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调不动粟裕，找中央评理，毛泽东急电：粟裕一兵一卒也不准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成为新四军历史上最沉重的悲剧。项英、叶挺率领新四军军部及9000余名战士匆忙北上，却在茂林地区遭遇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精心策划的伏击。

结果，除1000余人突围外，其余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项英被叛徒杀害，叶挺在谈判中被扣押。这场战役成为蒋介石及其麾下“常败将军”顾祝同军事生涯的罕见“亮点”，却给陈毅、粟裕等新四军将领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

然而，皖南事变的悲剧并非不可避免。

1938年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攻势减弱，蒋介石的注意力从抗敌转向内斗。在他眼中，活跃于江淮地区的新四军已成为“心腹之患”。新四军分为两部：项英、叶挺率领的军部驻扎皖南，地处国民党第三战区腹地；陈毅、粟裕的部队则活动于苏南，深入日占区开展游击战。相比苏南的陈毅、粟裕，蒋介石更将皖南的新四军军部视为首要目标。

皖南地处国民党控制区，周围驻扎着第三战区十余万大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蒋介石曾在作战会议上指着地图，冷笑道：“陈毅、粟裕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项英、叶挺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

在他看来，皖南的地形如同一个簸箕，只需盖上盖子，新四军便无处可逃。1939年起，蒋介石开始调兵遣将，逐步收紧对皖南的包围圈，为日后的皖南事变埋下伏笔。

1939年，周恩来亲赴皖南云岭村新四军军部视察。面对云岭村三面环山的“簸箕”地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半开玩笑地说：“这村子像个大簸箕，口向村里，风水好，财气旺。”

周恩来却神色凝重，摇头道：“新四军的风水可不好！你们住在国民党的簸箕里，周围全是敌军，千万别被包了饺子。”此言虽看似戏谑，却饱含深意，点明了皖南的战略困境。

早在1938年2月，毛泽东就建议项英率部离开皖南，向江苏茅山山脉发展。同年5月，毛泽东再次指出，敌后游击战是新四军的出路，“不要怕去日本人占领区，敌后群众基础深厚，活动空间广阔，只要指挥灵活，不怕日军威胁”。

他还提出，待茅山根据地巩固后，可进一步向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带扩展，打通江南江北的局面。然而，项英对毛泽东的建议置若罔闻，坚持固守皖南，错失了战略转移的先机。

项英作为老革命，资历深厚，贡献卓著。三年游击战期间，他率领红军余部在南方山区坚持斗争，九死一生。

抗战爆发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项英担任副军长，负责实际指挥。他为人正直、朴素，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受爱戴。然而，项英的固执与保守，使他缺乏战略远见。他有三点考量，导致新四军军部滞留皖南：

首先，项英深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方针的影响，担心东进会与国民党发生摩擦，破坏国共合作。他错误地认为，只要避免冲突，蒋介石就不会撕破脸。

其次，项英认为，向上海、南京等日占区发展，部队将面临被日军消灭的危险，远不如固守皖南“安全”。

最后，项英相信，日军迟早会进攻浙赣线，届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将不战而退，皖南将成为新四军的天下。他不愿放弃这块“巴掌大的根据地”，甚至从苏南调兵加强皖南力量。

项英的决策不仅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与陈毅、粟裕的建议背道而驰。他频繁从苏南抽调主力部队，如一团、三团，导致苏南力量被削弱，而皖南军部却陷入更深的包围。

1939年底，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蒋介石的阴谋。他警告项英，顾祝同、韩德勤等国民党将领正以“冬季反攻”为名，从江南、江北两面对新四军形成夹击之势。

1940年1月，项英召开会议，提出将皖南和江南部队分为两个独立作战单位，在不影响苏北发展的前提下，从江南抽调兵力加强皖南，并在国民党进攻时向浙闽地区转移。

这一计划遭到陈毅、粟裕的强烈反对。粟裕认为，向浙闽发展是“兵家死地”，不仅远离敌后根据地，还将陷入国民党重兵包围。

他与陈毅联名向中央发电，建议放弃皖南，集中力量发展苏南，直至海边，强调“皖南、苏南分则力弱，合则势强”。毛泽东迅速回复，明确指出：“新四军出路在江北，皖南部队必须自力更生，粟裕部一兵一卒不调。”他还命令项英将军部及主力移至苏南，与陈毅、粟裕会师。

然而，项英依然固执己见，迟迟不愿行动。1940年6月，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等部集结五个师、一个旅及地方保安团，共18个团的精锐部队，逐步收紧对皖南的包围圈。

毛泽东连发急电，催促项英北上，甚至在5月4日明确下令：“军部及皖南主力火速移至苏南。”但项英的犹豫让新四军错过了最后的机会。

粟裕展现了卓越的战略眼光。他深知项英北上危机重重，主动采取行动，为接应军部做准备。

1940年，粟裕以“慰问”为名，亲赴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的驻地，实则刺探敌情。他表面上与冷欣谈笑风生，暗中却让参谋记录冷欣指挥所的部队部署图，甚至在晨跑时绘制沿途军用地图。

更戏剧性的是，粟裕的参谋在厕所粪坑中发现了一张被国民党军丢弃的草图，揭露了国军南调部队、准备伏击新四军的计划。粟裕据此制定了作战方案，准备以两个团断冷欣后路，确保接应项英的通道畅通。

粟裕还派作战科长率精干侦查组，与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配合，从江南和皖南分头勘探路线，规划了从水阳、狸头桥到皖南军部的接应路径，最短仅80里，最长150里，两军会师仅需一天一夜。然而，项英的拖延让粟裕的努力付诸东流。

1941年1月，项英终于下定决心率部北上，却为时已晚。国民党集结8万大军，在茂林地区设下埋伏。新四军9000余人陷入重围，寡不敌众，指挥失当，仅1000余人突围成功。

项英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叶挺在谈判时被扣押，袁国平及其他骨干也相继牺牲。皖南事变成为新四军历史上最惨痛的一页，也暴露了项英战略决策的致命缺陷。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迅速调整新四军领导层，任命陈毅为代军长，粟裕为第一师师长。在两人的带领下，新四军主力渡过长江，进入苏北，摆脱国民党控制区，进入“天高任鸟飞”的敌后根据地。

1941年至1944年，新四军从2.5万人迅速扩编至12.5万人，增长了五倍。这一成就与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在国民党腹地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印证了毛泽东“敌后发展”的战略远见。

粟裕在苏中根据地的经营尤为突出。他不仅成功抵御日军扫荡，还开展大生产运动，创建被服厂、印刷厂、烟厂等企业，建立税收和贸易体系，极大改善了新四军的装备和后勤。

部队甚至用上了钢制汽艇，横行江南，威震敌后，被戏称为“四老板”。陶勇后来在朝鲜战场回忆苏中时，感叹：“那时的后勤供应真是顶呱呱！”苏中根据地成为新四军的“关中”，为华东野战军一纵、四纵、六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解放战争中的“三大铁拳”。

皖南事变的悲剧，归根结底源于项英的战略误判。他过分依赖统一战线，忽视了蒋介石的反共本质；他执着于皖南的“根据地”，低估了国民党重围的威胁；他拒绝东进敌后，错失了新四军发展的最佳时机。

与之相对，陈毅、粟裕的战略眼光和灵活机动，为新四军的浴火重生指明了方向。历史证明，敌后游击战是新四军生存和壮大的唯一出路。

项英的固执也反映了党内“国际派”思想的影响。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迎合了苏联的战略需求，却误判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皖南事变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政治上的教训，提醒共产党在复杂局势下必须保持独立性和战略主动。

皖南事变虽是一场悲剧，却也催生了新四军的涅槃。陈毅、粟裕在苏北的成功，证明了毛泽东“独自自主抗日”的战略智慧。项英的牺牲令人痛惜，但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不容抹杀。他的错误在于未能跳出固有思维，未能正视敌我形势的严峻性。

这场悲剧启示后人：革命事业需要远见卓识和灵活应变。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固守一隅只会自取灭亡；只有敢于深入敌后，依靠群众，才能开辟新天地。皖南事变的血泪教训，成为新四军乃至整个解放军前行的动力，也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增添了沉重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