魏“宗室衰弱”之弊，大封27个宗室王，赋予兵权财权，却未建立有效制衡机制。当贾后这样的权谋女子崛起，宗室与外戚的博弈便沦为毫无底线的血腥绞杀，而底层百姓只能在“三王流血”“五公伏诛”的惨剧中艰难度日。

元康九年（299年），贾后与太子司马遹（图中“司马遹（遇）”）的矛盾激化。这个由司马炎亲自抚养的皇长孙，聪慧英武，深得军民爱戴，却被贾后视为眼中钉。她先是诬陷太子谋反，将其废为庶人，幽禁金墉城，最终毒杀。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朝野——尤其是手握重兵的宗室诸王。

赵王司马伦（图中“司马伦（赵王）”）是贾后的亲信，却也是最擅权术的野心家。他趁贾后毒杀太子后，以“为太子复仇”为名，联合齐王司马冏（图中“司马冏（齐王）”）、成都王司马颖（图中“司马颖（成都王）”）发动政变，率兵闯入皇宫，诛杀贾后及其党羽。这场政变看似正义，实则是司马伦篡位的铺垫——他先逼惠帝退位，自立为帝，改元“建始”，上演了一出“叔夺侄位”的闹剧。

齐王司马冏本是这场政变的“盟友”，却在司马伦称帝后发现自己成了傀儡。他暗中联系河间王司马颙（图中“司马颙（河间王）”）、成都王司马颖，发出“讨贼檄文”，以“清君侧、诛伦党”为名起兵。永宁二年（302年），司马冏的二十万大军攻破洛阳，斩杀司马伦，迎惠帝复位。这位曾参与诛杀杨骏、司马亮的“功臣”，此刻成了新的权臣。

司马冏专权后，大肆培植党羽，任人唯亲，甚至将惠帝软禁在皇宫，自己住进“齐王宫”，过起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生活。他的弟弟司马超、司马冰更是嚣张跋扈，抢夺民田、霸占官员宅邸，引发天下愤慨。

更致命的是，司马冏忘记了“清君侧”的政治逻辑：当年他以“讨伦”为名起兵，如今自己却成了新的“伦”。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东海王司马越（图中“司马越（东海王）”）等宗室见状，迅速组成反司马冏联盟。太安二年（303年），司马颙部将张方率军攻破洛阳，司马冏兵败被杀，其家族三族被诛，上演了“断子绝孙”的悲剧——这正是第二集标题的由来。

司马冏的败亡，标志着八王之乱进入第二阶段：从最初的“外戚与宗室之争”，演变为宗室诸王之间的赤裸裸权力争夺。每一次“清君侧”的口号背后，都是对皇权的觊觎；每一次政变成功，都伴随着更疯狂的屠杀与更彻底的制度崩塌。此时的西晋，早已不是那个“太康之治”的盛世，而是沦为诸王角斗的角斗场。

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图中“司马越（东海王）”）在山东起兵，拉开了八王之乱的最终幕。此时的西晋，已历经司马伦、司马冏、司马颙、司马颖等诸王轮番坐庄，民生凋敝，兵源枯竭，就连长安、洛阳两座都城都多次易手。

成都王司马颖在邺城称帝时，曾联合匈奴贵族刘渊（图中“刘渊”）。这个自称“汉氏之甥”的匈奴首领，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建立汉赵政权，开启了“五胡”入中原的序幕。而在关中，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张方为补充军粮，竟纵容士兵烧杀抢掠，甚至挖掘汉惠帝陵墓，盗取珍宝，导致关中百姓“千里无烟”，经济彻底崩溃。

司马越最终击败司马颖、司马颙，迎惠帝还洛阳。但他早已看出西晋气数已尽：朝廷官员大多来自他的封地，军队因连年征战而丧失战斗力，各地流民起义（如王弥、石勒）此起彼伏。光熙元年（307年），惠帝突然死亡（一说被司马越毒杀），司马越立司马炎幼子司马炽为怀帝，自己以“太傅”身份专权。

永嘉五年（311年），汉赵大将刘曜攻破洛阳，俘虏怀帝，史称“永嘉之祸”。西晋宗室几乎被屠戮殆尽：司马越在出逃途中病死，尸体被石勒剖棺焚尸；曾经参与八王之乱的诸王，除司马睿（图中“司马睿（琅琊王）”，东晋开国皇帝）南渡江东外，其余皆死于非命。

八王之乱持续十六年，表面是宗室诸王的权力游戏，实则是西晋“分封制”与“门阀政治”双重弊端的总爆发。司马炎试图用宗室屏藩皇权，却让皇权沦为宗室博弈的工具；贾后、司马伦等人的权谋，不过是撕开了帝国腐朽的表皮。当五胡铁骑踏入中原，当衣冠士族南渡江东，这个曾以“太康之治”闻名的帝国，终于在诸王的“互砍”中走向灭亡。

八王之乱的故事，是一曲权力欲望的挽歌，更是一曲制度崩溃的悲歌。它警示后人：任何脱离制衡的权力，终将沦为吞噬一切的深渊；而一个建立在“家天下”逻辑上的帝国，终究难以抵御内部的蛀虫与外部的风暴。

从贾后诛杨骏到司马越败亡，八王之乱的每一页都写满了“背叛”与“杀戮”。它不仅终结了西晋的统一，更开启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当我们透过人物关系图回望这段历史，看到的不仅是诸王的权力博弈，更是一个时代对“如何平衡皇权与宗室”“如何避免权臣擅政”的失败探索。八王之乱的教训，最终在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宋朝的“杯酒释兵权”中得到回应，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进的重要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