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华北抗联司令高志远被杀，最终却导致一支八路军番号被取消

1939年4月27日这一天，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以“勾结军阀吴佩孚，企图叛国投敌”的罪名处决了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和参谋长李荣久。

高志远和李荣久被处决后，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宋时轮和政委邓华还有冀东抗日联军党代表董毓华都是既悲痛又惋惜。

那么为何高志远被处决后，会让这么多八路军高级领导层感到悲痛和惋惜呢？

1907年，高志远出生在河北省滦南县多余屯村的一个殷实农家。7岁时，他踏入私塾，幼年读书时，他就对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十分感兴趣，也在他心中种下了爱国的种子。14岁那年，因家道中落，高志远辍学回家，扛起锄头，成为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

15岁起，高志远开始练习射击。彼时社会动荡，农村富户为保平安，纷纷购置枪支，这给了高志远练习的机会。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勤奋的练习，他很快掌握了射击要领，弹无虚发，成为远近闻名的“滦河神枪手”，也为他日后的抗日行动奠定了基础。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全国，也深深刺痛了高志远的心。他常常从东北大学的学生杨莲芝及其弟弟口中，听闻东北“义勇军”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内心的热血被彻底点燃，一颗抗日的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他渴望像义勇军一样，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国家。

1933年1月，日军进犯山海关，长城抗战爆发。高志远再也坐不住了，他变卖了自家的部分土地，又四处联络乡绅，筹集资金，支援前线抗战。不仅如此，他还招募了约200人，组成一支队伍，满怀壮志地准备奔赴前线，加入“义勇军”，为保卫长城贡献自己的力量。

然而，命运似乎跟高志远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在汀流河，他们遭遇了司营土匪刘兰亭，队伍被土匪无情缴械，高志远的首次抗日行动就这样夭折了。

但高志远并没有被挫折打倒。之后，他又带人辗转投奔冯玉祥将军组织的“抗日同盟军”，可惜再次受阻。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放弃抗日的信念。在北平，他结识了共产党员化名为王仲华的董毓华，两人志同道合，结为挚友。在董毓华的影响下，高志远的抗日思想更加坚定，也开始接触到更先进的革命理念。

1933年底，高志远回到老家，凭借着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组建了马城三区自卫民团。从此，他带领着这支队伍，正式走上了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道路。

1935年，日军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通过《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等不平等条约，将冀东地区变为其殖民地。一时间，冀东大地土匪猖獗，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汉奸刘佐周妄图兼并各地民团，以扩充自己的势力，为日军的侵略服务。

高志远与陈宇寰、殷焕章等民团首领商议后，果断将刘佐周派到民团的人抓回退回，坚决抵制他的卖国行径。

2月21日，高志远率先发动了“马城起义”，他带领着民团，向刘佐周的势力发起了猛烈攻击，打响了冀东人民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

刘佐周得知起义消息后，恼羞成怒，立即派叔父刘三阎王带领300多名骑兵进剿。高志远和民团成员们毫不畏惧，凭借着顽强的斗志和灵活的战术，成功击败了这股敌人，取得了首战的胜利。

然而，刘佐周并不甘心失败，他亲自率领1000多人前来追剿。双方在牛东庄石桥附近展开了一场激战。由于起义民团武器装备简陋，人员素质也参差不齐，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逐渐陷入了劣势。

最终，起义民团被打垮，高志远不得不带领残部突围。这场战斗虽然失败了，但它粉碎了刘佐周的阴谋，彰显了冀东人民抗日的决心和力量，也让高志远在冀东地区声名远扬。

马城起义失败后，高志远逃到了台头营。在台头营，他结识了许维纯，两人志同道合，成为了挚友。通过许维纯在滦县伪政府任职的朋友，高志远得知了汉奸刘佐周的行踪。

原来，刘佐周镇压起义后，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民团首领及其家属，还逮捕了陈宇寰。高志远得知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决心除掉这个汉奸，为牺牲的战友和受苦的百姓报仇。

1935年6月，高志远得知刘佐周带领卫兵去乐亭“大摆香厅”，便计划在必经之路上的葛代坨村东的坟岗子处设伏。然而，他考虑到葛代坨是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根据地，一旦在这里发生刺刘事件，可能会给地下党组织带来极大的危险。经过深思熟虑，高志远最终放弃了这次机会。

不久后，高志远又得知刘佐周将去火车站迎接日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他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8月4日中午，高志远化装成厨师，潜入滦县火车站。他潜伏在刘佐周即将进入汽车的位置附近，静静地等待着时机。

当刘佐周出现时，高志远迅速掏出手枪，瞄准刘佐周，果断开枪。随着几声枪响，刘佐周倒在了血泊中，当场毙命。

高志远成功完成了刺杀任务，但在撤离过程中，他也与敌人发生了激烈的交火，身中数刀，好在他凭借着出色的身手和顽强的意志，最终成功逃脱。

高志远刺杀刘佐周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冀东乃至华北地区，天津《益世报》和《大公报》等报刊纷纷报道，就连日本的《关东报》、伪满的《满洲报》等也对此事做了报道。高志远成为了冀东地区的传奇英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打响。高志远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与中共党员李运昌等人商议发动武装暴动，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此时，毛主席得知冀东地区的抗日形势后，决定全力支持，指示宋时轮、邓华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配合当地的抗日武装力量。

1938年7月，冀东武装抗日暴动正式爆发。高志远被推举为冀东抗日联军司令，他带领着广大抗日军民，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他的指挥下，抗联部队三打乐亭城、两攻滦县城，在倴城建立了抗日政权。

每一次战斗，高志远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他的英勇表现让战士们深受鼓舞。他还十分注重部队的纪律，规定“不拿百姓一粒粮，不进民宅半步”，并且经常将查抄的日伪物资分给穷苦百姓。

在高志远的带领下，抗联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人数达到了1.79万人，成为冀东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支重要力量。当地百姓为了表达对他的爱戴和拥护，还编了歌谣传唱：“高司令，枪法准，带着弟兄杀敌人；开仓放粮济穷人，冀东百姓齐拥护。”

1938年9月，冀东地区的抗日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军察觉到冀东抗日联军的威胁，开始调集重兵，准备对冀东进行大规模的围剿。面对日军的大兵压境，冀东抗日联军和八路军第四纵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继续留在冀东坚持斗争，还是撤往平西进行整训。

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的意见是四纵和冀东抗联全部撤退到平西，但高志远所部都是冀东子弟兵，他不想离开冀东，所以他反对离开冀东地区。

不过最终高志远还是选择遵从了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的命令，带着队伍决定一起随四纵撤退到平西。

这个决定虽然是多数人的选择，但也为后来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隐患，高志远“打回冀东”的想法也在后续与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的战略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分歧。

就这样冀东抗联踏上了西撤平西的艰难征程，10月中旬，五万抗日大军开始从冀东撤退。起初，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尚有信心，认为一路撤退后能够安全到达平西。

但很快，艰难的行军生活开始剥夺他们的体力。因为战斗连续不断，战士们缺乏休整的时间，疲劳逐渐显现。暴动队伍中大量新兵，他们甚至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训练，许多人对长途跋涉的艰难根本没有心理准备。且敌人一直在背后追击，撤退部队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敌人的骚扰和威胁。

最为惨烈的战斗出现在蓟县。高志远带领的部队被敌军截击，让这些未曾经历过大规模战斗的新兵们几乎陷入绝望。

随着敌人的步步紧逼，不少队伍开始分崩离析，撤退的队伍变得更加杂乱无章。尤其是当部队走到平谷、密云一带时，形势愈加严峻。潮白河被敌人封锁，撤退的道路彻底被切断。

陷入绝境的部队开始承受巨大的压力，粮草匮乏，天气严寒，战士们只能靠着一些简单的野菜和干粮维持生命。一路上，部队的伤亡不断增加，许多战士因饥饿、冻伤甚至敌人攻击而牺牲。

很多本应成为抗日骨干的队伍，在撤退的途中被敌军消耗殆尽。高志远部、洪麟阁部、李运昌部等数支队伍，都在撤退过程中遭遇不同程度的毁灭性打击。

最终从冀东撤退的队伍，到达平西整训基地时，最终只剩下几千人。这场西撤行动，成为了冀东抗日联军一段惨痛的记忆，也让高志远更加坚定了打回冀东的决心，为他将来与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1939年，对于高志远来说，是命运发生急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他被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以“勾结吴佩孚，企图投敌叛国”等罪名逮捕，并最终被处决 ，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据当时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文献记载，高志远对平西八路军的领导人心怀不满，想脱离挺进军，撤出平西。为达到目的，他正与传闻准备出山组织伪军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联络，阴谋叛变投敌。然而，这些所谓的“证据”，在后来看来，却疑点重重。

当时的审判过程，看似公开公正，有公诉人杨春甫提出公诉，地下党员、高志远的秘书陈飞等人提供证据，还召开了公审大会。

但从一些细节来看，却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比如，高志远的秘书陈飞“揭发”他，却没有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高志远叛国投敌的事实。

而关于高志远与吴佩孚联络这一点，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吴佩孚本人在当时是极具民族气节的，他多次拒绝日本的拉拢，宁死不肯与日本人合作，在1939年12月4日时被日本医生下毒暗害，所以说高志远勾结吴佩孚准备投敌，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在审判过程中，高志远并没有坐以待毙，他据理力争，坚决否认这些罪名。他指出，自己一心抗日，从最初变卖家产组织抗日队伍，到后来参与冀东大暴动，每一步都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怎么可能突然叛国投敌？他还表示，自己与吴佩孚联络，只是希望能借助吴佩孚的影响力，为抗联争取一些物质支持，绝无叛变之意。

然而，高志远的抗争，加上宋时轮、邓华、董毓华等八路军高级指战员为他求情都没有改变最终的结局。

1939年的春天，高志远被执行了死刑。他的死，让冀东抗联的许多官兵感到震惊和愤怒，他们无法接受这样一位抗日英雄就这样被杀。高志远的旧部上千人连夜离队，这不仅对冀东抗联的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也使得冀东地区的抗日斗争陷入了一段艰难的时期。

在当时的冀东地区，高志远是一面旗帜，他的死让当地百姓深感悲痛和不解。许多百姓曾亲眼目睹高志远为抗日所做出的努力，他们无法相信这样一位英雄会是叛国投敌的汉奸。

这一事件也让冀东抗联的一些官兵对上级的决策产生了质疑，导致队伍内部出现了思想波动，抗日力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一些原本积极抗日的民众，因为高志远的遭遇，对抗日的前景感到迷茫，参与抗日活动的积极性也有所下降。

对于挺进军而言，高志远的死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所带领的部队是挺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死导致这支部队的官兵大量离队，使得挺进军的兵力锐减，战斗力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同时宋时轮和邓华等人对高志远的判决也表示不满，最终导致宋时轮和邓华主动找理由申请调离挺进军，而高志远的至交好友董毓华后来怀着悲痛情绪带病坚持工作期间牺牲在了工作岗位上。

他们的离开和离世也进一步削弱了挺进军的实力，此后，挺进军在与日军的战斗中逐渐陷入被动，最终在1942年被撤销部队番号，这其中高志远被处决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新中国成立后，追认了很多昔日高志远在华北抗联牺牲的亲密战友为抗日烈士，唯独高志远没有获得追认，因此他的后人多方奔走想替他正名。

高志远的后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还在努力为他奔走正名，他的后人认为高志远并非是中共党员，属于是与中共合作的民间抗日武装力量，不能按共产党员的标准去要求他，而且他想投奔吴佩孚不算是叛国投敌。

再有就是1975年以后，昔日很多杀害过共产党员的国民党战犯都被特赦了，而高志远一生从未伤害过一名共产党员和普通百姓，却还要顶着“叛国投敌”的罪名，这对他及他的家人十分不公。

并且在1994年前后，冀东滦县地方志办公室也曾认为高志远“叛国投敌”罪名证据不足，想替高志远平反。但由于牵扯到很多复杂因素，因此高志远至今未被平反正名，不过民间抗日研究会已经认可高志远为冀东民族抗日英雄。